茶马古道的繁荣和发展

从久远的唐代开始，历经岁月沧桑1000余年，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大走廊，连接着沿途各个民族，发展了当地经济，搞活了商品市场，促进了边贸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沿途地区的艺术、宗教、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茶马古道是一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道路，是一条民族团结的道路，更是维护祖国统一的纽带。它之所以蜚声海内外，因为其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茶马古道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加强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

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

而且，茶马古道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的经济关系。

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民族的团结，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其次，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

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

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艽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占全川茶叶的80%以上。清代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

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

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另外，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队、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居住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

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队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在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商业重镇。

于是，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驼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打箭炉，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

于是，在茶马古道上就应运而生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城镇。

在甘孜州境内，除打箭炉外，泸定也是历史上汉藏贸易的一个重镇，它包括今泸定岚安、化林坪和泸桥镇。

泸城镇的开发与繁荣则无不与汉藏贸易与泸定桥之建造有关，泸定县治，旧称泸定桥。海拔1400米，明以前为“西番”村落，番名“阿龙”，属杂道长官司管辖。清初，从音译：“安乐坝”，安乐坝其时与此河原相连。

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3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也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文化格局。

特别是在康定这一汉藏贸易的中心地，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十分突出。

进入清朝以来，入藏和来康的文人雅士、官吏逐渐增多，来到康区，因事因景而感发抒怀之诗词、文章、著作渐增，并流行于世。

例如姚莹的《康辅纪行》、岳钟琪的《泸定桥诗》、刘赞廷的《懒兵诗》，康定头道水“小天都”瀑布的摩崖石刻、和宁等人的《咏小天都瀑布》等诗都脍炙人口。

此外，康定地名和泸定桥来历的传说中，既有汉族的传说故事，也有藏族的传说故事，两种传说依然在民间流传，而无厚此薄彼之非议。

历史已经证明，茶马古道原本就是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马帮每次踏上征程，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之旅。茶马古道的艰险超乎寻常，然而沿途壮丽的自然景观却可以激发人潜在的勇气、力量和忍耐，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从而衬托出人生的真义和伟大。

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在茶马古道上的广泛传播，还进一步促进了滇西北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

沿途上，一些虔诚的艺术家在路边的岩石和嘛尼堆绘制、雕刻了大量的佛陀、菩萨和高僧，还有神灵的动物、海螺、日月星辰等各种形象。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艺术造型为古道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种精神上的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川藏茶马古道文化在四川从川古的邛崃一至延伸到金沙江畔，其中康定、泸定成为茶马古道文化的核心区，汉、藏文化的交汇点。

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

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

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和，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出现，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旁注]

岳钟琪　清朝名将。字东美，号容斋，1710年，34岁的岳钟琪随父入了川籍，由捐纳同知改武职，任松潘镇中军游击、副将，后擢四川提督、署川陕总督，以宁远大将军率军，1732年被夺官下狱，1737年得释，为四川提督，平大金川有功，封公爵。

嘛尼堆　又称玛尼石，是我国藏族的传统民间艺术，大都刻有六字真言、慧眼、神像造像、各种吉祥图案，以期祛邪求福。“玛尼”来自梵文佛经《六字真言经》的简称，因在石头上刻有“玛尼”而称“玛尼石”。

虫草　又称为冬虫夏草或冬虫草，冬天是虫，而夏天就变成草了。冬虫夏草是一种叫做蝙蝠蛾的动物，将虫卵产在地下，使其孵化成长得像蚕宝宝一般的幼虫。有一种孢子，会经过水而渗透到地下，专门找蝙蝠蛾的幼虫寄生，并吸收幼虫体的营养，而快速繁殖，称为虫草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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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海内外的歌曲《康定情歌》就是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结果。这首歌的雏形来自康定三道桥民间，属于流行于康定的许多民歌中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曲中，人们既能感受到藏族民歌的韵味，又能体察到汉族民歌的影子。集中地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升华的产物。

一首《康定情歌》和一座泸定桥使康定和泸定两座城市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历史名城，成为甘孜州人文旅游资源最闪亮的品牌。

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干、吴作人，都曾到过茶马古道上的康定采风作画；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康区多年，为后世留下了不少著作；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舞蹈家戴爱莲等地曾在康定进行过艺术表演……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成为康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光点越发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