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上丝路逐渐没落

清廷入关之后，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统治，曾经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于1660年、1662年、1678年3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但是，已经建立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并未断绝。清初，广州通向欧洲的丝绸之路，仍沿明代的航线。

美国人威廉·亨特在其所著《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说：

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7世纪前半期出现在广州，相继而来的是丹麦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西班牙人曾一度邀请中国人到他们的殖民地马尼拉去，后来，他们自己也来到广东省城。

他又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最初到达广州是1600年至1650年之间。”上述两段话，大体上概括了明末清初西方国家的航船进入广州的情况。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曾大量学习西方科学，他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

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

1685年，清政府下令“开海贸易”，并在广东、福建、浙江、云南四处设置口岸，置海关和建立关税制度。从此结束了禁海闭关政策。

于是，一些欧洲国家循着明末已经开辟的欧亚航线先后来到广州。

1689年，英国商船“防御号”首先进入广州，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分为两队，分年轮流驶来，有些船只经由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到我国，而其他船则是直达船。他们的船是1800吨至2000吨的豪华大船。

1698年，法国“安菲德里蒂号”来到广州，正式开始中法两国的贸易；1715年，奥地利3艘商船驶扺广州；据统计，1714年至1720年，英、法等国到广州贸易的船有68艘；1739年，瑞典“哥德堡号”首次驶入广州。

随着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商船先后进入广州，而且就在广州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自纽约起航，载着40多吨的洋参，于8月28日到达广州，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

这艘360吨的船是一群纽约商人购置和装备的，船长是约翰·格林。该船扺达广州黄埔港时，受到广州海关官员的欢迎。

船货管理员山茂召说：“中国人很喜欢她（船）……称我们为新民族。当我们用地图示以我国的疆界及现在和日益增加的人口时，他们看到他们的物产将有这样一个广大市场，很为高兴。”

“中国皇后号”返回美国时，带回了瓷器、丝绸、织锦、茶叶、漆器、家具等多种品种的中国货。

山茂召在1786年又一次驶往广州。他在写给他的弟兄的信中说：“我这次出行的条件，颇有大展宏图的希望。”

“中国皇后号”的航行路线，是按照欧洲国家商船航行的传统航线，即从纽约起航之后，向东航行，横越大西洋，到达非洲大陆的最西点塞内加尔的佛得角。又横渡印度洋，穿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的海峡，然后驶向我国的澳门。扺达澳门后，由我国引水员领入内河，扺达黄埔。

值得注意的是，稍后纽约的“白特塞号”的出航是绕道合恩角驶往南洋，再从那里驶赴广州，然后取道好望角折回纽约，全程共计23个月。

“中国皇后号”两次胜利远航广州和运回名贵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美国波士顿、费城、塞勒姆、普鲁维登斯、巴尔的摩等东部沿海城市。

于是，这些城市的富商们也纷纷派遣商船到广州贸易。1786年，费城的“广州号”商船和塞勒姆的“伟大的土耳其号”商船相继驶往广州。

继1790年3月“马萨诸塞号”从波士顿驶向广州之后，接着又有“华盛顿夫人号”、“香客号”从波士顿驶入广州。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扩大，1805年有37艘美国船装载价值近575万美元的货物至广州进行贸易。

至18世纪末，美国的对华贸易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自从清政府下令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等4所海关之后，又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海外贸易的制度，于1686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经营对外贸易。

“十三行”也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十三行”的名字源于明代。清初设立“十三行”并非固定13名行商，而是时多时少，数量一直在变化。

广东海关设立的时候，由于外国商船扺港的并不多，当时的“十三行”只有几家行商，凡是从内地运来的茶、丝等货物，都在这里交易、过秤、打包，并加上标记。经与外商洽谈订货之后，从这里运往黄埔，十分便利。

当时的“十三行”是广州官府特许经营海外贸易的唯一机构，它的职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即独揽广州的对外贸易，代购代销进出口货物；第二，行商向粤海关代纳所有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第三，按照官府的指令，转达政府对外商的有关规定和与外商之间的各项交涉；第四，负责监督外商，为外商做担保人。

上述4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清政府设立海关和在广州成立“十三”行作为专营对外贸易的机构，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但赋予民间商业机构的某些外交事务，则给行商造成了不应有的压力和困难，甚至受到不应有的惩罚。这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清政府为了严格控制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企图“移市入浙”，打进中国丝茶产区和害怕“外夷桀骜”，无法驾驭，便于1757年封闭福建、浙江、江苏三大海关，只保留广东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统由广州出入。

从这时开始至1842年的80多年间，“十三行”总揽全国的对外贸易，成为我国唯一的独特的商贸团体。

后来，“十三行”行商组建公行团体，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个创举，而且很有必要。它可以使广州的对外贸易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纠纷和业务上的损失，可以促进行商之间的互济，可以加强与外商的沟通。

事实上，外商对公行这一团体机构也很满意。

伴随着广州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西方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旅行家、传教士、医生也接踵而来。这些人或者出于商业的需要，或者慕名前来学习我国的文化艺术和了解人情风俗，或者出于传教，或者披着宗教的外衣，搜集情报。

那些到过我国的西方人，推动着更多的西方国家的人士学习我国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收集我国国画、文学作品以及我国重要产品的制造技术和方法，并在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学习、仿制中国瓷器、纺织品和精湛工艺品的浪潮，出现了一股“中国热”。

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先后仿制中国瓷，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在弓城设立的新广州瓷厂，设备和图式都来自广州。

尽管如此，清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取得很大效益，由于清政府看不清当时形势，所做的贸易都是亏本生意。

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朝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朝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朝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朝朝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

[旁注]

洋参　是人参的一种，又称广东人参、花旗参，由于美国旧称为花旗国而得名，原产于美国北部到加拿大南部一带，以威斯康星州为主。

康熙（1654年～1722年），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他8周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国画　我国古代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汉族传统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这种画种被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题材可分人物、山水、花鸟等，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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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产物，而海上丝绸之路自由贸易则是十三行成就的关键。

十三行是一个全国性的外贸垄断组织，是一个机构，也是一种制度。这种被学者们称为“广州制度”的十三行和制度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学术上尚有争论。

十三行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需要开放，更多地开放，更主动地开放。十三行给我们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宝贵的无形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