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茶马古道继续发展

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从隋唐始，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我国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唐宋时期，内地输往藏区的茶叶主要是青藏道。但自宋朝以来，甘孜州就是从四川至康区、西藏的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要冲地带。

宋元时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门等地与吐蕃等族开展茶马贸易，但数量较少，所卖茶叶只能供应当地少数民族食用。

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

至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更加重视，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

于是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茶道的兴起，促使川藏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和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加强。

明代初期，从川西到康藏的川康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至名山、雅安、荥经、汉源、泸定、康定，然后出关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西藏。

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进入康定的茶称“大路茶”。明代时期，黎、雅、碉门成为川西茶马互市的最大市场，史书中有对“秦巴之茶”的记载：

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五千余里皆用之。

明洪武年间，又开通了一条从碉门经泸定岚安、烹坝的茶马贸易通道，于岩州设市，置岩州卫，保护市易。川西茶马互市的市场从黎州西移至岩州，即泸定县岚安乡。该道在历史上俗称为“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打箭炉即康定。

由此，川藏道进入康定起，就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抵达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西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向西藏地区。

由于明朝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1/10，支付在甘青藏区“差发马”所需茶叶，其余大部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

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取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

1398年5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乃输碉门茶课司，余就地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易及与西蕃市马。”

1458年，明朝规定今后乌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促使乌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贡。

1470年，明廷更明确规定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乌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

同时，明朝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千克茶叶输往康区转至乌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

而乌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茶道的畅通。于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川藏茶道同时成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明太祖洪武年间，一匹上等马最多换茶叶60千克。明万历年间，则定一匹上等马换茶30篦，中等20篦，下等15篦。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明代末期，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进入清朝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汉藏贸易中心，同时也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中心，历代中央王朝治藏的重镇。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

那时，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30多千米。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数百年后仍清晰可见。

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辽阔的平原。要攀登陡峭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岩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

要涉过汹涌咆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

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

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

这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

川茶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

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

1706年，建铁索桥。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至1911年，设为县治，后来发展到商贾30余家，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代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搭帐篷竖锅桩，作为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

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1729年，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成为了闹市。

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涌入康区。内外汉蕃，都聚集在一起。

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48家，商业相当繁荣，成为西陲一大都市。

此外还有里塘、巴塘、道孚、炉霍、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兴起而发展为商业城镇的。

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

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力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1735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就力图使印茶取代川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

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我国汉、藏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

当时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10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拒食印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进藏，免贻后患无穷。

清朝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汉藏经济、政府收税以及茶农茶商利益考虑，也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倾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

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

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并在西藏设立分公司，打破了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茶马古道上，四川茶叶也成了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旁注]

打箭炉　即康定。相传，三国时期蜀汉军师诸葛亮率大军南征孟获途经雅安，曾遣一名叫郭达的将军，到今天的康定城一带为军队造箭，郭达将军一人每天能造箭数千支，当地百姓感到惊奇，将其视为神灵供奉，并将郭达造箭之地叫做“打箭炉”。

锅庄　又称为果卓、歌庄、卓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藏族的三大民间舞蹈之一。在节日或农闲时跳。锅庄分为用于大型宗教祭祀活动的“大锅庄”、用于民间传统节日的“中锅庄”和用于亲朋聚会的“小锅庄”等几种，规模和功能各有不同。

汤显祖（1550年～1616年），我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在戏曲创作方面，反对拟古和拘泥于格律。作有传奇《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在戏曲史上，和关汉卿、王实甫齐名，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喇嘛　藏语，意为和尚。本来并不是每个出家人都能称为喇嘛的。正确的称呼是：出家的男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出家的女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尼，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尼。在我国的内蒙古、青海、西藏等处，皆称僧为喇嘛，意思是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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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印茶乘机大量销入藏区，西藏地方上层在英帝国主义的煽动下进攻川边地区，四川与西藏发生军事冲突。

双方的亲密联系有所削弱，唯有川茶仍畅行于川藏之间。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川茶更成为一种“国防商品”，沟通内地与西藏的重要经济联系，并借此而增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的政治关系和汉藏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