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海上丝路继续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我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的开辟，使我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兴盛一时。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个朝代的发展，航海路线不断得以完善。

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几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594年，隋文帝下诏立祠祭祀四海，在广州外港黄木湾建南海神庙，此后历代帝王都派员到庙立碑致祭，后世存有各种御碑、古碑30多通，有南方“碑林”之称。

广州黄埔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是我国最大的海神庙，是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遗址，是当时国家重视海外贸易的体现。中外商船出海前按例到庙拜祭，祈求航海一帆风顺，贸易兴隆。庙前有“海不扬波”石牌坊。神庙所在的古扶胥镇有繁华的外贸集市。

以此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达南洋、南亚、西亚和东非，因此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后世形成了庙会，十分热闹，期间有数万人来赶庙会。

607年，隋炀帝派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即今马来西亚，那时的使官其实主要也进行贸易活动，这也进一步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

据日本古史记载，公元前6年，我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3世纪，我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

隋代，我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至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为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一直沿用着我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在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我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

671年，唐代僧人义净出访东南亚和印度等30余国，历经25年，译经56部，共230卷，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为61人立传，这些人大部分是取海道往印度的。唐代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广州光塔路一带居住有12万外国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这里有蕃坊，还有蕃市、蕃学、蕃仓，形成了当时十分繁华的国际珠宝市场。

唐天宝年间，阿拉伯人建造了怀圣寺光塔，这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塔，具有导航、瞭望和气象观测作用，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丰碑，一直保存着清真先贤古墓等重要遗物。

唐太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4000艘，603年至894年间日本来唐人数达3622人。

753年扬州高僧鉴真经5次东渡失败后终于成功到达日本。

隋唐宋元时期，由于政府重视海外贸易和海外交通航线的开辟，中西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广州港已发展到能容大小海舶千艘。

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

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

唐人贾耽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中西交通的最长航线，长达14000千米。其时市舶的收入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失去这一财源，“国藏浙当废竭”。广州市场上“雄番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

至宋代，广州城市进一步国际化，宋神宗年间已是“城外蕃汉数万家”。有的蕃商“住唐”达“五代”，“家资数百万缗”。“广州富庶天下闻”。

古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说广州“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的船只多。”

阿拉伯游历家伊本·白图泰认为广州是“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及。”

661年，唐高宗首设市舶使于广州。

971年，宋太祖命令在广州设市舶司。

1080年，宋朝正式颁布《广州市舶条》，并向全国推行。从机构和制度上加强对外贸的监督、管理。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

宋朝也是我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我国四大发明的3项发明在宋代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像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

同时，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技术都达至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据研究，两宋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的商人几乎控制着从我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这一时期，有很多的我国丝绸被运往日本。

泉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时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大量世人罕见的中外历史文化瑰宝。

两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东向日本、高丽，航行季节多在夏、秋，利用东南季风渡海。

南宋时，前往高丽有两条路线可行，这两条航线形成于唐朝。唐代承汉代南朝海航传统，黄海北线、南线并存，又新开辟东海南线、北线航路。

东海南线是从日本大阪出发，经过平户岛，沿九州西岸南下，经汸津、种子屋久诸岛、冲绳，最后横渡海峡，抵达我国。《新唐书》记载：“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

东海北线是从江浙沿海诸港出发，途经日本九州直航，当时的商人多取这个路线通航。

宋代渡海远航，已广泛使用指南针导航，其一为水罗盘；二为磁性工具。可以说，宋代首用磁性工具导航，开创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

市舶司制度起源已久，在我国历代与海外贸易、交往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唐朝时，官方就开始有了专门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司。当时，浙江的明州就设有市舶司，隶属于浙江舶务。

市舶司制度成熟于宋代。宋初设市舶司务于浙江、福建和广州。两浙市舶务最初设置在杭州，992年迁到明州，即今浙江省宁波市，以后逐渐增加至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江阴5个市舶司。

1195年至1224年，江阴、秀州、温州三地舶务又相继撤销，仅留下明州一处。

南宋乾道年间，在来安门外滨江建有“来远亭”。宝庆二年重建，更名“来安亭”，亭址即今东渡路水弄口，是外商办理签证查验的关卡。

1227年，又设置舶务厅事于东南侧的戚家桥，即今天的嘉祐巷。市舶提举司在东门姚家巷北，即今旗杆巷北的东后街与车桥街交界的西侧。市舶船厂在今灵桥北堍的奉化江边。

基于市舶司制度的完善和宋王朝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视，宋代对于对外贸易的管理是相当成功的。

对于进口货物，首先到官署即市舶司登记，缴纳一般大约10%的入口关税，之后再流入市场，当然，开始的时候仅允许在管定地点贸易，但是不久之后就放弃了这些限制。

商人出关，也要先到当地市舶司详细登记此次出航所带的人员、货物内容数量、航行方向、航线以及出航时间，之后领取官方发放的“引”作为许可证，并要求在航期内回港登记。

宋政府市舶司对于对外贸易也是有严格监控的。在制度上，宋政府对于出口货物有几项禁令，基本目的是防止战略性资源外流到敌国手中，比如铁和兵器是严禁带往海外的，对进口货物也有一些是禁止入境的。

同时政府严厉打击走私和偷渡行为，走私和偷渡行为是要受到严厉的刑罚制裁的。

市舶司及其相关制度措施的实施，保护并且拓展了正常的对外贸易，而且使宋代以前朝贡贸易为主、礼节性为主的经济来往，逐渐转变为官方和民间贸易并存的局面，以政治性贸易为主的地理交往转变为中朝民间资本自发追求商贸利益的航海行为，自此，我国与朝鲜半岛互市，兴旺发达。

明州自古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外贸海港，在闻名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明州港作为外贸港经过唐代长期发展、积淀后，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

明州港除了集海河货运便利于一身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航运条件之外，制船、航海技术的成熟。

市舶司制度建设的完善，尤其是明州高丽使行馆的建设等，都为明州在宋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海上贸易的作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高丽使行馆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港文化的重要象征。

高丽与宋朝的朝贡贸易，有东路、南路两条贡道。据《宋史》记载，高丽使者一般皆由山东登州登陆，由陆路到都城开封朝贡，即东路。

当时，高丽使臣向宋朝廷建议，为了避开契丹国的威胁，要求改变贡道，通过水路由明州登陆，再转杭州经运河到开封，即南路，获得宋王朝的批准。

这样，明州成了唯一贡道，经明州与高丽贸易主要是朝贡贸易，数额逐渐扩大。以未改贡道时为例，宋仁宗天圣八年，高丽使者到宋朝贡的共有293人。

1052年左右，市舶收入达53万贯，至1066年左右，增至63万贯，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有鉴于此，明州人楼异在任随州知州向皇帝陛辞时，建议在宁波设来远局，建高丽使行馆，以供高丽使者每年来宋贸易之用。

他的建议获得宋徽宗采纳，便改命他任明州知州，以执行这一任务。

楼异到明州后，于1117年在月湖建高丽使馆，这是设在江南的唯一一所高丽使馆。高丽使馆实有两种功能：一是安顿高丽使者的食宿；二是储藏货物的栈房。

高丽使馆安置的货物有两种：一种是从高丽运来的朝贡货物，这些货物在三江口经过抽解，即缴纳船舶税，一般为10%。

剩下的大部分，据《宋史·食货志》的《互市舶法》记载，由明州官府统购，或付以铜钱，或以货换货，所换的货物主要为丝织品、瓷器、茶叶、书画、乐器、雕塑品等。这些货物，自然需要安顿在高丽使馆。

另一种换来的商品为贵重品，如宋朝廷需要的高丽药材、高丽漆器。这些贡品在使馆短暂安放后，马上沿水路经杭州，溯运河而上，到开封后上贡宋朝皇帝，皇帝则予以赏赐。一般来讲赏赐品的价值大于贡品。

皇帝赏赐的物品被运回明州后，也需安顿在使馆内等到风顺过后，朝贡贸易后的货物才由高丽使者运回本国。

高丽使馆建筑得很壮观，当时在丽宋贸易的东路贡道山东密州，也建有高丽使馆。

1085年，苏轼曾去参观，看了后“叹其壮观”，诗中形容使馆的亭馆：“檐楹尺舞垣墙外，桑枯萧条斤斧余。”

令人遗憾的是，明州高丽使馆为时很短。北宋不久灭亡，至1130年，金帅完颜宗弼军破明州。

当年2月，完颜宗弼下令从明州退兵，退兵时，下令火烧明州城，明州城基本上被焚掠一空。高丽使馆就在这一次战役中荡为灰尘，其存在时间仅13年。

不管怎样，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发展至顶峰，通过海上航道，我国与世界许多地区保持着贸易联系，这种贸易也促进了宋朝经济的发展。

[旁注]

隋文帝　我国隋朝开国皇帝。他在位期间成功地统一了百年严重分裂的中国，开创先进的选官制度，发展文化经济。使得中国成为盛世之国。是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之一。被尊为“圣人可汗”。

主事　我国古代官名，属于封建品级制度中较小的底层办事官吏。北魏尚书各司有主事令史，意为令史之和隋炀帝去掉令史两字，称主事。不在正式官员之内。按清朝例，各部院主事是正六品衔，相当于京县知县，各省通判。理藩院主事也为正六品。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唐代高德义净在南海室利佛逝国时的作品。书中记载玄奘西行回国以后，到本书写出为止的46年间，到印度和南海访问的57位分别来自大唐、新罗、睹货罗、康国、吐蕃的禅师、法师的事迹，此外兼述经济、风俗及旅行路线，为研究7世纪南洋诸国状况和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

刘禹锡　字梦得，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有“诗豪”之称。他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新唐书》　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等人编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苏轼（1037年～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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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指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明州宋高丽使馆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东岸宝奎巷一带，馆制经重新兴建后位于风景秀美的月湖公园内。1984被海曙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在月湖改造时，发现了高丽使馆的准确遗址。现高丽使馆为月湖景区景点之一，并被辟为高丽使馆史迹陈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