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留下的地域文化

清朝时期，清政府不修建长城，却对山海关非常珍视。这座雄关，对于清政府来说，仍有重大的意义：一是稽察往来商旅，抽取税收；二来有利于防范内地人通过山海关进入关东地区。山海关犹如一座天然的界碑，界定着关东和中原大地，这边为关东大地，那边为关內，为中原大地。

清政府历来就把关东作为他们的兴起之地，“龙兴之地”，他们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关东垦殖。清朝入关第一个满族皇帝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如果有一天没有了出路可退往关东。

顺治还下令沿着明代辽东边墙修筑“柳条边”，以分隔关东地区和中原地区。柳条边东起辽宁凤城，西至山海关下，挖土为沟，堆土为堤，在堤上插上柳条，筑成篱笆，并驻兵把守，关内人只能凭官府发的印票出去。

清康熙统治时期，为了保住关东地区的满洲风俗，防止满人汉化，依然禁止汉人进入关东。

1668年推行民族封禁政策，以致造成关东地区大量的无人区。清朝乾隆皇帝曾发布谕令，明确规定关东土地禁止耕种采伐，保留大片荒野以保持八旗骑射围猎的风俗。

自该道谕令开始，封禁关东正式纳入国家法制，清政府加强对出关人员的盘查，在关东地区搜捕偷偷出关的汉人，一旦发现便立即遣送回原籍。辽宁、吉林、黑龙江作为清朝的政治、经济特区而受到严格的保护。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止关内人士进入关东。但生活没有着落的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人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

闯关东的人流中，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居多，其中又以山东人最多。山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里人视为没有出息。

“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就是经山海关，越长城走辽西，进入关东地区，走这条路线的主要是河北、河南、山西等内地居民；海路就是由山东半岛烟台龙口一带乘船到达辽东半岛大连附近，走这条线的主要是山东人。

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了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他们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寻友，以求渡过难关。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一潮高过一潮，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地区的出现，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实际上是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的平面转移。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

关东地区稳定的人种群应当说是以关内移来的各地的汉族为主体，包括满、蒙、朝鲜、锡伯、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在内的复合群体。多民族的融合交流给关东地区的文艺以充足的活力和魅力。

这种文化多元碰撞的结果是造就了兼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关东文化。

可以说从闯关东开始，华北地区和关东地区，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等各方面开始融合。

从语言说，这些中原移民在关东地区和当地的原住民融合，逐渐产生东北民系，而他们说的中原汉语也吸收当地的满语、蒙古语等原住民语言成分，产生了关东官话。东北方言的形成，也是南腔与北调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系统。

饮食方面，关东地区的饮食文化最终变成了关东游牧民族和中原传来的饮食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

由于山东人“闯关东”较多，所以鲁菜在东北有较大的市场。山东人喜欢吃大葱，他们经常吃“煎饼卷大葱”，“闯关东”后，关东人受此影响也喜欢这么吃，另外，还继承了山东人大葱蘸酱这种饮食习惯。

娱乐方面，二人转的某些腔调，就是从山东的蹦蹦戏里面借鉴过来的。其唱腔是以东北民歌大秧歌为主，吸取了东北大鼓、莲花落、评戏、山东梆子等曲调。

大秧歌起源于南方，是过去劳动人民插秧或者劳动休息时的一种娱乐形式，和劳动的节奏相伴，舞蹈动作是模仿劳动的姿态，后来人们把它固定化、形式化了。秧歌出现以后，逐渐向北流传，在南方却被舞蹈取代，在北方扎根了。

史料记载，早在康熙年间，关东地区就已经有了“上元日”办秧歌的习俗。至清末，扭大秧歌已经是遍布关东各地的春节娱乐活动。

在地域性格方面，“闯关东”移民文化也孕育了关东人一个豪爽、质朴的地域性格。关东地区地广人稀，生活条件恶劣艰苦，铸就了东北人健壮的体魄和刚健豁达、质朴尚武的性格。同时，“闯关东”开拓者的勇气和胆略，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关东人，使其形成了开拓进取、重情重义、质朴豪爽、乐于助人等性格。

闯关东的山东人、河北人以及山西人在关东地区开设了很多商铺。比如山东人在沈阳城创办了老天合丝房、吉顺丝房；河北人开设了广生堂药房、老久华洗染店；山西人开始了天益堂药房等。

老天合丝房是沈阳城最早的百货公司。因为清朝满族、锡伯族等族的妇女都喜爱手工刺绣，如在衣袖、枕头顶、鞋面、荷包等物件上刺绣，所以绣花用的丝线就成为当时的抢手货。可那时沈阳没有生产丝线的作坊，全靠小商贩从山东等地背包运来。

1676年，山东黄县人单文利和单文兴兄弟两人从山东来到盛京城走街串巷，叫卖丝线，因为生意红火，就创办了老天合丝房，兼营布匹百货。

从此，城内丝房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包括1925年建起西式五层大楼的吉顺丝房，一时形成“天”、“兴”、“吉”、“洪”、“裕”、“谦”六大号丝房，创建者都是山东黄县人，俗称“黄县帮”。

山西铁匠武贵亮从小家贫，20岁时“闯关东”谋生，因身上钱财用尽，被困在沈阳一家客店中。经人指点进深山老林中挖人参，一次挖到一个8两重的“人参娃娃”，渐渐发财。

住店的店主于是将女儿许配给他。武贵亮有钱后在沈阳城修宅第、买田产，并在各地办起烧锅、当铺、绸缎庄、杂货店、药铺等21处生意，其中始建于1824年的天益堂，在当时是沈阳城最大的药房。

“闯关东”这段历史被保留在很多东北民间故事中，许多故事中在传达着大量的关于山东移民的信息，如他们因贫困而被迫离开家园，来到东北挖参，他们勤劳的本性和浓浓的思乡之情，以及老乡们相互帮扶的传统美德。

在众多反映山东移民的民间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秃尾巴老李的故事”。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在东北地区广泛流传，却拥有不同的版本。

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传说是：山东有户姓李的人家，没有子女。有一天，女主人去河边洗衣裳，因感而孕。过了三年，生下一条小黑龙。妻子当场被吓死过去。

李老汉摸了一把镰向小龙砍去，小龙尾巴被削去后窜出屋外，头朝着小屋点了3下，向爹娘拜别后驾云而逃，向着东北方飘去。它化做人形，到一个大财主家打长工。

财主有个貌美如花的哑巴女儿，见到秃尾巴老李就开口说了话。财主把女儿嫁给了秃尾巴老李。一年，山东大旱，秃尾巴老李不忍心看百姓受苦，就私自下了一场大雨，得罪了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派了一条白龙来捉拿秃尾巴老李，两条龙从山东打到东北，打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第四天，秃尾巴老李托梦给他媳妇，让她在农历六月初三，把山东老乡邀集在一起，准备一些生石灰帮他打架。

山东老乡为了报恩，不辞辛苦跑到东北，到了六月初三这天，两条龙又打起来了，江水浑浊，天昏地暗，山东老乡就把生石灰扔进江里，结果两条龙同归于尽。

人们为了纪念秃尾巴老李，便把这条江叫做“黑龙江”。

闯关东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体现出一种“闯关东精神”。“闯关东精神”内涵丰富，是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是一种百折不挠、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还是一种豁达包容、重义守信的精神。

“闯关东精神”和关东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典型关东地域特征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

它来源于雄厚厚重的中原文化与粗犷豪放的北方文化的长期融合浸染，深深地植根于关东的黑土地，它的影响早已突破了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

【旁注】

中原　是指以河南为核心延及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古代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古时，常也将这一地区称为“中国”、“中土”、“中州”等。

齐鲁文化　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齐是指春秋时期的齐国；鲁是指春秋时期的鲁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而齐国却吸收了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燕赵文化　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燕赵区域是以黄河为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西界和北界。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农业文化、旱地农耕文化。

关东官话　通行于东北地区，即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大部的一种官话方言。关东官话里，古入声的清音声母字今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而且并无明显规律。

评戏　也叫评剧，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地方剧种之一，起源于河北唐山，流行于华北、东北及其他一些地区。评剧以唱工见长，吐字清楚，唱词浅显易懂，演唱明白如诉，表演生活气息浓厚，有亲切的民间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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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人帮人，亲上亲。这是关东地区重要地域文化的一个总结，这是“闯关东”人留下的性格形态的基础。

因为“闯关东”者投奔的往往是邻居、朋友或乡亲，特别是后来“闯关东”的人。由于双方处于同一境地中，这使得在当时还属于荒凉之地的关东地区需要人的时候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他们，而“闯关东”者实现了落脚的希望，这是一种互为的希望和企盼。

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中的“义”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使得后来“闯关”者对先期到达关东地区并开荒占草又接纳了他们的人表示出无比的感恩之心。

这样，一种奇特的理论出现了——有血缘关系的人反而不如同乡、同行信得过，这种实践观念促使中原人越来越习惯于遵守接触同乡和朋友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为东北人性格的最终成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