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蒙古帝国时期东西交通与文化交流

蒙古的征略，扰动了亚欧大陆整个文明世界。这是游牧民族对文明社会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也是最激烈的攻击。其后果十分严重，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蒙古的征服运动给文明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生产被破坏，文化被摧毁，人民被杀戮，社会衰退，长期不得恢复。但是，以往人们关于蒙古的破坏性的报道可能有些夸大，并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随着征服战争的结束和蒙古统治权力逐渐趋于巩固，生产也逐渐恢复和发展。而且蒙古统治者由于受到当地较高文化的影响，其自身也逐渐开化，有些最后与当地居民融于一体，成为该民族的一部分。

蒙古的征服和统治，改变了亚洲和大部分欧洲的政治组织和民族构成。一些国家灭亡了，其中有的永远消失了，有的后来形成了新的国家；有些地区的人民被灭绝或四处流散，永远改变了其种族特征。在中亚，蒙古征服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突厥人势力的明显加强。在这里，蒙古征服者为补充其人数的不足，大量征用突厥人参加军队。于是造成了一大批突厥军事贵族， 他们和蒙古贵族共同构成统治阶级。后来蒙古人改奉伊斯兰教，并且逐渐突厥化，成为突厥人的一部分。这样，突厥人就在整个中亚和西亚地区占据了优势，从而为突厥人的最大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蒙古征服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促进了东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古代亚欧大陆交通由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而中断了千年之久，蒙古人不仅把它重新恢复起来，并且大大地扩大了范围。蒙古人把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的亚欧大陆统一于一个大帝国的控制之下，把原来因地理、政治、经济等诸条件互相隔绝的文明地区联结起来，并且在这个辽阔地区内建立了秩序，实现了和平。为促进东西方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4 世纪中叶，一本意大利手册描述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景象：“从塔那（顿河河口）旅行到中国的这条道路——据走过这条道路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或黑夜都是很安全的。从塔那到萨莱这段路在整个旅程中是较不安全的，但即使这条路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你有 60 人结伴同行，那么你在通过时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安全。”当时东西方交通，陆路有三条大道，完全由蒙古各汗国所控制。一条由察合台汗国首都阿力麻里经塔拉斯，取道咸海和里海以北，经钦察草原到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由此向西直通欧洲，或经克里米亚、越黑海而达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这条路最短，也比较安全，商旅络绎不绝。第二条路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呼罗珊而抵小亚细亚。第三条路是由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和伊朗，再沿着两河流域到达地中海沿岸。后两条道路皆为伊儿汗所控制。当时东方商品特别是香料大都要通过两河流域运到地中海各港口，然后由等待在那里的热那亚商人转销欧洲各地。所以伊儿汗国在东西方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伊儿汗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变化都会对东西方贸易带来巨大影响。

海路则更为便捷。元代中国海船是最大的，装备是最好的。中国航船可通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一直到达东非各地。1291 年，马可波罗伴送一位蒙古公主经东南亚到伊朗，看到并记述了中国航海技术的优异成就。50 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乘中国航船从印度到中国，也作了同样的记

述。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如广州、泉州、杭州都是重要港口，并有许多外国商人住在那里，同时在东南亚、印度、大不里士、诺夫哥罗德等地，也都有中国的商业据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进口和出口商品的种类，进口商品主要是原料和某些特产品，如东南亚的优质木材、宝石、香料、象牙以及中亚的皮革和马匹等。反之，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手工业制品和文化用品，如瓷器、丝绸、书籍、文具和绘画作品等。这种进出口商品种类的差别，反映了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文化中的先进地位。

除陆上和海上贸易外，东西方文化技术的交流也空前加强起来。随着蒙古军队西征，有大批汉人进入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各地。而随着蒙古军队的东归，又有大批的西亚人、中亚人、俄罗斯和钦察人等东来，他们中有的是被俘的工匠、奴隶，有的是投附的王公、贵族，被分置于蒙、汉各地。随着这些人口的东西流徙，东西方文化也随之传布于各地。例如，旭烈兀西征时， 征调许多汉人工匠、学者随行。伊儿汗国建立后，这些人大都留驻该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设计中，就有中国专家。

蒙古帝国建立后，东西交通畅通无阻，各地商人、使臣、僧侣、旅行家等来往更为频繁。元朝时期与蒙古各汗国、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欧洲都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各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以及纸币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西亚，进而传入欧洲的。中国的驿站制度为波斯、埃及和俄罗斯所采用。中国的天文、历算和医药传到西亚，伊儿汗国大臣拉施特哀丁曾编写过有关中国医药的百科全书。西方各地人士东来，也把拜占廷、阿拉伯文化带到东方来。著名的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曾向元世祖忽必烈进献《万年历》， 并制作许多天文仪器，用来观测天象。叙利亚人爱薛曾在中国创建广惠司， 用阿拉伯医药之法治病。

著名的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他的父亲曾到东方经商，到过上都（开平），受到忽必烈的接见，西归后向罗马教皇转送了蒙古的国书。1271 年，马可波罗随父和叔父前来中国， 1275

年在大都（北京）会见忽必烈并得到赏识和信任。以后仕元 17 年，历游中国各地，或奉命出使外国，到过占城、印度和西亚等地。回意大利后，根据他的口述而记录下来的《马可波罗游记》，叙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及元朝的政治制度、行政机构、军队、驿站、经济文化生活、宗教习俗等，对中国的富庶与繁荣备加赞扬，为之惊叹不置。所记均为目睹身经之事实，为研究东西交通和蒙古历史的珍贵史料，对欧洲了解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起了巨大的作用。1253 年，方济各派教士卢卜鲁克东来传教，他带有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介绍信，先抵君士坦丁堡，然后渡海，从克里米亚登陆东行， 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见到了拔都汗。后来又到和林，见到了蒙哥大汗。他归欧后著有《行记》一书，向西方介绍了蒙古及东西交通的情况。另有意大利人鄂多里克和马利诺里的旅行记，也留下了东方和东西交通的真实记录。

在中国和中亚，也不乏类似这样的人物。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和周达观的旅行记，介绍了东南亚、中亚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风土习俗等情况，所记皆为身经目睹，资料十分珍贵。生于大都（北京）的畏吾儿人景教僧侣拉班·巴·索马，于 1278 年旅行到了伊儿汗国，后来奉巴格达总主

教之命出使西方。他于 1287 年启程，历经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巴

黎和伦敦，先后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伊本巴图塔是摩洛哥人，他从家乡出发朝觐麦加，然后经撒马尔罕抵印度， 他在那里当过法官，又当过派往中国的使节。后来回到摩洛哥，重新开始他的旅行，先到西班牙，然后向南进入非洲内陆，到达廷巴克图。当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他的旅程已达 7.5 万多英里。这些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增进了东西方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宗教也随着蒙古的征略而更广泛传播、交流。蒙古人原来信仰萨满教， 是一种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通神的巫师称萨满，他兼幻人、解梦者、卜人、星者、巫师于一身，他在人和鬼神之间起媒介作用，为人们占卜吉凶、医治疾病、消灾求福，社会地位十分重要。但萨满教没有形成严密系统的思想体系及完整的组织机构，和具有高度文明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佛教相比，原始得多。由于蒙古统治者感受到这种差距，为达到“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目的，他们对帝国境内的各种宗教一律实行宽容政策，准许各教自由传播，不搞一教独尊，也不搞宗教迫害，对待各教一律平等。不仅如此，而且蒙古王公贵族还亲自参加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宗教仪式， 祈求福佑，蒙古大汗也接受各教长老的祝福。至于各教教义的差别，他们则不甚了解，也不介意。这样，就给帝国境内各教，特别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从而使这三大宗教得到明显的前进。

蒙古人最先是从克烈、乃蛮等部接触到基督教（景教）的。蒙古帝国形成后，随着西方教士的东来，与基督教的接触渐多。拉班·巴·索马出使西方时，在罗马见到教皇尼古拉四世，介绍了蒙古情况。1289 年，教皇派意大利教士孟德科维来东方传教，他于 1293 年泛海到大都，后来见到成宗铁木耳

（1295—1307 年）并得到许可在中国自行传教。他在大都兴建了第一所教堂，由此基督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14 世纪初，泉州设立了主教区，后来罗马教皇还向中国派遣总主教，元朝与教皇也互有使臣来往。元朝覆亡后，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随之停顿。

中亚、西亚各地，一直是伊斯兰教占统治的地区。蒙古征服时曾一度受挫，巴格达被攻占而且遭到破坏，哈里发被杀戮。但不久，伊斯兰教逐渐对征服者取得优势。合赞汗改宗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在伊儿汗国取得独尊地位。钦察汗国的统治者，也在 14 世纪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且这些改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来逐渐伊斯兰化，从而丧失了蒙古族的特征。在中国，伊斯兰教也有很大发展。元朝与各汗国来往频繁，中亚、西亚各地的穆斯林商人、学者和旅行家等来华者，络绎不绝。元朝对各族穆斯林统称回回，称伊斯兰教为回教。来华的回回在中国一些城市设立清真寺，仅和林一地就有清真寺二所。从海路来华的回回更多，早在 1281 年就有以两位穆斯林为首的使团经南海来元朝。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传播于东南亚各地，苏门达腊就是伊斯兰教最早的立足地之一。

佛教原来盛行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元朝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元世祖忽必烈出于政治考虑，特别优容佛教—喇嘛教。喇嘛教原来主要流传于西藏地区，忽必烈为了巩固西藏的统治，扶植上层喇嘛掌握地方政权，佛教地位日益提高。到元朝中、后期，其势力凌驾于各教之上。1260 年，喇嘛教长老八思巴被尊为帝师，并率领一些吐蕃语文学者重新研制蒙古文字。1269 年， 新字颁行，成为元朝统治的官方文字。以后相继被封为帝师者 10 余人，西藏政教大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喇嘛教由是大为发展，传播于蒙古、土、裕

固、纳西等族地区以及不丹、锡金、尼泊尔、中亚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