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万里坎途围追截堵

（一）

1931 年 12 月的一天清晨，黄浦江上空袭来的湿漉漉寒雾，笼罩着上海市区。周恩来习惯地早早起了床，轻声地唤醒邓颖超。然后，他走到窗前朝外望去：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宽阔的街道隐没在一片朦朦的灰白色中。

为了革命，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什么安宁的家庭生活。1925 年 8 月 8 日，

这对在学生运动中相识、在革命风云中相爱了 6 年的恋人，于广州一个很简朴的小房子里结婚了。从此，他们生死相托、携手奋进。东怔时期，邓颖超曾与廖仲悄夫人何复凝、蒋介石夫人陈洁如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慰问将士；1927 年 3 月 21 日，他在上海指挥工人起义的这一天，在广州的她却在经受一场磨难——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难产窒息而不幸夭折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差点落入敌手；而她在广州“四·一五”大屠杀时，因产后住在医院里，情况也非常危急，在医护人员掩护下她化装出院。直到 5 月他与她才在上海见了面。夫妻相见，席未暇暖，5 月下旬，他动身到武汉去开展革命工作，她也于 6 月到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危在旦夕。7 月下旬，他经九江赴南昌准备武装起义，两人又在惊涛恶浪中分子了：一个转战在南昌起义后艰难险阻的征途中；一个坚持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两人都是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政权所掌握的“要犯”。直到这年冬天，他俩才在上海重逢。⋯⋯

今天，周恩来又要离开战斗了几年的大上海，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直接领导工农武装与蒋介石独裁统治作生死斗争。

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已做好动身的准备。他满脸胡须，头戴鸭舌帽，身穿藏青色哗叽对胸上装和深灰色洋布新裤，脚趴一双厚底木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 10 岁左右，像 40 岁的样子。他面对镜子，一面端详着自己，一面问身边的邓颖超：“从外表上很难看出我这个广州客人的破绽吧？”邓颖超正在为他收拾行装，她提醒周恩来：“你的广州话不太好，在船上不要说话，当哑巴最妥。”两人爽朗地大笑起来。

外滩的海关大钟响了 10 下，周恩来与邓颖超握手告别。在交通员“小广东”的护送下，乘坐三轮车赶往十六铺码头，登上停泊在江边的英国小火轮。去年秋天，周恩来为沟通党中央和苏区的联系，指示中央交通局开辟一条由上海经香港、讪头、大埔、青溪、水定，到达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如今，周恩来沿着这条婉蜒曲折长达数千里的秘密通道，战胜恶水猛兽，冲破黑暗，进入苏区。

月 22
日，周恩来抵福建长汀，隔天来到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他给上海临时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伍豪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就在周恩来到达长汀的那一天，被迫下野的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从南京返回溪口老家。

矢志”剿灭赤祸”的蒋介石自 1930 年冬天开始，共用精兵 60 万，一而

再、再而三地大规模地“围剿”中央苏区，1931 年 9 月 18 日，当他行色匆匆乘“永绥舰”离宁赴赣，再次督师“剿共”时，日寇公然炮击沈阳，同时进攻吉林、黑龙江。“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石头城里的党国大员慌乱一

团，21 日蒋介石姗姗回宁，他密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几个月内日寇即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坐视东北沦陷，姑且勿论这是军机失误，或是他对日军的强势有所介怀，恐怕正面冲突，损兵折将，但无论如何天理不容，大失党心、民心，无论如何他是需要有所交代的。蒋介石看到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要他下野的呼声很高，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及各地一片抗日请愿的狂潮下，蒋介石被迫自动提出下野。

与此同时，国民党元老们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号召，奔走调停，终于使各方面达成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协议，推“年高德勋”的林森力主席，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为中常委，1932 年元旦就职。蒋介石这时只以中央军委姿态出现。军机要事，一概推说已是下野之身，不便随意云云。军政大事，可谓群尤无首，时局更乱了。

1 月 28 日，日寇继九·一八之后，又在上海闸北挑起战衅，企图开辟第二战场。驻沪的十九路军不顾军令起而应战，全国人心大力振奋。十九路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大挫日军的骄横霸气。“一·二八”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再次独揽军事大权。

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叫嚷“救国必先剿共，对共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去抵制他们，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他们。” 6 月 18 日，他在庐山牯岭召开鄂豫皖湘赣 5 省“清剿”军事会议，确定

了“围剿”苏区的部署：第一步，对中央根据地暂取守势，先解决鄂豫皖和湘鄂根据地；第二步，集中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他声嘶力竭地叫嚷：“这回围剿的成败，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不能成功，誓当成仁！”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集中 30 万兵力准备进攻鄂豫皖苏区。中共在该区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对敌军“进剿”毫无准备，一味坚持“坚决进攻，包围武汉，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命令红军出击京广线，围攻麻城，逼进黄陂，威胁武汉。8 月，当敌军向根据地内实行总攻击，本来已被张国焘弄得十分疲惫的红军急促应战，陷入被动局面。9 月中旬，张国焘致电中央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上海临时中央不知所措，将电报转给在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周恩来代表中央即复电张国焘，指示：“为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充分地发挥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的一点后，迅速转移至另一点，以迅速、果断、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但张国焘拒不执行这一正确方针，他由开始轻敌一变而为惧敌。10 月，未经中央批准，即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苏区，越过京汉线向西转移到川北。

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 10 万兵力，进攻湘鄂苏区。由于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贯彻“左”倾冒险主义，拒绝贺尤关于集中主力转移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决定分兵把守策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曾去电说：“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宜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选择敌人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打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但夏曦不听，仍然坚持分兵作战的意见，9 月，苏区腹地被敌占领，损失惨重，只好退出湘鄂苏区，转战湘鄂川黔边境。

蒋介石赢了第一步棋后，乘初战得手的声势，又投下第二着棋。1993 年

1 月，他集中 24 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 50 万人兵分 3 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重的。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左”倾

中央从上海向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指责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采取了“单纯防御”、“游击主义”的方针，要求第四次反“围剿”决不能“重复过去的消极态度”。按照临时中央指示，1932 年 10 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开展了“无情打击”，旨在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权力，以调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为名，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会议还强调“积极向外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方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会议中途从前方飞马赶来出席，他在做会议结论时，对前方在战争指导上与临时中央的不合之处，主动承担了责任，维护了毛泽东。对“左”倾中央提出的“由周恩来同志负战争指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提出了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的两项方案，即或由他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在前方协助；或由毛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他则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是，后来，对主持战争有兴趣的毛泽东还是调回后方“养病”，职务也被撤销了。

第四次反“国剿”战争刚开始，“左”倾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直接干预故事，更增加反“围剿”的困难。博古等人既下懂军事、又不上前线，不顾客观实际，敌我兵力之巨大悬殊（中央红军主力不过 4 万人），发出了强硬命令，要红军集中主力，转移到抚河西岸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

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临前线，担任指挥战争的重任。他对这种“左”倾错误决策进行坚决抵制并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制定了“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和“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等灵活机动的反“围剿”战略战术。1 月底，周恩来致电博占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脱离实际的武断命令，并分析了“强攻坚城”的五不利，“暴露企图”、“易受夹击”、“损伤大”， “不能筹款”和“耗费时日”。电报中还指出攻城夺地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而主张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只有消灭敌人主力，才“是取得攻城的先决条件”，因为“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

兵力，攻坚下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在电报的末尾，周恩来以无私无畏的气魄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博古等人说：“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

这时，蒋介石命令陈诚指挥中路军以抚州（临川）为中心，用 3 个纵队

共 10 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中央苏区包围和截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周恩来、朱德判断出敌之行动意图，命令一、三、五军团及红十一军等部队，乘敌人各路军集中和准备未完成时，于 2 月 1 日迅速“佯攻南丰”以调动敌人提前分兵增援南丰，打乱敌人的计划，以便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围攻南丰果然调动敌军。2 月 7 日下午，周恩来收到参谋送来的情报：陈诚沿抚河向广昌推进。周恩来即同朱德研究，毅然“放弃”南丰，转而消灭敌人的援兵。主力红军撤南丰之围后，折而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南团、吴村地区的山地隐蔽集结，待机破敌。行军途中周恩来对朱德说：“战国春秋的孙武，曾讥笑带兵的人不懂得有进有退。在战争中，以退为进、迟

中求进，取得胜利，我想这是军事上的辩证法。懂得辩证法，对于掌握战争主动权，是十分紧要的。”

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敌人则下明了红军的行动。增援南丰的敌军主力之第一纵队的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仍继续向南丰挺进，远离其第二、第三纵队，孤军深入，翼侧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逼近了红军的集中地。2 月 27 日拂晓，这两个师钻入红军设下的口袋一宜黄县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突然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将其全部歼灭，并生俘了五十二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长陈时骥。

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均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全部用最新式的德国造的“哈齐克斯”轻机枪和德国自动步枪装备起来的。因此，在南昌督战的蒋介石得知这两十师被歼时，气急败坏，即用飞机到抚州上空向前线总指挥陈诚空投手谕，大骂陈诚：“如果不击退赣匪，即不要回来见总司令的面。” 他并令陈诚马上改变进攻战术：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垂头丧气地叹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为挽救其颓势，3 月 15 日，敌军分成两个梯队，取道新丰、甘竹，继续向广昌方向进攻，急于从中间突破红军防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的影响，使粤、闽左、右两军前进、收到合围的效果。

周恩来仍坚持“各个击破”的原则，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和吸引敌先头部队向广昌东进，然后以主力截断敌人后尾的两个师（第十一师和第九师），相机歼灭。3 月 21 日，红军在东肢地区乘大雾向敌军发起攻击，激战 1 天，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师长肖乾重伤毙命；歼敌第九师小部，其余敌军乘夜溃退黄陂。敌先头部队也仓皇退往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在周恩来的英明指挥下，红军历时 50 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3 月底，天气晴朗，风和日暖，周思来率领红军从前线浩浩荡荡地返回瑞金。一路上，人们挥舞花束彩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胜利归来的子弟兵。周恩来看到这感人至深的情景，激动地对身旁的朱德说：“听说古时送行到十里长亭，算是深情厚谊了。可跟眼前比，那又算得什么？现在何止十里、二十里。真是凯旋百里迎亲人，情更深谊更长啊！”

蒋介石的惨败是空前的。他的 3 个精锐师全部被消灭、大量新式武器被缴获，而且，使得中共的力量发展到鼎盛时期。中央苏区地跨湘赣闽粤四省且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共有 10 万平方公里，300 多万人口；中央红军达10 多万人，全国红军则有 30 多万人，全国共产党员也有 30 万人。这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百黯然销魂地承认：“周恩来确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失败过。此次挫折，凄惨异常，乃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