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外交，它在历史上是一个高贵而神秘的字眼，它意味着少数人的活动决定亿万生灵的命运。

1955 年初，印尼总理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个发起

国家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参加 4 月蒋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亚非会议，将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也是打开新中国外交的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因此，他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

蒋介石集团对周恩来将应邀出席亚非会议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台湾会因此而更加孤立，于是决定暗杀周恩来。

蒋介石逃到台岛后，因中统和军统已丧失实际作用，而重建特务机构。他先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不久又把它改为由蒋经国负责的“总统府机

要室资料组”，“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万隆会议前夕， 归蒋经国指挥的特工人员在 5 万以上，“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把暗杀周恩来的计划定为代号“1”。

4 月 7 日，周恩来拖着刚动过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抵穗，准备取道香港飞赴万隆。这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大型飞机，只好向印度租用一架叫“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机。4 月 11 日， 该机从香港启德机杨起飞五个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的中、越代表团人员和中外记者 11 人全部遇难。

好险啊！周恩来本来也准备搭乘这架飞机，后因临时决定先去仰光，才侥幸避过蒋介石的暗箭。

“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中国外交部曾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要求务必保证在香港启程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安全。香港政府随即在启德机场采取了防范措施，但因忽略对机身的检查，致使伪装成加油工的台湾特务周驹埋藏在飞机油箱里的定时炸弹没被发现⋯⋯。

在事件发生后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决定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跟随周恩来，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工作。第二天，中国政府表示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谋害。”

局势险恶丛生，但周恩来面无惧色，处之泰然。4 月 12 日，他复信邓颖超，深情感谢她的“好意和诤言”，并坚定地说，“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4 月 14 日，周恩来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代表团，毅然踏上飞往千岛之国的航程，代表团经过仰光时，周恩来会见缅甸、印度、埃及三国总理，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他针对大家的恐惧情绪，冷静地分析了亚非会议的有利条件：“敌人对会议搞示威性的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只要各国人民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的民族精神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一定会成功。”对于飞机事件的处理，周恩来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后来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和周恩来的私人代表熊向晖一起到香港调查，经过交涉，英国当局发表公开声明，承认这是一起以周恩来和亚非会议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宣布对犯有特务罪的周驹已经发出逮捕令，要台湾蒋介石当局将已逃回台湾的这名罪犯送交港英政府处理。）

4 月 16 日，周恩来一行从仰光飞往雅加达。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 遇到雷雨区，为了避险，只得被迫降落。新加坡尚未与新中国建交，机场上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狂；杨奇清建议大家在飞机上等候，但机场老板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到贵宾室休息。当周恩来一行步行至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一眼认出两名面孔颇熟的国民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当即暗示警卫人员提高警惕，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因而把守在门口。周恩来神情自若，沉着冷静，一边吃看老板亲自送来的茶点，一边与麦克唐纳总督闲谈，两个小时后， 飞机重上蓝天。

中国代表团没有按预定时间到达雅加达，急坏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同志。他们万分焦急地等待着。

下午 6 时，银灰色的专机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

在机舱门口时；机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为他祝福的欢呼声。4 月 17 日，周恩来一行在苏加诺总统的陪同下到达万隆。街上，人山人海，周恩来走到哪里， 哪里就有无数欢迎鼓掌声和“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声。

蒋介石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后，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孤注一掷， 重金悬赏其驻雅加达“敢死暗杀队”在万隆伺机暗杀周恩来。会议的第三天，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一封匿名信，此信的原文如下：

“敬启者：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适宜属支部，于本年 3 月初旬奉台湾总

统府之命组织 28 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 3 月 10 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

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 20 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 20 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 40 万盾。

本月 19 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议，讲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 1 日至 5 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黄镇大使收到这封匿名信，马上请示陈毅。陈毅当即召集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决定加强总理的随身警卫工作，并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听了汇报并看了这封信，说：“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中外广大人民站在我们一边，这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立即向印尼方面递交备忘录， 使他们对代表团的安全负起责任来。”于是杨奇清和黄镇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忘录。

会议期间，由于印尼方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并临时拘留一批嫌疑分子，蒋介石的罪恶计划终于未能得逞。

4 月 18 日上午，会议在充满友好与和睦的气氛中开幕。不料，翌日下午， 会议就出现分歧和矛盾，有些国家的代表偏离会议主题，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并说中国在其边境设置自治区就是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颠覆。随着会场气氛的突然紧张，很多国家的代表以幸灾乐祸或者同情焦虑的目光注视着周恩来。为避免会议出现分裂的局面，周恩来当机立断， 把发言稿当作书面报告散发，并利用休息的片刻时间草就补充发言槁。

在听完多数国家代表发言之后，周恩来开始发表他的演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我国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的痛苦。因此，我们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 互相排斥和对立。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中国人民经历了近 30 年的艰难困苦，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干涉别人的内政呢？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有自治的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稍为停顿一下，会场安静得连翻纸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代表们都屏息倾听。周恩来宣布：

“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大厦沸腾了。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主持会议的印尼总理，还有印度、缅甸等国总理纷纷离开座位，去与周恩来握手。一位目睹这一盛况的美国记者评论说：“周恩来的发言是对中国和解态度的绝好说明，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它是两天来会议的高潮。” 事后证明，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精神，是使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29 个亚非国家终于找到了构成“万隆精神”的精髓的共同语言，和平、独立、合作、团结、协商、求同。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20 日傍晚，某国代表团长忽然迟出会场，单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台湾应该取得独立国的地位，建议把台湾托管四年或五年。其他几个国家也跟着坚持这种观点。会议处在十字路口之中。这是讨论一国内政问题，还是互不干涉内政，讨论增进共同利益的问题。

面对这种挑战，同恩来从容不迫，高屋建瓴。他首先在会上简明表示中国不能同意这位总理的言论，但不准备开展争论，以免偏离会议主题。等到休息后，他又找这位总理单独长谈，向他介绍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主张。诚恳而坦率的态度减少了对方的疑虑和对立，这位总理对中国的态度表示理解，同意不在会上展开无谓争论，鉴于对中国误解而怀有戒心的国家不止一个，周恩来见缝插针，利用各种机会，同到会的各国代表团长， 探讨相互间关心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阐述中国的政策和立场。于是，一些有对立情绪国家总理，因此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并同周恩来建立了友谊。以滔滔辩才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长罗慕洛于1985 年4 月在纽约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一往情深地回忆起 30 年前的往事：“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万隆会议闭幕前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在印尼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向各国代表团阐述了台湾问题的两重性质。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而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又是国际问题。”这时巴基斯坦总理插话：“如果台湾和平解放，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将军？”周恩来笑着回答：“完全可以。”接着，周恩来又向大家说明了朝鲜战争的真相： “中国不愿意同美国打仗。当时，中国曾通过印度政府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扩大，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历史的真相是，美国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美国军队咄咄逼人，飞机和炸弹都越过鸭绿江，这才导致中国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印度总理当即证明了这段史实。所以很多不明真相的国家对所谓“中国好战”的真实背景、对中国既坚持原则维护主权；又谋求和平、重视协商的立场有了新的认识。出席宴会的各国代表纷纷提议周恩来公布自己的立场。

下午，周恩来接受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

顷刻之间，周恩来讲话和声明震动了万隆，波及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

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一些亚非国家在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的误解和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

4 月 24 日，会议胜利闭幕。5 月 7 日，周恩来满载着累累果实飞回北京。周恩来，这位中国革命神话般的领袖人物，在万隆会议，作为新中国的

优秀代表，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天才，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另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只要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和掌声。”“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蒋介石也疯了，不过他是被周恩来气疯了，吓疯了。他因暗杀周恩来的计划未能得逞，声名狼藉，而且周恩来在万隆的精采表演大大提高了年轻共和国的威望和自尊，使帝国主义孤立、封锁新中国的企图遭到破产，更使台湾“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日益孤立。

蒋介石尽管有美国人为他撑腰，但对万隆会议以后的远东局势，感到恐慌。1956 年 3 月，他在台北接见美国合众社社长时回肠九转，长吁短叹：“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在遭遇失败，很不幸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

12 月，他又完成一部名叫《苏俄在中国》又名《和平共存？》的专著， 全面、系统地歪曲和篡改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沉痛”总结了国民党的历史、“经验”及其失败教训，警告“自由世界”不能与共产世界“和平共存”。书中表达了蒋介石对万隆会议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以及日益深入各国民心的“和平共处”方针，所体现的“杞人之忧”。他“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伎，转而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告诫“自由世界”、以“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他还表示只要“痛定思痛”，吸取“教训”，“反攻大陆”定能成功。该书结尾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我们能够痛定思痛，提高警惕、埋头奋斗，雪耻图强， 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己的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

1958 年 8 月，蒋介石飞抵金门岛视察。这时，他已年老体衰，走路离不开拐杖，到炮兵阵地视察只能坐在凳子上，从炮位上的望远镜里眺望大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大陆故土，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本岛。他对官兵训话时叫嚣：“为国家复兴而忍耻受辱，已有 10 年之久，今日是打胜仗的最好机会，复仇雪耻就在今朝。金马部队负有打第一次胜仗的任务，决心与牺牲是打胜仗和成功的先决条件，与阵地共存亡，即是与国家共存亡。”他下令金马、马祖两岛的国民党军队向福建沿海地区炮击。

海峡两岸发生了激烈的炮战。9 月 4 日，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称：“总统已经国会联合决议案授权，得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以保卫如金门与马祖等有关据点。”接着，美国即以第七舰队护航，送运大批军用物资抵金门、马祖，还调遣地中海舰队部分船只驶往远东，大批美军集结台湾地区，新式军用飞机首批交给台湾，“胜利女神”导弹营抵台。台湾军队实力大增，海峡两岸更大规模的直接冲突迫在眉睫。

海峡炮战引起各国尤其是西欧国家关切。英国首相认为，金、马等外岛应予非军事化，他尤为反对蒋介石重兵驻扎金马和马祖。美国迫于国际舆论和担心金、马会成为卷入中国内战的触发点，国务卿杜勒斯只好告诉台湾“驻

美大使”：“美国的政策在盟国和中立国几无支持，在世界舆论上是孤立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认为增兵“不是一件好事”。

将介石集团的态度十分强硬，不肯让步，尽管它接受了大量的美援。他们声称“任何涉及国军金、马外岛中立化或非军事化的任何决定，均将被视为有损我合法权益”。在蒋介石看来，金、马两岛是反攻大陆的前哨阵地。他说：“无金门即无台湾，有台湾便有大陆；我们将不对任何压力屈服，决心打到最后一人”。“在紧急状态中，亦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副总统”陈诚甚至不点名地指责美国：“谁也无法叫我们把这些岛屿非军事化。”

美国政府为弥合与台湾的分歧，协和立场。10 月，杜勒斯奉命访台，与蒋介石会谈，发表“台美联合公报”，指出：“再次确认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之关连”；达成“统一中国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蒋介石对第一点表示满意，对第二点则指示：“外交部长”叶公超向外界作新的解释：“中华民国”没有向美国保证只有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才使用武力，所谓“光复大陆”并未放弃使用武力。

1961 年，美国民主党人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接过艾森豪威尔对华政策的三个原则：1.承认台湾为中国合法政府；2.拒绝承认中国；3.拒绝中国进入联合国。5 月 14 日，副总统约翰逊又到台北，向蒋介石保证，美国支持其在亚洲的盟国，无意承认北京。

这时，中国大陆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中苏大论战进入高潮，中印发生边境冲突。台湾当局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反攻机会”。1962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叫嚷要进行“反共抗暴的革命运动”。同年春， 他又在“告全国青年书”中喧嚷：“我们已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刻到了。”美国新闻界立刻披露，视为一大新闻。《时代周刊》专栏刊载，并配以蒋介石的戎装照片，显示反攻行为即在眼前。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国会内外积极活动，力图使肯尼迪信服，台湾很快将占有整个大陆。

1962 年 5 月，“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的国民党八届八中全会在台北举行，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好像“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随后蒋介石不断接见记者，一再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涉”， “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年内可平定全国”。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蒋介石歇斯底里的反攻叫嚣投以蔑视的眼光，人民解放军加紧在福建沿海修建军事设备，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沉不住气了，1962 年 8 月，他礼貌地通知蒋介石：“时间不成熟， 美国的无限支持不是垂手可得的。现在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

像玩猴把戏一样，又是锣又是鼓，反攻大陆虽然闹腾了一阵，猴子毕竟是猴子，成不了人气。到了最后，猴子一走，戏也就散了。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仅仅折腾了 8 个月，便悄然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