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兵谏临潼冤家相逢

（一）

陕北高原，朔风凛冽，雪盖冰封。

正当日寇对华疯狂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正确地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以后的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周恩来兼任白区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为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全国救亡运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和重大步骤。

红军对不久前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 3 个战役中被俘的数千名东北官兵以礼相待，晓以抗日救国之大义，揭露“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本质。经过短期教育，红军允许东北军被俘人员去留自选，并交还枪枝和马匹。他们对中共抗日救国的诚意赞不绝口，许多人感激涕零地表示，愿意返回东北军，说服更多的人同红军合作抗日。红军抗日的呼唤，如晨风吹醒了东北军官兵的心灵，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真正朋友。

在榆林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官兵中，有个团长叫高福源。开始，他自忖必死，但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死在抗日烽火中，偏偏死在这个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然而，红军没有虐待他，更没有杀头的样子，相反还派人来同他谈话， 告诉他：红军现在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东北军联合起来打回东北老家去；红军历尽万里坎途，为的就是北上抗日。亲切的话语感动了他。他和很多东北军人一样，由于身受家乡沦亡之痛，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本来就很强烈，而且秉性爽直，具有正义感。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红军的疑惧心理逐渐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并鼓起勇气要求见中共领导人。不久，中共联络局长李克农接见了高福源。高福源直爽而恳切地对李克农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衷心地表示赞同。我想，如果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很感动，并且有可能在抗日前提下与红军合作。你们如果相信我，放我回去，我愿意说服张副司令。”

1936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高福源从瓦窑堡来到东北军的洛川驻地， 面见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要求向张学良面陈机密要事。

在西安的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密电后，十分高兴，隔天一早，就亲自驾驶他的座机，急忙飞赴洛川。

张学良是东北军首脑，曾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时，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撤退到关内。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他被解除了副总司令的职务。后又引咎辞职，出国考察，替蒋受过。在西欧的爱国华侨骂他不抵抗，唾他丢掉东北。他在意大利住过几十月，对意、德两国的法西斯政治发生了兴趣。回国后，仍追随蒋介石，主张法西斯，积极“剿共”。到 1935 年冬天，他的思想才逐渐起了变化。这年 10 月，他偕赵堤乘飞机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飞机上，他想起不久前，在崂山和榆林桥两地，何立中的一一○师和高福源的六一九团全部被红军消灭了，蒋委员长不给一点安慰和补充，反而取消了一一○师的番号。他感叹像这样“进剿”一次就取消一个师的番号，东北军有多少番号可供取消呢？张学良不禁黯然神伤。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后，呈现在他眼前的，又是一种今非昔比的情景。从前，他每次到南京，政府部组织了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一

群军政大员都亲自到机场迎接，可是这次只有一个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来接他。张学良怅然若失。

当国民党“五大”正在吵吵嚷嚷之际，张学良又接到一○九师全部覆没、师长牛元峰阵亡，而一○六师又大受损失的噩耗。张学良感到万分痛心，他恳求政府抚恤何立中、牛元峰两师长每个家属 10 万元。可是，蒋介石、何应钦等忙于大会的争权夺利，对东北军的损兵折将，好像与他们无关痛痒似的， 陈诚等一帮嫡系将领则幸灾乐祸，对张学良大加奚落。他悲愤地对赵媞说： “我的声望已经降低到不值 20 万块钱了。”

新愁旧恨，张学良感慨良多。父亲张作霖丧命于日本军阀之手，家乡东北横遭日寇侵凌。自己掌握的数十万军队，本应效命疆场与日寇决一雌雄， 可是，却天真地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成了“不抵抗将军”。此后，又信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说教，带了东北军在西北“剿共”，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仅没有把红军剿灭，反而东北军屡受重创。自己受了损失，却还要受蒋介石的窝囊气，这太使人难堪了。这不是钻进一条死胡同了吗？而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领导全国人民从事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同东北军全体官兵抗日复土的要求不是一致的吗？红军经过长征，克服了无数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到达陕北， 并在疲惫不堪之际还能以劣势的武器击败自己装备优良的东北军。这里面有什么不可战胜的道理吗？

大会闭幕后，张学良到上海请教爱国人士杜重远。杜重远看到这位爽直慷慨的老朋友良心未泯，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蒋介石借内战之机消灭异己的诡计，批评张学良过去的错误做法，并介绍了红军的抗日政策，最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抗日主张。

挚友的良言使张学良茅塞顿开。返回西安后，他审时度势，思考着沟通与红军联系的问题。这突如其来的高福源，正是他没法寻找的红军使者。

为了考查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张学良拍着桌子大骂道：“高福源，你好大胆，当了俘虏辽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这样对待他，也就把心一横，慷慨陈词：“张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难道您忘了，先大帅彼日本军阀炸死，东北的大好山河被日本鬼子所强占，3000 万同胞成了亡国奴！现在人家共产党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您有何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更有何理由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打内战就快要完蛋了，更还有什么理由还去打人家？”张学良听了，马上拉着高福源的手，说：“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和真情。坐下来咱们好好谈谈吧！”倾心深谈后，张学良要高福源立即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商谈。

2 月 21 日，李克农应邀启程赴洛川面见张学良。张学良又希望能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晤。

1936 年 4 月 8 日，周恩来按预约的时间来到陕北军事重地延安。因电台

失灵，在西安的张学良在 9 日上午才知道，于是急电驻守延安的周福成师长盛情招待，并自驾飞机从西安急飞延安。

夜幕降临后，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天主教堂开始会晤。

周恩来真诚相见，他首先问张学良对国民党前途的看法。张学良直抒胸怀：“周先生，我看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主义，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

救中国，所以竭诚拥戴蒋介石做领袖，心想先统一再抗日，中国一定有救， 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周恩来听后，析理入微地说：“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它主张领袖至上，个人独裁，连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自由都不要了，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的政治主张。张将军要是真想抗日救国的话， 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搞法西斯独裁， 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的伟大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打内战，只能为亲者痛，仇者快。因此，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民主，给人民以自由，才能调动千百万民众抗日的力量，把日寇赶出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张学良表示接受这个观点，表示今后不再谈法西斯主义。然后又问道： “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蒋介石呢？”

周恩来但然而谦虚地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反蒋抗日的，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

张学良沉思片刻后，郑重陈言：“蒋介石是中国现在的实权统治者，全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在他手中。据我多方观察，他还是有抗日的可能性。”

周恩来有意反问：“如果蒋介石南京政府决心抗日，为什么还一定要消灭最积极抗日而为日本所仇视的中共和红军呢？”

“这是他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结果。目前最主要的是设法扭转他的错误政策，真正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使抗日救国徒增困难。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呢？”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这个意见，说：“中共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跃进下一步。我本人现在可以表示，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主张。我会把张先生这个意见带回去，提清我们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答复。”

周恩来推心置腹的诚恳态度，使张学良心悦诚服，由衷的感叹脱口而出： “周先生以民族利益为重，眼光远大，虚怀若谷。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这次会谈，解决了我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

延安会谈，是张学良由“剿共”到联共的转折点。周恩来揭开了张学良戎马生涯新一页，为红军和东北军建立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当张学良送周恩来离开延安时，已是红日东升，朝晖满地的早晨了。

周恩来返回东征前线后，向党中央汇报延安会谈的情况和分析张学良对中共“反蒋抗日”方针的看法，指出：连张学良这样已经向联合抗日迈出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继续坚持反将，势心影响统一战线的扩大。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再次转变政治策略，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 并准备派代表同国民党谈判。

差不多同一时间，陕西地方实力派，西北军首领杨虎城也和张学良一样， 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张、杨之间以及东北军和西北军本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般军阀集团的武装冲突，加上蒋介石挑拨离间，双方关系一直不太好。

在他们不约而同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后，由于中共的穿针引线，从中沟通， 张、杨之间便渐渐地由猜疑变合作，由磨擦变成友好。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终于实现了联合。西北战场，战云消散，抗日救民的呼声代替过去剿共内战的暄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