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雾都茫茫煮豆相煎

（一）

冬日的浓雾不时从长江和嘉陵江的江面上浮起，然后顺着山势渐渐升高，不知不觉就笼罩了重庆城。寒雾所到之处，公路、房屋和人群都变得影影绰绰，好似蒙上一层铅灰色的帐幔。目力很好的人也只能看到一点轮廓。

1938 年 12 月，蒋介石、周恩来先后从南岳转移到战时中国的首都重庆。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如同这茫茫雾都一样吐散着阴郁的闷气，国共两党的磨擦斗争也时隐时现。

中共代表团的办公室以及周恩来、邓颖超住处坐落在曾家岩 50 号一座日后被人称为“周公馆”的小楼。蒋介石对“周公馆”的里外环境作了苦心安排，特务头子戴笠公馆就在它侧面的一条胡同里，周恩来的出入只得在戴公馆附近上下汽车，还得徒步走过一段狭窄的小胡同；而小胡同的西侧，还有三、四家茶馆和几个香烟摊子，这都是“戴老板”布置的“坐勤”；周公馆小楼有 3 层，传达室由国共双方各占一半；就连通往防空洞和厕所的路上，也住着一些特务。

12 月 12 日，周恩来应约来到郊外的黄山官邸会晤蒋介风景秀丽的黄山坐落在长江的南岸，与重庆城区遥遥相望。黄山因乃本埠白理洋行买办黄三阶的产业而故名。抗战前就是达官贵人的避暑胜地，南京保卫战前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黄山开始被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郊外宫邸。一幢幢小巧的别墅，掩映在绵延起伏的绿树之中；一条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径，高低错落，通往幽深的花圃，恍如世外桃源。

此刻蒋介石却无心赏景，而是皱起眉头，绞尽脑汁思索着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在同中共的长期交往中，他深知这是一个其纲领和政策深得民众赞同而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极大影响的政党，其存在与发展是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最大的威胁。因此，在过去总是想方设法将共产党一举剿灭。然而，事与愿违，共产党虽然几遭挫折，甚至濒于绝境，但是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并且以更加顽强的意志和更为迅猛的势头发展壮大，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极度的惊惶。

日寇的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蒋介石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已经无力“剿共”了，只好把对共产党的仇恨和惊惶暂埋心底，以待将来。可是，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动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抗日，并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措手不及，只好被迫同意与中共合作、共同抗日。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国民党的方针改变了，由原来的“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进攻重点转移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敌后解放区。这时，蒋介石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对日寇和中共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打击和限制共产党。他这次约见周恩来就是怀着鲸吞企图的。

黄山官邸的会晤，拉开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在重庆较量的序幕。

周恩来本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持“民族斗争第一，统一团结第一”的精

神，为了把蒋介石、国民党留在抗日营垒中，避免内战爆发和国共两党的分裂，再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以“共产党员凭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办法。

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跨党办法，而提出所谓“一个大党”的主张，他说： “大家都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因而不赞成跨党办法。共产党既然信仰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党。”接着，他想引诱周恩来上钩，“如果一时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做不到，那么可先由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

周恩来当即答复，说：“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之出路，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共两党终究是两个党，跨党而不变名字，正是为了取得互相信任。当然，如果时机未到，我们也不强求。至于谈到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里面去成为一个党，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事情；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而且于国民党也有害无益。”

蒋介石一味坚持己见：“我的责任就是要把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的革命部分合并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不达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会改变。”

1939 年 1 月 20 日，蒋介石再次在自己的官邸约见周恩来商谈所谓“一大党”问题再次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21 日，周恩来向延安汇报了两次会晤的情况并提议中央有针对性地发一封密电给蒋介石。25 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并转送中央的密电。中央的密电真诚地希望在抗战新阶段中进一步加强国共合作，同时也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的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所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容。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周恩来的信件，则以大量确凿之事实、充足的理由批驳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所谓不满言论，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反共行为，指出：“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并诚恳地建议：“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前往各地视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接触既多，基本信念可固。困难既多经解决，进一步办法必随之产生，中共中央之所允诺保证者，亦得于实际中证明其诚意，而增益两党之互信。职所见本末如此，谨率直陈之如上，愿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蒋介石看了这些电函后，知道通过谈判把中共“溶”入“一大党”的计

划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转变手法，集中力量，制造舆论破坏国共合作。 1939 年 1 月底，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唤醒党魂、发扬党

德与巩固党基》报告，扬言“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这种“与中共作积极之斗争”的精神，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制定“整理党务案”和“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

会后，蒋介石颁布了五花八门的反共文件。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际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宣传赤化”，“实行暴动”，“阴谋推翻政府”。他御用的《黄埔》杂志，公

然把浴血抗战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说成是“内在的隐忧”，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作一次大扫除”。

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制造了屠杀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平江惨案”。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蒋介石的政治重点已由抗日转向限共、反共。围绕着“平江惨案”，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了自抗战以来第一次严重冲突。“惨案”发生了，蒋介石先后指使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周恩来，开脱罪责，颠倒是非，把新四军平江留守人员抗日行为说成是“纠集土匪、扰乱后方”，把残杀浴血抗战的将士说成是“维护后方治安”。为了解决因“平江惨案”所引起的国共之间的磨擦，周恩来特地离渝返延，与毛泽东商讨有关策略原则。

月，周恩来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各部长官，严正批驳国民党军方歪曲报道和造谣中伤。指出：新四军平江留守人员勤勤恳恳地为抗日事业献身，

支援前线作战，维护当地治安，决非土匪可言，至于什么藏匿逃兵之说，全是无稽之谈，更不存在所谓拒绝搜查的事情。明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反而诬为“土匪”，而凶手居然无罪，难道古今中外还有如此奇冤么！国共合作是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国人只有同心台力，方可挽狂澜于既倒。”“今当局任意加爱国者以上匪之名，沉冤莫白，令实际助日寇者，免国法之讨，怙恶难悛，此风一开，后患胡底。”周恩来要求派员赴肇事地点查明真相，雪冤治罪。最后，蒋介石为敷衍社会舆论，不得已叫薛岳进行所谓调查。
月 4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十分中肯地指出：“现在我们遭遇到了新的困难与危机，主要是国民党的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克服这一投降妥协危险的关键，在于全民族团结，各党派的合作，其中心是国共两党合作，亦即在于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很有顶见性地提醒全党警惕：注意时局有突变的危险。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1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由一般磨擦发展到大规模的进攻。他气势凶猛地对中共发动三次大的军事攻势，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

12 月，蒋介石授意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大举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

陕甘宁边区，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五个县城和 16 个区。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也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蒋介石还集结重兵，准备进攻延安，气焰甚嚣尘上。在山西，阎锡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突然进攻晋西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纵队，惨杀共产党人和八路军伤病员。接着，他又图谋控制晋西北，派两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四纵队，并提出饿死、困死八路军，消灭彭八旅（即一二○师彭绍辉三五八旅）。蒋介石还想一口吞下太行山，指令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纠合庞炳勋、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等部，兵分三路进攻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华北游击战争中枢和敌后重要抗战基地的太行山区。

反共逆流使统一战线面临破裂，中共为在斗争中求团结而奋起反击。八路军三五九旅由恒山地区调回陕甘宁边区，协同边区留守部队打退了

朱绍良部的进攻；驱逐了绥德分区五县的反动军队，使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连成一片。在山西，抗日决死队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给阎锡山军队以重大打击后，分别转移到晋西北和太岳区，正式编入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八路军

忍无可忍，奋起自卫，歼灭了朱怀冰、石友三部 2 万人，粉碎了顽军进攻八路军总部的企图，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在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后，为争取蒋介石集团继续抗日，改善国共合作而顾全大局，相忍为国，适时停止了军事反击，并提出重开谈判。 1940 年 3 月底，在莫斯科治伤的周恩来偕邓颖超飞返延安，1939 年 8

月，周恩来要去中央党校作报告，刚刚当上“第一夫人”的江青为了出风头，竟不听毛泽东的劝告，骑上马，跟着周恩来一块走。做完报告后，两人一起骑马返回张家岭，因劳累而疲倦的周恩来缓慢而行；江青跟得不耐烦，只想飞马回家。到了延河边，她突然扬鞭，向前奔去；周恩来的马受惊也猛跳跃起来，冷不防，他摔倒下来，右肘关节不幸骨折。周恩来不得已赴苏医伤。如今半年过去了，他的骨伤并未痊愈，身体也消瘦了一些。战友们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两道浓眉和炯炯双目，仍然光彩照人。

他顾不上休息，连续几次为中央领导核心介绍了即将开始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并结合国内抗战局势，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延安因此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工作部署也作了进一步的调整。

为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5 月 9 日，周恩来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奉劝他看清形势，恳切希望他能维护团结，坚持抗战。信中写道：

“举国杭战，瞬达三载。华北苦撑，赖先生维护其间，得有今日。不幸晋中新旧之争，竟成骑虎之势。来于远道闻之，已感至痛，归后得悉梗概，深觉此种亲痛仇快之事，必有奸人插弄其间，故欲使先生多年心血所造成之抗战力量归于瓦解而后快意者。”“来实为我山西之模范抗日阵线痛惜不置。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

阎锡山的态度于是有所改变，在蒋介石再次发起反共逆流时，保持了中立立场。

蒋介石制造了这次反共军事磨擦，不仅在广大中间势力中丧失人心，而且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损失兵力达 3 个师以上。他不得不把军事磨擦暂停下来，被迫坐下来谈判。5 月 10 日，周恩来“因委座电催南下”而离延，31 日，抵渝。几天后，周恩来到黄山官邸会晤蒋介石，向他表明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诚意。周恩来指出：“中共诚意抗日，拥蒋反汪，希望国共两党合作到底。有人说中共要暴动，推翻蒋介石，全系造谣。中共是要发展，但中共发展主要是敌占区，是要在那里与敌、汪争取群众。而今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加紧反共、溶共、剿共，制造分裂，准备妥协，这只能帮助了敌人。”

神圣的抗日战争，绕过暗礁，又蓬勃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