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60 年代中期，中国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日益重要。1964 年 1 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是西方大国，此举大大影响整个西方世界。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影响正如法国前总理富尔所说“试爆的是一枚政治炸弹”。原子弹的连锁反应波及到白宫，国际政治的现实迫使美国对华政策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了量的转变。

1965 年 9 月下旬，蒋介石派“国防部长”蒋经国访美，向美国提出派军队到越南参战：“远东的情势正在变动，那里有许多新的发展，中华民国愿出军队分担美国在越南战场的包袱。”结果，遭到拒绝。美国人否定台湾利用美国乘机反攻大陆的意图。1966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时， 有记者问他：“美国仍认为中国国民政府是全中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吗？” 腊斯克回答说：“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两字消失了。

不久，蒋介石认为大陆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他反攻大陆的“天赐良机”。1967 年 3 月底，蒋经国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记者访问时，提出“挥师北伐，必成必胜”，并公开要求美国立即给以后勤支援。可是《纽约时报》以《中国神话》为题发表社论，强调对美国人而言， 此时此际最应记住的是巡逻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具有重要的功能。”警告台湾当局不要轻举妄动。

1968 年 2 月，曾带头反共亲蒋、反对承认红色中国，并跟麦卡锡相呼应， 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的理查德·尼克松在总统竟选演说中说：“我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今后八年内将看到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八年中，中国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这位政治嗅觉灵敏的政治家的思想观点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1969 年 2 月，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首次出访欧洲，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依宫与戴高乐总统会谈。那天，他跟戴高乐站在路易十四当年的客厅的大窗户跟前，一边看着窗外花园的美景，一边谈到苏联，谈到二次大战，谈到中国。谈话中他发现，戴高乐的想法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尼克松说：“在美苏对话时，美国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 10 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步，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戴高乐爽直地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1969 年 4 月 26 日，蒋介石在台北的所谓“全国各界纪念太原 500 完人

成仁 20 周年大会”上说：“现在大陆一片混乱，伪政权土崩瓦解，匪首间夺权斗争必更凶猛。不是过去的文斗，也不是过去的武斗，将是军事割据之内战。在这个战场中，当有游击队发难起义，与我们国民革命军呼应结合。正是有志之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之时机。我们在烈士碧血丹心光辉照耀下，唯有以气节自砺，以廉耻互勉，同仇敌忾，集中在国民革命光复大陆总决战的总反攻行列中，争取最后之胜利，以副大陆同胞喁喁之望，以慰革命诸烈士在天之灵。”针对“老朋友”“反攻大陆”的高调，尼克松却作出了低调的反应：第七舰队减少在台湾海峡的活动。

尼克松开始为与中国对话进而承认中国作出艰苦的努力。下半年，尼克松安排了代号“月辉”的环球旅行——出访亚洲六国和东欧的罗马尼亚，以寻求打通中美关系的渠道，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两人把自己关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口信带给中国领导人。

1970 年 1 月 30 日，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意味深长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敏感的外交界人士马上注意到，这是新中国自 1949 年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中首次用这个正式名称。2 月 22 日，尼克松收到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他：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

中国人，“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尼克松十分高兴，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他从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

9 月 27 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寓意根深地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12 月 9 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来到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办公室，带来了中国领导人的新信息：“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尼克松批准基辛格草拟的回信，说：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问题⋯⋯。”

1971 年 4 月 7 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接

近了尾声。这天早晨，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上午 10

时 30 分美驻日使馆给美国国务院拍发了加急电报。

无线电波以每秒 30 万公里的速度飞向华盛顿，它跨越万顷太平洋，就像是兴致勃勃的游人一步迈过山脚下若隐若现的溪流。东京，是春光照人的正午，华盛顿此刻却是接近午夜。尼克松、基辛格，以及国务卿罗杰斯都在办公。尼克松看了加急电报又惊又喜，他未曾想到中美关系的突破会以乒乓球访问的方式得以实现。他认为：北京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一个充满含义的微妙示意：它绝不是一段孤立的曲，而是盼望已久的一个重大外交进程的开端。

在美国接受邀请后，周恩来把黄华、章文晋两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布置好接待工作。他说：“毛主席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对于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其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我准备接见他们。”15 年后，章文晋忆及此事时说：“一个把握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计划已经在总理心中完整地形成。”

深夜了，周恩来的办公室的灯光还晶莹透明，他在灯下继续办公，细心批阅名古屋传来的汇报，直到 4 月 8 日凌晨的悄悄到来。作为一个毕生为中国人民幸福而辛勤工作的共和国总理，作为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的开拓者，他不能不为正在眼前展开的历史进程新画面而欣慰。

蒋介石却不那么开心。一年之前，蒋介石已感觉到尼克松的行动，1970 年 4 月初，“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正式访问美国。蒋经国就台美关系向尼克松建议：“台湾、越南、南朝鲜、泰国应组成集体防卫体系以对抗共产主义。这种联盟需要美国的支持与领导才能发生作用。”尼克松很有礼貌地倾听，未作任何承诺。尼克松对蒋经国的冷淡态度被某些有识之士认为是，美国向台湾“道别的一种方式”。

1971 年 4 月 10 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访问，就“乒乓外交”一事对尼克松和北美舆论界提出“警告”：中共的邀请与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中国大陆，说明北平政权在国际阴谋范围内的新攻势，中共这种在国外进行渗透与颠覆的战术已获得初步成果，中共最近数月所展开的“笑脸宣传”，依本人看来，只是一种欺诈的战略，共产党的基本阴谋并未改变，而且永远不会改变。本人竭诚希望，自由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张开眼睛窥见这些事实，切勿为中共的和平攻势所诱而坠入陷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一天，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跨过南中国深

圳的罗浮桥。傍晚，他们自广州乘飞机抵达北京，下榻新侨饭店。一位聪明的接待人员对美国客人说：“在中国‘侨’与‘桥’同音。如果我们把这座饭店视为‘新桥’的话，诸位一定会有深入的联想。”

历史的巨潮是蒋介石不可阻挡的。然而，潮头涌来，将蒋介石自己过去站立的地方吞没了，这位艰辛的跋涉者难免会有一种惆怅的失落感。4 月 12 日，正当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与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时，台“驻美大使”周书楷奉蒋介石之命由陈香梅陪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要卸任归台了。周书楷思考再三，用外交语言对尼克松说：“蒋总统希望你要采取冷静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但尼克松转了话题，说了些客气话，尽管他脑子里翻腾着围绕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而纷至沓来的信息。周书楷只好起身告辞。这时，会客厅里的人都仿佛觉察到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4 月 14 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美国客人，他微笑着说： “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打开了新的篇章。我相信，这友谊的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你们同意我这个看法吗？”正在聚精会神倾听着的美国客人热烈鼓掌。

周恩来认出他的老相识约翰·罗德里克。他是随队来华的美国记者，40 年代长驻中国，1946 年曾重点采访国共两党谈判，与蒋介石、周恩来等头面人物很熟悉，直到 1949 年才离开中国。周恩来走过来和他握手，说：“啊， 罗德里克先生，我们好久不见了！”“是啊，我们在延安见过面，后来是南京，然后 20 多年的今天。”老记者笑了。“你们看到了吧，20 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周恩来的语气中充满感慨。“我亲眼看见了，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关心着中美关系。”老记者点头回答。“哦，现在，门打开了，”周恩来应声说道。大厅里回荡着这一声音，是啊，为了启开这道凝重的门整整经历了一代人的光阴。

4 月 21 日上午，访华归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白宫工作人员引导下走进椭圆形的总统办公室。尼克松立即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握手相迎。然后在沙发上相间而坐。斯廷霍文介绍了中国之行，说已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还问总统：“如果来到美国访问的中国运动员希望见见总统先生，我该如何回答？”尼克松说：“给予完全对等的接待。” “乒”的一下，周恩来把球从太平洋东岸打了过来，现在轮到尼克松作

出反应了。以被基辛格评为“周恩来的代表作”的“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双方接触的速度显著加快了。

4 月 27 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前往白宫，带去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本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这个口信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但他对“公开接待”，感到为难，他知道自己的出访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之前，事情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破坏全部工作。5 月 10 日，基辛格通过叶海亚给周恩来带来口信： “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中国的邀请；事先由基辛格博士秘密前往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尼克松如坐针毡地等待中国领导人的答复。6 月 2 日黄昏，基辛格从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接过周恩来的回信。他紧张得有点发颤。那两页纸的信上写

道：“⋯⋯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一口气，喜悦的心情简直难以形容。尼克松读了信，禁不住眉开眼笑。基辛格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拿出一瓶并未开封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与基辛格斟酒祝贺这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7 月 9 日正午，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他表情忧虑，

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下午 4 点钟，周恩来来到

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6 号楼，基辛格和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接，他们排成一行，各个垂生站立，表情僵硬，似乎有些手足无措。周恩来微笑着握住基辛格的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 20 几年来第一次握手。”“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基辛格说着，把自己的随员一一介绍给周恩来。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是在香港学的吧！”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 “我读过你在《外交学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温斯顿·洛德，后曾任美驻华大使。他的夫人贝蒂，中国名字叫包柏漪，著有《春月》一书。）美国客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拘束的气氛， 顿时变得活跃起来了。7 月 11 日，基辛格带走双方认可的联合公报，经巴基斯坦飞返美国。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舒尔坦后来说：基辛格去时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7 月 14 日（太平洋时间）傍晚，尼克松和基辛格乘直升飞机从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飞往洛杉矶，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7 点整，尼克松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晚上好！”总统开始讲话了。“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尼克松刚念完《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在场的评论员。这些人都怔

住了，神态都显得目瞪口呆。全世界都发愣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

蒋介石是在尼克松宣读《公告》前 20 多分钟才接获通知的，他感到有如“晴天之大霹雳”。

早在 6 月 10 日，尼克松宣布解除 21 年来对大陆禁运。同一天，蒋介石为以安定人心而发表“庄敬自强”的文告：

“古人云：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因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壮志。⋯⋯如果今天看到某些国家短视近利.违反理性，蔑视正义，侈言和平而实在葬送和平的作为，吾人即为其所激怒，或为

其所沮丧，那就正是在‘自毁其壮志’！⋯⋯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善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

尼克松宣布将访问北京后，台湾人心慌乱，当局也仓皇失措。蒋介石授权命“行政院长”严家淦发表“保持镇静，处变不惊”的谈话：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决不软化或放弃我们的坚定立场，我们决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强权之下， 我们必须遵从总统蒋公的训示：‘处变不惊，庄敬自强’坚忍奋斗，以达成建国复国的目标。”

不久，蒋介石发表“公告”：

“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我们从不以目前的挫折与欺侮表示愤慨或隐于悲哀，我们坚持我们的意志力与我们的决心⋯⋯我祷告上苍并满怀信心⋯⋯我们必须提高警觉，谨慎从事，而不气馁。我们必须仔细观察敌人幕后与世界急遽和惊人的转变。如此，我们得以以不变应万变，并以坚强的意志与冷静的决心，克除过分的感情用事而努力奋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在加速，而且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形势也不可逆转。台湾上空，阴云四起，凝聚不散。蒋介石眼看“冷战”大势已去，便不择手段，再度暴露了当年的上海滩的流氓嘴脸，

下手令将密谋 10 多年的谋害周恩来的暗杀计划付诸行动。

1955 年，美蒋特务谋杀周恩来的阴谋破产后，仍没有罢休，而进一步制定更为阴险毒辣的计划。他们挑选了一条刚断奶的纯种德国警犬“凯利”， 把它饲养在一间特殊的房间里，使狗从小除食物气味外，不接触任何其他气味。万隆会议刚闭幕，谋杀小组以旅行社商人的身份混进印尼，收买了饭店和宾馆的招待员、服务员，收集凡是周恩来用过的刀叉、床单、毛巾等物， 然后秘密装运到台湾，让警犬“凯利”熟悉周恩来的气味。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当把“凯利”放在野外时，它竟然能准确无误地直奔放在一英里外的周恩来曾用过的物品。他们还通过各种途径从别的国家收集周恩来用过的东西，训练了三代“凯利”，寻机谋杀周恩来。

1971 年 8 月，“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特工人员侦知周恩来将于 10 月份在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后访问法国的重要消息。蒋介石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密令谋害小组副组长赵某从台湾移居巴黎， 执行谋杀计划。赵某把第三代“凯利”装进箱笼里带往巴黎，在凯旋门旁边的一家中国餐馆当园师，企图在两个月后，周恩来访问巴黎在凯旋门前停车， 接受巴黎少女献花时放出“凯利”接近周恩来，赵某即遥控引爆在狗脖圈里的烈性炸弹。然而，值得庆幸的是，9 月 13 日，林彪事件发生，为此，周恩来取消了巴黎之行。蒋介石的罪恶幻梦彻底破灭了。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在表决前就静悄悄地率代表团退出联合国，以免出现尴尬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有 20 多个国家和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蒋介石在承认这是“迁台以来的最大挫折”的同时，为鼓其动摇的军心和民心而发所谓“告同胞书”，略谓：

“反共的行程，正如在风云变幻莫测的海洋中探舟前进，只要大家对于反共的基本形势，都有共同的认识，不为一时的变局所迷惑，紧紧把握着正确的方向，精诚团结，协力同心，祸福相倚，甘

苦与共，在风平浪静时，不松懈、不苟安、不骄惰；在狂风暴雨来袭时，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形势愈险恶，我们愈坚强、愈奋斗，必可很快到达彼岸，拯救同胞，光复大陆。”

1972 年元旦，这位“其介如石”的 86 岁老人在其“元旦文告”中又说： “我们与中共的唯一接触，是在军事行动上，敌前敌后阵线中，铁与血的接触，除此之外，绝无其他接触！”

2 月 21 日 11 时 27 分，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这个时间是尼克松精心安排的。此刻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 10 点半，是电视机观众最多的时刻。舱门开了。走出来的只有尼克松和他的夫人。他的随从人员，包括罗杰斯、基辛格，全部留在机舱里。这也是总统特别关照的，因他特别重视第一次同周恩来握手，认为电视转播时为突出这个重要场面，镜头里美方只能有总统一个人。他说这是为了纠正 1954 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

尼克松走下舷梯，离地面还有三、四层台级，就向周恩来微笑着伸出了手。他和周恩来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这一历史性的握手足足持续一分钟。在驶往钓鱼台国宾馆的小轿车里，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 “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啊！”

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当谈到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说：“我们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和总理为匪，不知主席叫他什么？”毛泽东笑了，周恩来回答：“我们一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啰，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们的交情比你们同他们的交情长得多。”⋯⋯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尼克松一行。在周恩来致视词后， 尼克松致答词。他说：

“总理先生，我要感谢你的非常盛情和雄辩的讲话。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地方这样的场合都要多。”“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过去我们有时候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虽然我们双方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在主宾席上，周恩来同尼克松夫人帕特寒喧一阵子，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两只大熊猫。”帕特惊喜异常。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了五天，与周恩来前后会谈了四次。除了双方关心的大事外，两人就像老朋友聊天似的谈了许多与公报无关的事。尼克松不仅对周恩来思想的高度敏锐、谈判的高超艺术十分敬佩，也对他处于 70 多岁的高龄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周恩来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等在楼厅门口迎接。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为周恩来脱掉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在美国安排了好几次的电视转播。舆论界认为，“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竟选演说。”

2 月 25 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他在祝词中寓意深刻地谈了他参观长城的感想：

“长城告诉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也有伟大的未来。”“长城还使人们想到，在几乎一代的岁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道城墙。”“我们已经开始了拆除我们之间这座城墙的长期过程。”

周恩来的祝词崇论闳议：

“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原则分歧，经过认真、坦率的讨论，使彼此的立场和主张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我们深信，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不管历史的发展会有什么曲折反复，世界的总的趋势肯定是走向光明，而不是走向黑暗。”

2 月 27 日下午 5 时，中美双方在上海向新闻界公布了《联合公报》。公报说：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在周恩来举行的送别宴会上，茅台酒使尼克松脸上泛着红光，他洋洋得意、喜不自禁地乘着酒兴，来到麦克风前，踌躇满意地作即席讲话：

“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不及我们今后为建立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 22 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 月 28 日早上，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立即飞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当周恩来谈到尼克松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 时，毛泽东笑了：“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 “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要飞到北京？”

此刻，尼克松正飞回美国去。在飞机上，他十分精辟地对夫人帕特说： “周恩来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人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应周恩来之邀请访问大陆的一周真的改变了世界吗？这姑且勿论，但的确如当头一棒，把蒋介石这位 86 岁的老人打得头昏眼花。3 月 6 日他指示沈剑虹前往白宫会见尼克松，要求美同当局澄清对台政策，以消除因“上海公报”中未提及共同防御条约而引起不安。尼克松只是礼貌而笼统地要沈剑虹转告蒋介石：“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台湾所要求的正是美国总统的保证。”3 月 7 日，沈剑虹飞回台北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

屋漏偏遭连阴雨。不久，蒋介石染上台湾流行恶性感冒并转为治疗颇为费事的肺炎，9 月 30 日，侍从送来一份简报到蒋介石的房间。简报上说：“9 月 25 日日本总理田中角荣应周恩来之邀访问大陆。29 日双方在北平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所谓中日邦交正常化，并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蒋介石看后竟一把扯碎报纸，浑身一阵痉挛，昏迷过去。本来就是风烛残年、心力交瘁的他，从此卧床不起，秋风萧瑟，落叶生悲。

“世界改变了”，但蒋介石仍不能面对现实，拿出确实可行的应付办法， 只是经常对其“国民”发表“以不变应万变”的空洞无力的说教。请看他老人家晚年几则被人“引为笑柄”的话：

1973 年“元旦文告”：

“复兴基地的不断壮盛，就是海内外敌前敌后，以至一切从迷失中觉醒的人们，所认同回归的中心磁极；亦就是我们革命复国再北伐再统一的凭藉。⋯⋯大陆的每一角落，每一刻时光，都会有天旋地转的爆炸突变发生，只要大家都能秉持其忠肝热血，苦撑坚忍，对世局逆流制变，向革命旗号集中，那就能一齐来承受中华文化历史的光辉，完成国民革命第三期的重大任务。”

1974 年“元旦文告”：

“我们国民革命，就是每个人都经得起时代的严格的考验，以不成不止的定力勇气，来贯彻国父和先烈倡导的国民革命终极目标、根据昨天的延续，创造明天的成就。”

1975 年“元旦文告”：

“我们绝不受任何海市蜃楼的欺骗，绝不因一时之得失而放弃我们的目标。”

直到 1975 年 3 月 29 日，蒋介石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间，还口述“反攻大陆”的遗嘱：

“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光复大陆国土。”

4 月 5 日，清明节午夜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遵照他的遗愿，宋美龄和蒋经国决定暂厝蒋介石之“灵柩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但是，国民党还有“光复大陆”的未来吗？请听蒋介石追随者“仰面呼天”的长叹吧：“苦雨凄风挽蒋公，大陆倚谁去反攻？”

8 个月后，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在与病魔搏斗中耗尽了生命最后的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深关切， 离开了人世。

四年前，1972 年，“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已持续了七年， 中共最高领袖的失误，加上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的相继形成，使八亿神州人民饱经忧患。是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以他的睿智雄才和对人民的热爱，力挽狂澜，砥柱中流，支撑危局，维护了中共的团结和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年五月，不幸降临到人民头上，周恩来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发现患有癌症。

经确诊患癌症后，周恩来本应停止一切工作，住院治疗。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不能说服他从速离开中南海。他决不是抱着权力不放的人，他说，国内外要做的事情很多，那些被赶下台的干部正在等待解放，又要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搞得一团糟的经济得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整顿。

到了 1974 年，由于过度劳累，加上极“左”分子的干扰，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终于不得不住院治疗。6 月 1 日中午，他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 25 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里，度过了他生命历程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时代巨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仍日夜为祖国和人民操劳着。

1975 年 1 月 13 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中国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后来者最重要的政治遗言。12 月 20 日，周恩来的体温一直在 38°7′，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 他关切地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 分钟再说。”随后，便昏迷过去。

1976 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病情仍在恶化，生命垂危，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生养哺育他的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他要求在撒骨灰前，把他的骨灰盒摆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周恩来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殷切希望台湾与大陆早日实现统一。

1 月 8 日，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噩耗传来，神州大地，泪流成河。他受到人民的怀念、哀悼、爱戴和崇敬之深，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所仅见。

周恩来逝世后，一位从台湾移居某国的原蒋介石亲信、国民党退役将军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不过，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身份，临走时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假如我们在内战中，把周恩来请到我们这边来，今天我们就会在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