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初会黄埔悲欢南国

（一）

黄埔岛像一块碧玉浮现在广州东郊的珠江河面上，南连虎门、地势险要， 号称“南国第二门户”。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在这里创办了现代中国的第一所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从此，黄埔岛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和聚光点。

岛上放眼，江天浩淼，绿涛翻腾，滚滚而来，荡荡而去，令人陡然产生“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情感。历史的大潮卷起革命的狂飙烈焰，把蒋介石、周恩来推上黄埔岛，先后分别就任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浙江奉化人，1887 年 10 月 30 日诞生于盐贩之家。盐是清朝的专卖品，蒋家勾结官府，牟取暴利。父亲蒋明火，为人奸滑，被称为“埠头黄鳝”；母亲王菜玉出身土产贩家庭，后被蒋明火纳为填房。

蒋介石少时顽劣，天天惹事生非。爬树捣鸟窝，把人家的狗崽偷来用稀泥糊了烧着吃。有一次，他违反塾规，先生要打他的手心，不料鞭未着手， 他已倒地哭闹，说：“打伤了，要你赔。”

父亲生前矢志做官而未遂愿。临死时，他把 8 岁的蒋介石叫到床前，说， “你应该努力读书，将来有些成就，也可以稍为补偿我平生之缺憾。”父亲病故后，蒋介石和生母与异母同父的长兄分家，家境日益困难，常遭官吏欺压。火性大脾气躁的王氏望子成龙，而蒋介石偏不争气，于是痛加鞭挞。出人头地后的蒋介石曾回忆这段经历，说：“盂母断机”之后，自己立志“耀先人之幽德”。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少年蒋介石形成了任性。骄横、孤僻、多疑和暴庚的怪脾气。

“有枪便是草头王”，他做梦部想当一名军人。15 岁，他考取了保定军校，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士官学校。留东 4 载，师长的评语并不高： “留学时代的蒋君，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然而，认识了足以影响他一生的青帮大头目陈其美。日后，陈其美把他介绍给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

1911 年冬，陈其美承武昌起义的锋威，在上海组织起义，并自任都督。蒋介石闻讯，知机不可夫，即从东京返回上海。他以一连串的暗杀手段赢得了陈其美的赏识，并因这些不能见光的活动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频频交往。

1914 年 7 月，孙中山鉴于革命失败的教训，在日本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 规定了严格的形式和组织纪律，黄兴一批军事干部和胡汉民、汪精卫等士家出身的人反对按手指印、立誓约以绝对服从总理的入党仪式；而陈其美却第一位宣誓并按了指印。蒋介石因陈其美的关系逐渐被孙中山信任。

1916 年 5 月，陈其美被暗杀，孙中山顿时失去一个重要的助手。蒋介石则因一向紧随陈其美，而进一步获得孙中山的重用。不久，他担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参谋长，开始与孙中山的军事行动结下不解之缘。

“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在上海莫利哀路寓所里，以悲愤的心情， 专心著述，从理论上总结“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蒋介石时常前来探望，并逢人就说：孙中山是我的老师，我经常登门拜见他，“受教弥久，慕

道益笃”，以显示他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同寻常。

1920 年 9 月，当孙中山欲返粤重建革命政权时，其挚友和助手朱执信被降兵所杀，蒋介石更受器重了。10 月 29 日，孙中山在上海致函蒋介石，称， “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又过之。”

1922 年 6 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悬赏 20 万元取“中山首级”， 炮轰观音山。孙中山冒着枪林弹雨突围，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得到孙中山“事紧急、盼速来”之电报，即从沪赴穗，登舰服侍孙中山、指挥与叛军作战达 50 余天。最后护送孙中山脱险到香港，并转赴上海。

蒋介石“间阕赴难，临危授命”，孙中山感激万分，亲书“患难与共” 四字相赠，还夸奖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从此，孙中山把他当作国民党“最重要的干部”，多次向他表露让他“为党负重大之责任”的心愿。

蒋介石也俨然以有功之臣和唯一可重托的人自居。1922 年冬到 1923 年春，正是革命军与陈炯明叛军浴血奋战的时候，他却跑到福建鼓浪屿来游玩。他借宿“四面皆泉、滴水若琴”的涌泉寺，挥笔写下“其介如石”四字，并请人刻在一块石头上，以自炫其志。他在对孙中山的表面恭顺中已流露出伸手要权的神情了。

1923 年 3 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9 月， 任命他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赴苏联考察军事。

蒋介石十分乐意接受赴苏任务。他眼见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质上的帮助都不可忽视，加上孙中山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信念越来越强，知道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与苏联搭上关系。他的长远打算是：利用苏联的帮助，凭借革命的名义，建立一支新式的军队并使之成为自己的实力，然后以军事实力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莫斯科，托洛斯基代表列宁告诉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开进中国外，其他如武器和经济的需要，都当竭力援华。” 蒋介石听后，不禁喜形于色，他乘兴瞻仰了拿破仑进犯莫斯科时的驻军旧址， 并模仿拿破仑的姿态，挺胸昂首，俯瞰四方。

1923 年冬，蒋介石打道回国。他首趟赴苏，显然抬高他在国民党中的身份，同时也使苏联领导人认识了这么一位国民党的青年高层人员。这种优势， 是孙中山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先决条件。1924 年初，经孙中山催促，他从上海返回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

1924 年 6 月 16 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早晨，军校总理孙中山偕夫人乘“江固号”军舰来到黄埔岛。只见，刷得干干净净的校门上横挂着“陆军军官学校”的牌子，左右门柱上贴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去，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校园里的一幅幅标语，写着“拥护本党本校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等字样。孙中山和宋庆龄兴致勃勃地巡视课堂和寝室后， 来到大礼堂，这时，黄埔健儿正在礼堂里高唱他们的校歌：

莘莘学生，亲爱精诚，

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

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

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

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歌毕，孙中山发表演说，言简意赅地剖析着过去的教训并说明了现在的宗旨。他深刻地指出：“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所以今天在这地方开这个军官学校， 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黄埔初创，异常艰难，因为广州的重要税收多半控制在滇桂军阀范石生和杨希闵手里，有一次，范石生当面奚落向他要钱的蒋介石：“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那几根‘吹火筒’顶个屁用，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 蒋介石听后，连哼一声都不敢，就黯然销魂地返回黄埔。党代表廖仲恺看他那无精打采的样子，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苦口婆心地劝慰他：“介石， 你专心管好学生吧，经费的问题，都由我负责。”被誉为“黄埔的慈母”的廖仲恺，常常在夜半三更的时候来到范石生或杨希闵吸食鸦片的床前，曲意周旋。老烟鬼要在烟瘾过足后才肯签字，让他领到有限的军校用款。

廖仲恺解决了后顾之忧，而蒋介石也处处给人以“励精图治”、“热情洋溢”的好印象。他亲自教唱校歌，并就做人的意义、军人的目的、遵守纪律、吃苦耐劳、加强独立生存能力乃至卫生防疫的多方面问题，对学生进行训示。他经常对学生们说，“我们跟孙总理于革命，就应当不怕苦、不怕死。怕苦怕死，就干不了革命！我国受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欺凌，国内军阀各据一方，横征暴敛，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救国救民，由我们之手建立起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谁反共我们就反对谁。我们共同努力，如果我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 为了构思这些讲话内容，人们常见“在天色还朦胧未明的早晨，他一个人便站在校园中，凝神沉思。”

蒋介石住在学校里，起床号角一响，即巡视师生宿舍。一天早晨，他发现教员刘峙、顾祝同、陈继承睡懒觉，当即不顾情面地严加斥责，直使他们面红耳赤，寄颜无所。对教员尚且如此，对学生就更加严格了，一次，他经过禁闭室，听到有位学生在里面号陶大哭，马上扳起脸孔，高声训斥：“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

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的人格，错上加错，特再加禁闭 3 天。”说罢，扭头就走。

练兵场上，只要蒋介石一出现，便充满了严肃的气氛。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风姿：穿戎装、着披风、昂首挺胸，威严有度，标准的步幅和步速。值星官见校长莅临，当即一声拉长“立正”口号，一切操作都停上下来，官兵们像受到“定身法”的支配，肃立无声。值星官跑步换正步，走向校长举手敬礼。蒋介石戴白手套，举手还礼，操练才重新开始。

在节假日里，他却能轻松自在，寓教于乐。一个周未的晚上，他特地备好茶点，请一帮得意门生来家里做客。当大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他就说： “我家里藏有 3 件宝贝，谁人找得，大大有赏。”大家既好奇又有趣地翻遍每个角落，搜出的东西送到校长面前，校长均摇头微笑。眼看就成僵局，蒋

夫人陈洁如悄悄地对李之龙耳语几声。李之龙随即在校长枕头底下搜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俾斯麦传》和《曾文正公家书》。校长见状高兴得眉开眼笑：“之龙到底是我的好学生，懂得校长的心意。这 3 部书我每天必读。因为做人做事，成大业做大事，以及教儿育女都少不了它们。希望你们认真领会其中奥妙。”

黄埔军校实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特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部署方能生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在特殊情况下可行使党代表职权。政治教官被视为军校灵魂，对学生起极大的影响，开始， 孙中山任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要职。

可是戴季陶辜负了孙中山的期望，他反对国共合作，歪曲三民主义。说什么“总理的思想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断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中国两干多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的发扬光大。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总理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他经常在军校发表这样又长又臭的演说，引起学生们的哄笑，孙中山对他也甚为不满，有一天，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邹鲁家里闲谈中无意他说了句国共合作的公道话，在场的“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张继怒不可遏，大骂戴季陶是共产党的走狗。戴季陶因受了冤枉而反唇相讥，说张继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张继暴跳如雷，一面怒斥戴季陶反复无常，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一面拳脚交加打他。形销骨立的戴季陶无力还手，当场痛哭。夜里，他感到十分委屈， 又想起在黄埔狼狈不堪的样子。天刚亮，他便心灰意懒，悄然溜回上海。

戴主任“失踪”，副主任邵元冲代理。这位国民党要员原是前清举人， 封建思想浓厚，根本不懂革命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不联系学生，不接近下级军官，与党代表、苏联顾问也极少来往，只是每隔几天从广州乘船到黄埔走一趟，看一看例行的文件。偶尔的演讲也因口才极差、内容无聊而被学生们戏谑为“催眠术”。

军校总理孙中山食不甘味，优心如焚。因为政治部已成为“聋子的耳朵

——摆设”，黄埔建军的心血将付诸东流，就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临难受命，就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 年 3 月 5 日诞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中。他出世不久，任淮安知县的祖父去世，家道中落。父亲忠厚老实， 在外省任小职员。

周恩来有两位母亲。未满周岁即过继给病重的四叔“冲喜消灾”。嗣母陈氏，生于“书香门第”，富有才学，丈夫病故后，她把自己的理想和全副精力都倾注在养育小恩来身上，使小恩来 3 岁时就开始读书习字、背诵古诗词。生母万氏，小时拒不缠足，随父亲出入官宦之家，经历过大的场面，出嫁后便成了周家理事的能手。她性情开朗、人情练达。公公去世后，家境日益困难，但知县家的门面还是要维持。维持周府的面子，要讲究徘场；解决经济的入不敷出，要典当借贷；缓冲大家庭的内部矛盾，要多方奔走，排解纠纷。生母在处理这些家政大事时，经常把周恩来带在身边。就这样，他兼挑两户，深受嗣母和生母的熏陶，逐渐养成如嗣母的好学求知、恭谨有礼。温文尔雅以及如生母的意志坚强、精明干练、勤劳俭朴、豪放大方的性格特征。

9 岁，生母和嗣母不幸先后病逝。周恩来作为长子，担负起家庭的重担。

辛酸的生活和炎凉的世态，使小恩来感受到现实社会的冷酷。

12 岁那年春天，周恩来随伯父离开淮安到东北。走出沈阳车站时，伯父指着一片繁华地带对侄儿说：“这里是外国租界，你不要去。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咱中华不振啊！”周恩来对伯父的话似懂非懂。有一天，他背着伯父，闯进租界。这里映入他眼帘的是耀武扬威的宪兵队、巡警，以及插着五颜六色的外国旗的领事馆，还有那尖顶或圆顶的教堂，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向一个中国巡警哭诉其亲属被洋人汽车压死的惨事，然而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洋人，反而把她训斥一通，围观的中国人也敢怒不敢言。少年恩来明白了“中华不振”的含义。

周恩来牢记伯父语重心长的嘱咐：历史上革命的先驱，都是学识渊博的。没有丰富的知识和符合时代步伐的学问，是挑不起挽救中华的重担的。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就读期间，他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大量进步书刊，努力探求人生真谛，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上修身课时，老校长问道：“诸生力何读书？”“为明礼”、“力光耀门楣”、“为家父”， 学生们纷纷回答，老校长无动于衷。这时，周恩来响亮回答：“为中华之崛起。”掷地有声的江南口音，老校长不由得一怔，并激动得大声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13 年夏天，周恩来考进天津南开学校后，更显出非凡才华。他创立了探求真理的“敬业乐群杜”，在社刊发刊词中以满怀优国忧民的情怀说道：

“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海外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能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917 年夏天，他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获南开金质奖章。南开《毕业同学录》在周恩来小像下记载：

“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干万苦干难之中，多才多艺， 造就斯绩，殆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者欤。”

在张伯苓校长的支持下，19 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离别祖国时，他写下一首充满济世豪情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在日本，周恩来听到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读到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这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军阀的卖国，21 岁的周恩来忧心如焚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报》，猛烈地抨击孔孟的旧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他和天津学生代表到北京请愿，反对军阀枪杀爱国人民；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社会， 就需要唤起学生和民众的觉悟”，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觉悟社”，提出了最终要铲除剥削阶级的奋斗目标。

1920 年 1 月，周恩来率领天津备校数千多名学生前往省公署，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的二十多名学生代表，请愿遭到镇压，他和另外几位学生领袖又被捕入狱。他把牢房变成宣传革命的场所，组织难友们与狱方斗争。在那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敌人监狱里，他给难友

们连续讲演“马克思传”和“马克思学说”，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几十月后，当局迫于社会舆论释放了他们，同学们欢欣雀跃地来到监狱大门前，把缀有“为国牺牲”的金字纪念章戴在周恩来的胸前。

为了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 年 12 月，周恩来由上海抵达法国巴黎， 参加勤工俭学。他来到巴黎，立即吸引了那些先期到达法国的中国青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一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领袖，旅欧期间，他边学习边做工， 同时考察那里的工人生活。除了大学的正规课程外，他每周参加讨论会，研究共产主义教科书，分析中国的革命斗争。他曾去英国考察，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始未》一文；他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和里尔煤矿等处做工、调查； 他还经常到德国工人中间去，并对鲁尔区工厂的劳动条件作详细了解；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励他们继续走爱国主义道路，即使他们未必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斗争实践中，他“表现出卓越的观察能力和组织运动的领导才能”。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然而，有意思的是，思想相同的人，彼此相隔万里，竟会几乎同时考虑采取相同的行动。同年 3 月，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它和其他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小组一样都在积极活动，目的都是为着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周恩来是中共的刨始人之一。

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 他主编的《少年》（后改名《赤光》）月刊，起了中共在欧洲的“喉舌”作用；为加速干部培养工作，迎接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在旅欧学生中选派不少青年去莫斯科劳动大学进一步深造。

1923 年初开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积极从事国共合作。他因协助国民党特派员王京岐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绩斐然，而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1924 年初，他又建立了国民党巴黎通讯处。他的卓越才能引起了孙中山和廖仲恺的瞩目。不”，廖仲恺与中共有关部门协商后， 请周恩来的旅欧老朋友张申府写信并汇款到巴黎，待邀周恩来回国参加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工作。

秋天；周恩来从法国返回广州。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孙中山十分器重他，亲自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11 月初，为挽救黄埔军校的政治危机，经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商定，孙中山又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

廖仲恺亲自把周恩来接到黄埔。码头上，38 岁的蒋介石和 26 岁的周恩来握手，好像彼此要从对方的手中汲取力量，去迎接未来的战斗。

周恩来上任后的首次露面，是在军校大花厅发表演讲。那天，学生们力目睹新主任的风采，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英俊的外貌和优雅的姿态， 使学生们如痴如狂。而抑扬顿挫的音调和引人入胜的内容更不时被掌声所打断。黄埔一期学生、中共党员陈赓看到靠在自己身边的小同乡宋希濂正在聚精会神听周恩来演讲，不禁想起一件事：几天前，他俩漫步江边，畅谈军校的战斗生活。初出茅庐的宋希濂对陈赓表达崇拜校长的心情，说：“蒋校长是实现孙总理革命目标的栋梁之才。”⋯⋯陈赓想到这里，会心暗笑地凑到宋希濂的耳边，小声问道：“怎么样？周主任也是栋梁之才吧！”宋希濂连头都没有转过来就脱口而出：“当然，周主任是栋梁之才，而且是年轻的栋梁之才，英俊的后起之秀！”

不久，周恩来就雷厉风行地对军校政治工作进行革故鼎新，使几乎瘫痪

的军校政治部有如前进的车轮一样转动起来。

在政治部工作会议上，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的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军校也没有多少政治工作可言。蒋校长门前挂的是‘登高望海远， 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编写的《曾、左治军语录》， 这样怎么能训练出真正的革命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他接着分析孙中山从事军事运动失败的教训和苏联红军的经验，然后说明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要使军队成为被压迫阶级可以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具， 就必须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实施政治教育，讲清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解除压迫与痛苦的途径。使每个军官士兵均能了解此理，明白士兵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这样，才能使军队成为人民的武装。”根据这种指导思想，政治部制定了全新的《军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

周恩来作风朴实，认真负责，密切联系群众，亲自主讲一些重要课程。他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向师生们灌输了一种崭新的观点：

“军队是一种工具——武器，谁都可以利用，资本家拿起这个军队去压迫工农，帝国主义者拿起军队去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逞他的声威，或压迫本国的革命运动。同样，中国被压迫的民族及其他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的本身造出的武力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周主任的讲课最能感动人。”这是师生们的一致评价。《国内外斗争

形势的分析》就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因为他对国内外形势了如指掌，每次讲演都有新意。而且，他的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清楚，易于记录和背诵。学生固然喜欢听，带队的长官也经常肃立一旁、静听到底。有人还写了一首

《清平乐》来形容他讲课的情景：

风儿止步，雀儿悄悄顾。

屏听堂上细谈吐，拨尽心头迷雾。一副和蔼笑容，亲如浩荡春风。 红棉摄其笑靥，衬得花儿彤红。

有一天，曹渊、许继慎、金佛庄等学生去见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曹渊入学前，曾在家乡参加反袁斗争，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又曾在上海刻苦读书的情况。他对曹渊说：“一个人，对世界万事万物，对于人生各种问题， 要想看得透，就要志于学、勤于问、敢于闯。人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在顺境和逆境的比较中体验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很宝贵的。你从淮上来，已走过许多坎坷的路，学到许多东西；以后带兵打仗，转战千里，还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走到哪里学到那里，不是很好吗？那些悲守穷庐，乡不接世，年与时驰， 遂成枯落的人，哪里有你们这样的胸襟，哪里懂得什么奋斗的情趣。”一番勉励的话，说得曹渊心里暖融融的，也把在座的几位，逗得开怀大笑，大家都感到周恩来可敬可亲，平易近人。

仅仅几十月，军校的面貌就焕然一新。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学生们迫切要求早日学到杀敌本领，冲向反帝反封建的战场。军训再苦，任务再重， 也都情绪高涨、精神饱满。他们白天参加紧张的训练，晚上参加政治部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参加血花剧社；编辑报刊；到球场去打球；结伴散步畅改理想；登高望远憧憬美好未来。学生唐克的家人对他学习军事表示不理解，他就在寄给家里的照片背面写下一段话，“亲爱的工农啊！你们光眼

看到自己的地位是如何的痛苦，中国的军阀是如何的猖獗。我们再不武装起来，杀这少数的军阀而救国内多数的人民，中国就要亡国了。”

热烈的青春奏鸣曲，从黄埔校园飞出。美丽的黄埔岛，充满了春天的生机，黄埔健儿在茁壮成长，周恩来如雄龙昂首，头角峥嵘，深受师生敬仰， 廖仲恺对他推崇备至，蒋介石也不禁赞叹说：“周主任年轻有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