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国运决战旋转乾坤

（一）

抗日战争胜利前夜。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在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撩开了蒋介石的面纱，揭露其独裁反动真相。他说：蒋介石“要我们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做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 3 月 1 日宣布的要

在今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

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分析十分中肯。

5 月，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

态，宣布于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以 1936 年 5 月 5 日由国民党公布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五五宪法”为依据的宪法，要把一个完全没有民意的国民党政府，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强加在人民头上。蒋介石在会上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根据蒋介石决心反共的精神，大会制定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路线。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抢摘桃子”，独吞中华民族付出巨大牺牲而取得的胜利果实。但条件还不够成熟：刚刚摆脱战争苦难的人民，反战情绪空前高涨，中共及其人民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壮大；相反，大批美式装备的中央军还远在西南边陲。因此，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又摆出一副和平协商的样子。他接受政学系的献计，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 月 23 日，蒋介石“诚恳”电邀毛泽东说：“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接送，特再驰电速驾！”

高层次的谈判，是双方领导人在形势判断、权衡决策方面的高级较量。善于同竞争对手谈判，通过谈判争取有利于人民事业的局面，这是革命斗争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是革命政党进行战略决策指导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备战的盘算，无疑是心中有数的。但没有因此就对国民党的和谈邀请加以简单的拒绝、或者即使赴会也只虚与委蛇，而是一方面对和谈保持足够的警惕，采取了相应的有效措施；一方面对和谈问题深思熟虑，对蒋介石的来电以及复杂局势及时作出反应。

中共中央考虑到国内外的和平呼声，特别是经历了多年战争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强烈和平愿望，同时也考虑到，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可能经过和谈之后，有条件地承认中共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

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党中央认为在不放松自己武装准备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成立联合政府，达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如果和平不能实现，经过谈判斗争，也可以教育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28 日下午 3 时 45 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专程到延安迎接的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乘坐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大型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此刻，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应急讨论与中共谈判的方针。他们曾主观臆断共产党不会来谈判，据《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透露：“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和谈，我们更有文章好做。”因此，毛泽东等人亲临重庆，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在会上表示：“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蒋介石为国民党拟定谈判三个原则： “一、不得在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显然，这是一种以虚假民主的允诺，来骗取取消人民武装的策略。

当晚 8 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为毛泽东、周恩来洗尘。赫尔利、魏德迈、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帧、周至柔、蒋经国等作陪。29 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

重庆谈判历时 43 天，无论在会场或战场都充满着尖锐的斗争。双方谈判的焦点，在如何对待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治问题上，共方要求尊重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这一事实；而国方则始终坚持“军令政令统一”。蒋介石曾对周恩来说，“恩来，盼告诉润之（毛泽东号），要和，就按照这个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而毛泽东在另一种场合也明确警告蒋介石：“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占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

国民党为迫共产党就范，还在谈判桌外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蒋介石密令向各战区印发他在 1932 年编写的《剿匪手册》。9 月上中旬，蒋介石下令山西阎锡山部 12 个师向中共的晋东南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忍无可忍，

在山西上党地区奋起反击，歼敌 3 万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在战前动员时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了不少年的交道，我们是了解他的，他这个人吃硬不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有时你顶他几下，他反而倒收敛一点。”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会场的斗争。中共在军事胜利的同时，又在

会谈中主动让步：将解放区的武装部队缩编数目，由会谈初期提出的 48 个师

减少为 24 个师至少 20 个师，并表示愿意让出南方 8 块解放区，表现了和谈的诚意。国民党在战场上受到沉重打击后，也在桌上收敛了一些。国共双方都明确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同意取消特务统治，释放政治犯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则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长期合作”，“彻底实行三民主义”。10 月 10 日午后在张治中寓所客厅里，国共双方签订会谈纪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定》）。

协定签定后，毛泽东决定返回延安，蒋介石提出要用自己的专机送毛泽东。周恩来颇为此担心，这时，恰好张治中透露：蒋介石要他明天乘飞机去兰州，周恩来于是机智地指出，请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再去兰州。11 日，毛泽东、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安全回到延安，周恩来则继续留渝，同蒋介石商谈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对《双十协定》表示满意，他认为：“第一，中共在这个会谈纪要和以前多次所提的条款里，始终表示接受蒋的领导。第二，政治协商会议终将召开，就可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的方案了。第三，军队始终是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有了结果，中共愿意由 48 个师减至 20 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第四，解放区问题在历次协商中始终没有达成协议，这次虽然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商谈的诚意。实在说来，凡是具有远见的人，对于这个协议，应该感到满足。”

可惜，蒋介石没有远见，更缺乏国共合作、避免内战的诚意。《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便在 10 月 13 日向各战区下达“剿匪”密令，称“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所系”，要求“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11 月上、中旬，他又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计划在六个月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围剿”，计划的第一步是控制苏北、皖北，肃清山东，打通津浦线；第二步是集结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线，占领察绥。经过一系列密谋，国民党军即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攻击。

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在察绥、平汉路、津浦路等战役中，连续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发动局部内战被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进一步玩弄起和平欺骗阴谋，被迫同意召开按《双十协定》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为揭穿国民党蒋介石假和平花招，进一步团结教育人民，便围绕着政协会议、停战等问题，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中国大地上形成一种边打边谈，谈谈打打的奇特局势。

周恩来是 11 月 25 日离渝返延的。12 月 16 日，他又率领中共出席政治

协商会议的代表团离延飞渝，其中有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 30 余人。18 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共代表团此次来渝的任务，一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为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当前首先急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只有先不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因此，政协会议的第一件事即是停止内战，第二件事是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的方案。中共对这些都有具体意见。同时，我们还将就国民大会的代表改选、会期、宪法、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等问题，向政协会议提出我党的主张。

当时，世界各国普遍关注战后中国问题的妥善解决。美国政府鉴于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采取了调解国共争端的对华政策。1945 年 11 月赫尔利离职，12 月 20 日，在美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的美军五星上将、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杜鲁门总统特使的身份飞抵上海；21 日抵南京，立即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马歇尔在史迪威事件中支持了史迪威，也骂过蒋介石无能腐败，他在蒋介石心目中是属于“受了中共宣传之蒙骗而对中国政府下无偏见”之类的美国人。因此，蒋介石对马歇尔的殷勤态度中兼有小心谨慎和疑惑成份，他怕这位美国调停人“亲共”。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周恩来前往机场迎接，对他作为特使来华表示欢迎。但马歇尔由于刚下飞机，听不清周恩来讲的话。那时飞机隔音设备不

好，噪音很大，坐久了便会影响人的听力。

日，周恩来到马歇尔官邸拜访他。一见面，马歇尔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解释昨天没有听清周恩来讲话的原因。随后双方的谈话进入了正题。马歇尔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但非常乐于学习。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他不仅要与政府方面会谈，而且要与多方面人士会谈。美国愿意努力促成中国和平，因为这不仅是美国的愿望，也是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需的条件。因此，他十分愿意倾听中共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很好，我们共产党在内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的。中国人民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已经 14 年了，目前又出现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工业化。

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恢复了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关于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条书面意见：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和平协商解决；在政协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发生内战区域实地考察，并将事实真相公布之。但是，蒋介石企图从四面八方包围解放区，切断中共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因而硬要中共部队将已占领的热河、察哈尔两省的赤峰、多伦两个战略据点交给国民党军。这根本违背了就地停战的基本原则。因此，一直到 1946 年 1 月 9 日——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国共双方仍未能就停火问题达成协议。

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政府以中苏条约条件为借口企图占领赤峰、多伦两地，这是毫无道理的，国为中苏条约载明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仅限于东北地区。明天即是政协会议开幕，那两个地区已由我军解放，根据就地停火的原则，当然应由我军驻守。在东北问题上，我们已向国民党作了重大让步。而如照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停火将遥遥无期。马歇尔感到周恩来的话合情合理，随即表示愿按周恩来的建议，与蒋介石会谈。晚上，马歇尔面劝蒋介石不要因小失大。蒋介石表示可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撤回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午夜，马歇尔电话通知周恩来，说明蒋介石同意让步。

10 日 8 时至 10 时，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停战命令，为马上就要开幕的

政协会议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汗气氛。晚上 7 时，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

会，指出“中国国共两党的军事冲突，断续至 18 年之久，其间虽因抗战而停止了冲突一个时期，但在抗战中，又发生了冲突。像这次公开发表双方停战命令，还是历史上未有的事情。我想这一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与督促，同样的应旧功于同盟国人民的要求与希望。同样⋯⋯，我们看到了马歇尔将军的赞助，我们看到了政府代表的努力，最后也显示出了蒋主席的决心”。

周恩来接受马歇尔的调解是以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的。周恩来向马歇尔强调，中共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内争，但也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美国的调解有利于促成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同时美国不得以武力援助国民党统一中国。

对此马歇尔表示同意，他来华初期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行事。周恩来觉得他较公正、坦诚，相处得较融洽，在最初两次接触后，周恩来曾说：“这个人令我想起史迪威。”

1 月 10 日上午 10 时，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

开幕。出席者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代表 36 人。在会议开幕前，孙科主持预备会议，中共代表陆定一引用了旧金山会议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的话：“让我们用这个会场作为最后的战场”，来表明中共的诚意和对大会的良好祝愿。

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许下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他说：

“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过来共商国是。我们所要商讨的，是国家由战时渡到平时，由抗战进到建国的基本方案，也就是怎样集中一切力量，增强一切力量，以开始建国工作的问题。我们八年抗战，死者为国牺牲，生者备尝痛苦，唯一的目的，就是保障民族的生存，排除建国的障碍，以求得这一复兴建设的良机。现在抗战既以胜利结束，建国工作就应立即开始。我们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已为全国所公认，中国必须成为统一民主而强盛的国家，更是世界所切望。” “我们过去因为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抗战，一切的措置与法令都着重于适应军事的要求。抗战结束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善后为先、建设第一’，许多战时法令，已经在陆续废止或修改，今后政治上和

社会上一切设施，都要尽量纳之于正常的轨辙，加强法治的精神，以立宪政的基础。”周恩来接着

致词。他说：

“中国目前状况之不满人意，是毋庸讳言的，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紧接着不幸的国内战争，使中国人民，世界盟邦的政府和人民都关心此事，并要求迅速结束内争。中共是当事人的一方面，此次代表团前来陪都，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经 20 多天的呼吁和奔走，经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经我们盟邦马歇尔将军的赞助，最后赖蒋主席的远见和决心，使全中国和全世界所关心的内战，在今天双方下令停止了（大鼓掌）。18 年国内惨痛的经验，人民的痛苦，使我们今天在先烈的昭示之下，在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大鼓掌）。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并望以此努力，告慰全国人民。”“军事冲突停止了，才能很好的谈到政治解决。政治解决就是要实现和平建国的方针”。“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并在此过渡期中，我们提议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会议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军队和政权问题。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

国民党坚决主张必须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实行政治民主化。而部分中间人士，则抱着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提出要“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的所谓希望。周恩来一针见血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盘，就是‘你交给我军队，我再给你民主’，以便他们吃掉人民军队。我们人民军队可以交给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只能是民主的国家，而不能是反人民的国家。我党代表团提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是：第一，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即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统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实行军队的民主化。因为，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民主，国民党在吃掉人民军队之后，必然向人民猛扑过来，把人民的民主也吃得一于二净。第二，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中国人民军队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真正平等合理，否定任何一个党的特权。”周恩来的讲话，

既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也批判了中间人士的幻想。关于“国家民主化”问题，蒋介石根本不想触动他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只是主张在他的政府中扩大几个政府委员，想让中共领袖和几个民主人士到他那里去“做官”。从而放弃革命和民主运动；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交给蒋介石接管。周恩来一方面坚持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保障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改组成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各项讨论基本结束后，1 月 27 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 30 日，又飞到重庆。31 日清晨，周恩来向马歇尔通报了从延安带回的信息。周恩来说：毛主席特别向你致意，感谢你的帮助，并让我带回一个口信。毛主席认为，你这次处理停战问题是公正的。中共愿意在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基础上与美国合作。作为共产党人，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今天我们不打算而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现。当前我们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要学习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中国。马歇尔很重视周恩来的话，对毛泽东捎来的话表示感激。他说：他相信中共的和平诚意，并相信可以根据中共公开宣布的愿望和政策劝说蒋介石在任何问题上与中共达成协议。马歇尔甚至私下提出了他个人对如何加快实现临时性联合政府的设想。

当天下午，政协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宪法问题、和平建国纲领、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大会五个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民主和平的要求。

蒋介石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他在一番长篇大论之后说：

“我要趁今天会议完成，大家聚首一堂的时候。

将我多年来蕴蓄在心而没有说的话，简单的向各位申述。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自辛亥革命以至于现在抗战胜利，这 35 年之中，所有革命战役，无役不从，艰难困苦，无所不经，自省革命志愿与应尽的革命义务，幸无陨越，对于国家和人民，亦已尽了我一份子的天职，略可自慰。今天虽不能说国民革命已经完全成功，但是铲除革命障碍的工作，确已告一段落。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可是，我们国家当此元气调伤之后，国运前途的危难和建国事业的艰巨，只有比战前乃至战时更加严重，实在不胜临渊履冰之惧。幸而此次政治协商去议，订定了和平建国纲领，及各种有关问题的方案，建国初基已具，宪政实施有期，今后各党各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负起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大责：今后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这一个重大的责任，要交托给各位同人和全国同胞来共同担负。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去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杭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尽的事功。同时要求各位同人，为国家为人民共同努力，一本我们在抗战时期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同德同心，精诚团结，来担负今后建国的重任，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周恩来在会上致词，他说：

“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具有长期性的历史性的许多问题，得到了政治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在这些协议当中，我们愿意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和宪草原则，是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准绳，军事协议，是使中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根据。而把

这两方面——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就是改组政府的这一协议。我们一致地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准备宪政。”“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过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奋斗到底。”

会议胜利闭幕的第二夭，恰好是旧历除夕，晚上，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了会餐，喜迎新春佳节，周恩来亲自下厨房做菜，他烧了许多味美可口的菜肴。红烧狮子头是他的拿手好戏，一大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红烧狮子头端上来了。他招呼大家说，“来，尝尝味道怎样？好多年没有烧，怕不行了。”同志们一边吃一边称赞说：“蛮好，副主席真不愧是下江人，这菜是地道的江苏味。”会餐后，还举行了文娱晚会。

这时候，大街小巷传来了断断续续爆竹声，人民在迎接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和平年节，在期待着蒋介石将口头的允诺，变成真正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