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二度携手共赴国难

（一）

日寇在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将魔爪伸入关内。中华民族继绝存亡之间题，无法回避地摆在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国共两党停止了自相残杀。为了巩固西安事变所奠定的和平局面，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周恩来在西北、东南之间往返奔波。在谈判桌上与蒋介石展开拉锯式谈判，求同存异。

1937 年 3 月下旬，杭州西子湖边的一座别墅里，两党领袖人物开始了高层的直接谈判。

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和诚意，希望国民党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他郑重指出：中共系站在民族解放、自由民主、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目标上，拥护蒋委员长统一和抗日的，而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具体要求国民党做到如下 6 点：1.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2.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必须达 4 万余人；3.3 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 4.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5.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6.红军防地必须增加。

蒋介石表示愿意重新合作，口头允诺周恩来提出的有关红军苏区的各项意见。说了好多好听的话：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 “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即使他死了，也要不生分裂”。

蒋介石要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来，周恩来说：必须有一个作为双方行动准则的共同纲领。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希望周恩来赶快起草一个共同纲领。

月初，周恩来返延。

4 月上旬，中共中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同意拟定共同纲领和合作宣言作为两党永久合作的基础，并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拟定几项建议在下次同蒋介石会谈时提出。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提议在中共方面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基础上结成新的民族联盟，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其团体；同意推荐蒋为领袖；对其他具体问题，坚持在不防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原则下，进行一切谈判；如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能满意解决，中共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5 月下旬，共同纲领草毕后，周恩来到洛阳会见蒋介石，约定下次谈判地点在庐山。

6 月上旬，周恩来飞抵庐山与蒋介石继续会谈。周恩来提交了由他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说明中共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意见。

但是，蒋介石推翻了杭州谈判时许下的诺言，撇开周恩来起草的这个纲领，提出：国共合作问题，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指定国民党若干干部和中共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共同组成，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后执行，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决定；同盟会工作如能顺利进行，那么在条件许可时，它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政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联系。周恩来当即意识到，蒋介石关于“国

民革命同盟会”的方案的中心思想是妄图首先把共产党控制起来，然后予以吞并，因此强调指出，共同纲领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只有先承认纲领，才便于商谈组织形式，包括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等问题。

在双方谈及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人员安排问题时，蒋介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改编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从师到连各级副职均由国民党派员充任；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经国民党调查后进行遣编，原指挥员须调离部队。陕甘宁边区问题，由国民党派正职长官。周恩来据理驳斥这些谬论，斩钉截铁地申明：现在是国共两党商诙合作抗日，而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向国民党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收编。因此，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均不能同意。

这次谈判未获结果。

月 18
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蒋介石的意见。本着互让互利的精神，中共重新拟定了谈判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作让步。首先在两党合作问题上，中共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必须先确定共同纲领，并以此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一致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两党各推荐同等人数组成最高会议，蒋介石出任主席，承认其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国民革命同盟会将来的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为了不使它成为国共合作的障碍，可不加以反对，但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政治宣传自由。其次红军及边区问题，中共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适当考虑调改意见，如陕甘宁边区的正职长官可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 3 人中选任等，中共中央曾将这个方案的内容电告蒋介石。

为唤起民众，进一步促成国共继续谈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 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 3 项基本政治纲领。并以

共产党人以光明磊落、委曲求全的态度，提出中共 4 项保证，1.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统一。4.取消红军及其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爆发。7 月 8 日，蒋介石电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一天，中共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7 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来到牯岭，准备和蒋介石、张冲等人进行第二次庐山谈判。7 月 15 日，周恩来向蒋介石致上一函，指出“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并随信附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时，蒋介石正在枯岭传习学舍，主持全国各大学教授、各阶层代表、各社团领袖“座谈会”，蒋介石在报告芦沟桥事变经过并发表对外谈话。他言辞沉痛、坚定地向学者名流，社会贤达说：“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当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国应战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7 月 17 日，国共双方开始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尽快将其发表。蒋

介石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在边区政府正职人选上不同意中共所提出的 3 人，主张派“立场很坚定”的丁维汾。关于红军改编，蒋介石仍不同意红军设总指挥部，坚持成立政训处，除派政训处主任外，还要派 3 个师的参谋长，周恩来在红军统帅、机构、名义上作了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 的原则，拒绝蒋介石派人参与红军军事指挥。这样，谈判又陷入僵局。

月 20

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要员到南京研究抗日对策。随后，周恩来等人转到上海、南京，以等待时机。蒋介石下山前，他的国策顾问、正在庐山养病的陈布雷前来话别。蒋介石看着他心爱的“文胆”，忽然叹了一口气说：“周恩来也来庐山，与我谈判红军改编的事。”说到这里，他凝思着，说，“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啦！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显然，他为对手高超的谈判艺术和随机应变的才能所折服。
月上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

叶剑英应邀出席，以共商抗日大计。在 11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必须动员全国军民抗日，方能取得最后胜利。听说有人要在外交途径上寻得妥协途径，恢复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事。当前战争中，必须注意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战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在交通大道，则坚壁清野；在敌人的侧面山地则不退，并组织民众，以军事人才加以指导，奋起抗战。”最后，国防会议决定了“持久消耗”的抗日战略。

国防会议期间，周恩来继续和蒋介石谈判发表《宣言》和红军改编问题。此刻，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但是对国共合作这一关系抗日战争成败的大问题上却仍一拖再拖，不作具体解决。相反，他还授意康泽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宣言》，把其中的 3 项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

共产党的 4 项保证。周恩来拒绝这些修改，并主张如果不作改正则暂缓发表。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周恩来再次申明：必须设立总司令部；中共推荐各级指挥人员，均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红军保持独立，国民党不得派遣军政人员。

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上海。8 月 19 日，蒋介石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和急于红军出兵抗日，终于表示同意中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编 3 个师，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不派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军队的一切职务包括“各级之副，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行派配，南京政府对 3 个师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各派一名联络参谋。达成协议后，周恩来、朱德即在当天离宁返洛川，叶剑英留宁继续交涉。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公布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该谈话虽未承担十年内战的责任，对共产党也未持平等态度。但它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宣言所列诸项“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开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

之生命与生存。”实际上承认了国共合作抗日。

中国人民为国共携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振奋。9 月 24 日，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宋庆龄发表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她的肺腑之言，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心声：“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激动。回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兄弟，在最近十年以来，互相对立，互相杀戮，这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料到的。到最后，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重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的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