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末日来临，蒋介石的亲信都纷纷发布绝望的哀鸣，1948 年冬天，曾历任蒋介石侍卫长，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说：“我看这样下去，我们恐怕只有这样一条路好走——跳黄浦江！”有人想跳江自杀，有人则服药自尽。蒋介石的国策顾问、代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于南京湖南路陈公馆中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自杀了，他给夫人及儿女的信中写道：“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来日大难⋯⋯后事如何，不忍预嘱”；在致蒋介石的遗书中说：“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云云。这位追随蒋介石大凡 22 年之久，被誉为总裁文胆的陈布雷，看到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和一连串的失败，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将付诸东流。而自己又绝无回天之术，挽救党国于覆亡时，便感到心灰意冷和绝望而选择了自手解脱之路。蒋介石对陈布雷之死非常伤心，痛感：“在此国难未纤之时，天夺良辅，你的眼睛一闭，离我而夫，可是丢下了我，叫我又怎么办呢？”

战局逆转，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司徒雷登眼看蒋介石失势的趋势，便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委员长（指蒋介石）退休，让位与李宗仁。” 对于美国的这个换马之计，桂系实力派白崇禧积极响应。白崇禧此刻坐镇汉口，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他手中握有 30 万能战之兵，驻守长江中游南北两岸。自东北、华北、华东会战以来，国民党嫡系主力损失殆尽，唯有这支力量尚保持完整。因此，他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12 月 24 日，他在汉口突然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表示民心军心都不能再战。他打着“和谈”旗号，借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野。好由桂系取而代之。25 日，副总统李宗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发出通电，倡议与中共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30 日，河南省主席以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长亦发出请蒋介石下野的通电。同日，白崇禧再次发出主和通电，并警告说：“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作出下野的决定。圣诞节那天晚上他亲笔写下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两句诗，以作万般无奈之叹。

月 31 日下午，蒋介石邀中央执、监委员约 40
人在黄埔路总统官邸聚餐，虽然餐厅里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但在辉煌耀眼的彩灯下映出的，却是个个优心忡忡的阴沉面孔，无人谈话，唯闻杯盘盏碟之声。党国的要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蒋家王朝举办的“最后晚餐”。会上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即张群）先生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张群念完全文，全场鸦雀无声，空气十分紧张，李宗仁坐在蒋介石的右首，不动声色。还是蒋介石打破沉默，间李宗仁对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答：“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介石此时再也难以自制，他人冒三丈，直言不讳：“我

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贝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讲完随即要张群记录下这段话，然后拂袖而去。

1949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作出要“和谈”和“引退”的表示。

1 月 21 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他以与平时激昂慷慨截然不同的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的语调，正式宣布引退。下午，蒋介石驱车至中山陵拜谒。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抗战胜利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下午四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依复恩，绕主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与国民党这种“败象亡证，江河溃决”的覆亡前夕的惨淡局面的鲜明对照，共产党的威望有了极大的提高。自由资产阶级向中共寻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来到解放区。

对于桂系军阀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倒蒋议和”和“假和平”运动，周恩来早在 1948 年夏天就英明预见到。那时他为中央起草的《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的党内指示中指出：

“在我人民解放战争日益胜利面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有不少的派别和个人，在美帝当权派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着一种假和平运动，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分人民中尚存在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在蒋介石军队更加失败、国民党局势更加危急的时机发起政变，表面牺牲了蒋介石，宣布停战议和，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的力量。在这一活动当中，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以李宗仁为首，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至于蒋介石及其死党则将尽力挣扎，非至万不得已，不肯轻易下台。我们必须密切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要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运用坚定而灵活的策略方针，以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

以后局势的发展确如周恩来预见的那样。

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反动政府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代总统李宗仁急于稳住国民党政府残局的阵势，上台后即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并于 2 月 14 日，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抵北平，以作试探。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石家庄接见了前来的代表，充分表示了对和平的诚意。

月 25
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平山西柏坡移到北平。第二天，中共中央通过电台正式通知南京政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4 月 1 日开始，于北平正式同南京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南京方面派遣代表团，依照上述时间、地点前来。

南京政府在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的同时，确定了谈判的指导思想：1.和谈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

迫我方接受不体面之条件；2·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的联合政府，应建议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3.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张治中到奉化向蒋介石请示有关和谈限度时，蒋介石特别抓住“划江而治”的“南北朝”主张下放，规定和谈的限度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李字仁对刘斐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3 月 31 日晚，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宴会后，李宗仁又在办公室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讨论加强长江防务问题，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人民解放军南渡，井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等问题，作出了决定。南京政府公开表明“和平诚意”，暗中却仍在进行战争部署。

月 1 日，以张治中力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代表团到达北平。经过双方

接触和交换意见后，于 13 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中南海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将经过与各方磋商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正式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他就此阐明了中共立场和意见：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战，国民党就要完蛋；和，国民党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他宣布：南京政府必须在 4 月 20 日前表示态度。

4 月 16 日，黄绍竑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飞返南京，请求政府批准。李宗仁下敢贸然决定，急派人赴溪口请示。蒋介石阅毕黄绍耽携回的那份《国内和平协定》后，即表示：“‘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出的修正条件 24 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的条件。其前文叙及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20 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合通电，对《国内和平协定》予以全面拒绝。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是国民党总裁，实权仍在他手里，他下野后，便积极部署长江防务，以便凭借长江天堑，负隅顽抗。他所谓的和谈只想拖延时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幻想在美国的庇护下，重新统治中国。麦克阿瑟曾对他表示，只要国民党能坚持一年，美国一定以全力来援助，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国内做动员工作，正是由于对美国寄予希望作了上述部署，所以他敢于置国内外呼声于不顾，孤注一掷，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 月 20 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东北之湖口、东至江阴，长达数

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 3 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几天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次长还说：“长江自古是天险，曹操、符坚都渡不过来，何况共产党。除非它是天兵天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说：“长江天险，共军没有海、空军配合，不易大举渡江。”当解放军渡江成功，彻底摧毁了“固若金汤”的国民党江防以后，汤恩伯于 22 日下午匆匆决定全线撤退。国民党军仓皇逃命，溃不成军。23 日清晨，李宗仁登机飞离南京。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4 月 25 日，蒋介石离开奉化前，祭祖谒墓，自不在言，更主要的是他已有从此一别故土，何时重返的心情，其唏嘘感慨可以想象。他匆匆赶到上海后，即召集守备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团长以上的军官，在汤恩伯司令部训话。他重弹不出三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到那时美国就会恢复援助。再

说上海兵力雄厚，固守三个月没有问题，并表示自己将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等等。蒋介石虽然佯装镇静，但当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发动攻击的炮声一响，他便悄悄地登上飞机，逃之夭夭了。汤恩伯也把司令部搬上了兵舰。

解放军乘胜追击，5 月 12 日打响了淞沪战役，27 日，解放上海。至此，历时一个多月的渡江战役，取得了歼敌 40 万，解放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名城重镇和苏、浙、皖、赣、闽、鄂等省广大地区的辉煌胜利。

6 月 1 日，败阵而逃的蒋介石在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此刻，他惊魂初定，但心绪难宁。先寄希望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江山，结果美梦一场；如今上海失守，伤及国际观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的反攻战略，亦成泡影了。蒋介石面对颓势难回，众叛亲离的残局，也只得追来逐去地力图挽救。地不停地来往于云南、广州、重庆、成都、台湾、厦门，真是时不与蒋兮，狂澜难挽。

中共各路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用战斗或和平的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

1949 年 11 月 28 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抵重庆市郊的南温泉，重庆己被包围。29 日，重庆市内己闻炮声，从由穗迁渝的国民党政府即日迁蓉，但却下见其最高负责人李宗仁。原来他早已于 11 月 13 日，即蒋介石来重庆的头一天，托言有病，突然飞港转赴美国而去。这天中午，蒋介石在山洞陵园召集军政头目，布置撤退及对重庆的大破坏。晚上 10 时，蒋经国闻“枪声大作”，催促蒋介石“早离此危险地区”。当父子两个乘车开出山洞陵园时， “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小轿车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被阻塞三次，无法前进，蒋介石不得不下车徒步，“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介百就睡在“美龄”号专机座仓里。11 月 30 日情晨，“美龄”号离渝飞蓉时，解放军距离重庆白市驿机场仅 10 公里。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住在成都中央军校的蒋介石，知道四川守不下去，只想把胡宗南的残部安全转移到西昌去，在那里设立大本营，表示大陆还有地盘，以待国际局势变化。他表面上还是装腔作势，而实际上已是坐立下安、一筹莫展了。他每天关起门来对着军用地图发呆，不时责骂胡宗南。他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更是放不下心，经常请他们吃饭，借以监视他们。12 月 9 日傍晚，传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等秘密离开了成都的消息，蒋介石更加慌乱起来了。

刘文辉，字自乾，四川大邑县人，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的热情帮助，逐步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那是 1942

年 2 月一天深夜，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一位民主人士吴晋航家里首次秘密和刘文辉会面。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说：“尽管国际上法西斯势力一时尚逞疯狂之势，国内反动派在日寇军事压力和政治引诱下也有投降敌人和加紧分裂的危险。但是，只要全国的民主力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刘文辉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在这三个坚持、三个反对中，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极为重要。只有坚持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争取包括地方实力派在内的各个阶层的民主权力，才能有效地坚持团结进步、坚持抗战。”

周恩来这番话触动了刘文辉的心思。早先刘文辉苦心经营多年，有了相当的力量，后来经不起蒋介石的花言巧语的诱惑，而追随他，为他卖命，但结果却是地盘被吞食，力量被削弱，直到被迫退居川西一隅，历史教训，使刘文辉懂得高举民主旗帜，反对独裁专制是一条好出路，周恩来接着鼓励说： “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斗争中，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的民主派携手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区实力派能够同共产党加强联合，具体配合。”

深夜的大地是宁静的，寒冷的，室内的气氛却是热烈的、温暖的。周恩来代表中共推心置腹地给地方实力派做工作，争取朋友；刘文辉则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请中共中央指点和支持。时间已经过去两小时，但谁也没有一点倦意，特别是周恩来，虽然长时间的日夜操劳，显得有些消瘦，但仍旧容光焕发，话语有力。告辞的时候，周恩来紧握刘文辉的手说，“自乾先生，团结起来就是力量啊！望你在国民党的内部多做团结工作。而团结又是为了斗争，对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反动政策和措施，都要予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现在你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大胆行动起来吧，我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予支持！”一席赤诚的话，说得刘文辉热乎乎的。

刘文辉根据周恩来的建议，针对蒋介石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消灭地方实力派的阴谋，加强了同西南地方各方力量的联合和团结。在四川，他不计前嫌，主动与邓锡侯、潘文华重归于好，约请大家一起和云南的尤云联合起来，达成川滇康三省联合起来“抗蒋自卫”的协议，使蒋介石消灭西南势力的阴谋不能得逞。

1942 年 7 月，刘文辉在雅安驻地接见了周恩来派来的联系人王少春。王少春根据一月前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的指示：“蒋介石排斥异己，与刘有某些矛盾，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去做工作；去后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失败，主要是策反刘文辉及潘文华、邓锡侯。”在那里设立一个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通报，以便及时帮助刘文辉了解中共的方针。从此以后一直不间断，刘文辉对王少春送来的电文部认真阅读，有时事情忙不过来就利用抽大烟的时间，边抽边看，甚至看得入神，忘了抽烟。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刘文辉对解放军能否取得胜利一度产生疑虑，对王少春也有些疏远。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得悉这一情况，即通过王少春转告刘文辉，希望他要当政治家，不要做“政治商”，如果认为不需要联系人，请他买张飞机票把王少春送到香港，飞机票的钱也会寄还给他。刘文辉这才警觉起来，逐渐恢复了原来的友好合作态度。

1949 年 10 月，解放战争的中心逐步转向西南，王少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劝导刘文辉联合西南各方实力派，走起义的光辉道路。刘文辉这时虽有这方面准备，但还是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王少春对他说：“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写好自己的历史。”接着针对他既怕蒋介石杀害，又怕保不住自己权利的思想，严肃指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抓紧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争中，为人民立功，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祖国是下会忘记的。”经过反复说服，加上局势明朗，刘文辉终于表态要起义。

周恩来根据刘文辉的态度，对王少春电授机宜：“大军行将西进，希积极准备，相机行事，过早行动，会招致不必要的损失。”王少春和刘文辉一起研究起义的时机、对付蒋介石、配合解放大军等问题。随后刘文辉亲赴成都与邓锡侯等人商量起义事宜。

12 月 5 日，周恩来电示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

（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 8 日，周恩来又电告率大军挺进西南的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员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之联系”。刘文辉和刘邓大军终于取得直接联系。

12 月 9 日傍晚，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钥侯、潘文华，离开成都，在雅安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起义。

12 月 10 日，成都市内秩序大乱，时闻枪声，势临绝境。蒋介石的侍卫人员发现“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认为是刘文辉的便衣队，建议蒋介石赶快从后门逃走。蒋介石此时已知道刘文辉等起义的消息，他极为担心” 西安事变”重演，于是携着蒋经国仓皇出逃。下午之时，“美龄”号专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升空，向台湾方向飞夫，等蒋介石再从机窗往下望去时，眼底已是茫茫的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后来蒋经国回忆这次成都之行时说：“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