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分庭抗礼强弱斗智

（一）

历史的脚印有抹不掉的斑斑血迹，历史的情绪好像割不断的滔滔江水。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充满着胜利的狂欢和失败的悲歌的岁月。

1926 年夏天，时局微妙地向两个互相矛盾的方向发展着。虽然自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共联合战线中存在着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对反对北洋军阀，把革命努力发展到全国范围内，为完成孙中山北伐以统一中国的遗志的行动要求，还是大体一致的。这时，除两广地区以外，国内所有地区几乎都在北洋军阀以及大小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他们听从不同洋主子的指挥，各占一方，相互争战，践踏着祖国的河山和人民。经英国和日本的撮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打出“南北讨赤”的旗号，向北进攻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向南进攻广东。

敌我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决战即将来临。

蒋介石既要极力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又不敢断然与共产党决裂。这个北伐军总司令虽然已经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但是，地位并不稳固、威信也不太高，为了在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中利用中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隐蔽国民党新右派的真面目，唱起“国共合作到底”的高调。他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对师生训话时说：“我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冲突之后，两党诚心诚意地团结起来。”他对周恩来还是和颜悦色，非常礼貌。蒋介石曾单独邀请周恩来长谈，周周恩来认浙江同乡，要周恩来在广州待命，表示还要重用他。

中国共产党也看到：蒋介石极力主张北代是抱有个人企图和目的的，但北伐的主张吝观上适应了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对蒋介石采取了最大限度的退让政策，认为，这时的中国革命，需要蒋介石这样一个人，规劝他，爱护他，简直是像慈母爱护幼子一样地原谅他的错误，希望他能进步。周恩来以革命利益为重，为挽救国民党和蒋介石，委曲求全地同蒋介石打交道，积极开展北伐的准备工作。他积极协助邓演达组建北伐军总政治部，推荐一批有能力的共产党员在总政治部任职，并应邀为“战时政治训练班”作

《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的重要讲演。在广州太平餐馆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和亲信王柏龄、刘峙、钱大钧、张治中、俞飞鹏举行的欢送晚宴上，风度翩翩的周恩来举杯衷心预祝他们旗开得胜。

周恩来亲手组建的叶挺独立团是中共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全团 2000 多人，连以上军官多是共产党员，是一支很能战斗的队伍。为了战胜强大的北佯军阀，北伐前夕，周恩来把这支队伍从肇庆调回广州，然后在司后街叶挺寓所里召开军务会议，命令该团担负起北伐先锋的艰巨任务。周恩来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他指示第四军参谋处长、独立团团长、共产党员叶挺“要加强中共的纪律，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扬牺牲精神，与友军亲密合作，打好头阵，为北伐开路。”最后，周恩来满怀豪情地激励大家说：“饮马长江，武汉再见。”

1926 年 5 月下旬，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湘江

两岸，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而作为北代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仍远离前线一丝不苟地选择黄道吉日筹备誓师典礼。他把誓师典礼看成开天辟地以来最隆重的典礼，看成树立威信、巩固权力的必经程序。从湖南前线来广州求援兵的将领认为，军火急如星火，刻不容缓，要求马上派兵入湘。蒋介石听后文绉绉、慢吞吞地说：“汤武革命，莫不誓师。”

等到择好黄道吉日，蒋介石还要为物色合适的监誓人和授印人搜索枯肠。誓师典礼意味着国民政府把北代之权授于蒋介石，监誓和授印的仪节，本应由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分别担任；然而，蒋介石却以为这样还不够隆重。他嫌张静江既无功业、无学业，又无虚名，不过一富翁而已，而谭延闿资格虽老，但实质上也不过是总司令属下的一个军长。蒋介石要求的是一个地位很高，名声很大相当于孙中山那样的人物，但这样的人哪里有呢？最后他选择了吴稚晖。吴稚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孙中山的朋友，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多年，与蔡元培齐名，被北京政府通缉后蛰居上海，以写作为生。他曾发表“不作官”的宣言，颇有清名。

7 月 9 日，烈日的的。广州东校场，军旗飘飘，10 万军民人头涌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等口号声此起彼伏。金碧辉煌的主席台耸立在北端，孙科高举着孙中山遗像站在中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分悬两边。北伐誓师典礼开始，由吴稚晖监誓和授印，蒋介石宣誓并发表长篇演说。他说：

今日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已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多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月底，蒋介石离穗北上。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随蒋介石踏上北伐的征途。早些日子，这位具有政治家眼光的军事家曾请教周恩来：北伐战争过程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周恩来为解决这一“政治问题”跑了一趟上海，郑重请示党中央。那时陈独秀正在生病住院，与世隔绝。他不识时务地在《向导》周刊发表反对北伐的文章，受到党内同志的善意批评，更遭蒋介石恶意攻击。闹得他如槁木死灰般的失意愧丧，心情消沉。因此他对加伦提出的问题不敢答复，而一反往日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竟然“谦虚”地对周恩来说：“你们开个会研究好了。”最后，张国煮向加伦说了模棱两可的两句话：“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反对蒋介石。”

后来，周恩来曾沉痛地回忆了当时中共对蒋介石所采取的自相矛盾的态度所造成的恶果：“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蒋介石率司令部全体人员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北上途经韶关、乐昌、郴县、耒阳、衡阳、株州等 10 余个城镇，历时半个月，于 8 月 11 日抵达于一个月前已被北伐军占领的长沙。蒋介石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抵达长沙时，已是凌晨 3 时，但长沙 5 万余欢迎群众，在中共的组织下，从炎

热的中午，一直等到次日的凌晨 3 时，迎接北伐军总司令的到来。蒋介石“心

殊感激”地说：“此次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发至长沙，沿途民众放爆致敬，商店公平交易。迷路者则为之指引，任重者则为之分担，疲者设凳，渴者给茶，饥者授食。其对全军溪来与助之诚意，盖有如此者。”

月 12
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以夺取武汉，消灭吴佩孚为主要目标、对江西实施监视”的第二期作战方针。

8 月 14 日，天气晴朗，蒋介石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检阅了整装待发的第七、八两军。他骑着枣红战马，缓慢进入主帅位置，第七军长李宗仁居第二，第八军长唐生智排第三，其他高级将领也都分乘骏马相随。将帅们春秋正富，按辔而行，马上英姿，器字轩昂。首先检阅的是第七军。身穿土制旧军装的广西兵，不仅身材瘦小，而且对操场上的制式操练陌生，对军乐队、仪仗队也无暇多加注意，所以检阅起来着实不够壮观。第七军阅毕，将帅们来到第八军的排头处。官兵身材高大，军服整齐，旗帜鲜明，操场的训练有素。蒋总司令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态度从容肃穆，举手答礼，颇有大帅风度。军队奏乐，声若裂帛，高低疾徐，蒋总司令的坐骑已有些不听调度的样子。紧接军乐队的是号兵队行列。只见队长口令一下，金光一闪，队员们举号吹奏，号声响如春雷，震耳欲聋。蒋总司令坐骑受此惊骇，前蹄高举，大嘶一声，向校场中心狂奔。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勒缰不住，瞬间失掉重心，手足朝天，翻鞍坠地。众将士见状，惊恐失色，不知所措。幸亏蒋总司令只被拉了二丈远，便和狂马脱离。他惊魂未定，气喘吁吁，帽脱靴掉，哗叽军装也沾满污泥。最后，只得一颠一跛地徒步阅兵。

阅兵坠马，蒋介石讳莫如深，以为是不祥之兆。好在北伐健儿横扫干军如秋风卷残叶，才使惴惴不安的总司令心中释然。

8 月 19 日，攻克了北洋军阀汨罗江防线的主要支撑点平江。“平江失，岳阳不保，武汉亦危。”22 日，占领岳阳。随着这座以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吟咏的岳阳楼而著名于世的古城被收复，湘境的北伐战争基本上结束了。战争很快发展到湖北境内。8 月 27 日，北伐军浴血奋战，攻克了鄂南的第一门户

——汀泗桥。吴佩孚精锐尽丧，退守贺胜桥，他横刀勒马于桥头督战，企图凭借有利地形、武力与坚固工事，和北伐军决一死战。30 日下午，叶挺独立团无坚不摧，率先突破防线，占领贺胜桥，打破吴大帅死守贺胜桥以保武汉的梦想。

攻下贺胜桥，北伐军沿粤汉铁路追击，直捣武汉。吴佩孚为了挽回败局命令部下沿城挖掘战壕，并构筑了坚固的炮兵阵地。9 月 2 日，北伐军陆续到达武昌前线。当天晚上，蒋介石并未分析敌情，不顾武昌城高壕深，易守难攻的地形，强令“限于 48 小时以内攻下武昌。”北伐军两次强攻，均未能奏效，担任主攻任务的独立团一营几乎全部阵亡，周恩来的好学生、共产党员曹渊营匕以身殉职。北伐军只好改变策略，在围困武昌同时，轻取汉口、汉阳，10 月 10 日，被困 40 天的孤城武昌终被克复了。赫赫一时的吴大帅自此一蹶不振。

湖北战事结束，北伐军主力转向讨伐孙传芳，江西成了北伐的主战场。10 月上旬，蒋介石从武昌转入赣境，亲自指挥南昌会战，由于他指挥错误，加上敌人早有准备，北伐军连攻不克，伤亡甚大，被迫停止进攻，撤除南昌之围，等待战机。11 月初，随着北伐军主力到来，江西战场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孙传芳的后院失火，局势不稳：浙江省长夏超卒部起义、福建周荫人部下倒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北伐军采用加伦之计，先

扫清南昌东南之敌，切断南浔路，然后再攻南昌。孙传芳见败局已定，乘军舰逃回南京。8 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孙传芳在江西的部队全线溃退，他在东南五省的统治彻底动摇了。

对于蒋介石北伐途中的武昌、南昌战役的错误指挥，周恩来曾于 10 年后

——1936 年 7 月 9 日在陕西白家坪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作过精采的评述。斯诺问周恩来：“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您对他有何评价？”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回答说：

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个拙劣的外行。⋯⋯蒋介石采用了拿破仑的办法，拿破仑的战术需要极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必胜的意志，而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他带领一个团或一个师，也总是搞得一团糟。他老是集中部队，企图依靠猛攻夺取阵地。1926 年武汉战役，在其他部队失败后，蒋介石率领一个师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强攻敌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南昌，蒋介石又重蹈覆辙，他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用他的第一师向这个孙传芳占据的城市发起突击。孙传苦后撤，让蒋介石进入部分城区，然后反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伏击地带，致使蒋军大败。

江西战火停息后，北伐军进一步调整作战部署，决定以三路追歼敌军，以唐生智力总指挥的西路军沿京汉铁路对付来自河南之敌；东路军分别由何应钦、白崇禧率领兵分两路向浙江挺进；中路军由蒋介石亲任总指挥自江西沿长江两岸东进。北伐军的战略要旨在于夺取上海、南京，推翻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