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65 年，本是蒋介石所“钦定”的“反攻圣战平定全国”的年份，然而

他不仅未能离开孤岛一步，倒是曾任南京政府代总统的原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这生动体现国共两党长期较量的、轰动世界的新闻，从酝酿到实现、前后经历整是十年之久。

1955 年夏，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关于台湾海峡局势和中美关系的谈话和

声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同年 8 月从美国新泽西州传来了李宗仁非同凡响的回声，他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解决台湾的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第二条，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的非军事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视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作出安排。

蒋先生比我年长四岁，今年 67 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完全可以肯定他说，他去同意我的意见的。”

中国人民从这个简短的声明中，立即感觉到这个过去曾经是人民的敌人，如今流落异邦的政治家对他过去的悔悟和对祖国的忠诚。

周恩来没有仅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去体谅这个曾经背弃祖国的人的痛苦呼声，他的脑子里，正构思着祖国统一的宏伟蓝图。他要树立一个榜样，让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人看到，共产党对其过去的敌人，只要他们改变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同样有他们平等的一席。

1956 年 5 月 12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款待从香港返大陆观光的前国民党中央委员、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程思远。周恩来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国共合作的历史讲到现在祖国对国民党的希望：“国家当前的内外方针，是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此，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国共曾经两度合作，反帝反封建，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合作，结果均是凶终隙末；然而追源究始，事实俱在，有目共睹，责任不在共产党。”谈到李宗仁时他说， “孪宗仁先生去年 8 月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反对‘台湾托管’， ‘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民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在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回到香港维多利亚海北岸海滨寓所后，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给李宗仁写信，转告周恩来的希望和自己回国的感受。这时李宗仁正面临如他后来在回国声明中所说的两种前途选择：“一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

李宗仁与蒋介石分手赴美后，在纽约医院割治胃溃疡病。出院后，他和夫人郭德洁选中美丽而宁静的盎格鲁村镇花了 6 万美元购置一座二层楼房定居下来。

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的一席话，成了李字仁回国的契机。1958 年秋天，李宗仁在致老朋友李济深的长信中用“树高千尺，落叶归根”的古语，百感交集地表达他意欲归国的愿望。1959 年 10 目 25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第二次宴请回国参加国庆十周年典礼的程思远。周恩来谈到李宗仁归国的问

题时说：“李宗仁先生要回来，我们是欢迎的。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适当的时候，李先生可以先到欧洲走一走。欧洲有什么地方可走吗？”程思远回答说：“可以到瑞士的苏黎世，郭德洁女士的表弟田桂昌在那里开饭馆。” 周恩来笑一笑说，“那好么！瑞士是个很美的地方，又有这样一位开饭店的亲戚，有吃有喝啊！”然后神色又严肃起来，“到欧洲去，只是走一走，玩一玩。你同他见面谈谈。但是，李先生必须按时回到美国去。”

为了避开美蒋特务机构的怀疑，程思远和李宗仁的通信都用约好的暗语，但无论用得如何巧妙，也不能淋漓尽致的表达彼此的感情。1960 年 9 月，郭德洁受李宗仁的委托，秘密来香港会晤程思远。她说，“德邻已经下决心要回到大陆。他是一个政治家，虽然年逾古稀，但不愿和蒋介石一起，背着那狼藉的名声载入中国的史册，他经常重复中国的那句古话‘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和孔夫子的名言，‘朝闻道夕死足矣’。”程思远向她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语重心长的嘱咐。

郭德洁从香港带来的信息，使李宗仁大为兴奋。1961 年，他致信肯尼迪总统，指出：把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当作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能掩耳盗铃，只有中共所领导的北京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63 年夏天，李宗仁在接见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占斯托·玛赛丽的时候，以饱经风霜的政治家的深邃睿智，纵谈天下大势与中国问题。记者问：“李将军，你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了，你为什么在谈到红色中

国的边界时说‘我们的’？”

李宗仁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中国人总归是一个中国人，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政治制度。”

“让我们谈谈蒋吧”，记者又说。 “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的元首，而现在的举动好像他的经验还没有

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他总是重复同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煞事实呢？

“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区别的是，我完全下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下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都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1963 年冬天，经过长期准备，李宗仁决定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到瑞士苏黎世会晤程思远。11 月 14 日，程思远上京向周恩来请示有关问题， 15 日晚上，周恩来在紫光阁接见他，殷殷嘱咐赴欧要注意的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并一再要他记住向李宗仁转达的“四可”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

12 月 17 日，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阔别 14 年的李宗仁和程思远，首次重逢于苏黎世，他俩在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里找到一个僻静的座位后，就通宵达旦畅谈起来。

李宗仁说：“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但是，蒋介石那个‘中国’，是与我无缘的。我如今悔之晚矣。因为我的一切灾难和不幸，都是因为与蒋介石决裂太晚形成的。一时犹疑，错过了良机，酿成千古之恨。现在，白崇禧的日子也不好过，那就是一个例子。”

程思远说，“他号称‘小请葛’，看来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李宗仁又说：“张国焘那种事更不能干。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写骂共产党的书，将来也不会有脸去见江东父老。我要回到祖国去，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过去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

程思远又把周恩来的问候和“四可”意见向李宗仁转达。这时，李宗仁激动得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感慨万分地对程思远说：“我们这些人，过去颇有些雄心抱负，立志干一番事业。不过在今天看来，那是非常渺小的，因为它还没有脱离我个人的范畴。我对意大利记者说，我不把失败的往事记在心上，但真正不放在心上是不容易的，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共产党领袖，才是真正虚怀若谷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的人。他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他们也包括我们，包括今天也包括明天。这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正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众望所归的缘故。而蒋介石国民党在于什么呢？直到前几天，还在互相踢脚，骂我是共产党⋯⋯周恩来对我们说的话，是金玉良言哪！如果在这样真诚而恳切的态度面前，沉缅于个人的区区得失之中，裹足之前，那就要真的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十恶不赦的罪人了。请你转告周总理，我只要一可，就是回祖国定居。”

12 月 22 日，李宗仁和程思远分别离开了苏黎世。程思远返港，即写信报告了周总理。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亲共举动感到怒火中烧，他指使台湾舆论界蓄意攻击，密令其特务机构加紧监视。

那次，郭德洁秘密抵港会晤程思远被他们发现并窃取有关信件后，国民党的报纸即做了一番耸人听闻而也确实有其事的报道：“郭德活女士神秘抵港，可能与李宗仁意欲投共有关。”

不过，无孔不入的美蒋特务有时也真是神经过敏。一次，李宗仁离开寓所去参加桂林同乡廖行健与柴秀丽的婚礼。台湾驻美特务就叫嚷李宗仁“突然离开美国”、“在香港，并试图进入红色中国。”李宗仁返回家里后，竟然还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查询电话，并派人赶到李宅来核实回电话的人是不是李宗仁。直到他们目睹李宗仁与新郎新娘在一起的照片后，才消除怀疑。

1964 年初，中法建交的消息传到美国后，李宗仁即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法戴高乐政府同新中国调整关系。蒋介石非常震惊。这时美国舆论寻中，主张与大陆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日趋响亮，他担心李宗仁的公开信，会为这种舆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怀疑李宗仁此举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于是他紧急动员岛内外所能动员之力量，肆意攻击李宗仁。2 月 15 日，纽约《华美日报》发表《是何居心》社论，说李宗仁“是以此稿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

华侨社会及向美同进行游说工作”。2 月 24 日，香港《快报》发表评论，指责他“向红朝屈膝”。在香港的前广西军政人员黄旭初、夏威等人联名写信劝他“保全晚节”。3 月 18 日，在台北息影多年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白崇禧致电李宗仁，说：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以后，我公竟于 2 月 12 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其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归心似箭的李宗仁看到白崇禧辈的电报、信函后，置之一笑，继续我行我素，筹划归国事宜。

1965 年 3 月，他致信程思远，表示急于回国，不愿再在美国虚度晚年了。程思远把这一信息传递到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多年的宿愿可以实现了。李宗仁得到周恩来的这一答复，欣喜若狂。

4 月 22 日，李宗仁到纽约华克城移民局，提出要带刚刚手术后不久的夫人郭德洁去气候适宜的瑞士休养。仅六天时间，美国移民局便爽爽快快地把出国护照发下来。原来两年前李字仁按周恩来的安排走了一趟欧洲，并且按时返回美国，给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都造成了错觉，以为李宗仁对美利坚台众国这片丰腴的土地是充满依恋之情的。批准他出国，就像让鸟儿出林了一样，只要到了黄昏时分，还会扇动着翅膀，依然归来，移民局甚至还了解到那次李宗仁从瑞士飞回美国时在纽约机场所说的一句话：“好险，差一点赶不回来过圣诞节了。”因此，当李宗仁真的准备离开美国，甚至把房产都卖掉了，联邦调查局还稳坐钓鱼船哩！（香港一记者为此曾访问了调查局和移民局，发表《李宗仁巧计离美》通讯，说 1963 年欧洲之行实在是胸怀大略之举。这记者当然不知道，这一置美国人于目瞪口呆、懊恼无限境地之举，原是周恩来略微施展了一下他的智谋。）

6 月 13 日，李宗仁离美飞欧。程思远接到电报后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请他立刻前来北京，交代李宗仁从欧洲回国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由于耽误了时间，程思远 18 日下午 2 时才到北京，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已于当天上午

10 时乘专机出访非洲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总理访非日期是早已确定的，但是，他对李宗仁归国的有关安全、路线等备方面问题，都作了详细周到的安排了⋯⋯”。

28 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与李宗仁会合。李宗仁夫妇等他们的次子志圣一起回国，两个星期过去了，儿子还未到来，他们正欲赴洛桑一游，急然接到中共有关方面的紧急通知：“务必于 7 月 13 日下午 2 时前离开苏黎世”。

7 月 13 日下午 2 时，一位青年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瑞士航空公司

的一架波音 707 客机。并郑重嘱咐：“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绝对不要走下飞机。”“波音 707”客机挟风而起，飞上了欧洲 7 月的蓝天。

几乎是同时，另一架“波音 707”客机在苏黎世机场的另一条跑道上徐徐降落。座舱的门刚打开，两应身穿白色西装的中国人便匆匆跑下舷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离开停机坪，穿过大厅，钻进小轿车。这两个人的公开身份是台湾驻联合国日内瓦机构工作人员，实际是蒋介石的特务。他们刚接到台

北的指令，要不惜代价，不惜采取何种手段，设法制止一件可怕的政治事件发生——李宗仁归国。然而，他们晚了一步。

华灯初上时分，李宗仁一行所乘客机，经过日内瓦后，降落在雅典机场，爱琴海上吹来的海风，湿润而凉爽，仿佛可以减弱一点归心似箭的焦急，平慰一下与故国久别之后即将重逢的激动。他们哪里知道，在苏黎世的两个国民党特务已知道他们的行踪。电波载着李宗仁的最新情报，跨越千山万水，飞入台北蒋介石的官邸。笔者没有办法取得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后的反应的资料，所能知道只是，短短几个小时后，当李宗仁所乘客机在贝鲁特机场降落后，他就收到从白崇禧等台湾发来的几封特急电报，劝说李宗仁放弃回归大陆的打算。蒋介石的用心何其良苦！可惜，李宗仁并不买他的账，那些电报没有拆开便塞进旅行提包里。

飞机又从贝鲁特飞向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蒋介石心里明白，李宗仁回到大陆，将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引起怎样的连锁反应，将在台湾人民、海外侨胞，特别是港、澳以及华侨集中的东南亚引起怎样的严重后果。蒋介石经过再三权衡，决定：宁可在全人类面前承担血腥暗杀的指责，也不能让李宗仁回归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一封杀气腾腾的密电令抢在飞机前几小时到达卡拉奇。蒋介石命令他在巴基斯坦的特务组织，在卡拉奇机场的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暗杀李宗仁。

7 月 14 日凌晨 2 时，飞机降落在卡拉奇机场。这三位心潮起伏的旅人，此刻不知道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蒋介石花费重金收买来的死亡之神，正望眼欲言地等待着他们，无声手枪的枪膛里，已经装上含有剧毒的子弹；插在口袋里的手，不断地抚弄着光滑的枪机。

飞机刚刚停稳，李宗仁等三人就准备离开机舱了。这时，机外传来警车声，他们三人还没有来得及领略一下卡拉奇的迷人夜景，就被站在舱梯平台上的巴基斯坦军警请进警车，风驰电掣般地离开机场。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中国人笑着回过头来说：“李先生、郭女士、程先生你们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奉周恩来总理指示，前来迎接你们。”原来，蒋介石的密令被大陆有关方面破译了，北京急电驻巴大使馆，指令要万无一失保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的生命安全。大使接着说：“因为蒋介石已在机场布置好暗杀你们的特务，我们不得不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动用保安部的警车接你们。这是周恩夹总理再三指示的。”李宗仁听毕，一股暖流冲上心头，泪水涌出眼眶，他一把抓住大使的手，急促地说：“谢谢周恩来总理，谢谢您。”

候机大厅里，刺客还在焦急地寻找行凶的对象，目不转睛地盯着出入口处。但是，他们终于失望了，眼巴巴看着飞机又载着那些酒足饭饱的旅客重上蓝天朝终点香港方向飞去。

一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在经历几乎整整一生的奋斗、思索、挣扎之后，在晚年选择了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本身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较量的胜负，这也是人心向背的历史判决，但刚愎自用的蒋介石本人决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个判决，他还要使出一切可以施展的伎俩，做出猖狂的一跳，当他悉知暗杀阴谋未能得逞后，暴跳如雷，几乎在半疯狂的状态下，发出第二道密令，要求他的特务机构侦察出李宗仁回大陆所乘专机的时间和路线，准备派飞机拦击。他不顾起码的人道主义准则、不顾国际法、也不顾飞机上除李宗仁一行三人外，还有多少无辜的旅客，也不顾飞机属于哪个国家所有。这倒也符合蒋介石的一贯性格的：只要翻了脸，就是亲娘老子也下得毒手！

李宗仁焦急地在中国使馆度过两天的时光。7 月 17 日夜，大使对他说： “周恩来此刻在上海，他非常关心你们的安全，指示我陪同你飞回祖国。为了避免‘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悲剧重演，必须使我们的行动十分秘密。现在，我们还要来采取一点掩人耳目的措施。”⋯⋯

零点 30 分，波音 707 飞机在印度洋岸边的卡拉奇起飞，从漫漫的黑夜，飞向灿烂的黎明，18 日早晨 5 时，进入中国云南上空。

此刻，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东湖宾馆，周恩来准备入睡了。昨天夜里，他决定了李宗仁的行期后，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他指令有关方面，密切注意波音 707 航线附近的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直到旭日临窗，红霞满天，电话里传来“李宗仁先生所乘班机，已经安全进入我国领空”的消息时，周恩来的脸上才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看了看正在打盹的陈毅，诙谐地说：“陈老总，蒋介石大概还在做梦吧，现在该轮到我们睡一会儿的时候了！”

上午 8 时，波音 707 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

他只了解到李宗仁在卡拉奇神秘失踪。等到 7 月 21 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海外归来到达北京》的消息和《李宗仁声明》之后，蒋介石才大梦初醒。

李宗仁在广州稍事休息后，于上午 11 时飞抵上海的虹桥机场，他看到周恩来和蔼地站在候机室门前、连忙快步上前，抱住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李宗仁激动不已，连声说：“总理，你好！”

19 日，周恩来在东湖宾馆设宴欢迎李宗仁一行。出席宴会的陈毅爽朗地对李宗仁说：“欢迎你回来！你这一回来，北伐革命军的七个军长就有四个生活在新中国了（即第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长程潜、第七军长李宗仁、李八军长唐生智）。”他们掐着指头，不禁为光阴的飞逝和人间的沧桑巨变而感慨万端。这时，周恩来凑了过来，鼓励李宗仁从头开始，与人民一道为爱国反帝和祖国建设作出贡献。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说：“关于蒋介石，我没有李先生熟悉。但我和蒋介石在过去几个重要时期都有过接触和较量，因此，对蒋介石还有所了解。此人没有一句真话，不以信义待人，不可信么。当然，蒋介石虽然不可信，但台湾保存在他的手里，还是比让别人霸占去强么。”李宗仁说：“我衷心地祈祷蒋介石活到百年。”周恩来说：“你希望蒋介石活到百年，是出于爱国心。但是，蒋介石不会相信，他会认为你讲这个话是争取他的部下。蒋介石已经 70 多岁了，余年不多了，但是，在台湾人士中，卖国的、赞成分裂的、以及心甘做历史罪人的只是极少数，祖国的统一事业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总有一天要实现。这个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7 月 20 日，周恩来的专机比李宗仁先 20 分钟到北京。上午 11 时，李宗仁由上海飞抵北京，他步出机舱，抬眼一望，不禁怔住了，因为周恩来所安排的盛大欢迎仪式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停机坪前有周恩来、彭真、郭沫若、贺龙、陈毅、罗瑞卿、叶剑英、傅作义等领导人和解放军三军将领。欢迎人群中他熟悉的国民党进步人士和当年南京和谈代表团成员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竑、还有他的旧部社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人。当他来到当年和谈代表和起义将领面前时，李宗仁百感交集，为自己和旧部能殊途回归，感到荣幸，尤其是来到黄绍竑面前时，李宗仁意外地喊出声来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往事如烟了，1949 年 4 月，黄绍

竑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在北平携带与中共方面商定的和平条款，飞回南京，在傅厚岗李宗仁官邸一住三天，以至友和旧部的双重身份，力劝他在条款上签字。结果，像历史已经证明了那样，李宗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对自己的实力的错误估计，坐失良机。因此，他与黄绍竑紧紧一抱的瞬间，是用无声的语言倾尽了自己无限的悔恨。

7 月 22 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隆重欢迎李宗仁夫妇。心情激动的李宗仁操着一口浓重的广西口音说：“周总理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使宗仁与各位首长欢聚一堂，我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此，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谢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欢迎我回到祖国，这种宽大精神，更使我感动。” 这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为一位投奔新中国的国民党首领，举行的第一次盛大欢迎宴会。笔者深信，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7 月 26 日上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新落成的游泳池边的休息室里，会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刚刚坐定，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对李宗仁说：“吓！吓！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一时无话可答，机智的程思远立刻为他解围，说：“宗仁先生与蒋介石合作，才是误上贼船。如今，我们已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彼岸了。”毛泽东大笑起来。当李宗仁表示为台湾问题久悬未决而忧虑时，毛泽东说：“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人对孪宗仁归国开诚相见，优礼相待，祖国大地到处是亲切的笑脸和热情的双手，他内心激动，毕生难忘。9 月 26 日，李宗仁在政协礼堂举行盛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的有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记者 300 多人，为建国后所仅见。他说：“经过体察，最使他感奋的是祖国的现状与旧社会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对比。目前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仅为百年来所未见，且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新气象。孙先生所创立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理想已完全实现。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向前迈进，事实上已超过孙先生当年的理想。一百年来，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帝国主义者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现在我们不是‘病夫’了，而是巨人了！我这个 75 岁的老人也感到很自豪！”

李宗仁最后说：“宗仁在海外住了 16 年以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走上了一条爱国反帝的道路，并认为这是吾辈国民党人今后唯一可能抉择的光荣的道路。深望台湾国民党同志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相率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