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兵法韬略
西周末期,周宣王连年征战,国力消耗得很厉害,社会矛盾加深。公元前771年,西周最终灭亡了。在东周时期,周天子的势力不断减弱,而各诸侯的势力却不断增强,动摇了周朝宗主国的地位。
在春秋和战国时期,大小诸侯国为了争夺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征战不已,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时候,一批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军事家和兵法家以及统兵将领,热衷总结战争经验,探讨战法与阵法的变化,研究兵法理论,并著书立说,兵法理论及思想因此有了重大发展。先秦兵法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代兵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晋楚争霸产生最早兵书
西周晚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失去了以往的权威,诸侯之间彼此兼并,争夺土地和人民,因此连年征战,一时之间,华夏大地硝烟四起,斗争此起彼伏,经久不息。与此相适应,兵学思想也有了重大发展。一些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兵学著作是《军志》和《军政》。
周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城濮地区进行了一次你死我活的大决战。
晋军先后攻占楚国的盟国卫国的都城楚丘和曹国的国都陶丘,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与楚盟军激战的同时,晋军又联合齐、秦两国与楚国及其它盟军相抗衡。
一战失利,楚国国君楚成王被迫率部分楚军从宋国国都商丘撤退到申,并令大将尹子玉放弃围宋,避免与晋军决战。尹子玉不听,独自率领部下向北进发与晋军决战。
晋、楚两军还没有接触,晋文公就下令晋军后撤九十里,这个做法履行了他当年流亡楚国时自己许下的“退避三舍”的诺言,又诱使楚军深入,使其陷入被动地位。
四月初一,晋、齐、秦、宋联军退至城濮附近区域,按上军在右、下军在左、中军居中的次序布阵。楚联军尾追而来,并分左、右、中三军,择地布阵。
第二日,决战开始。晋军先以下军一部兵力击溃楚联军中薄弱的陈、蔡两军,又以上军主将狐毛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佯示主将后退;下军主将栾枝在阵后用车辆拖拽树枝扬起尘土,伪装晋军后退。
楚国大将尹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全军追击,致使左军孤军突出,侧翼暴露。晋军趁机将楚军左军歼灭。尹子玉见势不妙,急忙指挥楚军撤军,晋军则乘胜追击。
尹子玉率领败残兵败将狼狈逃回楚地,不久,被迫自杀以谢罪楚国上下。晋楚城濮之战以晋国完胜和楚国的完败而告终。
《军志》中记载了这次战役,并总结了晋国之所以取胜而楚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总结原因的基础上,揭示了战争的规律,曰: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
大意是说:“军事行动要适可而止”、“要知难而退”、“有德的国家不可抗拒”。这里的“德”指的是政治,政治上处于优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
《军志》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是当时军事家的战略思维,是难能可贵的。
《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意思是说:“先发制人,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这句话是在讲述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国为再次争夺中原霸权,在“郊”这块地方展开了一次主力决战。
周定王十年,即公元前597年,这年的六月份,楚庄王与令尹孙叔敖率大军攻服郑国。晋中军元帅荀林父率领晋军前去援救郑国,到了河水时,荀林父听到消息称郑国已经投降了楚国。
荀林父觉得再去援救郑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他下令晋军停止前进,准备返回晋地。楚庄王认为晋军这个举动是十分不明智的,属于号令不遵,他马上命令楚将孙叔敖率楚军北上消灭这支晋军。
两军见面后,孙叔敖假装和晋军求和,等麻痹了晋军后,孙叔敖指挥楚军先发制人,向晋军猛冲过去。来势凶猛的楚军迫近时,晋主将荀林父惊惶失措,来不及预防,晋军全线溃退,最后,部分晋军渡河逃遁。楚军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
类似讨论用兵之道的内容,《军志》中有很多,如:“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意思是说:“先发制人,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的衰竭。”再看:
止则为营,行则为阵。”意思是说:军队在夜晚停止行进时要扎营,行进时要随时能转换为战阵。再看:“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大意是:战场上虽然旌旗纷纷,人马纭纭,但是统兵的将领却要把紊乱无序的部队,部署得井井有条,混沌相连,看不出疏漏和空隙,布列得圆满而无疏缺。
后来宋代的类书《太平御览·兵部四·将帅》引《军志》一段话:
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要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群心结,攻敌疾则诈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以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也。
这段话将战争与军事行动有关的“三要”即保密、团结、速战速决等重大问题,论述得清晰透彻,言简而意赅。
“将谋欲密”指的是统兵将帅要有极强的保密观念,在制订作战计划,进行军事部署时要严格保密,不可泄露军机。
做到这一点,就能将内奸和外来间谍的耳目闭塞。如果将帅的谋划泄露,则军队就会失去战斗力。倘若一方的间谍窥探了另一方的内情,就不可避免造成祸患。如果敌人用财物的贿赂成功,就会有内奸汇集,作战就会必然失败。
“士众欲一”指的是统兵将帅要采取各种举措,使部队上下团结一心,一致对敌,这样就能令行禁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否则作战就必然失败。
“攻敌要疾”指的是统兵将帅在指挥部队作战时,军令要威严如山,行动要疾雷不及掩耳,这样就能使敌人主帅的奸计诡诈来不及实施,敌军的作战行动无法展开,否则作战就必然失败。
《军志》的这些精辟理论,影响深远,多数都被后世的统兵将帅所吸纳,如公元621年,唐将李靖就以“攻敌欲疾”之策降服了萧铣。
《军政》中也有这样的精辟之论,如“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大意是说:“见到条件可以就进攻敌人,知道条件困难就退却。”又说:“敌人强大就避开他。”
所谓“见可而进”,指的是统兵将领在指挥军队进行作战时,经过对敌我双方军事诸条件的分析对比后,能够得出我优敌劣或我强敌弱的结论,就可以果断地做出对敌发起进攻的决定,借以夺取战争的胜利。
“知难而退”和“强而避之”,是同一个含义的不同说法,指的是统兵将帅在指挥军队进行作战时,经过对敌我双方军事诸条件的分析对比后,得出了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或敌优我劣的结论,就要明智地做出“知难而退”、“强而避之”的决定。
《军志》和《军政》已脱出对战争和军事活动的简单记述,是对战争和其他军事活动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和军事活动中的某些规律,反映了对战争与军事其他诸方面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已具有兵学研究的特点,并被《孙子兵法》等兵书及其他典籍所征引。
《军志》和《军政》的某些内容在《左传》、《孙子兵法》以及《太平御览》、杜佑的《通典》等书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证明了《军志》和《军政》的存在及其价值所在。它们为春秋战国时期兵书著述,即军事文化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奠定了基础。
【旁注】
中原 指以河南为核心延及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古代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古时,常也将这一地区称为“中国”、“中土”、“中州”等。
晋文公 (公元前697~前628)姬姓,名重耳,初为晋国公子,谦而好学,喜欢结交贤能智士,后受迫害离开晋国,游历诸侯,漂泊19年后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即为晋文公。在位期间,任用贤臣,发展生产,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本人亦成为春秋时期霸主之一。
中军 古代军队编制的称谓。古军制分上军、中军、下军,以中军为最尊,上军次之,下军又次之。上军为大部队探路;中军就是主力大部队。下军,负责粮草等辎重,并为大部队提供后卫。另外还有左军和右军,它们保护大部队的两翼,并策应大部队的行动。
令尹 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是掌握政治事务,发号施令的最高长官,其身处上位,对内主持国事,对外主持战争,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令尹主要由楚国贵族当中的贤能来担任,亦有少数外姓之人为令尹,但不多见。
《太平御览》 宋代一部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徐铉等学者奉敕编撰,编撰于977年3月,成书于983年10月。《太平御览》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阅读后,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
《左传》 我国古代最早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相传是东周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
《通典》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朝人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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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楚争霸,晋文公下来晋军“退避三舍”是有原因的。晋文公在没有成为晋国国君前,名叫重耳,是晋献公的一个儿子。晋献公欲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太子,将原来的太子申生给杀了。重耳逃难到了楚国。
楚成王以国君之礼迎接重耳,待他如上宾。重耳也对楚成王十分尊敬。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要是托大王的福,我能够回到晋国,那我一定努力跟贵国交好,让咱们两国的百姓过上太平的日子。但是万一两国发生了战争,那么在两军相遇的时候,为了报答大王您,我一定退避三舍。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古时候行军,每三十里叫做一“舍”。退避三舍,就是退让九十里的意思。日后,晋楚两国发生了战争,晋文公践行了自己的诺言,退让楚军“三舍”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