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助秦而著《尉缭子》

战国时期，魏国大梁有一个名叫尉缭的人很有思想见地。尉缭早年跟随一个当时的名士学习，深得改革变法之道。此外，尉缭对军事有很深的研究。他读了很多兵书，对其中的精义理解透彻。

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的争斗越发激烈。各国一方面对外用兵，扩充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在国内围绕着富国强兵之道，纷纷招贤纳士，以图立于不败之地。

魏国在公元前334年开始招贤纳士，邹衍、淳于髡、孟轲等当时的名士都来到大梁，尉缭也在这时候来到大梁并见到了梁惠王。

素有大志的尉缭一次与梁惠王探讨用兵取胜之道。尉缭认为用兵之道在于“号令明，法制审”，“兵以静胜，国以专胜”，用兵的目的在于“诛暴乱，禁不义”。

这些用兵之道没有得到梁惠王的认可。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

尉缭对军事家吴起无限钦佩。他赞赏吴起执法严明，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意义，他希望魏国能有像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

天不遂人愿，尉缭眼见难以在魏国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听说秦王嬴政是个可以共图大事的贤明君主，于是决定前往秦国。

公元前237年，尉缭来到了秦国，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秦国实力已经非昔日可比，以己之力，秦国完全可以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但是如果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情况就难以预料了。所以摆在秦王嬴政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消耗国力。

按照秦国以前惯用的方法是采用离间之计离间六国，其实，那个时候，秦国的丞相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嬴政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秦国虽然战将如云，猛士遍野，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于拼杀的将士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

秦王嬴政对此十分烦恼，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恐怕就无用武之地了。

就在这个时候，尉缭来了，他来的真是时候，他恰好具备秦王期望的军事家的各项素质，真是冥冥之中，必有天意。老天似乎想帮助秦王圆了这个统一大业的梦。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些钱财，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

这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关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相传，尉缭懂得面相占卜，他看过秦王面相后，认定秦王的面相刚烈，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其残暴，对臣属也会毫不手软。

另外，经过与秦王嬴政一段时间的接触，尉缭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天下，那么天下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婢，决不可与他相处过久”的结论。

尉缭决定不为其服务，萌生了逃离之心。他多次尝试逃离秦王为他安排的住处，但都被秦王发现，将其追回。

尉缭刚入秦时，与秦国将军蒙恬偶遇，蒙恬为之亲自牵马，请回府中。蒙恬曾请尉缭继续著书，尉缭断然回绝，并打算离开蒙府，在蒙恬的苦苦央求下才留下。秦王嬴政多次求教，尉缭也不在献计献策。

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军事家如何能让他走？秦嬴政决定用尽办法让其为己服务。秦王嬴政发挥他爱才、识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长，想方设法将尉缭留住，他将尉缭提升到国尉的高位之上，让他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全面军事。

尉缭也不好意思再逃离了，只好死心塌地地为秦王出谋划策，为秦的统一作贡献。尉缭的到来，使秦国文臣武将一应俱全，秦王嬴政又是一位年轻力壮、极富进取心的国君，这样秦国统一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了。

尉缭在西入秦国前，就想根据自己研读多年兵法的心得，撰写一部兵书。在魏国逗留期间，尉缭就开始了撰述《尉缭子》一书，是以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形式撰写的。

由于不能专心著述，尉缭只能利用空闲时间断断续续地写。在入秦后，尉缭根据形势需要，对此书进行了修改，最终使这部兵书完善起来，这就是《尉缭子》。

《尉缭子》共分为五卷，二十四篇。尉缭将自己的军事思想完整地反映这部兵书《尉缭子》之中。

卷一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迷信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卷二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卷三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卷四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

卷五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

在《尉缭子》中，尉缭提出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必须加强治军的手段，制定、颁发严格的军纪、军规，使所有军官、士兵都知晓，一旦触犯将处以重刑。尉缭这些措施与秦王嬴政一贯推崇的法家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尉缭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其中不战服人的“道胜”和威慑屈人的“威胜”为战争的取胜最佳方式。

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这样的阵法，错落有致，便于指挥。

尉缭对战争的具体行为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军队不应进攻无过之城，不能杀戮无罪之人。凡是杀害他人父兄，抢夺他人财物，将他人子女掠为奴仆的，都是大盗的行径。

尉缭希望战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越小越好，甚至提出：军队所过之处。农民不离其田业，商贾不离其店铺，官吏不离其府衙。另外他还希望靠道义，即正义战争，靠民气，即人心的向背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尉缭子》所谈的战略、战术问题没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着自己的创见。如，它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尉缭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战争“专一则胜，离散则败”，意思是战争要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还主张在军中实行各种保密符牌和军情文书制度等等。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尉缭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其中掺杂着法家、儒家、墨家、道家等学派思想，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

唐朝丞相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时《尉缭子》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

【旁注】

邹衍　（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0年）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五行学说的创始人，齐国人。主要学说是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因他能“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

孟轲　（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即孟子，名轲，字子舆。汉族，东周邹国人，东周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孟子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推崇孔子，有“亚圣”之称，代表作品为《孟子》。

“合纵”　战国时期，赵、韩、齐等六国诸侯实行纵向联合，一起对抗强大的秦国的政策。当时，秦国在西方，赵、韩、齐等六国土地南北相连，六国联合故称合纵。合纵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扩大实力而联合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其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

李斯　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也是秦王嬴政时的丞相。李斯辅佐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霸业。他的政治主张的实施对我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占卜　古代人们借助龟壳、铜钱、竹签等物品来推断未来吉凶祸福的一种手法。由于古代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助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便随之产生了。

梁惠王　即魏惠王，后称梁惠王，姬姓，名罃，魏武侯之子。魏国第3代国君。公元前369～公元前319年在位，在位约50年。魏惠王即位时魏国是鼎盛时期，但在以后的战争中，大败于齐国，开始衰弱。

法家　通常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法家思想是从早期儒学家荀子基于性恶说的礼治论发展而来的，著名的李斯与韩非子都是荀子的弟子，他们将以礼治国的学说向前迈了一步，提出了以法治国。另外，法家在古时候是指明法度的大臣。还有，法家在古代与“方家”同义，都是指对书法家、画家等的尊称。

墨家　战国时期主要哲学派别之一，与儒家、道家等学派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主张人与人平等相爱，反对侵略战争。重视文化传承，掌握自然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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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尉缭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意见原先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但是后来伪书一说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定。第二种意见认为《尉缭子》一书并非尉缭一人所著，而是自尉缭开始，经四代人努力才得以完成的。

第三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大致相同，它认为《尉缭子》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杂家”糅杂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涉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这都和后来的《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后来的《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