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魏晋玄学及唐代义疏之学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

自曹魏以后，朝廷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儒家的经术对于读书人登上仕途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尤其是西晋以后，家世出身成为仕进的唯一依据，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样一来，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在政治上就更无意义了。西晋末年，今文经著作几乎全部散失，只有古文经著作还有所保存。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悲观厌世思想在文人、士大夫中滋长，许多名士或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相夸耀，或以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他们把老庄的道家虚无思想同儒家的名教（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和礼仪制度）糅合在一起，宣扬名教本于自然和“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2)这就是所谓“贵无”的玄学。魏正始（240—248 年）年间，何晏作《道德论》、注《论语》，王弼注《老子》、《易经》等，就是提倡这种贵无思想的代表。以后魏晋之际，向秀、郭象等人又以“名教即自然”的口号宣扬伦理纲常出于自然，认为封建秩序是天理的自然。儒家的经义同老庄思想结合起来，发展为玄学，就是这时期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大特点。

东晋以后，玄学又与佛学合流。这时多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推动了佛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玄学家们也从佛学那里获得启发。从此，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儒、释（佛）、道三家合流的发展趋势。

就经学而言，南北朝时期也还有南学、北学之分。一般地说，北朝儒生比较多地保留东汉的学风，注重讲究儒学经义，受老庄思想影响较少，学风也比较朴实；而南朝则是更多地继承了魏晋的学风，用老庄虚无玄远的思想来改造儒家的经义比较突出，因此更注意文辞，学风比较虚浮。在经学史上， 一般都把这种玄学化的南方经学视为这时期的经学正统。

二、唐朝的义疏之学

唐朝结束了以前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中国重新实现统一。唐朝是封建经济繁荣发展时期，也是封建文化高度发达时期。唐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就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改变以往那种经学多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的状况。在选举制度方面，唐朝确立了自愿报名、分科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取士做法。在科举制度中，考试经书已是重要的内容，这就需要读书人能有统一的经书课本。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唐朝政府在各地广泛设置学校，发展儒学，而且大量征用天下儒士做学官。与此同时，朝廷还特地任命一些著名学者在内廷分班轮值，为皇帝讲论经义、评议政治时事。唐太宗还特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对过去的各种经说进行了整理、划一的工作。孔颖达等人最后编定出了一套统一的解说，成为读书人学习经书、应付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这就是他们编撰的《五经正义》。

唐朝及以后的学者们对于为古代经史旧注所作的解释，通常称为“正义” 或“疏”。

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调合了前代的南学、北学，其中《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毛诗》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东汉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注，然后孔颖达等再通过所撰《正义》对经书原文以及旧注作进一步解释。在唐代，《五经正义》再加上贾公彦的《周礼疏》与《仪礼疏》、杨士勋的《穀梁疏》、徐彦的《公羊疏》等，

共合为唐朝的《九经正义》。唐朝学者们的“正义”和“疏”总结了自汉代以来的经学，对各种经说做了统一工作，并且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也由于唐代读书人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学习经书的，因此他们往往只是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不过，在唐朝中后期，也有些学者站出来努力改变这种停滞状况，试图重振儒学。例如柳宗元就以“天人不相预”（天并不能干预人的命运）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儒学中的“天人感应” 论，进一步清算了儒学中的神学迷信思想。韩愈也以其“道统论”宣称要把孔孟之道继续传承下来，并且还要加以发扬光大。他通过贬斥佛、道来加强儒学的正统地位。他在文学上发起的古文运动，实质上是倡导利用文学形式来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即所谓“文以载道”。由于韩愈的提倡，孟子的地位大为提高，开始成为孔子儒学的正统继承人。使唐代的经学未能有较多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