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清代的考据之学与新今文经学

一、清朝考据之学的兴盛

由于宋明理学日益反动腐朽，至明末清初，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其流弊，从思想、学术方面探求明朝灭亡的原因。这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思想家。他反对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关于“明心见性”、“明道穷性”那一套空谈，主张学习经书要有益于治理国家。他提倡“引古筹今”、“明道救世”的实际学问。他认为研读古代经书，首先应该考订文字的古音、古义，这是深刻理解经书原文的先决条件。因此他十分注重音韵、训诂的研究和经史的考证。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重要著作，开创了清代考据学风的先河。

黄宗羲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他批驳了朱熹关于“理在气先”的说法，提出“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他又受王守仁的“心外无理”观点的较多影响。黄宗羲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实学。他主张“致良知”的“致”是人的实际行为，而不是苦思冥想。他认为治经必须学史，才能达到实用的目的。在黄宗羲的学说中，具有明显的初步民主思想。例如他提出天下的治乱，不在于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在于万民的忧乐；他认为天下遭受祸害的最大原因，是皇帝把国家视为自己的私有产业；他甚至认为臣不是为君而设的，臣应该为万民谋利益等等，显然他的这些思想直接冲击了封建的纲常伦理，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批判。

由于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学者对宋明理学一派空谈和迂腐说教进行了全面批判，以及他们大力提倡实用之学，使得经学领域中一种继承汉代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证的考据之学逐渐兴盛起来。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除了人为的提倡外，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在武力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的同时，也加强了文化思想专制统治。统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禄拉拢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外，还极力压制他们中的反满抗清思想。特别是雍正、乾隆两朝屡兴文字之狱，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横加迫害。这就使得许多文人学者在治学中尽量回避现实政治，甚至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对古书的辑佚、考证等工作上。这就是考据学在清朝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从事考据的学者们注重对古代经史典籍的辑佚校勘和考证音韵字义、名物训诂，学风比较朴实，所以又称这一学派为朴学。考据之学在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最盛，后世又称当时的学者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在整理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对古代文字、音韵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成就，为中国近代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局限。这些学者们的考据往往流于烦琐，特别是他们埋头于古书中的纯学术考证，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把整理古代经典的工作当作读书人逃避现实斗争的避风港。

二、清朝的今文经学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清朝嘉庆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机。自十八世纪末开始，不断爆发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 使封建统治受到极大冲击；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也在加紧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并且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这一切预示着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些比较开

明的知识分子高呼“变法图新”，想要挽救颓败的封建制度。这些开明的封建知识分子在学术上重新提倡今文经学，宣扬“通经致用”思想，主张用儒家的经学思想来解决现实社会的政治危机。这个新兴起的今文经学派，早期的著名人物有刘逢禄、宋翔凤等人。他们发挥了公羊学中的“张三世”、“通三统”（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统：夏、商、周三代之历法） 思想，论说夏、商、周三统都要变通。他们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表述自己受命改制的思想。至道光时，学者龚自珍、魏源等进一步发展了刘逢禄等人的思想，成为这时期新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

龚自珍是道光时进士，不仅擅长文学，而且是著名的政论家。他批评乾嘉学派沉溺于烦琐考据而脱离实际，同时也反对宋明以来崇尚空谈道德修养的封建理学。他主张通经致用，也就是要把学术研究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在对古代典籍的解释中评论时政，对国计民生要有所补益。龚自珍的呼吁，为当时沉闷的学术界开创了新风气。他在《六经正名》、《春秋决事比答问》等著作中，常常利用《公羊》义例来讥切时政，无情地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痛斥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龚自珍强调万事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4)他认为，封建社会此时已进入“衰世”，只有实行革新才能改变没落状况。因此他高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振奋精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过龚自珍的变革思想始终局限在封建经学范畴之内，他对当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却极少认识。在这方面，林则徐、魏源则有所突破，他们开始把眼光移向西方国家，认识到中国人应该去了解西方国家，注重它们的先进技术。

林则徐是嘉庆时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共同提倡经世之学。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个注意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学者、政治家。他在鸦片战争前即请人翻译英文的《广州日报》、《世界地理大全》等书报，编辑成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四洲志》，并翻译了瑞士人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中有关交战国之间的封锁、禁运等律例内容，以便中国同西方列强发生军事冲突时， 能够依据国际惯例采取主动措施。林则徐作为政治家，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中同西方列强的对抗、斗争，来实现自己的通经致用的主张。而能够突破旧的经学思想，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口号的，则是魏源。

魏源是道光时进士，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他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吹采用机器生产，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就是通过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和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他希望中国也能制造枪炮、轮船和发展有利于民生的工业，以此加强海防，壮大国力。他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根据历代史志增补、编辑成《海国图志》，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等做了系统介绍。这对于打开中国人的眼界，重新认识世界，起了重要作用。魏源认为，过去理学的那些“心性迂谈”是毫无用处的，中国必须“更法改图”才有出路。他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5)魏源的这些思想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具有一定影响。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即清朝同治、光绪时期，中国一部分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官僚集团，企图通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来挽救行将覆灭的封建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员们只限于引进一些资本主

义的生产技术，并不想放弃封建专制统治。他们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曾经提出“旧学（指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为体，新学（指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 为用”的口号（以后习惯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充分表明他们仍然坚持把封建的纲常礼教作为根本的统治思想。在洋务派的提倡下，中国建立起一批工厂，修筑了铁路，创办了邮电事业，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已经腐朽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国家并未实现富强。这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从地主、官僚、商人中开始转化出一批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表现十分软弱。他们幻想利用清朝皇帝的权力实现资产阶级改良，以求得国富兵强的目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继承了龚自珍、魏源以来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在他的倡导下，发起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使他在学术上成为清末今文经学派的领袖。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比较集中地宣扬了他的托古改制思想，为推行变法维新制造舆论。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认为汉代以来的今、古文两大学派所尊奉的儒家经典都是汉朝刘歆假造的“伪经”，两派的学术观点都属于“伪学”，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康有为在这里引导人们敢于去大胆怀疑和否定传统的封建学术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同封建传统势力的斗争。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称，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假托古代事迹来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的，是要建立民主政治。例如在《尚书·尧典》中有“咨四岳”一句，意思是向四个部落酋长征求意见，而康有为却解释说，这是孔子主张民主政治。又如有“宾四门”一句， 本指各方诸侯入贡于天子，康有为则认为这是孔子主张“辟四门开议院”云云。他还把《公羊传》的观点附会成孔子主张后世应该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康有为能够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提出挑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只限于借助孔子的权威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表明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十分软弱，他们不敢向封建制度公开发起革命斗争，只好让封建统治者尊奉的圣人来保护自己。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还从《公羊传》的“三世”说出发，附会上《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宣传人类社会进程首先是据乱世；然后进入升平世，也就是所谓小康；最后达到太平世，那时就实现了世界大同，这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康有为在这里抨击了封建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斥责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弱国的强盗行径，但是他鼓吹的大同社会蓝图，不过是被美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社会的道路。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戊戌变法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反扑下很快遭到失败，清末的今文经学也从此没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孙中山为首的一批革命家，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最终推翻了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 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的伦理道德、文化思想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民族意识之中，并且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化思想中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真批判那些封建糟粕，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

（许树安）

注释

(1)《汉书·元帝纪》。(2)《晋书·王衍传》。

(3)以上引文均见《朱子语类》。(4)《上大学士书》。

(5)《默觚》。

第七章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第一节 地理知识的起源和发展一、石器时代地理知识的萌芽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依赖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至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化，直立人的代表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新近测定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距今 73 万年前。(1)他们生活在亚热带草原过渡到森林边缘的地理环境中，选择依山滨湖的地方生活与活动。这里果实丰富、野兽出没，具有采集和狩猎的优良环境。他们选择坚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工具，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感性地理知识。

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距今 50—20 万年前，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一带居住着“北京人”。这里山前有宽而浅的河流，水源丰富、湖沼众多，森林、草原交汇，各种动物来往频繁。人们对地理环境的选择，表明他们较前已具备了更丰富的感性地理知识。

至 1 万 8 千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能磨制石器、骨针，穿孔海蚶壳等。(2)他们用兽皮缝制简单的衣服，抵御寒冷的天气。海蚶壳的发现，证明他们的活动范围已远及东海之滨。

“仰韶文化”距今 6—7 千年前。这里定居农业已出现，萌芽状态的文字符号也出现了。人们已能选择地形和利用土壤、气候资源。并且聚族而居， 其居住区、墓地、窑场已有地理布局的观念。(3)他们还能测定和辨认方向。

80 年代中叶，在辽宁西部东山嘴村和牛河梁村一带发现了距今 5 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人们看到，“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天地观和地理学思想。

此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图形， 描绘了太阳、云气和山岗，(5)反映了当时对自然地理现象的认识与记录。

龙山文化已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逐渐确立，为保护财产，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被发现。它是夯筑泥土而成的，周长约 2 公里，平均厚 9 公尺，高约 6 公尺，略呈矩形。(6)河南安阳后岗也发现此期的夯土围墙遗迹。(7)它们都是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是当时城市地理知识的反映。龙山文化时期还发明了凿井术。这是当时人们利用地理环境资源的一大进步。从此人们可以远离江河、湖泊，开辟浅层地下水为生活水源与灌溉水源，于是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必然丰富起来。龙山文化分布的地理范围远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南、湖北以及内蒙河套地区和辽东半岛等地。这反映了当时同一种文化类型所达到的地理范围。它与夏文化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表明了其间的亲缘关系。

二、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夏、商（公元前 21 世纪—前 11 世纪）是我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同

时手工业兴起、城市出现、宫殿建造等技术大为提高。这时期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专业文化人的出现，又使得文字成熟、科学萌芽、造型艺术得到发展，地理知识也取得了与过去漫长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突出成就。

传说约 4 千多年前的夏代，曾发生洪水，禹继父业治水，曾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他们爬山涉水进行野外作业， “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并“相地宜所有以贡”。(8)因治水直接推动了地理考察、测量和制图的发展。“准” 是测量方向与物体平直距离的工具；“绳”是测量距离的工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矩”可以构成直角，是画方形的曲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地理定向、定位和量度数据的方法。（图 1）汉画像石上绘出了禹的使臣，拿着绘图与测量的仪器“规”和“矩”。在测量的基础上，使地理概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历法是早期人们对地理环境认识的集中体现。《尚书·尧典》记载远在帝尧时代已专门设置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尧曾派人到当时认为极远的“旸谷”（山东东部）、“南交”（长沙南）、“昧谷”（甘肃境内）、“幽都”

（北京附近）观察鸟、火、虚、昂四恒星在黄昏时刻的天象，用以确定一年366 天和四季。(9)今人根据岁差计算，证明此四星的位置确实是四千多年前夏代初年的天象，证明了远古文献的可靠性。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了南方热， 北方冷，冬日短，夏日长的自然现象，并用之与一年四季鸟兽生长、发育、交配、繁殖的状况相对应，说明其间的紧密联系。商代进一步认识到鸟星、火星是测定春分、夏至的重要标志，有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知识。这时以干支纪日，用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用闰月调整年、月、日之间的分配。这就是商代的历法，它的平年有十二个月，大月三十日，小月廿九日，十二月为岁首。(10)当时已能根据草、木、鸟、兽等物候现象及一些天文现象来确定与之相对应的农耕、收割、蚕桑、畜牧等农事活动。《礼记·夏小正》就是后人整理的总结夏、商、周时期物候知识的著作。

城市的出现是地理知识发展的结果。河南偃师二里头上层发现了一处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河南登封王城岗与淮阳平粮台发现的城址，都有可能是夏代的建筑。由于城内仅有高级建筑区遗址，没有发现手工业与商业区，说明当时的城市仅具有城堡性质，这与夏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吻合的。

经考古发掘与文献印证，考古工作者目前找到的最早国都是郑州商城遗址。其地在今郑州市二七广场以东。人们在这里发掘出周长约 7 公里的夯土

城垣及其它遗存。城墙基本上为正南北方向，约在 2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断断续续分布着许多作坊、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室等。(11)那里的街道、宫殿区、居民区、作坊区都有一定布局。夯土墙内由炭 14 测定为 3570

±135 年。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史记·殷本纪》中“帝中丁迁隞”的隞都。城内发现热带象牙，原产于我国西北的绿松石，产于华南、西南的锡以及来自祖国各地的铜矿石、玉石、金、海贝、海蚌、鲟鱼甲等。这些都标志着商代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和活动的地理范围。

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古老、成熟的文字。现已出土有字甲骨片 16 万多块。其中记录了不少城市、河流、聚落的地名，以及狩猎区、民族居住区的

地名等。其中也记录了丰富的气象、气候现象，如晴、昙、阴、霾、雾、雷、电、霜、雪、晕、虹等天气现象以及连续一旬的气象实况。甲骨文中还记录了当时所见到的动物名称 70 余次，代表 30 多种动物。(12)甲骨文从字形结构上反映了当时动物分类的知识和动物地理的知识。

在殷人的地理概念中，殷是个城市，商是居于四方、四土的天地之中的中心区域。由于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领土观念逐渐明确。当时商朝统治者对于中心区之外的四周，是按部族、氏族的分布来分区统治的。殷商时期的政治势力所及，包括今河南全境，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周围又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属国环绕着。这些就构成了殷人的地理思想。

三、周代的地理知识

周（公元前 11 世纪—前 221 年）是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广泛使用的时期。我国最早的“地理”概念就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周易·系辞》中提出：“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13)什么叫做“天文”、“地理”呢？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把“天文”解释为星象；把“地理”解释为地形。唐代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天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地理也。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谓事也。”(14)这就使“天文”的概念中具有天象及其运动的观念，“地理”的概念中含有地形及其出现与分布规律性的观念，并有了推究其演变的初步意向。它不仅要弄清地表的形态，而且还需推究这些形态分布的相互关系，探索隐藏在事实后面的原因和道理。周代地理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地理知识的集中和地理内容的条理化。

当时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们已经注意到发展生产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左传》中就记载了人们对于人地关系的一些论述，例如： “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是以无拯”，“能协于天地之胜， 是以长久”。(15)“五材”指的是当时认为构成自然以及环境的资源——金、木、水、火、土。人们认识到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认识到生产的发展只有同自然环境的保护相协调，社会才能安定发展。基于保护各种动植物资源，是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这种认识，相传周文王曾在鄗对太子发（后来的周武王）谆谆告诫说：“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16)这段话包含着对于保护草木、鸟兽、鱼鳖等自然生物繁衍的远见卓识，反对掠夺式开发，反对开发性破坏。他也提出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些思想作为先王之法，要求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以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达到利用自然生物资源与社会发展的协调。(17)

周代系统的地理知识，已开始用地图来表示。据《尚书·洛诰》记载， 周成王要营建洛邑，命周公选勘地址，周公选好城址之后，使人将城址地形图及占卜吉兆的结果“伻来，以图及献卜”，敬献成王。此记载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使用地图已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寻常之事了。那时的地图主要运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工作。据《周礼》记载，当时专门从事掌管各种地图与地理资料的官员上自大司徒、小宰，下至土训、职方氏、司险、冢人、墓大夫等，有近 20 种官员。他们有的熟悉全国的“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具

备地形广柔高下、山林川泽分布的自然地理知识；有的掌握各地土地、财政、民族、人口、城市、聚落、墓地等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知识。(18)

对于当时各种内容丰富的专门地图，《周礼》中也有记载，如矿产图、交通图、墓冢图、城市图等。七十年代出土于河北平山县的中山国《兆域图》证实了《周礼》中记载的有关地图种类、用途等是符合周代历史事实的。

在城市地理方面，西周已初步确定了城市建设的基本思想。《周礼·考工记》虽成书时代稍晚，但其反映的建城思想可以追溯到西周。书中说：国都的建设，每边九里，各三个门，纵横各九条街道。北面是贸易市场，南面是朝廷办公的地方及皇室居住的地方。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稷坛，王宫居中。当时用方格网式的规划布局以及采用井田制的土地计量单位“夫”来计算城市用地（图 2）(19)。这一都城建设的指导思想，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

四、《禹贡》与《山海经》

自春秋以来，简策的广泛应用与流传，为地理知识的系统积累和地理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禹贡》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一篇具有系统地理观念的著作，在世界上也是极古老的区域地理著作。

《禹贡》在纷然杂陈的地理现象中，抓着了最基本、最关键的地理事物， 并把它们提升为一种概括的地理观念，用简洁明确的文字表达出来。(20)《禹贡》全篇仅用 1193 个字，就把当时知道的全国地理概貌，从政区划分到农业、物产、贡赋、山河、交通运输等内容，分区表述。它把全国依天然的江、河、湖、海界线，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这就是当时原始的地理区划。后代儒家学者把“九州”认定为“夏制”，对我国几千年来的地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禹贡》以分区论述的结构，突出地理特点，把自然区与经济区、行政区融为一体，对当时全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水运交通网等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表达了古朴、原始的大一统政治理想。

《山海经》是一部独具风格的“奇书”。全书虽说只有 31000 多字，却包含着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植物、矿产、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山海经》中《五藏山经》简称《山经》，成书较早；《海内经》和《海外经》成书较晚。《山经》记述的地理范围，东南至今浙江绍兴， 西南至今四川西南，西北至今新疆天山，东至山东泰山，北到今蒙古或西伯利亚。其中心区为河南、山西一带。它是分五藏即五列山脉系统来叙述全国地理的。位于今河南西部的“中山经”似乎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其中又分十二次山经，作者对它们作了详细记述。四周依次是西山经、南山经、东山经和北山经，也分别分为若干次山经来写。最少的仅有三列次山经。在作者心目中，这些山共同构成大陆，四周被海水包围着。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是荒远之地，就构成了世界。（图 3）书中记述每一列次山经，都大体有一定的规律，即把山名、里程、植物、动物、水系、水生动物、矿产等项作为基本内容。《山海经》里，没有州名或国名，只讲自然山川，但有“四极”观念，这证明它保存着原始的地理认识。书中列出山名 460 座，河名 260

余条。又记录了 140 多种植物名称，并进行了形态描述，对照为松、柏、榕、

竹等。果树中有桃、梨、李、杏、梅等，草本植物中有芍、门冬、细辛、杜衡等。书中还记录了 112 种动物，若除去其中的荒诞部分，不外乎是灵长类、偶蹄类、狐犬类、虎豹类、鼠类、飞禽类等。(21)动物中出现较多的是麋、虎、豹、牛、鹿、羊、犀、象、马等。犀在现今中国已绝迹。当时的象，在中山、西山、南山均有分布，而今分布区域已大为缩小。

《山海经》还对一些自然地理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如记华山为：“⋯⋯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描述了华山典型的地理特征。另外，《山海经》中还有大量的矿物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矿物文献。

最后，《山海经》总结成书的意义：自然界的差异性、丰富性与奇妙性， 激发人们去思考，“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得失之数，皆在其内，是谓国用”。编书的宗旨是从生产与活动中获得对自然界的认识，将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社会与国家的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