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没落

一、宋代理学的兴起

宋代经学的特点是，儒家学者们大都不顾旧有的传注，他们往往抛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指人的本性及其根源）， 因此被称为“性理之学”，简称“理学”。由于宋儒认为这种理学是由孔子传给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继承了孔孟的道统，于是又称之为“道学”。宋朝的理学家们大讲“存天理、弃人欲”，强调三纲五常， 标榜自己是儒学的正统。其实所谓理学，不过是把先秦的思孟学派、汉代的公羊学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佛学等思想糅合在一起的产物，是儒家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颐等人，至南宋时，朱熹为集大成者。朱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什么是理？朱熹解释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显然他所说的“理”，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是离开事物而能独立存在的一种什么东西，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因此“理”也就是“天”、“上帝”。所以朱熹又说：“帝是理、是主。”这样一来，他又把理同天命联系起来了。朱熹还把所谓永恒的理引申到封建道德范畴中来，借以大肆宣扬封建的“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朱熹把这些封建伦常说成是天理，是先天就有的。他说， “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直待有了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3)朱熹还进而把天理同人性、人欲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具有封建的伦常是人的本性，因此人应该是善良的。有的人所以有“不善”的表现，是由于被人的欲望所蒙蔽。因此人们必须放弃私欲，服从天理。朱熹于是提出“存天理，弃人欲”的号召， 要求人们都必须遵守封建伦理纲常，听命于封建统治。朱熹运用这些理学思想去阐释儒家经典，著作除《四书章句集注》外，还有《周易本义》、《诗集传》等，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在宋代，除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外，还有另一派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它始于北宋的邵雍、程颢，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为“心学” 而总其成。陆九渊把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同佛教禅宗的某些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心即理”之说。他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人的心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主张“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以此证明一切封建的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的，是永恒不变的。他还认为，人们要了解、认识客观事物，只要悟得本心就可以了，甚至连书都不必多读。于是提出“六经皆我注脚”的说法。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陆九渊号召人们“存心”而“去欲”，反对人民为改善受压迫的处境去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陆九渊的理学思想虽然同朱熹有很大分歧，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是为封建统治提供理论根据的。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朝，统治阶级需要更严密、更具有欺骗性的思想理论来控制人民的言行，保证封建秩序不受冲击。宋代理学的纲常伦理思想可以更有力地维护封建社会那套严格的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箝制人民的思想，因此这时宣扬忠孝节义的义理性命之学便得以发展起来，后世也称它为

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受到明、清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正统思想。

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思想文化的专制，他们不仅要借助于儒学，而且也要利用佛教、道教来麻醉被统治者。而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也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因此自魏晋以来，便出现了儒、释（佛）、道三家合流的趋势。在宋代的理学中， 朱熹讲“弃人欲”与佛教的禁欲主义有相通之处；周敦颐说太极是从“无” 产生的，与道家的“有生于无”思想也是相近的，他的太极图就是从道教那里学来的；佛教、道教宣扬的“行善”内容，又都与儒家的仁义、天命思想相合拍。这些表明，儒、释、道三家的相互融合、渗透，在宋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建于五代、宋朝的四川大足石窟中，竟然出现了佛、道、儒三教教主释迦牟尼、老子、孔子造像同时供奉在一窟中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正是上述三家合流的形象反映。

二、阳明学派和理学在明清的反动没落

在明朝，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宋朝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对于明朝中后期的儒学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

王守仁是明朝中叶人，当时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他试图通过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为程朱理学注入新的活力，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宣扬“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吾心”。他批评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提出“心外无理”。王守仁一生中，多次亲自指挥镇压农民起义。他的思想反动，不仅诬蔑农民起义军为贼，而且宣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意思是， 用武力镇压农民的反抗还是比较容易的，而消除人民心中的反封建思想才是最难的。王守仁还认为，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就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理”， 这就是所谓的“良知”。人们必须“致良知”，也就是要启发自己心中的理性，才能达到高尚的思想境界。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去“格物”，即去掉私欲、改正自己不正当的思念。王守仁所说的格物，并不是要人们去考察客观的事物，而是用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去苦思冥想，以此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这样当然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

王守仁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对朱熹等宋儒进行了一些批评，形成“阳明学派”。其实他的思想观点在本质上与宋朝的理学家们是一致的，尤其同陆九渊的心学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后来在思想史上有“陆王学派”、“宋明理学”之称。

程朱理学自宋代兴起以后，在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统治者把封建礼教所宣扬的三纲五常视为人们一切思想言行的准则。在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中，都明确规定必须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答案。读书人只能用死板的八股文来重复那些迂腐的说教。所谓“代圣贤立言”就是不准人们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封建制度出现根本性危机，封建社会已进入了最后的垂死阶段，地主阶级正在拼命地利用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封建统治者更是大肆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利用理学的“纲常”说教禁锢人们的思想； 极力鼓吹腐朽的忠孝节义，来愚昧人民，并以此压制、摧残已经萌发出来的进步的民主思想。因此，宋明理学在明、清时代，已经成为僵化、虚伪的教条了，完全是统治者扼杀人才的精神武器了。对于读书人来说，它不过是猎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罢了。在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进程中，宋明理学在政治

上的反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它在学术上已经无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