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少数民族对我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人数众多、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汉族起了较大的作用，我国其他民族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下面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来阐述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一、少数民族对我国物质文化发展的贡献

历史发展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这是一个根本点。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也可互相制约，但不是民族生存的根据，不能代替上面谈的根本点。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代，找不到一个民族是靠其他民族养活自己和维持生存的。从这一事实和认识出发，在谈我国少数民族对物质文化贡献时， 就不应单从民族关系和互相促进中找依据，他们居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就是最重要的贡献。因为我国这个领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是由某一个或几个民族建设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的和现在的民族）建设的。每一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在开发和建设自己的居住区，都在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文化。他们各自居住区的建设和发展，就构成了我国广阔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构成我国整个社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是人类早期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在我国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上， 形成了很多人群，表现于分布广泛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各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反映着我国多民族体的出现和存在，也表明这些文化是由我国很多民族创造的。

我国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分布也相当广泛。从它们存在的时间先后不同和特点的异同看，既反映了各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又说明了它们是由我国不同民族分别创造的。商周时期，当夏族青铜器文化大放光彩的时候，作为“戎狄之长”的我国“蜀国”的青铜器文化也发展到相当高度。例如，1986 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个长方形祭坑中，出土了四百多件相当于商末周初的青铜、陶、石、玉、金、象牙等器物。其中一百多件青铜器具有很高的冶铸水平。特别是十三个青铜人头像，面目造型准确生动，高鼻阔目，耳大面丰，表情威严神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样一批完整的青铜头像，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表明蜀地民族的冶炼技术和青铜器文化发展的高度。(19) 与华夏和蜀地民族出现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文化的同时或稍后，我国其他民族地区也相继进入青铜器时代。居于我国南方的古越族在商代就出现和使用了青铜器。当时分布于今江苏南部的湖熟文化和江西地区的吴城文化，都属于古越族的青铜器文化。在广东、福建、浙江古越族的分布区，也发现了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到了春秋之时，越人的青铜冶炼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越族先进部分的越国，不仅用青铜铸造剑、刀、戈、矛等武器，也用以铸造斧、锯、凿等手工业工具和镰、镈等农业工具。越国的青铜剑当时是有名的。湖北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显示了它的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考工记》云：“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镈能为镈也。”(20) 镈是农业工具， 是青铜铸造的，说明青铜用于农业生产的普遍性。到战国时期，越族分布区

的青铜器文化就更为普遍了。如广东肇庆北岭松山战国墓出土的 139 件随葬

品中，就有 108 件为青铜器。广东四会县战国墓出土 63 件随葬品中，有 59

件为青铜器。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 377 件青铜器，也居各类随葬品的

首位。(21)截至 1986 年，两广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 800 多件，遍布 40

多个县市，其中商和两周时期的较大的青铜器有 18 件，器物有卣、盉、罍、钟、戈等。两广地区的青铜器，虽然受了中原青铜器的影响，却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色彩。(22)在云南地区也普遍出土了青铜器。从 1955 年到 1986

年，云南出土青铜器 90 余种，一万余件，有兵器剑、矛、戈、斧等，也有农具。这些青铜器的时代，早自西周，晚至秦汉。(23)在我国南方民族地区， 还广泛存在着一种用青铜铸造的铜鼓，有人称为铜鼓文化。目前，我国已发现的铜鼓有一千多面。目前已知中国早期的铜鼓产生于春秋初年，直到秦汉， 分布在云南中部，北及四川南部，东和东南至贵州和广西。这显然是南方民族创造的一种青铜器文化。商至战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也陆续进入青铜器时代。辽西地区相当于商时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从红山文化发展来的一种青铜器文化，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曲刃短剑是其特征。在我国北方草原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产生于商，发展于西周，繁荣于春秋战国。这种青铜器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在准格尔旗西沟畔、凉城县毛庆沟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银器和青铜器，制作精致，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还从中发现了铁剑，表明当时已开始使用了铁器。上述我国青铜器文化的分布和丰富多彩，表明了它们的主人不是一个民族，它们是由许多民族创造的。这些民族各自的创造，就构成了我国青铜器时代的文化。

秦汉以后，有关我国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多的文字记载。根据历代文字记载，我国各族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所变化、有所迁徙和互相促进，但一般说来，仍然各有比较固定的居住区，仍然是各自建设和发展本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我国东北地区，是由居于该地的乌桓、鲜卑、挹娄、夫余、朝鲜、高丽、勿吉、契丹、奚、室韦、靺鞨、女真等族相继建设的。我国北方和天山北路，是由匈奴、丁零、乌孙、鲜卑、高车、柔然、铁勒、突厥、回纥、黠戛斯、室韦、蒙古、哈萨克等族相继建设的。天山南路是由氐羌系统和阿拉伯系统的各城邦和游牧民族以及畏吾儿、蒙古等族相继建设的。青藏高原是由各羌支、吐谷浑、吐蕃（藏）等族相继建设的。四川南部湖南西部和贵州、云南，是由西南夷、牢哀夷、武陵蛮（五溪蛮）、僚、瑶、苗、仡佬、乌蛮、白蛮、金齿、黑僰、望蛮、朴子蛮、蒲人、百夷、罗罗、和泥、麽些、怒子、阿昌、哈瓦等建设的。岭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由僚、俚、溪峒蛮、僮、瑶、黎等族建设的。台湾地区的建设，我国高山族和他们的先民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对我国各地区的开发建设，至今还保存着许多建筑物或它们的遗址和遗迹。国务院批准定为有重大价值的 62 座历史文化名城中，

至少有 12 座是由或最初由我国少数民族建设的。它们是承德、遵义、昆明、大理、拉萨、呼和浩特、镇远、丽江、日喀则、武威、银川、喀什。还有些名城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建设的，如北京、广州、桂林、成都、西安、重庆、福州、榆林、敦煌等。(24)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秦汉以来的37 处古遗址中，至少有 13 处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如楼兰故城遗址（新疆若羌县）、古格王国遗址（西藏普兰县）、金上京会宁府遗址（黑龙江阿城县）、元上都遗址（内蒙古正蓝旗）等。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216 处古建

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中，至少有 53 处是我国少数民族在掌握政权时由这些民族修建的。如沈阳故宫（辽宁沈阳市）、国子监（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北京东城区）、普宁寺（河北承德市）、普乐寺（承德市）、普陀宗承之庙（承德市）、须弥福寺之庙（承德县）、颐和园（北京海淀区）、避暑山庄（河北承德市）、恭王府及花园（北京市）等。另外，由汉族和少数民族掌握政权时共同修建的还有唐辽金时的房山云居寺及石经（北京房山区），明清时的北京故宫、北海及团城、太庙、社稷坛等。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30 处石窟寺，其中由少数民族修建的和由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修建的有 16

处。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汉以来的石刻及其他 28 处，其中有 9 处在

少数民族地区和由少数民族所刻。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 55

处，其中属于少数民族的 17 处。如清时的清东陵（河北遵化县）、清西陵（河北易县）、清昭陵（辽宁沈阳市）、永陵（辽宁新宾县）、福陵（辽宁沈阳市）、阿巴和加麻扎（墓）（新疆喀什市）等。(25)以上的历史建筑物和遗址遗迹，不仅反映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某些方面，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光辉的表现。

我国各族有史以来就分为两大经济类型，一是以农业为主兼养家畜，一是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就建立了密切的交换关系。农业民族需要游牧民族的畜产品，游牧民族需要农业民族的农产品。他们除了通过“互市”、“榷场”、“茶马市”等进行交换，还通过相互间的进贡和回赐的方式以满足双方的经济需要。他们这种经济交换关系，不仅数量大，而且达到相互依赖的程度。例如中原地区的汉族需要的马匹和其他畜产品，有相当部分是向游牧民族交换来的。游牧民族则需要和离不开汉区农业民族的粮食、丝绸、布匹和茶叶等。由于交换关系的密切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历史上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之间，便往往以断绝经济交换作为压制对方的手段，也往往采用政治的和战争的手段打破这种“断绝”，以恢复正常的经济交往。

我国游牧民族对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和牲畜良种的养殖，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发展上，也对汉族等农业民族产生了促进和积极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驯养的马、驼、羊，自古有名，西域和匈奴驯养的驴骡称为“奇畜”。这些游牧民族除了通过交换，将大量牲畜输入汉族等农区，还将其优良畜种和驯养技术传入农业民族。例如，汉族养殖驴骡，就是汉朝时从匈奴等族学来的。至今，驴骡不仅在游牧民族而且在全国，都是我国主要的牲畜品种了。我国农业民族中间，少数民族也各有独特的创造。在粮食作物中，黍、稷、菽可以说最早源于黄河流域，是由夏族较早种植的。大麦则源于青藏高原的民族。小麦在我国是天山南路的民族最先种植的。水稻源于我国南方民族，早在河姆渡文化之时，他们就栽培种植了。高粱是我国蜀地民族最先种植的。后来经过各民族的频繁交往和互相学习， 这些重要的粮食作物便在我国普遍种植了，它们已经成为我国各族的共同财富了。解决人们穿衣问题的毛皮、丝绸、麻、棉等等，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麻在黄河流域夏族地区很早就发现了，并记于甲骨文。毛皮是每个民族最初御寒的衣料，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则对此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在有关先秦的史书中，就记载着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被发衣皮”、“衣羽毛”和“鞨巾而裘”。皮、毛、裘，都是以牲畜的毛皮制做的衣服。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皮制做工艺，已是这些游牧民族的特长了。丝绸

从它所需要的自然条件和现今出土的丝织品地区看，应是我国南方民族发现的和最早生产的。最重要和最普遍的棉花，也由我国少数民族从两个方面传入中原。一是非洲棉，东汉时传入我国新疆民族地区，再由新疆民族传入中土；一是亚洲棉，原产印度，先传入我国南方黎族和壮族，然后再传入中土。各族人民所需要的茶，是由我国南方民族发现、培植和发展起来的。为了农业生产，我国少数民族在水利上也有很多创造。例如，战国时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筑的都江堰，所用技术很多学自羌族。由我国新疆南部民族创造的“坎儿井”，又称井渠法，即通过许多眼井从地下走的水渠。该法传播到关中地区，于西汉时修了龙首渠，使五、六十万亩的盐碱地变为良田。我国少数民族根据农业和畜牧业的经验，总结和撰写了不少农书。其中元时维吾尔族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与汉族修的《农书》、《农桑辑要》并称为元朝三部著名的农学著作。

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我国手工业，也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例如，游牧民族擅长毛革和骑具手工业；农业民族擅长制造农具和纺织等手工业。各民族都有历史悠久并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其中比较有名的，如新疆和阗的玉雕、维族的地毯；柯尔克孜的刺绣擀毡；彝族、白族的漆器；阿昌族的刀具；壮、黎、苗、傣、侗等族的锦、挑花和纺织；苗、瑶、布依等族的蜡染；土家族的“西朗卡铺”等等。维族的地毯，图案优美，色泽鲜艳，作工精致，经久耐用，至今畅销国内外。阿昌族的刀具，简称“阿昌刀”，历史悠久，为滇西和缅甸东北各族所喜爱。苗、瑶等族的蜡染，是民间传统印染手工艺，已有千多年的历史，图案多样优美，反映着浓郁朴实的民族格调。壮族的纺织工艺品，织工精巧，图案雅致，远自唐宋就有记载，至今闻名国内外。土家的“西朗卡铺”是一种铺盖，织工精细，色彩绚丽，有一百多种图案，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黎族的纺织技术，自古有名。宋末元初，我国杰出的女纺织家松江（今上海地区）的黄道婆，曾到海南黎族地区，向黎族妇女学习纺织技术。她回故里后，在黎族传统纺织技术的基础上，改进和创造出一套比较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对我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少数民族对我国精神文化发展的贡献

我国的科学文化，也是多民族的，丰富多彩的。每一个民族都对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在这方面各自的创造和表现形式，都是我国科学文化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每个民族，除个别情况，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随着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很多民族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和使用了文字。文字不仅是表达语言和书写科学文化的工具，也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因此文字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上曾使用过、现已不再使用的文字有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察哈台文、八思巴文、满文、东巴文、哥巴文等等。佉卢文又称佉卢虱吒，2 世纪至 4 世纪流行于我国西域于阗（今和阗）、鄯善（今罗布泊附近）等地。用这种文字书写在木牍、木简、皮革、绢帛、纸张、桦树皮和钱币上的文书、佛经尚遗存数千件。焉耆龟兹文，7 世纪至 8 世纪流行于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地。于阗文是 5 世纪至 11

世纪我国于阗地区塞克族使用的拼音文字，也称于阗塞克文。现存的于阗文文献，多为佛教文献，也有用以记事的。突厥文是 7 世纪至 10 世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族使用的拼音文字。因用这种文字书写的碑铭发现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和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又称鄂尔浑-叶尼塞文。这种文字现主要遗存于突厥汗国所建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暾欲谷碑》、回鹘汗国所建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苏吉碑》和黠戛斯的墓铭上。回鹘文是 8 世纪至 15 世纪我国回鹘、畏吾儿使用的一种音素文字。用它书写了大量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的文献和文学作品、医学著作、行政公文、契约、碑文等。西夏文是 11 世纪我国党项羌建立的西夏国的文字。它仿照汉文楷书，书写本民族语言。13 世纪西夏灭亡后，还流行了一段时间，15 世纪末才不再使用。西夏人用它记述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情况，并著有有关西夏文的音韵和幼学等书。契丹文是契丹族借用汉文笔划创造的拼音文字，又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流行于 10 世纪至 13 世纪的辽国和西辽。有关契丹文，除了史书的记载，还留在一些碑铭上，如辽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的辽静江军节度使肖孝忠墓碑《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北大王墓志》、《肖令公墓志》、《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

《肖仲恭墓志》等。女真文是女真族参照契丹文和汉文创造的一种文字，也有大字和小字之分，流行于女真建立的金朝。金灭后，继续使用，直到明中叶以后才被废止。有关女真文的著作有明永乐年间编的《女真译语》，另见一些石、金铭文。察哈台文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音素文字，使用于以成吉思汗次子命名的察哈台汗国（今新疆至阿姆河一带）及其后裔都哇汗时期， 约当 13 世纪和 14 世纪。八思巴文是元初乌斯藏萨斯迦（今西藏萨迦县）人八思巴为蒙古族创造的一种拼音文字。初称蒙古新字，又改称蒙古字。忽必烈曾于至元六年（1269 年）下诏推行，1368 年元朝亡后遂被废弃。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国书，给后人留下许多译写蒙古语和汉语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图书和石刻等。满文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命人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文字，以后又有所改进。在清朝，满文称为“清文”和“国书”， 用以记述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迹，并翻译了大量的汉文著作。随着满族与汉族的接近和使用汉语汉文，满语满文到了清朝后期便逐渐减少使用了。现在除黑龙江某些偏僻乡村少数满族老人之外，满族一般都不再使用满语满文而用汉语汉文了。如今满文只是为了翻译满文档案等，还作为一种学术的文字而存在和使用着。东巴文是纳西族的一种象形文字，用于宗教活动， 为诵读宗教经文的经师所掌握，一般群众很少知晓。它创于 11 世纪，流行至今。哥巴文是纳西族的一种音节文字。因它创于东巴文之后，又有不少字是东巴文的简化形式，故取名“哥巴”，以东巴文为师之意。这种文字使用较广，流行于云南丽江纳西族。(26)以上文字虽然是历史上存在的和多已死亡的文字，但它们记载的文书、碑刻等等，却是研究这些民族的重要资料。

由我国少数民族创造和现在还使用的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傣文、锡伯文、彝文、朝鲜文等等。这些文字都有悠久的历史。蒙古文创于 13 世纪初，是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以后又经过改进发展成

为今日的蒙古文。藏文创于 7 世纪，又经过几次修改发展为今日的藏文。维

吾尔文是 10 世纪在阿拉伯字母基础上创造的。哈萨克文始创于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是拼音文字，初用阿拉伯字母，后用拉丁字母，1940 年又改用斯

拉夫字母。朝鲜文是 15 世纪由李朝世宗主持创造的拼音文字。傣文始创于

13 世纪，是基于巴利文字母的一种拼音文字。锡伯文是 1947 年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造成的。彝文创于明代（可能更早），是表意文字，接近和深受汉文的影响。另外，还有些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过文字，如壮族的“土俗字”、水族的“水书”；也有些民族用汉字字音记述本民族的语言，如瑶族的“过山榜”等。

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各民族的天文和自然知识不断丰富，于是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适用于本民族的历法。后来，虽然由于民族的接近和经济文化关系密切，有些民族采用了其他民族较先进的历法，却仍存在着某些民族的特点。其中汉历，即农历，不单汉族使用，也普遍用于我国南方农业民族。他们在使用汉历时，也根据本民族的情况和特点，做某些变化。云南傣族的傣历，起源可追溯到周秦之际。现行的傣历始于明代之前，是一种阴阳合历， 并吸收了汉历干支记时方法。藏族行使的藏历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了，也是一种阴阳合历，以麦熟为岁首月。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回回历， 即伊斯兰教历法，为阴历。它以伊斯兰教创造人穆罕默德于公元 622 年 9 月

由麦加迁至麦地那事件为纪元，并以该年阿拉伯太阳年的岁首 7 月 16 日为元年元旦。其他民族，包括比较后进的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历法。如佤族的历法，每年有 12 个月，岁首月以某种自然现象为标志。每月 30 天或 29 天，以新月升为月首日，过几年用闰月调整。我国每个民族都根据自己使用的历法， 安排生产和日常活动，并形成了本民族的节庆之日。壮、布依、侗、仡佬、瑶、苗、畲、土家、朝鲜、京族等，与汉族同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彝、白、哈尼、傈僳、纳西、普米、拉祜等于农历六月举行火把节。景颇族有目脑节。傣族于傣历六、七月间（公历 4 月）举行泼水节，另有开门节、关门节。藏族于藏历正月举行传召节，还有庆丰收的旺果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东乡、撒拉、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保安等族于教历十月过开斋节、十二月过古尔邦节。蒙古族于秋夏举行一次节日大会，名曰那达慕。

在与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每个民族都积累了一定的医药知识和经验， 进而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医药学。蒙古族的医学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藏医和汉医的经验。蒙古医药学家的著作有 14 世纪成书的《饮膳正要》、

17 世纪成书的《方海》、19 世纪成书的《蒙古正典》、《蒙医药选编》、《普济杂方》等。唐时吐蕃王室的御医宇妥·云丹贡布曾数入汉区学习汉医药学。他著有《四部医典》（又译为《医方四续》），对人体病理、病症分类、治疗方法、药物制作，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被藏族誉为医圣。藏族医学在《四部医典》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又著有传世专著、图谱数十种。维吾尔族的医学也有较完整的体系。唐时颁行的药物文献《新修本草》，记载了今新疆出产的药物 100 多种，反映了当地民族的医药经验。五代和宋时，西州（今吐鲁番地区）回鹘族也有医学著作。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畏吾儿医师伊麻木丁·喀什噶里精通外科手术，著有《医疗法规律释》。在元代，维族翻译家安藏还将汉文《难经》等医书译为维文。汉族也吸收了维族医学的成就。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也各有自己的治疗疾病的知识和经验。如贵州苗族医师总结了“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的辨病学说。“两纲”即冷病热病， “五经”即冷经、热经、半边经、哑经、快经。侗族医师总结了“三出三转”、“四入虎口”的脉诊规律。明时，白族李星炜撰有医学专著《奇验方书》。各族的医学著作和医药经验，都是我国医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少数民族都对自己的历史极为重视。很多民族用民族文字或用其他民族的文字，撰写了不少史学著作。其中如蒙古族 13 世纪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又译为《元朝秘史》）、明时成书的罗布藏丹津的《大黄金史》、无名氏的《蒙古黄金史纲》、清代成书的萨冈车臣洪台吉的《蒙古源流》、卓特氏富俊的《蒙文旨要》、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的《西斋偶得》、彭楚客的

《大元盛朝史》等，都是价值较高并闻名于世的史学著作。《蒙古秘史》、

《蒙古黄金史纲》、《蒙古源流》并称为三大历史著作。藏族于明时成书的史学名著有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又译为《藏王世系明鉴》）、桂洛·宣奴贝的《青史》、班钦索南查巴的《王统幻化之钥新红史》（又称《王统幻化之钥》，简称《新红史》）、巴卧·祖拉陈哇的《阐明诸转法轮者之事智者喜宴》（简称《智者喜宴》或《贤者喜宴》，又称《洛扎佛教史》）等， 于清初成书并用汉文撰写的有《卫藏通志》。白族于南诏成书的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庙、西洱河等记》，大理国成书的有《白史》、《国史》，元时成书的有《白古通》、《玄峰年运志》（已失传，为《滇载记》、

《南诏野史》等书的蓝本），明时成书的有杨士云的《郡大记》、李元阳的

《大理府志》，清时成书的有王崧的《云南备征志》等书。此外，还有傣族的《泐史》、彝族的《西南彝志》、满族的《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历史文献。我国《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也是在蒙古族统治者主持下、由多民族的学者参加编修的。以上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宝贵资料。

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更是丰富多彩的。它们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 创造了许多优秀作品，也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风格。每个民族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又都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一部分。少数民族都有用文字书写的或口头传诵的优秀文学作品。例如，藏族的《文成公主》、《格萨尔王传》， 蒙古族的《江格尔传》、《云游僧的故事》、《嘎达梅林》，柯尔克孜族的

《玛纳斯》、《色梅捷》、《猎人佐克拉申》，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

《福乐智慧》、《阿凡提的故事》，彝族的《勒俄特依》、《阿诗玛》、《阿细的先基》、《梅葛》，白族的《创世纪》、《望夫云》、《蛇骨塔》，哈萨克族的《萨里哈海与萨曼》、《考孜库尔帕与巴彦苏鲁》，傣族的《召树屯》、《俄并与桑洛》、《葫芦信》，壮族的《布伯》，苗族的《仰阿萨》、

《爬山涉水》、《古歌》，纳西族的《创世纪》、《游悲》，土家族的《张古老制天地》、《洪水登天》、《塔铁侬》、《布索侬》，侗族的《起源歌》、

《祖公上河》，黎族的《甘工鸟》，傈僳族的《逃婚调》，赫哲族的《依马坎》，仡佬族的《开荒辟草》，瑶族的《盘古》、《盘瓠传说》、《密洛陀》， 佤族的《司岗里》，景颇族的《穆瑙斋瓦》，独龙族的《创世纪》，拉祜族的《牡伯密帕》，布朗族的《顾来亚》，满族纳兰性德的《侧帽集》、《饮水集》、曹雪芹的《红楼梦》，达斡尔族的《蝴蝶花的荷包》，东乡族的《梅拉朵黑》、《白羽飞衣》，土族的《拉仁布与且门索》，保安族的《保安花儿》，裕固族的《黄黛成》、《萨娜玛可》，锡伯族的《离乡曲》，羌族的

《开天辟地》、《羌戈大战》等等。在上述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红楼梦》已成为我国乃至享誉世界的名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传》、《玛纳斯》也名扬世界，被称为中国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有很高的艺术和史学价值。它通过对英雄人物事迹的描述，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古代社会生活和习俗。(27)《江

格尔传》被称为蒙古族古典文学的三大顶峰之一，是在卫特拉蒙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歌颂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描写了蒙古族人民的古代社会各个方面，表现了他们保卫故乡反抗敌人的战斗性格。(28)《玛纳斯》长达 20

万行，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它产生于 19 世纪，反映了柯尔克孜人民反

抗统治者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29)《福乐智慧》是 11 世纪维族诗人尤素甫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共 82 章，12000 多行，是维族划时代的巨著。它的内容包括宗教信仰、修身处世、治国安民等各个方面，是一种劝喻性质的史诗。(30)《阿诗玛》是彝族劳动人民正直勇敢的象征。《召树屯》描述了召树屯与南婼娜曲折的爱情故事，并且成功地塑造了英雄人物的形象。

我国少数民族的绘画艺术也是形式多样，内容十分丰富。我国很多民族的先民，给我们留下了原始时代的宝贵岩画。我国已发现的这类岩画，分布于 15 个省区，70 多个县市，有数百个遗址。(31)其中比较有名的和重要的， 有内蒙古阴山岩画、白岔河岩画、新疆岩画、四川珙县岩画、广西左江流域的岩画、云南沧源岩画等。阴山岩画是古代猎人和牧民的艺术创造，属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杰作。白岔河岩画也是游牧民族的创作，与山戎、东胡有关。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地区的岩画，内容有动物、行猎、放牧、舞蹈等图象，为我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所绘。(32)广西左江流域的岩画，其规模之大、画面之雄伟，在国内外都是少见的。它是壮族先民的创造，内容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宗教和图腾崇拜。(33)云南沧源岩画年代古老，形态粗犷质朴，内容有剽牛祭祀、狩猎、放牧、出征、丧葬、舞蹈、居处等等。由于它处于云南佤族地区，并且有些画面又与佤族的生活习俗接近，因此一般人认为它为佤族先民所绘。(34)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我国少数民族的绘画艺术有了很大发展。闻名遐迩的敦煌石窟，共有洞窟 570 多个，有壁画达 6 万平方米。(35)它历时千年， 自东晋至宋元，是我国氐、羌、匈奴、鲜卑、汉、吐蕃、回鹘等族共同创造的。新疆库车地区和吐鲁番地区的千佛洞，成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其中许多高水平的壁画是由当地民族绘制的。(36)东晋和南北朝时，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墓壁画。如河西走廊酒泉、嘉峪关十六国墓壁画、北燕冯素弗夫妇墓壁画、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彩画、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壁画、北齐高润墓壁画、尧峻墓壁画、库狄回洛墓壁画、娄睿墓壁画等，都有许多优秀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唐时于阗人尉迟乙僧以民族风情绘画，驰名长安画坛。他的《本国王及诸亲族图》歌颂了于阗与汉族的友好关系。辽代画家在我国绘画史上也占有一定的位置。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就很擅长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角鹿图等，都被宋统治者所秘藏。现存的《射骑图》（载《中国历代名画集》卷 2），人马神态生动，比例结构准确，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辽无名氏的《番骑猎归图》、《平原射猎图》、《平沙卓歇图》（前载《宋人画册》，后两幅载《中国历代名画集》卷 2），都如实地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生活。“山后契丹人”胡瑰，也是当时著名画家。他善于描绘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特别善于画水草放牧、驰逐狩猎、荒漠和冰天雪地的大自然景色。成书于北宋时的《五代名画补遗》评价他的作品“能曲尽塞外不毛景趣”，是“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致”。他的作品很多。现在被定为他的作品的还有《回猎图》、《还猎图》、《蕃马图》、《卓歇图》。(37)在辽代契丹人的墓壁上，也有优美的绘画作品，如庆陵墓壁的《秋》。内蒙古有达乌克旗墓壁的《契丹放牧图》、《契丹族营盘图》，敖汉旗白塔

墓壁的《出行备车图》等等。这些优秀的作品，从题材、形式和技巧都表现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特征。(38)西夏墓木板画《引马图》、《备行图》、

《侍奉图》，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金代女真族也出现了一些书画家，如海陵王完颜亮、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璟和完颜é等。他们的作品深受宋的影响，但仍可看到草原画派的遗风。我国南方乌蛮白蛮也有著名的画家。唐昭宗光化二年（899 年）南诏王奉宗画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和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年）大理国张胜温画的《大理画卷》最为有名。《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把南诏建立的神话传说，用连续的短画精妙地描绘出来，画功精致， 艺术高超。《大理画卷》，全长约 10 丈，以大理国密宗《护国仁王经》为主

题，画出 628 个不同的人像，笔法生动，施色精细，被誉为“南天瑰宝”。(39)藏族的绘画艺术水平也很高，这表现在他们所建较大寺院的壁画上，也表现在五屯绘画、雕塑艺术上。所谓五屯，是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吴屯、年都乎、郭玛日、朵赛日、脱加 5 个藏族自然村。在这里，从 15 世纪末， 随着喇嘛教的传播，就发展和兴起一种为宗教服务的绘画和雕塑，并出现了很多画师。(40)藏族的绘画，虽多以宗教为题材，却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清时由乾隆帝命人绘制的《土尔扈特部归顺图》，是一幅名作。它以“蜿蜒起伏的丘陵、郁郁苍苍的林木、星罗棋布的帐篷、跃马射猎的木兰围场”， 反映了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情景，歌颂了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41)

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大量的歌曲和舞蹈。民间歌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东汉氐羌系统的《白狼歌》、北齐斛律金的《敕勒歌》，至今被视为名著。它们的歌词，前者歌颂了氐羌之国与中原皇朝的友好关系，后者道出了北方草原的风光。隋时的龟兹乐、疏勒乐、高丽乐，唐时的疏勒乐、龟兹乐、高昌乐、高丽乐、北狄乐、南诏奉圣乐，都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乐舞。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民歌是多姿多彩的。如蒙古族的“长调”、鄂温克的“扎恩达勒格”、鄂伦春的“赞达仁”、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的牧歌，它们都是曲调缓慢而悠长，辽阔而深沉，具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在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还广泛流行着具有宗教性质的萨满歌。维族的“十二木卡姆”，是他们音乐财富的代表，包括歌曲、舞曲、组歌等 340 多首。藏族仓央嘉措所收集的“诗歌集”，

收录了藏族歌谣 60 多首。山歌在我国南方民族中甚为流行。在劳动、谈情说爱以及其他社交活动中，都可听到他们曲调高亢明快、奔放自由的歌声。有的民族还定期举行传统的大规模集体歌唱活动，如苗族的“游方”、仫佬族的“走坡”、布依族的“赶表”、壮族的“歌圩”、瑶族的“会阆”、侗族的“歌堂”、“行歌坐月”等等。云南哈尼族的“阿茨”、彝族的“阿哩”、纳西族的“丽江古乐”、“白沙细乐”、傈僳族的“摆时摆”、景颇族的“勒来”、阿昌族的“胡芦丝调”、白族的“月琴曲”、台湾高山族的“杵歌”， 都是精彩的民歌和说唱文艺。少数民族用歌唱和乐器伴奏的舞蹈，来反映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其中比较有名的，如维族的木卡姆、赛乃姆、顶碗舞、大鼓舞，藏族的囊玛、堆谢、锅庄，蒙古族的安代舞，朝鲜族的长鼓舞、农乐舞，羌族的跳沙朗、跳盔甲，彝族的跳脚舞、跳乐（又称阿细跳月），哈尼族的得彼措，纳西族的东巴舞、勒巴舞、笛子舞，傣族的孔雀舞、象脚鼓舞， 佤族的圆圈舞、舂碓舞，拉祜族的芦笙舞，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横鼓舞、扁担舞，瑶族的铜鼓舞、长鼓舞，京族的跳哈，苗族的芦笙舞、禾花舞，畲族的婚礼舞，黎族的跳姑，高山族的口弦舞等等。各少数民族的乐器，也是

多种多样的。他们根据居住地区的物产和生活经验，创制了各种打击、管弦乐器。我国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音乐舞蹈艺术宝库， 而且对其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至今还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戏剧，如壮剧、白剧、傣剧、布依戏、侗戏、藏戏和维族的歌剧，也是我国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继周）

注释

1. 《礼记正义》卷 12，《十三经注疏》上册 1338 页。(2)《史记·匈奴传》。

(3)《后汉书·窦宪传》。(4)(5)《后汉书·鲜卑传》。(6)《后汉书·西羌传》。 (7)《北史·突厥传》。

(8)《新唐书·回鹘传》。(9)《资治通鉴》卷 249。

(10)樊绰《蛮书》卷 4 名类，向达《蛮书校注》82 页。(11)《旧唐书·南诏传》，《册府元龟》卷 964。

(12)《旧唐书·南诏传》。(13)《朱文公集》卷 71。(14)《桂海虞衡志》。

(15)《太平寰宇记》卷 169。(16)《宋史·蛮夷传》。

(17)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93。(18)《旧唐书·渤海靺鞨传》。

(19)参见《四川日报》1986 年 8 月 31 日的有关报道。(20)《周礼·冬官考工记》。

1. 林蔚文《古代东南越人的铜铁冶铸业》，《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2 期。

2.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 年 4

   期。(23)尹绍亭《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论》，《云南社会科学》1986 年 6 期。(24)见 1982 年 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和 1986 年 12 月 20 日《光明日报》。(25)以上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墓葬等，皆据国务院公布

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文物》1961 年 4、5 期，1982 年 5 期，1988 年 5 期。

1. 上述各种文字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有关条目。

2. 见泽夫《格萨尔研究的成果》，《新疆日报》1987 年 12 月 5

   日。(28)见珠格德尔著，赵正新译《试论江格尔传的民族特征》，《西南民

族学院学报》1986 年 3 期。

1. 见夏中汤《论柯尔克孜族民歌》，《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 3 期。

2. 见魏萃一《维吾尔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浅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 4 期。

3. 见李福顺《中国岩画功能概说》，《广西民族研究》1986 年 2 期。

4. 见成振国、张玉忠《新疆天山以北岩画述略》，《文物》1984 年 2 期；王明哲《新疆发现的阿尔泰岩刻画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6 年 5 期。

5. 见《北京著名专家学者在左江流域崖壁画介绍会上的发言》，《广西民族研究》1986 年 1 期；岭雒《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及学术讨论会纪要》，《广西民族研究》1986 年 1 期；龙化彬《花山壁画研究札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3 期。

6. 见段世琳《云南沧源崖画是佤族先民创造的文化遗迹》，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4 期。

7. 见吴坚《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新阶段》，《敦煌研究》1986 年 4 期。

8. 见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的清理简记》，

《文物》1985 年 8 期。

1. 见陈兆复《契丹画家胡瑰和他的卓歇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 年 4 期。

2. 见鄂·苏日召《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民族美术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 1 期。

3.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31 页。

4. 见索文清《青海五屯藏族宗教绘画、雕塑艺术概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3 期。

5. 见杨永尧《歌颂祖国团结统一的画卷——土尔扈特部归顺图介绍》，

《北方文物》1986 年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