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舆轿

如果说车与船是属于人类共有的交通工具的话，那么舆轿则是一种独特的代步工具。在车马盛行的年代，人们借助车可以驰骋于平原之上，但如遇陡峭险峻的山路，就只能利用舆轿这种可翻山逾岭的交通工具了。司马迁在

《史记》中曾提到，大禹治水“山行乘檋”，“山行即桥”。《史记·河渠书》集解引徐广曰：“檋，一作桥。”因檋是过山之用，负在一前一后两人肩上，远望过去“状如桥中空离地也”（《癸巳类稿·轿释名》），所以又可称桥。而“桥”、“轿”二字古时可相通。这是古文献中对舆轿类的最早记载，只是远古的事，荒邈难稽，人们已无从考证夏代舆轿的形制了。至今， 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舆轿实物属春秋战国时期。1978 年从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陪葬坑中，发掘出三乘木质舆轿，(21)其中一件经复原后可以看出其原貌：它是由底座、边框、立柱、栏杆、顶盖、轿杆和抬杠等部分组成（图 11）。底座呈长方形，顶盖仿四面起坡的房顶形式，轿身原应施围帷幔。前开小门，供乘者出入。轿杆捆绑在底座边框上，这和后来轿杠固定于轿身中部的形制不同，可以说它是以后各式肩舆（宋代以前，舆轿多单称“舆”，扛上肩的属肩舆一类，用手抬的属腰舆一类）的滥觞。从该舆轿完备的结构看，当时制造舆轿的技术已相当成熟。而在它以前，必然还应有一段孕育完善的过程，由此看来，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信的。

“舆轿”一词始出于汉代。《汉书·严助传》中有“舆轿而隃（逾）岭” 的记载。因这种过山的舆轿多是用竹编成，轻便易举，所以其时又有“竹舆”、“箯舆”、“编舆”、“■”、“箯”等名称。它们虽名称不一，但实为一物。汉舆轿形象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铜贮贝器上可以见到，作长方兜形，有抬杠，但没有帷幔和顶盖，乘轿者“席地而坐”，由四个短衣跣足的壮汉肩抬而行。从轿身上的斜方格纹来推测，此轿应是用竹蔑编织而成。由于该墓属汉代古滇族人之墓，所以这种舆轿当是滇人所用之物，它们与同期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汉民族使用的舆轿是否同属一制，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舆轿，不仅仅用于爬山逾岭，而且已成为统治者的日常代步工具。其形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因舆轿的形制不同，其名称也各异，有“八扛舆”、“版（板）舆”、“襻舆”、“篮舆”等等。但所有这些不同形制的舆轿皆“人以肩举之而行”（《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注），所以又可统称为“肩舆”或“平肩舆”。在各类肩舆中，尤以“八扛舆”为最大。因需用八人肩抬，故名。这种八扛舆见于晋顾恺之所画《女史箴图·班姬辞辇图》中，其轿身较大，可同时乘坐二人，轿上笼罩幰幛， 夏日可避蚊虫。前置■，乘者可倚■而坐。此轿不用抬杠，而是直接将轿杆上肩，轿夫为前六人后二人。八扛舆是一种高等肩舆，当时只有皇亲王公才能乘坐。平肩舆的形象图在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朱漆彩绘屏风上和河南邓县南北朝墓出土的模印彩绘画像砖上均可见到，这种平肩舆上均施通幰，幰上还加饰华盖。由四人肩抬而行。板舆因民间通用，所以其形制较前几种简陋，只是把一块方木板固定在两根杠上，由两人一前一后抬行。乘者屈膝或盘腿坐在板上。

盛唐之世，舆轿的种类更多。皇帝所乘谓之“步辇”，王公大臣所乘称

为“步舆”，妇女所乘，则称“檐子”，又作“担子”。民间通用的板舆又可称“舁床”。舁，共同抬东西之意。它们与前期的不同之处是，轿夫以襻带系挂杠端，挂于肩头，双手下垂提杠而行，舆轿高只齐腰，不上肩，很像推独轮车状。因上肩的平肩舆重心较高，乘者盘坐其上，很不安全，入唐以后均改为这种手抬的形式，因此唐代的各种舆轿又可统称为“腰舆”，以别于前期的各式“肩舆”。唐阎立本所画《步辇图》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早的皇帝乘坐的步辇形象。画中绘吐蕃赞普于贞观十四年（640 年）派其丞相禄东赞到长安，进见唐太宗，求婚文成公主一事。太宗盘腿坐于步辇上， 其形制即为简易的板舆，两宫女前后抬辇，襻带系于两杠头，挂在宫女颈上。步辇的四角还有四宫女相随，皆双手置辇边框上，以助抬辇。妇女乘轿始于唐代，其乘坐的檐子，是以竹蔑编扎而成，形制已接近后世的轿子。《册府元龟》载：“唐文宗时，妇人本来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可见妇女乘轿之风始兴于唐文宗前后（在位期间 827—840 年），但仅限于朝廷命官之妻、母。按当时规定，一、二品及中书门下三品官的母及妻，其檐子用金、铜作装饰，轿夫八人；三品官，其轿夫为六人；四品官、五品官，檐子以白铜为饰，轿夫四人；六品以下以漆画纹，轿夫四人。

时至宋代，始有“轿子”一词，宋人王铚在《默记》（引自《说库》第18 册）中提到：“艺祖（赵匡胤）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䦿，乘轿子，出居天清寺”。以后虽说轿子还有各种不同的别名代称，但作为这类交通工具的总称或俗名，“轿子”一词一直沿用至今。清俞正燮《癸巳类稿·轿释名》说：轿“古者名桥，亦谓之辇，亦谓之茵，亦谓之辎，亦谓之辎軿， 亦谓之舁车，亦谓之担，亦谓之担舆，亦谓之小舆，亦谓之板舆，亦谓之筍舆，亦谓之竹舆，亦谓之平肩舆，亦谓之肩舆，亦谓之腰舆，亦谓之兜子， 亦谓之簥，而今名曰轿，古今异名同一物也。”

宋代是我国古代家具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高脚桌椅的广泛使用，引起了许多生活用具的变化，轿子便是其中之一。这时的轿子已改为全遮式，轿身呈立体长方形。用蔑席围遮，盔帽式顶盖，四角上翘。左右开窗，门扉施帘。轿内置放高脚椅座，乘轿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由于轿身增高，重心上升，过去将桥杆捆绑于轿底部的做法已不适用。这时的轿杆皆固定于轿身中部，既保持重心稳定，又便于轿夫起放。这种新形制的轿子较之前代敞开式的各式“肩舆”或“腰舆”，要舒适稳当得多。自宋至近代， 轿子基本上保持了这种固定形制，只是在纹样装饰，材料质地，尺寸大小和抬轿人数等方面有些差异罢了。宋代轿子的款式、质地日益讲究，并根据地位的尊卑，制定了座轿的等级制度。如皇帝的座轿皆称辇，皇后座轿则称龙肩舆。宋代乘轿人已不限于王亲贵族，许多平民庶人，富商大贾也多乘轿。当时抬轿谋生已成为三百六十行之一，按《东京梦华录》卷 4 记载，在京师

（今开封）的街头巷尾，随时可以租赁到轿子。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中，在人群熙攘的汴京街上，就有不少由二人肩抬而行的担子形象。（图12）其中有的轿顶上还插满柳枝。除宋画外，在出土文物中也可见到宋轿的形象。1958 年河南方城宋强氏墓中就出土一乘石质轿子模型，(22)其形制与

《清明上河图》中轿子的形制相近。1978 年江苏溧阳发现宋代李彬墓，(23) 其中出土一乘这类小轿的陶制模型，为一把大椅，两旁扎有竹杠，不施帷幔， 轿夫二人，皆短衣小帽，一前一后作抬轿姿态。其椅应是文献记载的“龙椅”。这种简易的轿子形制，当为明以后“凉轿”或“滑竿”的前驱。

及至明朝，轿子又有“显轿”与“暖轿”之分。显轿也叫“凉轿”，民间则称“山轿”。其制即为一把大靠椅，两旁扎有竹杠，椅下设有踏脚板， 不施帷幔，多与华盖罗伞相配用，类似解放前四川山区地带流行的“滑竿”。暖轿则和宋代的檐子形制相差无几，只是盔帽式顶盖由圆穹窿形变为略呈四面坡形，四角不上翘，顶尖饰宝瓶。明《安南来威图册》插画中，描绘有嘉靖年间云南按察司副使江一桂乘轿出巡的场面。图共两幅，一幅为乘四人抬暖轿出衙署，一幅为乘八人抬显轿出巡。1960 年上海卢湾明墓中，(24)曾出土明显轿与暖轿的木制模型各一。这些都是人们了解明轿形制的最珍贵的资料。

清朝的典章制度繁缛而森严，即便是乘轿也不例外。单就皇帝而言，在什么场合乘什么轿子，都有严格的规定，决不能够违反。皇帝的轿子皆称“舆”，分礼舆、步舆、轻步舆和便舆四种。礼舆呈立体长方形，楠木质， 上有穹窿盖二层，第一层呈八角形，第二层呈四角形，各角皆饰金色行龙。轿顶盖正中冠以镶珠错金宝瓶，盖檐垂明黄色缎绸。轿帷也用明黄云缎，夏用纱，冬用毡。左右开窗，冬装玻璃，夏罩蓝纱。轿内置金龙宝座。轿身左右有直杠，长一丈七尺多，大小抬杠共十四根，皆涂红漆，绘金云龙纹，所需轿夫多达十六人。礼舆是最尊贵、最庄重，也是最豪华的御轿，皇帝也只有在祭天和祀祖的场合下才乘坐。步舆为皇帝巡游于皇城内乘坐的显轿。轻步舆为皇帝到皇城以外狩猎、巡视乘坐的显轿，其规格尺寸小于步舆。便舆则是时刻伴随于皇帝身边的小轿，以便皇帝在宫廷、园囿随时可乘坐。便舆也有暖轿和显轿之分。皇后乘坐的轿子与皇帝的轿子在形制上相差无几，只是纹饰改龙为凤，因此有“凤舆”之称，也由十六人抬。皇贵妃、亲王妃及公主则乘“翟轿”（翟：长尾的野雉，古代画翟羽于轿上用为装饰），其制与凤舆同，只是尺寸略小，纹饰易凤为翟，由八人抬。王公大臣皆备有显轿、暖轿各一。按等级高低，其质地纹饰也有区别，轿夫人数不同。其时，四人以上抬的轿通称为“大轿”，（图 13）二人抬的轿俗称“小轿”。清徐扬《盛世滋生图卷》中便绘有许多清轿往来于苏州城内繁华街巷的场景。

自南宋起，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迎亲嫁娶，也乘坐轿子。即“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这类轿子俗称“彩轿”、“喜轿”、“花轿” 或“彩亭”。这种花轿初时比较简朴，只用蓝色绸布作轿帷，四角架悬桃红彩球。以后日趋华丽，除用大红织锦作轿帷外，轿的前后左右还各加小镜， 轿顶也悬缀小镜数面。《清俗纪闻卷》一书的插图中，就描绘有这类花轿的形象。书中还提及另一种形制特殊的花轿，其形近似一间小屋，顶呈卷席两坡状，四周以红帷幔遮蔽，轿的四角以及轿身两侧中部均悬垂结花彩带。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对乘轿皆有不同的规定。南北朝时，官员乘轿只限于在寓所私苑内，上朝出使仍须乘车。但因当时乘轿之习尚不普遍，故对乘轿并无严格规定。唐朝建立以后，开始制定乘轿之规，并且日臻森严。初唐，除皇帝以外，一般人皆不准乘轿。年老体弱的大臣进宫议政， 经皇帝恩准特许，方可乘轿。太宗以后，朝禁一度松弛，一般朝廷命官及其妻子、内侍、太监、宫女皆可乘轿，但小吏、商人和百姓还不得乘轿。唐武宗开成五年（840 年），根据大臣黎植的建议，正式规定：除“宰相三公诸司官及致仕（退休）疾病官许乘檐子”（《旧唐书·舆服志》）外，其余“不

限高卑，不得辄乘檐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檐夫自出钱雇”（《唐会要》卷 31）。对贵妇和品官夫人则许乘檐子。但她们轿子的装饰和轿夫的数量按等级不同，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得逾越。北宋时，许多封建士大夫自命清高，认为乘轿“以人代畜”，是有伤风化的不道德之举。所以，北宋除“宗室老疾不能骑者，出入听肩舆”（《宋史·舆服志》）以外，凡朝廷命官皆不乘轿，即便是个别老弱病残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朱子语类》卷 128）。对于品官家眷和民间富户乘轿，则不加限制，但对轿夫人数却有规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 翰林学士李昉上奏言：“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兜子、舁不得过二人。”（《宋史·舆服志》）这或许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轿子均为二人所抬的原委吧。宋代南渡以后，统治者不思金戈铁马，率师北上，反而沉湎于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中，在定都杭州以前， 南宋政权先迁于扬州，宋高宗以江南多雨，“扬州街路滑，始许朝臣乘轿”。其后“东征西伐，以道路阻险，诏许百官乘轿，王公以下通乘之”（《宋史·舆服志》）。加之当时的马匹、车辆几乎大部分为金人掠去，所以，从那时起， 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骑马乘车者渐少，而乘坐轿子者日多，以至形成“中兴后，人臣无乘车之制，从祀则以马，常朝则以轿”（《宋史·舆服志》）的状况。由于乘轿限禁逐渐放宽，王公及品官之妻也多坐轿。到后来，甚至一些无爵位的富人也可乘轿。民间百姓婚嫁迎娶亦莫不乘轿。仅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在南宋统治的半壁江山中就形成了轿子不绝于道，乘轿者比比皆是的局面。由于轿子风靡当时，在客观上就影响和阻碍了制车技术的发展，造车业随之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汉唐时那种有车千乘、万乘之盛况，使我国原本领先于世界的制车技术，从此停滞不前。明清以来，轿子则有官轿、民轿之分。官轿等级甚严，身份与官品不同，所乘轿子的质料、装饰、大小和轿夫人数，也不一样。明代皇帝之坐轿因其顶髹红漆，故称红板轿。除此以外， 凡轿皆禁髹红漆。明初定制：文臣自三品以上方准乘轿，武官则严禁乘轿。正德以后，轿制稍弛，各品文官皆可乘轿，甚至武官也有乘轿者，但只能坐无帷幔的显轿。清制规定：“满洲官唯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官，非年老者不得乘舆。其余文、武均乘马。”

（《清史稿·舆服志》）违者查旗御史参奏。亲王的轿子是银顶、黄盖、红帏，外罩鹦鹉绿呢，四面置纱窗，悬珠穗。轿夫八人。郡王的乘轿为红盖、红幨、红帏，轿夫亦八人。两王之轿，俗称“八抬大轿”。汉人文官自大学士以下至三品文官以上，轿用银顶、皂盖、皂帏，在京轿夫四人，出京可八人。四品官以下，轿用锡顶、皂盖、皂帏，轿夫二人。明清的官轿出官府时都有侍从在前鸣锣开道，沿途呵斥声不绝于耳，百姓见之必须肃静回避。无官爵的富人或平民所乘的民轿，皆是黑油齐顶，平顶皂帏的二人抬小轿。民国初年，乘轿已无等级限制。百姓结婚，多乘披红挂彩的花轿，轿夫人数为二至八人不等。随着这种习俗的盛行，专门经营迎亲仪仗的“喜轿铺”也应运而生。以北京为例，解放前老北京城区内就有大小喜轿铺五、六十家，每家有花轿几乘到几十乘不等，从事抬花轿职业的人竟达数千之多。

轿子最初是一种爬山逾岭用的代步工具，后来却被统治者当作享受的工具。所以，它是落后、愚昧的象征，是人压迫人的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 轿子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产物，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人们只有在博物馆或一些历史影片中才能看到它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