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清时期的地理学及近代地理学萌芽

一、近代地理学先驱徐霞客的贡献

明代地理学发展中的杰出代表是徐霞客。徐霞客（1586—1641 年）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他幼年博览图经地志，因不满明末政治的黑暗，于是放弃科举虚名，专心从事旅行。他自 22 岁起就以惊人的毅力从事科学的地理

考察和探险旅行，前后达 30 余年之久，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著有《徐霞客游记》。他的旅行与众不同，“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经，荒榛密菁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龙无不绝也”。(53)他不畏寒暑，不避艰险，不求名利，多次遇盗、几度绝粮，途穷不忧、行误不悔，百折不回、孜孜不倦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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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流水地貌的考察研究中，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分水岭、流域面积的科学家之一。他指出“三分石”就是三条水系的分水岭。他经多年实地考察提出“计其吐纳，江倍于河”的科学论断，从而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长江的流域面积比黄河的流域面积大一倍。徐霞客对流水侵蚀原理的三种机制—

—下蚀、旁蚀和溯源侵蚀，已有明确记载。这比西方最早认识这一原理的郝登（J.Hutton）早了 100 多年。他在世界上首创河流基准面概念，研究并提出了河流的坡降与流速的正比例关系。他是世界上最早广泛而系统地对岩溶地貌进行科学考察的科学家，并对岩溶地貌类型作了系统划分、系统定名， 进行了各类地貌形态的描述。他科学地指出，岩溶地貌的形成是流水溶蚀、侵蚀和机械崩塌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还首先划定了我国西南峰林地貌的分布范围，指出其内部结构的地区差异。他在岩溶地貌研究的成就上领先于欧洲1—2 世纪。他在世界上首先对洞穴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系统的研究。他亲身

探查与描述记录过的洞穴约 300 多个，这在单个科学家的探洞史上是空前

的。他的考察、研究几乎涉及到洞穴学的各分支领域。欧洲是 1854 年才有学者专门从事洞穴学研究的，所以说，徐霞客是世界上最早对洞穴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

山地环境复杂，随着高度增加，气候和植被的分布也呈现出垂直地带性的变化。这在唐代白居易、宋代范成大等学者的记述中，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徐霞客较他们更进了一步，他对垂直地带性、纬度地带性规律的认识更系统、更完整，并且要比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VonHumbotd，1769—1859 年）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早 200 多年。

此外，他还对高山植物的生态反映作了科学的观察与记载，对植物群落与植物区系也有科学的认识；对商业贸易中心、聚落、城市，各地的耕作制度、工矿企业等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现象也作了生动的记载。这些都带有近代地理学客观描述的特色。

总之，徐霞客在科学文化史上与欧洲的地理学家洪堡和李载尔

（C.Ritter，1779—1859 年）地位相当。他们都是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人，都是由古典地理学到新地理学之间继往开来的人物。(54)

很可惜的是，徐霞客逝世之后三年，明朝灭亡。清朝统治者继而采取的阶级压迫和民族镇压政策，严重摧残了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

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徐霞客开创的近代地理学萌芽也随之夭折。

二、清代一些“经世致用”的地理学家

明代中晚期和清代中叶曾两度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趋势，这促使进步的学术思想渐趋活跃。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察到诵经入仕、侈谈心性于国计民生毫无补益，于是转向注重试验、注重考察的科学轨道上来。在提倡“经世致用”、讲求实际的思潮下，出现了一批新的地理学家。兹分述如下：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

顾炎武（1613—1682 年），初名绛，后改炎武，字宁人，后世学者称他亭林先生。他少年时代“落落负大志”，15 岁便参加“复社”的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明亡后，他组织武装奋起抗清。兵败后，顾炎武遍访华北，拜谒明陵，一面搜集民间风俗，一面致力于研究边防和西北地理。在学术上，他曾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主张用“经世致用”的学风来振奋民族精神。对于他的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清代学者梁启超评论说：“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究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55)

《天下郡国利病书》共 120 卷，首为舆地山川总论，然后分省叙述地理形势、水利、粮额、屯田、设官、边防、关隘。作者在编撰中，辑录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总结了实地考察的经验，对各地的经济和军事形势作了重点论述。书中还录及西域、交趾及海外诸国情况。因此这是一部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内容的地理著作。顾炎武的另一部地理著作是《肇域志》。作者根据大量的正史、实录、方志及奏疏、文集等资料，对各地的沿革、建置、山川、名胜等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总之，上述二书规模之宏大，立志之深远是历史上少见的，(56)它们完全体现了顾炎武为拯救时弊而著作的精神。

顾祖禹和《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 年）字瑞五、号景范，人称宛溪先生。他的先人精于舆地之学，他继其遗志致力地理研究，声名日高，曾受聘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纂工作，毕生成就是著成《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130 卷，约 280 万字，是作者花费 20 余年的精力方才完成的地理巨著。此书的前九卷为历代州域形势，后七卷是山川原委、异同及分野，当中的 114 卷则以各省、府、州、县来记述。每省冠以总序一篇， 论其地在历史上的地位，然后叙述疆域、沿革、山川、险要以及全省形势。全书体例严整明晰。不过《读史方舆纪要》主要是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排比研究，虽考核精审，“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有资识力， 而求今日情形，尚须历练也”。(57)

顾祖禹在其著作中，曾精辟而辩证地论述了人地关系，他举了许多例子反复说明了地理环境是人事活动的舞台，是人们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但是这种关系又因人事的曲折而有所变化。例如他说：“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最后，他总结说：“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体现了人地关系中的辩证思想。

刘献庭和《广阳杂记》

刘献庭（1648—1695 年）字继庄，别号广阳子。他曾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工作，又增定《明史·历志》。他反对埋头死读儒家经书，强调治学应有利于安邦济民。他说，知古而不知今，纵然是博览群书，也只能算半个学者。他提出了一些带有近代地理学萌芽的革新思想，批评中国几千年来的舆地书籍都只侧重反映“人事”内容，很少探求“天地之故”，也就很少反映自然界活动的规律，忽视自然地理各要素在各地分布的差异性以及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他已经注意到各地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其物候早迟也不同； 各地山川、河流分布的不同，会影响到各地方特点的形成，致使语言、风俗也形成地区差异。他提出要综合各种因素来研究地理，从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中反映地方特点。这些地理思想，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

刘献廷著有《广阳杂记》五卷。书中除记载明清一些典制外，还涉及地理、水利、财赋、律历、音韵、医学等。在地理方面，他不仅记述城邑、道路等“人事”，而且能探索地理环境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他先进的地理思想。

孙兰和《柳庭舆地隅说》

孙兰，字滋九，自号柳庭，明末清初的学者。他的著作仅留下《柳庭舆地隅说》和《大地山河图说》。他对地理学最大的贡献是流水地貌发育的“变盈流谦”理论。他把地貌形成过程归纳为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和因变而变三种方式。“因时而变”是指外力侵蚀作用，如下大雨时，山川受暴雨冲刷， 于是形成洪流下注、山石崩塌。“因变而变”是地貌形成的内力因素、指火山、地震等的作用。“因人而变”是指人类社会排干沼泽、开垦荒地、改变河流的方向，从而造成人工地貌形态。孙兰在 17 世纪就提出如此完整的地貌

发育理论，是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项突出成就。它比 19 世纪末期台维斯

（W.M.Davis）的“地理循环论”早二百年。

人口学家洪亮吉的理论与主张

洪亮吉（1746—1809 年），字君直、稚存，号北江，今江苏武进人。他45 岁考中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他为人清正率直，常言人不敢言。因上书痛陈朝政和清代吏治弊端，被遣戍伊犁充军，不久赦还，遂浪迹山水间。其著述甚多，辑成《洪北江遗书》，共 220 卷。

洪亮吉生活的时代，人口增加很快，1741 年全国人口仅 1.4 亿，到 1790 年已达 3 亿多了。他以当时人口密集的地区为例提出了 30 年人口增加 5 倍，

60 年人口增加 10 倍的推算。(58)这与西方马尔萨斯（1766—1834 年）所说：

“人口如果没有受到抑制，每 25 年增加一倍”(59)的结论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指出了如果不加控制，人口增加的速度将会大大超过物质增长的速度，这就可能蕴藏着社会危机。针对这一危机，他提出用“天地调剂之法”、“君相调剂之法”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这两种方法具有关心民生的积极意义。例如他的“君相调剂之法”便主张：“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析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这与马尔萨斯提出通过“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等方法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是根本不同的。总之，洪亮吉与马尔萨斯对人口问题认识的科学水平相当，而济民、虐民的出发点则截然不同。洪亮吉还指出，当时人口数量猛增，而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不能增加，一些重

要的生活设施，如学校、商店等也不能大批增加，这会造就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会给社会带来危机。特别是遇到水旱瘟疫时，这些找不到劳动及生活出路的人，因不能束手待毙，就会扰乱社会。总之，洪亮吉在人文地理学的核心“人口地理学”中，有敏锐而独到的观察，其理论与西方马尔萨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其先。

魏源以西方地理学冲击封建传统观念

魏源（1794—1857 年）原名达远，字汉士，又字默深，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生活在中国腐朽的封建社会行将解体、而帝国主义乘机入侵中国的苦难时期。他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根据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以及历代史志增补编成《海国图志》一百卷。此书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大洲许多地方的地理形势、历史沿革、经济货币、政治、宗教、军事、法律、文化、科学技术、历法等等。他希望通过研究“夷情”，不仅“驭外夷”，而且有助于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的改革。他反复说明“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于师外夷者，外夷制之”。(60)只有“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才能达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据刘波同志研究：“魏源的地理学工作可以概括为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与介绍外国地理知识两部分。后者对革新中国的旧地理学贡献尤大。当时中国封建主义者还抱着天圆地方的陈旧观念不放，盲目自大，对外国特别是对西方了解甚少。因此，《海国图志》对西方生气勃勃的叙述，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经纬度地图，给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天地。这是堪称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相比拟的发现。”(61)

杨守敬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

杨守敬（1839—1915 年）字惺吾，号邻苏，是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于 1881 年以随员身份出使日本，尽力搜集国粹古籍，满载而归，刻成《古逸丛书》。他还编绘了贯通古今的《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朝，或以朝代， 或以国别，自成一组，共 44 组，并冠以《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分订三十余册。各图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用朱色，古代地图用墨色，朱墨套印， 古今对照，十分清晰。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大型、系统的历史地图集。

他还与学生熊会桢合作，撰述《水经注疏》并绘成《水经注图》。此书详细研究与考证了清代《水经注》专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家的得失。这样，就使《水经注》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他还著有《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郡县表补正》、《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辑古地志》等。总之，杨守敬的成就使他成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佼佼者。

王锡祺和《小方壶斋舆地丛抄》

王锡祺（1855—1913 年）字寿萱，别号瘦冉。他为救国曾东渡日本求学。他以个人的力量编刻清代地理著作汇抄《小方壶斋舆地丛抄》。他辑录编印此书，先后达 21 年之久，“终日垂穷合坐，图籍纵横，丹黄不离手”。(62) 书成之后“不求名公贵人作序，不与巨商硕贾合资”，“自铸铅版印之”。(63)此书辑录清地理著作一千四百余种，编录作者六百余人，其中有 40 多个外国作者。作者编此书的目的在于唤醒国人，“生敌忾之心”。在内容上“注意边疆形势，于国防殊为有益”。(64)在编排上，先全球，后分区；先本国， 后外国；先内地，后边疆；先近邻，后远邦。地区上包括了五大洲，远及南极新地。选择的地理文章有地理总论、旅行记、山水游记、风土物产等。这

些文章，不仅包括中国各省的形势、少数民族的风俗，还兼及欧美各国见闻， 其中很多篇是作者亲身经历，内容翔实。所以说，此书是空前的、集大成的清代地理资料汇编。只可惜，王锡祺为了这项文化事业，“毁家破产，终于走上穷愁潦倒的流浪征途”。他晚年积债无力偿还，受拘捕审讯，后来流浪他乡，“佣工于沪江”，(65)至贫病早死。

总之，这一时期地理学表现出了对地理古籍的整理、强调“经世致用” 和近代地理学萌芽等三大特点。

我国古代的地理学起源很早，三、四千年来一直绵延不断，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长期光辉的历史。其间若干灿烂的科学成就， 为世界所瞩目，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

（于希贤）

注释

(1)《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2 页。(2)贾兰坡：《周口店》，北京出版社，第 25 页。

(3)同(1)第 54 页。

  1. 《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见《光明日报》， 1986 年 7 月 25 日，第一版。

  2. 《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6 年版，第 118 页。

  3. 李济等著：《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第26 页。

  4.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 年，第 72

    页。(8)司马迁：《史记·夏本纪》。

  1. 见《尚书·尧典》。

  2. 洪世年：《中国气象史》，农业出版社，1983 年，第 5 页。

  3. 北京大学历史系商周考古教研组：《商周考古》，第 59 页，文物出

版社 1979 年。

  1. 毛树坚：《甲骨文中关于野生动物的记述》，杭州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

  2. 《周易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65

    页。(14)同上书，注疏部分。

(15)见《左传》“昭公十一年”、“昭公二十五年”、“昭公二十九年”。(16)见《逸周书》。

(17)于希谦：《试论先秦时代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认识与实践》。(18)见《周礼》之《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等篇。

  1. 见《周礼·考工记》。

  2.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1961

    年科学出版社。(21)赫维人：《漫话“山海经”》油印本。

(2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23)同上。

  1. 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注，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59 年 9 月版，第 55 页。

  2. 班固：《汉书·地理志》，第 1543 页。

  3.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地图》见《文物天地》，1988 年

6 期。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 4 期。

  1. 金应春、丘富科：《中国地图史话》，科学出版社，36 页，1984 年。

  2. 陈述彭：《地图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年。

  3. 《晋书·裴秀传》，欧阳询《艺文类聚》及徐坚《初学记》。(30)(31)(32)侯仁之：《水经注》选释，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

名著选读》，96 页，科学出版社，1959 年。

(33)侯仁之：《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印本，1959 年。(34)《新唐书·百官志》。

  1. 《旧唐书》，卷 76，第 2653 页。

  2. 孙星衍：《岱南阁丛书》“括地志辑佚序”。(37)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序。

  1. 《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一”。

  2.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55

    年。(40)陈鳣：《元丰九域志》跋。

(41)同(38)。

  1.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2. 王文楚、魏嵩山：《元丰九域志》前言。

  3. Joseph Needham（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I,P.135.1954。

  4. 沈括：《梦溪笔谈》，第 24 卷，第 437 条。

  5. 同上第 25 卷，第 457 条。

  6. 同上，第 24 卷。

  7. 见竺可桢：《北宋沈括对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见《竺可桢文集》，

    科学出版社，1979 年，第 73 页。

  8. 《玉海》，卷

    14，转引自侯仁之《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59 年本。

  9. 见曹婉如：《再论“禹迹图”的作者》，见《文物》，1987 年 3

    月。(51)王庸：《中国地理学史》。

(52)《明史·罗洪先传》。 (53)潘耒：《徐霞客游记》序。

  1. 李旭旦：《詹姆斯著〈地理学思想史〉述评》，载：《地理学思想史》iii 页，商务印书馆，1982 年。

  2. 梁启超：《近三百年来中国之学术》中华书局本。

  3. 侯仁之：《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59

    年。(57)刘献庭：《广阳杂记》，卷 2。

(58)洪亮吉：《洪北江遗书》“意言，治平篇”。(59)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60)魏源：《海国图志》，道光 24 年“微古堂本”。(61)刘波：《魏源地理思想初探》，打印稿。

  1. 吴涑：《王瘦冉别传》，见《碑传集补》，卷 53。

  2. 徐兆奎：《清末地理学家王锡祺》，《科学史集刊》，1982 年，总10 集，83

    页，及《山阳县志》，卷 10。

  3. 同上。(65)同(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