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册页（叶）制度

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大约与此同时或者在此之前，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册页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因此，谈册页制度首先必须讲到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古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张秀民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列举了七种，最早的认为始于汉代，最晚的认为出现于北宋。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而且有文献或实物证据的说法有三种：

五代说

此说在历史上影响最大，自宋至清，代有论者。其主要依据，就是文献记载后唐明宗宰相冯道、后蜀宰相毋昭裔等人始刻九经。(45)但由于唐代文献中已有雕版印刷的记载以及唐代印刷品的发现，此说已被彻底推翻。冯道、毋昭裔等倡刻九经，只不过是首先采用雕版的方法来大规模地、系统地印刷群经罢了，这已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很久以后的事了。

隋代说

这种说法始于明人陆深，其后明胡应麟、方以智、清高士奇、陆凤藻等人都持此说，解放后也还有人相信。此说的主要依据，是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所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49 年）十二月八日的诏令，其中说： “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但联系下文所说北周武帝灭佛，“毁像残经、慢僧破寺”之事，原文之意本来很清楚，是指被毁坏的佛像要重新雕造，已残散的佛经要重新抄撰，正如清人王士禛所说：“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46)陆深不详其义，于是以为“此印书之始”。(47)后来胡应麟、方以智等引用这条资料，“雕撰”又变成了“雕板”，(48)这或者是依据了讹本，或者是以意改之，与原意相去更远。解放前后，国内外还有人介绍了几件所谓的隋代印刷品实物，经研究、鉴定，或者是误读了书名，或者误将抄本当成了印品，也都不足为据。(49)

唐代说

雕版印刷发明于唐，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实物为证，在今日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不过，唐代历时三百年，雕版印刷发明于哪一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发明于初唐贞观年间，但现在所见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却都是中唐穆宗到晚唐僖宗时的。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5 年 1 月），著名文学家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说白居易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50)序中自注还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所谓“模勒”，即指雕版，这是已知最早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晚唐柳玭《柳氏家训》中的一条资料，因为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四川一带雕版印书的情况，也经常为人引用：“（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志、占梦、相宅、九宫、五讳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

印纸浸染，不可尽晓。”(51)此外，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范摅《云溪友议》、《旧唐书》、《册府元龟》、宋王谠《唐语林》等书中，也都有唐代雕版印刷的记载，(52)所言之事都在穆宗至僖宗之间。根据这些资料， 中晚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还是民间常用的历书、字书、宗教迷信书籍以及诗歌、史传的零散篇章，有的刻印质量还很差；整部的正规书籍，还未见到雕版刻印的记载，这应该是雕版印刷发明未久，尚未普及的反映。

现已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也大多是中晚唐时期的。举世闻名的一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发现于敦煌莫高窟，是个长 16 尺，高 1 尺的卷子，由 7 张印纸粘连而成，卷首有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说法的插图，雕刻刀法纯熟， 线条清晰鲜明，印刷的墨色均匀，是唐代印刷物中的精品。卷末有“咸通九年（868 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款，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当时还发现两件历日残片，一件止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年）， 一件题中和二年（882 年），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 现均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四川成都还发现了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字样的《陀罗尼经咒》，(53)具体刻印时间虽难确定，但成都是在唐肃宗以后改为府的。这里有“成都府”三字，所以也应是中晚唐的印品。

这些印刷品实物连同文献中的记载，确凿地证明，至迟在中晚唐时期， 已出现雕版印刷的多种物品，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应当在此之前就已发明。至于早到什么时候，这还有待发现新的实物来确定。据说韩国 1966 年在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部我国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国外有专家研究认为刻印于武则天长安四年（704 年）至玄宗天宝十年（751 年）间。(54)如果这一事实无误，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 就可能提前到初唐武后时期。

二、雕版印刷的方法

关于雕版印刷的具体方法，近人卢前在 1947 年所作的《书林别话》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55)此书虽然是据近代书坊的雕造实践写成，但古今的雕版印刷技术大致相同，因此可借此了解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的方法。

“雕版”又写作“雕板”，就是在木板上刻字，古人又称之为“镂板”、“椠板”、“刻梓”、“模勒”等等。刻字所用的板材须经挑选，质地松软的容易破损，一般采用枣木或梨木，所以称雕版为“付之枣梨”。梨木用的最多，以野梨木为上，讲究的也用黄杨木、石楠木等，但价格较贵，而且不易找到。选定的板材先按书的样式大小锯成版片，一般是长 60 厘米、宽 30 厘米的长方形，然后放在水中浸泡月余，急用的可以煮一下。浸煮以后，还要刨光，放在阴凉处晾干，再擦上豆油，刮平磨光，就可供雕刻了。

刻字之前首先要“写样”、“上版”。“写样”，就是事先在纸上写好需要雕刻的文字。写完后要仔细校对，发现错误就挖去，贴上白纸重写。校对无误以后把写样贴在版片上，称为“上版”。写样必须反贴，即有字的一面贴在版面上，照此刻出的是反字，但刷印出来后就成了正字。写样贴平、晾干，就可以开始刻字了。

在版片上刻字，是把有字划的地方留下，空白处挖掉，刷印时有字划之处着墨，才能印在纸上。刻过的版片还要把写样边阑以外多余的木版锯掉， 称为“锯边”。锯完后刨光，以备印刷。

印刷工具有帚、刷等。先把版片固定好，用棕帚蘸上墨在书版上轻刷一遍，使字划上均匀着墨，然后贴上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在纸背上均匀地擦一遍，揭下以后就成一个印张。

如果已印成的印张上又发现了错误，就得挖改版片重印。办法是把错误的地方挖掉，视其大小，重新削木钉或木块纳入空处、嵌紧，用铲刀把它铲得与原版面齐平，再用笔描上反字，重新刊刻。过去书坊刻书，有些人还采取这种挖改版片的办法伪造古本、善本，欺骗读者，以求暴利。

采用上述雕版印刷的方法印书，一副版片可以刷印许多部书籍，省时省力，又不致发生辗转传抄中的错误，比起手工抄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三、册页（叶）制度的发展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时，书籍形制渐由卷轴向册叶过渡。唐代后期出现了经折装、旋风装，不过有的书籍也还用卷轴。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 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刷，再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不再粘连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 彻底改变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散叶上的名词术语

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一些专门术语。

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 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参看图 5）。

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

版框内，用直线自右至左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 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 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 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213 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 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的鼻子，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

上述刻本书籍版面的种种格式，统称“版式”。不同时代、不同刻书地区、不同的刻书者，其书籍版式往往各具特色。因此在古籍版本学中，了解和研究版式的异同，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蝴蝶装

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井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

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参看图 6）。

“蝴蝶”，古人又常写作“胡蜨”，所以又作“胡蜨装”、“蝴蜨装”， 省称“蝶装”或“蜨装”。

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为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 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由于蝴蝶装的书衣都很坚硬结实，所以书上架的方法与今天的书籍相似，是立放在书架上。只不过今天的书籍插立时是书背向外，书头在上，书根向下压在板上，而蝴蝶装的书则是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书口向下压在板上。北京图书馆旧藏宋代蝴蝶装《册府元龟》和《欧阳文忠公集》，书根上写着书名和卷次，而且是由书背的一侧向书口一侧直行向下书写，书口处又有磨擦痕迹， 都是书口向下立放的证明。

蝴蝶装在宋代似乎还有不用粘贴而用线缝的。《墨庄漫录》卷四说：“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岁久脱烂，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他日得奇书，不复

作缝缋也。”这里所说的“缝缋”，就是指用线缝住单页而成册，其具体方法已不得其详。(56)大概正是因为张邦基所说的缝线断绝后次序容易混乱， 当时人较少采用。

包背装

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 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叶读去而不间断（参看图 7）。

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

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 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 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 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

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 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书脑”，外边再用整张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

线装

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 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参看图 8）。

线装打孔穿线有一定规格，一般使用“四针眼法”，打四个孔。书背厚大的，也有用六针眼甚至更多针眼。无论用几针眼法，都是上下两段的间距最短，中间的几段间距长。明到清代前期的四针眼装，中间三段的间距大体平均，到清中期，线装书最中间的一段间距缩短，至清末民国时只有上下两个长段的二分之一。

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

散叶装订的书籍，特别是线装书，封面内往往订有空白纸，多的有二至三张，作用如同“赘简”，起保护作用，这称为“护页”或“副页”，也称

“看页”。护叶后是题署书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页，过去称“内封面”。卷末封底内，也订有空白的护页，过去人所作的题跋，就常写在这页上。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了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 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称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浆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这种套匣只包裹书册的封面、封底、书头、书根、书背，书口的一面空缺，书籍装套时用夹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装进去，套匣的书背上写书名、卷数、作者等等。线装书本来也是平放架上的，用书套之后，就可以像现代其它书籍一样立放架上，既整齐美观，又便于取用和放还。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的，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于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

（陈宏天 吕艺）

注释

(1)《洛诰》。(2)《顾命》。

1. 《论衡·量知》。

2. 《太平御览》卷 660

   引。按：此段文字，古今多以为应劭转录《别录》原文，而余嘉锡先生则认为只是应劭自己对《别录》中“已杀青”一语的解释，见其《书籍制度补考》一文。此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特刊》，后收入中华书局 1963 年出版的《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

3. 《过零丁洋》。

4. 《春秋左传正义·序》孔《疏》。(7)《仪礼·聘礼》贾《疏》。

1.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引《太平御览》。

2. 参看马衡《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及《汉兵器簿记略》二文，见《凡将斋金石丛稿》卷

   7 及《居延汉简甲编》。

3. 湖南省文管会《长沙扬家湾 M006 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2 期。

4. 《汉书·礼乐志》颜注。

5. 参看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 年，11

   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6. 见《史记·酷吏传》、《汉书·朱博传》。(14)《论衡·谢短》。

1. 参看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10—11 页。

2. 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 年，342—346

   页（下引此书版本同）。

3.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 年，83

   页。

4. 《艺文类聚》卷 55 引。

5.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231 页。(20)《庄子·天下》。

(21)《史记·秦始皇本纪》。(22)《史记·滑稽列传》。(23)《简牍检署考》。

(24)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352—357 页。(25)《史记·高祖本纪》。

(26)《全汉文》卷 52。(27)《后汉书·儒林传》。(28)《隋书·经籍志》。

1. 参看《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 7 期及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 315 页。

2. 《隋书·经籍志》。

3. 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 年 9

   期。(32)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 年 9 期。

(33)同(31)。

(34)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35)《隋书·经籍志》。

1.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1948 年，168 页。

2. 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

   年 1 期。

3. 《晋书·左思传》。

4. 《北堂书钞》卷 104 引王隐《晋书》。(40)《洞天清录集·古翰墨真迹辨》。

(41)参看卷 3《杂说第三十》“染潢及治书法”一节。(42)宋沈括《梦溪笔谈》卷 1。

1. 《演繁露》卷 15。

2. 原本《说郛》卷 48 引侯延庆《退斋录》。

3. 参看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2

   版，50—53 页。

4. 《居易录》卷 25。(47)《河汾燕闲录》卷上。(48)同(49)31 至 32 页引。

1. 参看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33—35 页及黄永年《古籍版本学》，1985 年油印本，上册 60—61 页。

2. 《元氏长庆集》卷 51。

3. 见《旧五代史·唐明宗纪》注引及南宋佚名《爱日斋丛抄》四库辑本卷 1 引。

4. 参看上引张秀民书 38—47 页及黄永年书 61—63 页所引。

5. 参看黄永年书 67 页、张秀民 63 页及图十四。

6. 参看庄葳《中国书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56

   页。(55)此书已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华书局，1959 年。

(56)黄永年认为是把书册的单页全部摊开叠在一起，在正中间用线缝住，再对折成册，如今日练习簿的装订法。参看黄著《古籍版本学》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