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汉字结构的主要变化

从结构上看，汉字主要发生了三项变化：（1）形声字由少数变成多数。

（2）所使用的意符从以形符为主变为以义符为主。（3）记号字、半记号字逐渐增多。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形声字由少数变成多数

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形声字在全部汉字里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由少数变成了占压倒优势的多数（这里所说的“全部汉字”指全部表意字、形声字和记号字、半记号字，不包括借这些字充当的假借字。关于记号字、半记号字参看第三小节）。

汉字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之后，新增加的字大多数是通过加偏旁或改偏旁等途径从已有的字分化出来的。有的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而形成，如前面讲字形繁化时举过的“狮”字。有的通过在某个字上加注意符表示它的引申义或本义而形成。例如：“取”引申而有娶妻的意思（《诗·豳风·伐柯》“取妻如之何”），后来加“女”旁分化出了“娶”字。“莫”本作■， 象日落草莽之中，是表示“暮”这个词的，后来由于常常假借来表示否定词“莫”，加注“日”旁分化出“暮”字来表示本义。有的通过在某个字上加注音符而形成。例如“食”本有“使⋯⋯食”的意思，后来加“司”旁分化出“饲”字来表示这一意义（也有可能“饲”是把“飤”的“人”旁换为“司” 旁而成的字）。改变某个字的偏旁而成的分化字，多数是表示引申义的。例如张开的“张”引申而有发胀的意思（《左传·成公十年》：“将食，张， 如厕。”），后来把它的“弓”旁改成“肉”旁，分化出“胀”字来专门表示这一意义。通过上述这些途径分化出来的字，绝大部分是形声字。

由于用图形表示字义是造表意字的重要方法，汉字象形程度的不断降低，对造表意字很不利，并使很多已有的表意字的字形难以再起原有的表意作用，但是形声字一般却不受影响。这不但促使人们越来越多造形声字，少造表意字，而且还促使人们陆续把一些表意字改成形声字。例如“昊”（昃） 字本作■，用人跟太阳之间的位置关系来表示日已西斜的意思，后来通过把倾斜的人形改为形近的音符“■”而变成形声字。前面讲过，“凤”字曾由象形的表意字变为从“鸟”“凡”声的形声字，这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有时为了简化等目的，也会把表意字改成形声字。例如当捕兔网讲的“罝” 在甲骨文里写作从“网”从“兔”，是一个表意字，后来通过把“兔”旁换成笔画较少的声旁“且”而变成形声字。为了简化等目的把形声字改成表意字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例如把从“山”“严”声的“巌”改成从“山、石” 会意的“岩”，把从“户”“睘”声的“■”（有加“木”旁的繁体）改成表意字“闩”（“一”象门闩）。不过这种现象要比表意字改成形声字的现象少见。

一方面，在新增加的文字里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一方面，已有的表意字还有不少陆续被改成了形声字。因此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所占的比重就逐渐上升了。有人曾对殷墟甲骨文里已认识的那部分字的结构作过研究，发现形声字还明显地少于表意字（参看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篇）》“甲骨文的六书分析”节，台北史语所集刊 45 本 374—380 页，1974 年）。

在周代，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形声字增加得非常快，新造的表意字则已很少见。这从有关的古文字资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可能早在春秋时代， 形声字的数量就已经超过表意字了。关于《说文解字》所收的九千三百多个小篆里的形声字的数量，有几种统计数字，一般认为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南宋郑樵在《通志·六书略》里对两万三千多个汉字的结构作过研究。根据他的统计数字，形声字的比重已经超过百分之九十。不过在常用字里， 表意字比较多，所以形声字的比重就比较低。有人根据教育部 1952 年公布的常用字表里的二千个字作过统计，算出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七十四。在汉字里， 有些字的结构应该归入哪一类尚无定论，因此上引的那些统计数字是不可能很精确的。但是这些数字所反映的、形声字由少数逐渐变成占压倒优势的多数的情况，显然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形声字既有表音成份，又不像有些假借字那样有造成误解的可能。在使用意符、音符的文字里，尤其是在汉字这种记录单音节语素占优势的语言的文字里，这是最适用的一种文字结构。形声字比重的上升，是汉字发展的主要标志。

二、所使用的意符从以形符为主变为以义符为主汉字的意符可以分成形符和义符两大类。

有的意符是作为象形符号使用的，它们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

如古汉字里“人”“日”等字所使用的■、■等符号，又如构成■（射）字的弓矢形和手形。我们把它们称为形符。几何形符号如果有以形表意的作用， 如“一”“二”“三”等字表数用的横画，也可以看作形符。在古汉字里， 那些从结构上不能进一步分析的独体字，如上举的“人”“日”“一”和前面举过的“鹿”“大”等字，一般都是用形符造成的表意字。有些形符只能用来构成合体表意字，本身不能独立成字。例如：古人画一前一后的两只脚作为■（步）字。■象人的左脚（参看第二节的第二小节里讲商代字体变化时所列的字形对照表），独立使用时就成为“止”字（“止”的本义就是脚， “趾”是表示它的本义的分化字）。但是象右脚的■（ ）却不能独立成字（《说文》把“■”也看作一个独立的字，是有问题的）。又如■（立） 字使用的两个形符，■象站着的人，一象地面，表面上跟“大”字、“一” 字同形，实际上却跟这两个字没有关系，所以也应该看作不能独立成字的形符。

有的意符不是依靠自己的形象来表意的。这种意符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当的表意偏旁，它们就依靠本身的字义表意。例如：合体表意字“歪”由“不”“正”二字构成，它的字义就是“不正”，“不”和“正”在这里就是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的。我们把这种意符称为义符。形声字的形旁一般由依靠本身字义来指示形声字字义的字充当，这种形旁也是义符。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里，有少数义符不能独立成字，只作偏旁用，如“辶”（由“噦”简化）、“疒”、“宀”等。它们通常是很常用的偏旁，所代表的意义是一般人所熟悉的（“疒”和“宀”在古文字里本来可以独立成字。“噦”本是由用作偏旁的“彳”和“止”合成的一个偏旁。《说文》把“噦”看作独立的字，所根据的恐怕是后起的用法。这种用法也已淘汰。“彳”其实也可以看作不能独立成字的义符，它本是“行”用作偏旁时的省体，“彳亍”的用

法是后起的）。

形符和义符的界线也并非总是很明确的。在古文字里，有些表意字的偏旁既可以看作形符，也可以看作义符。例如■（林）字，无论把构成这个字的两个■看作形符——树木的象形符号，还是看作义符——由“木”字充当的表意偏旁，都可以从字形体会出树林的意思来。不过从隶、楷的角度来看， 这类偏旁就只能归入义符了。

在象形程度较高的古文字里，表意字绝大部分是用形符造的，形符是意符的主流。汉字由象形到不象形的变化，破坏了绝大部分形符的表意作用， 但是对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起作用的义符则并无多大影响。因此随着汉字象形程度的降低，造表意字的方法就逐渐由主要用形符变为主要用义符了。春秋战国以后新造的表意字不但只占全部新增加的文字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大多数是用义符构成的合体字，如“劣”（弱而少力为劣）、“■”（“膻” 的异体，指羊的臭味）之类，用形符造的字如“凹”“凸”等为数极少。

一方面，在造表意字的时候，形符使用得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旧有的表意字里的形符也在不断减少。在汉字象形程度不断降低和字形不断简化的过程里，人们陆续把一些象形意味较浓厚的合体表意字里由不能独立成字的形符充当的偏旁，改成能够独立成字的偏旁。例如：前一节讲商代字体变化时举过的“戍”字，本象人荷戈形。早在殷墟甲骨文里，这个字就已经简化为■，荷戈人形改成一般的“人”字，横置在人肩上的戈形也竖了起来，跟一般的“戈”字取得一致。当匹配、对偶讲的“雔”（chóu）本来写作■， 象两鸟相对，后来变作■，左边那个向右的“隹”改成了一般的“隹”字。涉水的“涉”本来写作■，以一脚在水南一脚在水北示意，后来变作■，成为从“水”从“步”的字。折断的“折”本来写作■，象用斧斤砍断树木之形，后来断木形改成两个“■”，再后两个“■”又改成外形与之相近的■

（手），就成为从“手”从“斤”的字了。这类表意字经过改造之后，大都可以认为已经变成了由义符组成的字。

为了尽量使偏旁成字，以便书写，往往不得不在字形的表意作用方面作些牺牲，“戍”“雔”“涉”“折”等字后来的字形，其表意作用显然不如原来的字形明确。有时为了使偏旁成字，甚至不惜完全破坏字形的表意作用。例如“射”字象弓矢的部分后来改成形状略有些相近的■（身）字，跟字义就完全失去了联系（《说文》以“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说“射”字从“身” 之意，是牵强附会的）。

形声字的形旁一般是义符。因此形声字比重的不断上升，也意味着义符的重要性在逐渐增加，形符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而且有些形声字的产生是直接跟某些形符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用形符造的表意字加注音符之后，往往通过把形符改为义符的途径变成一般的形声字，如前面举过的“鳳”（凤） 字。还有一些表意字通过把用作偏旁的形符改为音符的途径转变成形声字， 如前面举过的“昊”（昃）字。

由于在造字的时候，形符使用得越来越少，义符则使用得越来越多（主要用作形声字的形旁），并且已经使用的形符也有不少陆续为义符或音符所取代，大概早在春秋时代，义符的重要性就已经超过了形符。在汉字演变为隶、楷的过程里，独体表意字所用的形符大都变成了丧失表意作用的记号（关于记号参看第一节第三小节）。例如“人”字和“日”字所用的形符变成隶书的“人”和“日”以后，已经一点也不像人和太阳的样子，只能认为已经

变成了记号。充当表意字偏旁的不能独立成字的形符，如果在隶书形成前还没有为成字的偏旁所取代，在隶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里也大都变成了记号。例如构成“立”字的人形和地面形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记号，“步”字下部的右脚形也变成了记号。这样，曾经作为汉字音符主流的形符就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现代汉字里，可以认为真正是用形符造成的字，如“一”“二” “三”“凹”“凸”等，为数极少，而且几乎都是使用几何形形符的。

三、记号字、半记号字逐渐增多

在第一节里已经说过，汉字里用记号造字的情况极为少见。但是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由于字形象形程度的降低和简化、讹变等原因，有些表意字和形声字所用的意符或音符丧失了表意或表音作用，变成了记号。与此相应， 这些表意字和形声字就变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半记号字指由记号跟意符或音符组成的字）。例如前面讲过，“日”字所用的形符在隶书里已经变成记号，因此“日”字就从象形的表意字变成了记号字（注意：称一个字为记号字，只是表明它所用的字符已经丧失了跟字音字义的内在联系。至于记号字作为文字所具有的表音表意作用，包括它用作合体字偏旁时的表音表义作用，是不会因此而丧失的。例如“日”变为记号字后，不但仍有字音字义， 而且在“晴”“晦”等字里仍能起意符的作用，在“馹”“衵”等字里仍能起音符的作用）。又如“春”字本作“萅”，从“日”从“■”“屯”声， 后来声旁“屯”跟作为形旁之一的“■”省并成记号“”，因此这个形声字就变成了半记号字。

估计早在古文字阶段，就已经有一些表意字和少量形声字变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前面提到过的“射”字，在属于古文字的小篆里已经写作从“身”， 就未尝不可以认为已经变成了记号字。

在汉字演变为隶、楷的过程里，有一大批表意字和一些形声字变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在前一小节里已经说过，在这一过程里，独体表意字所用的形符和象形意味较浓厚的合体字所包含的不能独立成字的形符，大都变成了记号。这就是说，独体表意字大都变成了记号字，包含不能独立成字的形符的合体表意字也大都变成了记号字（如“立”）或半记号字（如“步”）， 由形声字变成的半记号字，上面已经举过了“春”字。此外如“布”（本从“巾”“父”声）、“在”（本从“土”“才”声）、“寺”（本从“寸” “之”声）、“责”（本从“贝”“朿”声）等，都是例子。少数形声字， 如本来是从“禾”“千”声的“年”字，完全变成了记号字。

50 年代的汉字简化也采用了一些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如“头”是记号字， “鸡”“疟”是半记号字。

总之，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里，记号字、半记号字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还有不少字，虽然从表面上看，其结构并未由于字形演变和简化等原因而遭到破坏；但是由于语音和字义等方面的变化，对一般人来说，实际上也已经变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形声字的声旁由于语音的变化丧失表音作用，实际上变成了记号。如“淦”的声旁“金”、“斛” 的声旁“角”、“特”的声旁“寺”，对一般人都已经起不了表音作用了。“特”的形旁“牛”由于字义的变化也已经起不了表意作用了（“特”的本

义是公牛，此义早已不用）。所以可以说“特”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记号字。上面举过的由形声字变成的半记号字“寺”“责”等，情况与“特”类似。还有上面举过的、下部偏旁已经变成记号的表意字“步”，也可以认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记号字，因为一般人大概不会知道“止”跟“步”在意义上有什么联系。此外，在这方面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这里不能一一说明了。

对以上所说的汉字在结构上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作如下概括：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汉字所使用的字符主要是意符（以形符为主）和音符（严格说应该称为借音符，下同），形声字在全部文字里尚未占多数；后来随着字形等方面的变化，所使用的字符逐渐变成既有大量意符（以义符为主）和音符，也有相当多的记号，同时形声字逐渐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在第二和第三节里，我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形体和结构这两方面的主要变化分别作了介绍。事实上，这两方面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字象形程度的降低，是促使人们少造表意字多造形声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形声字成为汉字主流这件事，回过头来又为汉字象形程度的进一步降低创造了条件。文字结构的变化，客观上常常造成字形繁化或简化的后果。文字形体的变化，也常常造成改变或破坏文字结构的后果。记号字的大量出现，主要是汉字形体的变化所引起的。这从文字结构上看是一种倒退，然而却是为了简化字形、提高书写速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记号字如果增加得太多，汉字就会变成极难记忆的一种文字，使用起来一定会非常不方便。在今天，如何处理好字形简化跟文字结构的矛盾，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裘锡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