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卷轴制度

卷轴制度书籍，包括帛书和纸卷书两种形式，它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帛书的起源和历史

帛书是写在缣帛等丝织品上的书籍或文章，它的出现，晚于简册。简册虽然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形制，长时期内广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除了因编绳散断，容易导致“脱简”、“错简”外，书籍也很笨重而不便阅读。如战国学者惠施，就得用五辆车来运载笨重的书籍；(20)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 “至以衡石（一百二十斤）量书”；(21)西汉东方朔上书，用奏牍三千，汉武帝让两个壮汉尽力持举，从上方阅读，“二月乃尽”。(22)与这种简册相比，丝织品的帛书有不少优点：缣帛质地柔韧，吸墨性强，既便于书写，又可随意卷舒，阅读和收藏都比较方便；帛书的分量很轻，携带方便；帛书的篇幅宽长，书写时可据书籍内容长短裁剪，又不会有简册散断错乱的毛病。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缣帛写书，并在很长时期内与简牍并用。

帛书究竟何时开始出现？目前尚难确考。不过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文献中，已时有记述。《论语·卫灵公》说：“子张书于绅。”“绅”，《说文》说是“大带”，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是下垂的带，总之是一种丝织品。《墨子·明鬼》篇说：“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得更为明确： “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于策，通之诸侯。” 如果其言可信，那么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齐桓公时代，就有帛书了。所以王国维认为：“则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23)

由于丝织品比竹木更易朽坏，目前考古发现的帛书，大多出于汉代，先秦的极少。闻名于世的，有解放前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画有十二神像的楚帛书，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73—1974 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帛书“篆书阴阳五行”，上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 222 年）的记载， 所以也很有可能写于秦统一前夕。此外还发现两件楚帛画。(24)

秦汉以来，缣帛更普遍地应用于书写，《汉书·艺文志》中已有相当多的图书用“卷”来统计，其他文献也常有反映。如西汉高祖刘邦，曾“书帛射城上”；(25)扬雄《答刘歆书》说自己编纂《方言》时，“常把三寸弱翰， 赍油素（一种光滑的白绢）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26)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挟献帝西迁长安，把洛阳城内东观、兰台、石室等处所藏缣帛图书抢出，“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27)“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28)可见汉代朝廷收藏的帛书十分丰富。1973—1974 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西汉初年帛书，包括《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周易》、《春秋事语》、《经法》、《十大经》、《称》、

《道原》等二十多种书籍、文章，还有三幅古地图，(29)更使得这个问题明朗化。

魏晋以来，纸虽已普及，但缣帛仍用为书写材料。用纸不及用帛高贵、郑重，所谓“素贵纸贱”，是东汉以来就有的风尚。《北堂书抄》卷一○四引崔瑗《与葛元甫书》就说：“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胡冲《吴历》也说：“帝（魏文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西晋的荀勗著《中经新簿》， 著录图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四卷，“盛以缥囊，书用缃素”。(30)直到唐代， 仍有人用缣帛写书。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丝织品不再用作书籍材料，但封建皇帝的诏书、圣谕及画家作画，也还常用缣帛。直到今天，绢帛仍然用于绘画。

总起来说，春秋以来开始用缣帛写书、绘画，西汉时期普遍使用，魏晋以后仍然有人使用。但由于丝织品价格昂贵，不能像竹木及纸那样广泛普及， 所以帛书始终未有一个独立使用阶段。它的前期伴随着竹木简册的盛行而兴起，后期则伴随着纸书的兴起而衰落，从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后三、四世纪，大约有近千年的时间。

二、帛书的形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丝织的国家，早在商及西周，养蚕业就已相当发达了，因此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用途也越来越广。在《说文》中，丝织品就有缯、绢、绮、缣、绨、纨、緭、素、练、缥、缙、綪、缇、缲、缁、帛等几十种名称。清汪士锦《释帛》说，帛有六十多种。可供书写的帛有数种。古籍中对各种不同丝织品所下的定义，多半并未明确指出各自的不同，大致是以颜色的不同及质地表面的精细、粗糙、轻滑、厚重等分门别类的。 “帛”字始见于甲骨文，是一般丝织品的通称。“素”是由生丝制成的

白帛，不经漂染，平实无华，也是书写所用缣帛的统称。“绢”也是用生丝织成，轻薄如纱，常用于书写，特别是绘画。与“绢”类似的还有“缯”， 也是生丝织成的，轻柔洁白。“绨”可能是野蚕丝的织品，厚而暗，但较其他素帛经久耐用。“缣”用双丝织成，色黄。《释名·释采帛》说：“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其价格远较普通的素昂贵。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所盗敦煌缣帛残卷上，就发现有用“缣”字标明织品种类的。此外，“缣帛”也是书写所用丝织品的通称。

帛的长短不一，一般说来，标准尺度是 40 尺，所以在 40 尺内，不需缝接。但抄写书籍时，还要根据内容长短剪裁或缝接。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说：“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所以帛书的长度，短的有一尺至数尺，长的则有数丈，东汉董卓的官兵因此用来做滕囊和帷盖。考古发现的帛书也是长短不一，如长沙子弹库的十二神像帛书，长 38.7 厘米，帛

画长 37.5 厘米；陈家大山帛画长 31 厘米；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长

约 192 厘米等等。

帛书的宽度，古籍记载以一尺为常制，但根据考古实物，实际上并不一致。马王堆帛书，有一种是用整幅的帛书写的，宽约 48 厘米，如《老子》等；

另一种则用半幅的帛来书写，宽约 24 厘米，如《周易》、《战国纵横家书》

等；(31)子弹库的帛书、帛画分别为宽 47 厘米和 28 厘米；陈家大山帛画宽

22.5 厘米。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东汉初年缣帛书信，其一约 9 厘米见方， 另一件长 15 厘米，宽 6.5 厘米，可见帛书宽度也是经常根据需要来裁截的。

帛书的书写格式，往往仿照简册。开卷一般留有空白，如同“赘简”。如果有书题，一般也是大题在下，小题在上；也有篇名在卷末的，标明“右几章”。较长的帛书，有时一种书写完以后，并不截开，从另一行开始接抄

别的书。有的在两种书之间画一个小黑方块，以示区别。帛书文字也是由上而下书写，每行字数没有一定。为使各行文字书写整齐，有的帛书仿照简册之原有界线，用朱笔或墨笔画上界栏。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各行间就有用朱砂画成的红色界行。帛书的界栏，早期大多为手画，当帛书盛行以后， 为使用方便，也为了美观，于是有人用赤丝或黑丝事先在缣帛上织出界栏， 如同今日稿纸，专门供书写之用，后人称之为“朱丝栏”、“乌丝栏”。

缣帛的质地柔韧，可以随意折叠或卷舒，所以早期的收藏方式是折叠与卷束并用。如子弹库十二神像帛书，就是经过 8 次折叠，然后放在一个竹匣中；(32)马王堆帛书是用整幅帛写成的，也是折叠成长方形，再放在一个漆盒下层的格子里；而马王堆帛书用半幅帛写成的，则用一长方形木片为轴， 卷成一卷。(33)折叠收藏的帛书，天长日久，折叠处难免破损断裂，所以后来的帛书，大多采用卷起来收藏的方式。一部书可以卷成一卷或几卷，所以“卷”就成为计算书籍篇幅的单位，一直沿用到今日。不过，古时所说的“卷”， 最早指一册，今日也还有这种用法，如《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一卷就是一册。但在印本古籍中，卷的篇幅往往比册小，一册中常有若干卷。

帛书的卷束，形式与简册不同。帛书与后来的纸卷，质软而薄，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轴，粘连在卷子的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最末一根简就起着轴的作用，所以无须另用轴。这也是卷轴形制书籍之所以不包括简册的原因之一。卷轴制书籍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头在外。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南朝宋明帝所藏二王法书，就分别用珊瑚轴、玳瑁轴、金轴装帧；(34) 隋炀帝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35)除卷、轴之外，据古籍记载，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还有■（包首）、带、帙（䥆）、牙签等附属品，以便保护书籍或便于查阅。但今日发现的秦汉帛书中却很少见到这类物品。它们很可能是草创于帛书卷轴，而大备于纸书卷子，所以我们放在下面“纸卷的形制”中一并说明。

三、纸的发明和使用

简牍笨重，缣帛昂贵，都不是理想的书写材料。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 经过长期不懈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可以取代竹木简牍、缣帛并且价廉物美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

提起纸的发明，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东汉蔡伦造纸的故事。南朝宋范晔的

《后汉书》蔡伦本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 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晋张华《博物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在谈到纸的产生时，首先应该明确，“纸”的含意在古代曾经发生过重大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纸，是指植物纤维构成的纸，而东汉以前文献中提到的“纸”，一般是指丝绵纸，所以《后汉书》中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这一点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以得到证实。许慎解释“纸”的本义是“絮一苫也”，说明纸最早同丝絮有关。古人冬天为了抵御寒冷，用丝绵制作冬衣。做法是把蚕茧煮过以后，放在席箔上并浸入水中反复捶打，使蚕茧铺开成了丝绵，用以制衣。但是当把丝绵取下后，席箔上就留有薄薄的一层残存的丝絮，将它们晒干揭下来，就形成了轻薄的丝絮片。它可以包裹东西，也可以在上面写字，这就是许慎所说的“纸”。《汉书·外戚传》中称它为“赫蹄”（Xītí）。文中记载说，西汉时赵飞燕姊妹很受汉成帝的宠爱， 当时一个叫曹伟能的宫女给皇帝生了一个男孩，赵飞燕的妹妹十分忌恨，就派人送给曹伟能一个小匣，里面放有毒药和“赫蹄书”，迫令曹氏自杀。对此记载，东汉学者应劭解释说：“赫蹄，薄小纸也。”曹魏时人孟康进一步解释说：“蹄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素本是白色的生绢，孟康称纸素，是指白色的丝絮片，把它染成红色就叫赫蹄了。这就是说，在东汉蔡伦之前，文献中所记述的纸是丝绵构成的。

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在蔡伦之前也并非没有植物纤维纸，早在蔡伦前一、二百年即西汉武帝以后便已经有了原始的植物纤维纸，但是由于质地粗劣，一般不能用于书写。例如 1933 年考古工作者在我国新疆罗布淖尔汉代

烽燧遗址中，就发现了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麻纸。(36)较近的一次是 1973—

1974 年，甘肃考古队在汉居延旧址又分别发现了两块麻纸，年代不晚于西汉

宣帝甘露二年（前 52 年）和哀帝建平元年（前 6 年）。(37)这些出土的西汉麻纸，多用于物品的衬垫、包裹，而不曾在上面写字。不过，1986 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了一幅地图碎片，据说该图绘于纸上， 时间属于文景时期。对于此图的质料，学者们还要作进一步鉴定。可以肯定的是，西汉时期已经有人开始试制植物纤维纸了。显然，植物纤维纸由它的原始形态到成为写画材料，需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改进过程。东汉的蔡伦正是善于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改进了造纸技术，才取得了巨大成就。蔡伦的功绩在于他造出了成本低廉、质地良好、便于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来，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重大贡献，我们自然应该给予肯定。

东汉以后，造纸所用的原料种类不断增多：魏晋除麻类外，还用藤类植物；隋唐以后又用桑、枸（即楮）等；元代已多用竹类原料；明清以后，竹纸原料中又掺入了禾草类纤维。纸的产量、质量也日渐提高，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东汉至魏晋，人们受传统习惯的影响，“素贵纸贱”，用纸写书以为不敬；但纸价廉物美，自然到处传播。所以魏晋以后（三、四世纪），纸的使用便逐渐取代了竹简，并把缣帛排挤到附庸地位，王公贵族之家，也用纸写书了。西晋时，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38)陈寿写成《三国志》后，晋惠帝也曾“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39)1924 年，在新疆鄯善县就曾出土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后被英国人盗往国外。1965 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又发现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内容是《孙权传》，存 40 行，五百多字。据考证，这两份抄本正是在西晋陈寿《三国志》成书不久抄写的，时间在三至四世纪。这可以算是我国现在可见的最早的纸本书籍了。

从南北朝至隋唐，纸书写本更为盛行。1900 年，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 曾发现数万卷 5 至 11 世纪初的纸书抄卷，由于当时主管道士王圆箓的愚昧、

贪婪及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这批抄卷中的精品已分别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等盗往国外，国内仅存劫余的八千多残卷。1969 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唐墓中还发现了一份唐中宗景龙四年（710 年）抄写的《论语郑氏注》前 5

篇，据卷上题字，抄写人是一位叫卜天寿的学童，时年 12 岁。居住边陲的小学生都能用纸抄书，由此可知唐代纸书抄卷的盛行状况。

总而言之，西汉中后期我国已发明了植物纤维纸，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进、提高，方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直至魏晋，社会上仍然是纸书与简册、帛书并行。东晋末年，纸完全取代了简册；魏晋以后，王公贵族也开始用纸写书，此后纸书抄卷独盛。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以后，纸更成为唯一的书籍抄写、印刷材料，一直使用至今。也就是说，纸从发明至今，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四、纸卷的形制

纸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袭帛书卷轴，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后期向册页制转化时，才演进为独特的形制，即经折装、旋风装。

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古纸的长度往往有一定标准。汉纸每张大约是汉尺一尺（0.231 厘米）。晋纸的规格，宋人赵希鹄说：“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40)敦煌卷子纸一般宽 30 厘米左右，比晋纸略宽；长度大致是 41 至 48 厘米，约等于汉尺二尺，与古人所说二尺之纸用以钞书之语大致相符。古书篇幅较长的也要连接，古人或用浆糊粘连，有的还用烙铁烫熨，经久不散。如敦煌卷子， 虽然有不少断烂，但连接之处却少有脱落。纸卷的连接处有时钤印或署名， 称为印缝、押缝、款缝等。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 9 至 10 米，甚至数十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

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阑”

（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后人也有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的，称为“乌丝栏”、“朱丝栏”。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十几字到几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

书籍的注解有的不写在背面。写在正面天头上，叫作“眉批”；有的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写在正文行间的注释，为了有所区别，有多种形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古书的正文与注解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

纸卷的抄写格式沿袭帛书而更趋周密。开首往往也空两行，以示“赘简”， 然后写篇名、书名，一般也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但唐代已有改为先写大题，后写小题的。篇名、书名后，写著作人姓名，有时写上职衔。全篇之后写本篇或本章的名称、次第，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数行，以备写书人将抄书的缘由、经过、感想等等写出来，这就是“题

记”，后世书籍的跋尾发端于此。在敦煌卷子里，有的卷末除抄写者、年月日外，还注明校注者、审定者、装帧者姓名及用纸数量等。

在古代文献中，时常可以见到用“黄纸”写书的记载。晋荀勗《穆天子传叙》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晋书·刘卞传》载，刘卞入太学，“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条更说：“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这种“黄纸”是用黄檗（柏）汁染过的，颜色发黄，以防虫蛀。这种染纸法在造纸技术上称为“入黄（也写作‘入潢’）”或“染黄”。纸卷大多经过“入黄”，有的是先写后染，也有的先染后写。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染潢及治书法”一节，详细叙述了用黄檗汁染书的方法。(41) 从现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蛀蚀的现象，可见这种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

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42)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也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的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

（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 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古人又称为“■”。■的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带”（参看图 1）。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磨擦损伤，还要用“书衣”包裹， 叫作“帙”，又写作“䥆”。《说文》说：“帙，书衣也。䥆，帙或从衣。” 这样的一包就是一帙，通常以十卷或五卷为一帙。帙一般是以麻布为里，丝织品为表。现在可见的唐代经帙，也有用细竹为纬、

各色绢丝为经织成细竹帘，外面再用绢绸之类为表的。帙的一端也有带，以便捆扎。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 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唐代集贤院所藏四库图书，就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牙签，区分经、史、子、集四部。一般的也有用木、纸或帛的。这样，■、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末年， 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书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五、卷轴形制的演进——由卷轴到折叠

卷轴形制适合于缣帛和纸的柔软特性，而且后来发展为一套相当完善的

制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其缺点也就日益明显起来。卷子一般都比较长，甚至可长达数丈，这样长的卷子，阅读时要边拉开、边读、边卷，读完后再卷回去。倘若临时需要查阅其中的某些章节，就更为不便。特别是魏晋以至隋唐，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具书，如类书、字书、韵书等。这类工具书一般不是从头到尾阅读，而是供人随时查阅解决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资料不在卷子的开头，而是在中间甚至末尾，查找起来就不胜其劳。于是有人对卷轴形制作了改进：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起来，而是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卷子的前面和后面加上较硬的纸，以免书籍损坏，这样就成了一叠书。这种折叠而成的“折本”，与从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有些相象，所以又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参看图 2）。

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叠，阅读时容易散开而成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接连翻到第一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装的改进型（参看图 3）。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后的长方形折子有点像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 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册，所以也称为“册”或“册子”（“册”又写作“策”）。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捡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南宋程大昌也说：“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43)南宋侯延庆还说到，北宋哲宗时，苏轼所上奏章，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44)折叠形制的书籍启发了后来的散页装订，形式上也有些相象，所以书籍的册页形制，实质以经折装、旋风装为开端。“叶”、“册”这些术语，后来散页装订时依然沿用，不过“叶”字大多改写为“页”，意义上也由像树叶转变为单页、一页了。

在古代文献中，还提到一种“龙鳞”式的书籍形制。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唐柳公权字）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时大中元年（855 年）九月十五日题’。其 册 共 五 十 四 叶 ， 鳞 次 相 积 ， 皆 207 留纸缝，天宝八年（748 年）制。”吴彩鸾是唐代女道士，善写小楷，据说曾抄写过多部《唐韵》。这种龙鳞式的书籍，一九四七年故宫博物院曾购进一部，是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古写本。其外形是卷轴式样，里面却粘贴了二十四页散叶，每页均由两张纸裱成，所以正反都有字。粘贴方法是把每张散叶的一边贴在卷子上，另一边不贴，盖住下页纸的大半，成一种错叠的鱼鳞式样，即王恽所说的“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参看图 4）。正巧， 吴彩鸾手抄的《唐韵》，宋人有见过旋风叶式样的。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说：“（唐）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

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 因此有人认为张邦基与王恽所说的，是同一种式样，旋风装就是龙鳞式。不过，从书籍制度发展史看，散页是从卷轴经由折叠式样然后才出现的，唐代后期才有折叠式样，盛唐是否已有这种散页粘贴的方法，显然是个疑问。旋风装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其回旋往复，也是由于翻阅之快如风，而“龙鳞” 与“旋风”，名称上则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连；况且，吴彩鸾曾经抄过多部

《唐韵》，因此可能有不同的装订形式，张邦基与王恽所见，并不见得就是同一部。所以，“龙鳞”式应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书籍形制，还不能说旋风装就是这种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