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一月九日下午

史记：“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宫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这当然记的是要人，是名将，非一般平民寒士可比。但司马迁的这段描述，恐怕也适合于一般人。因为他记述是人之常情、社会风气。谁看了也能领会其妙处的。

他所记的这些“客”，古时候叫做门客，后世称做幕僚，曹雪匠名之为清客，鲁迅呼之为帮闲。大体意思是相同的，心理状态也是一致的。不过经司马迁这样一提炼，这些“客”倒有些可爱之处，即非常坦率。如果我是廉颇，一定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共事的。问题在于，司马迁为什么把这些琐事记在一员名将的传记里？这倒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该有所思虑的。我认为， 这是司马迁的人生体验，有切肤之痛。所以遇到机会，他就把这一素材，作了生动突出的叙述。

司马迁在一篇叙述自己身世的文章里说：“家贫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 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柳宗元在谈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平居闭门， 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及岌岌而挨其间哉！”

这都是对“友”的伤心悟道这言。非伤心不能司道，而非司道不能伤心也！

但是，对于朋友，是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谅是朋友之道中很重

① 见《过海日记》。蒋子龙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3 年 10 月版 5－6 页。

要的一条。评价友谊，要和历史环境、时代气氛联系起来。比如说，司马迁身遭不幸，是因为他书呆子气，触怒了汉武帝，以致身下蚕室。朋友们不都是书呆子，谁也不愿意去碰一碰腐刑之苦。不替他说话，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历史上有很多美丽的动人的故事，什么摔琴呀、挂剑呀，那究竟都是传说，而且大半出现在太平盛世。柳宗元的话，倒有些新的经验，那就是“久与游者”与“岌岌而挨其间”。

例如在前些年的动乱时期，那些大字报、大批判、揭发材料，就常常证实柳氏的经验。那是非常时期，有的人在政治风暴袭来时，有些害怕，报先与原来“过从甚密”的人，划清一下界限，也是情有可原的。高尔基的名作

《海燕之歌》，歌颂了那么一种勇敢的鸟，能与暴风雨搏斗，那究竟是自然界的暴风雨。如果是“四人帮”时期的政治暴风雨，我看多么勇敢的鸟，也要消声敛迹。

但是，当时的确有些人，并不害怕这种政治暴风雨，而欢呼这种暴风雨， 并且在这种暴风雨中扶摇上去。也有人想扶摇而上而没能扶摇上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那倒是要细察一下他在这中间的言行。该忘的忘，该谅的谅， 该记的记，不能不小心一二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人也像骆宾王的诗句：“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又降落到地平面来了。当今政策宽大，多数平安无恙。

既是朋友，所谓直，所谓谅，都是两方面的事，应该是对等相等的。但有一些翻政治跟头翻惯了的人，是最能利用当前的环境和口号的。例如你稍稍批评他过去的一些事，他就会说，不是实事求是啊，极不严肃呀，政治色彩呀。好像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都与无关，都很严肃，很实事求是的，对于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

当然，可不与之为友，但也不可与之为敌。①

这篇文字与上篇又不同，乃是集中一点内容反复论述。从司马迁《史记》中一段文字发端；追述汉唐，涉及当代，详言朋友之道。可谓以古人之文， 浇自己心中块矣。孙犁本人于“文革”动乱期间，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肺腑之中诸多感慨，自有一段难可为外人道的苦衷，但又含有一种想对外人道、不吐不快的心情。于是，记录于日记中，既平复自己的心潮，又寄望他日读者的同感，实属快事。细心阅读，似觉平淡疏浅；凝神体味，始知深沉苦涩。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孙犁其人、其文的特殊本色。

随感式日记内容繁富，体式多变，以上两例，难以概括。读者体会其实质而已。

（四）速写式。

这种样式，有如电影镜头，客观地记录作者日常见闻。凡山水人物、世俗风情、自然景观、社会事件⋯⋯均可一一描述。日后翻阅，或玩味其中知识，或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或为科学考察与研究提供资料，都大有益处。

例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