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一

20世纪的中国里面，要实行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不用文言做文章，专用白话做文章。但是，从“五四”到现在，这种文腔革命的成绩，还只能够说是“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为什么？因为鬼话(文言)还占着统治的地位，白话文不过在所谓“新文学”里面通行罢了。咱们好好的“人的世界”，还有一大半被鬼话占据着，鬼话还没有被驱逐到鬼门关里面去！

固然，中国的文学革命，已经有了相当的局面。这种局面是：十年二十年以前只有“诗古文词”算得文艺，现在呢，“诗古文词”逐渐的跟着樊樊山袁寒云等等死下去，而新式的以及旧式的小说诗歌戏剧却一天天的被承认为文艺了。可是，我们必须极严重的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文艺里面所用的文腔，不应当离开一般社会日常所用的说话腔调，而成为单独的简直是别一个国家的文腔似的东西。现在的情形，却正是这样。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

这里，我们必须研究文学革命的意义：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的普通话，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而正在产生出来；文学的责任，就在于把这种新的言语，加以整理调节，而组织成功适合于一般社会的新生活的文腔。这样，方才能够有所谓“文学的国语”；亦只有这样办法，才能建立和产生所谓“国语的文学”。

二

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的变动——尤其是在最近三十年来的变动，这是现在人人都应当认识的事情。除出那些将要进棺材的“遗老”之外，大概没有人否认这件事的了。这种剧烈的变动是什么呢？就是宗法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崩溃的过程和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殖民地式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之下的“难产”过程。当然，这两种过程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并不是互相没有关系的两件事。这两种过程之间的关系，正表现于“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在此地详细的讲。这里要讲的是这种社会的巨大变动产生“新的文学”和“新的言语”的需要。宗法封建的社会关系的崩溃，使中国的文言文学和文言的本身陷落到无可挽回的死灭的道路上去。同时，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阶级，不论他们这些阶级之间发展着怎样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怎样反映到文艺上来，他们却共同需要白话文学和所谓“白话”的“新的言语”的完全形成。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一)笼统的“新的文学”的产生过程，(二)笼统的“新的言语”的产生过程，(三)现代普通话的建设。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的文学”是广义的，和狭义的单指着新式白话的“新文学”，有范围上的不同。“新的文学”包括现在的一切诗歌，小曲，小说，演义，京戏，文明戏，对话戏，以至最新的新式歌舞戏。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着新式白话的新文学。新和旧，本来是比较的形容词。十年前认为是新的，十年后也许是很旧的东西了。譬如说：章回体的小说，在现在的文艺上是所谓旧小说了，可是，这种东西可以认为是文学，这却是一件“新的事情”。而且这件新的事情反映着极重大的社会变动。因此，我们说到中国的“新的文学”产生的过程，就不能够不回溯到这件三十年前的簇新的事情，因为这里伏着文腔革命的种子。

原来文学革命的发动，首先只限于文艺的内容，并不一定注意到文腔的改革。可是，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学术生活跟政治生活，都发生很厉害的变更，以至于旧的文腔不能够应付了，然后，才从最初一点一滴的，使文体上的改变(这种改变还不过是适应文艺的新内容的需要而发生的)，进一步而走到整个文腔的改变。这个文腔的整个改变，有极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使用那种“新的”文腔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抬高了，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了。

要说明这种过程，自然要举出重大的历史事实。

最初是梁启超大胆的出来说：“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他甚至于极夸张的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为什么“忽然”小说变成了“文学之最上乘”呢？这在三十年前简直是大逆不道的“邪说”！以前只有古文，诗，词可以算做文学，小说等类的东西只是给“下等人”消遣的，算不得文学。但是，因为到了“戊戌政变”的前后，这些能够读小说的“下等人”已经不大安分了，他们已经逐渐的成为社会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已经是一种力量。——开明专制主义的贵族维新党，也企图经过小说来组织这些“下等人”的情绪，宣传维新主义。自然，如果古文和诗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如果，就算进一步，新式的——梁启超式的文言的论文以至于小说，可以达到这种目的，那么，也不必一定要小说，更不必一定要白话。对于他们，维新主义的贵族，当然是古董越保存得多越好。可是，他们的希望是枉然的。梁启超当初办的《新小说》杂志，是宣传保皇党的维新主义的；就是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也常喜欢做些序，顺便宣传些“老新党的爱国思想”。他们只想把文艺的题材和内容改变些，维新些，至于文腔，那么，古文的也好，新式文言的也好，旧式白话的也好——这是不关重要的事情！结果，许多“下等人”还是大半看不懂的，——凡是用古文的，那是简直完完全全的看不懂。这是文言破产的第一步。于是要想“流惠下民”的老民党之中，也就有些人发见这种情形。自然哪！老民党就算是贵族士大夫出身，意识上却多份是代表“富族”的了，不，说错了，是代表“民族”的。“民族”在当时还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而且做着下等人的领袖呢。“下等人”怎样就能够来当民族革命的苦力呢？至少，要他们懂得宣传他们的文字。因此，有人想到古文的用处比较的少，旧式演义小说的白话要更加合适些。吴稚晖先生自己说的：“晚上读曹植《与杨修书》，他说——‘……吾虽德薄，位在蕃侯，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就想扔了那牢什子的文史，还是学剑。到明年，还到家乡，在小书摊上得到一部《岂有此理》，他开头便说了‘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忽然大澈大悟，决计薄文人而不为。偶涉笔，即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行之。”(吴稚晖：《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1926年，《现代评论》)这样，老民党之中，有人为着自己“位在蕃侯”，有“流惠下民”而：建永世之业”的志气，就主张放屁文学。其实，维新党的《新小说》里面，同样也有和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一样的旧式白话小说，并且还留下近代中国文学的真正典籍(classics)，例如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但是，所有这些白话小说，在最初的主要意义，都只在于借此宣传维新或者排满，反对官僚或者鼓吹爱国，传布其他种种当时所认为新的“新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主要意义，至多只是“小说应当认为是文学”。甚至于认为只要宣传的是“新思想”，就可以算“小说革命”——文学革命。因此，主要的意义，并不一定在于用白话做小说。因为这样，林纾用古文做小说“京华碧血录》等)，梁启超等等用新式文言做笔记或者小说，都认为是新思想的文学革命了，都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了。正因为这样，当时的老新党和老民党，甚至于连认定“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立场，也保持不住。甚至于南社文人，章太炎，廖平，陈去病，柳亚子等的“诗古文词”——鼓吹排满的《国粹学报》等等，都想算做“新的文学”。

这样，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中国“新的文学”产生过程的第一阶段——“第一次的文学革命”，也和辛亥革命一样，是流产了。

第一，林纾的古文小说，南社文人的诗古文词，骈文，魏晋齐梁体的文章，——在文腔改革的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得“新的文学”，在这种文艺内容上说，也够不上“新的文学”的资格。这旧文体里面装进新的维新思想的企图，是完全失败了。这不但因为旧的文体不能够充分表现新的思想，新的情绪，新的生活，而且因为根本不能够普及到“识字的下等人”的读者社会。因此，这种所谓文学，只能够有极短的寿命，辛亥革命之后，《民权日报》有《民权素》，《申报》有《自由谈》，《新闻报》有《快活林》等等——这些“报屁股”出现，是所谓“礼拜六派”的老祖宗。这些报屁股的新派文学家，虽然还用古代文言企图表现“新的文学”，表现反对帝制，改良礼教，谈谈公德，爱国等的所谓新思想(例如《玉梨魂》——四六体的小说，表现寡妇恋爱“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的东西)，可是，不久，这种文腔就澌灭下去。代替他的是用现代文言做的笔记小说，黑幕小说。这种所谓现代文言，就是不遵守格律义法的变相古文，而且逐渐增加梁启超式的文体，一直变到完全不像古文的文言。从古代文言的小说，变到现代文言的小说——这种变更是礼拜六派内部的变更，这种变更没有经过什么斗争，什么争辩，什么反对或者提倡，这是自然而然的变更。到现在，市场上已经看不见一部新出的古文小说，而现代文言的笔记，小说，黑幕汇编等等，却还可以看见一些。为什么这个变更这样和平呢？很简单的：这是市场上商品流通的公律，没有人要的货色，“自然而然”的消灭，不见，退出市场。

总之，古代文言和现代文言的小说，不但决不是国语的文学，而且也建议不成功文言的“新的文学”。

第二，吴稚晖等最早的主张白话，虽然他们自己是“偶一为之”，他们决没有主张废除文言，然而这种旧式白话小说，却的的确确创造了“新的文学”。我们只要想：当初的文言小说之中有那一部著作够得上流传到现在呢？一部也没有！即使像苏曼殊的作品，比较的可以说有点价值，也决不是“新的文学”。这些东西如果是好的，也决不能代替《史记》《汉书》韩愈苏轼《唐人说荟》等的文言文学；如果是坏的，早已到了字纸笼里，早已从字纸笼里跑到了垃圾堆……但是二三十年前新出的白话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等好的东西，他们继承《红楼》，《水浒》，而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典籍；就是坏一点的，例如《九尾鱼》，《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的东西，也至今还占领着市场，甚至于要“侵略”新式白话小说的势力范围：例如今年出版的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居然在“新式学生”之中有相当的销路。他们的确代替了三四十年前《史记》《汉书》……《唐人说荟》的地位。在这种意义上，这类东西可以说是“新的文学”。“新的文学”从文言转变到旧式白话，却经过了一些斗争。但是，这仍旧是广义的礼拜六派内部的转变。而所谓斗争，也是五四时代新青年派反对他们礼拜六派的斗争。礼拜六派在“五四”之后，虽然在思想上没有投降新青年派，他们也决不会投降，可是在文腔上却投降了。礼拜六派的小说，从那个时候起，就一天天的文言的少，白话的多了。可是，这亦只是市场的公律罢了。并不是他们赞成废除文言的原则上的主张，而是他们受着市场的支配：白话小说的销路一天天的好起来，文言的一天天的坏下去。再则，在文艺内容上讲，旧式白话小说，至少是好的作用，例如《官场现形记》等等，在当初，的确能够更充分些表现当时的所谓新思想：排满，反对官僚，反对帝制，改良礼教……这更使他们成就一种那个时候所承认的“新的文学”。但是，这种旧式白话是不是国语呢？——是不是现代的普通话呢？不是，他只是近代中国文，并不是现代中国文。关于这个问题，以下还要详细说。现在先结束一下。

旧式白话小说，建立了相当意义之中的“新的文学”，但是并非国语的文学。

这样，第一次的文学革命，始终只能算是流产了。旧式白话小说(以及文明戏等类一切“维新时代”的出产品)，正和辛亥革命一样，即使这种东西始终形成了某种意义上是“新的文学”，那么，这也只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之下，方才有这样的成就的。何况，等到旧式白话文学差不多完全夺取了以前新旧“文言文学”的地位的时候，这种旧式白话小说——二十年十五年前比较起“诗古文词”来可以算“新的文学”，现在，却已经成了旧文学的代表了，——已经成了文学革命的对象了。

三

现在，我们要说到第二次的文学革命——中国“新的文学”产生过程的第二阶段。第一次的文学革命，根本算不得革命：(一)对于文腔，那时并没有主张根本改革，——白话小说的产生最初是“自然而然”的，至多，也只是吴稚晖的放屁主义，后来，这又是受着五四运动第二次文学革命的推动才发展的。这种发展，显然已经不是“革命”，而是变相的旧文学保存自己地位的一种保守策略了。这仿佛法国国王在大革命开始之后宣布立宪一样。(二)关于文艺内容方面，当初还有些浅薄的所谓“新道德”——改良礼教主义。后来的黑幕小说，宫闱小说，历史演义，侦探，艳情，种种色色……一直到最近几年党国要人提倡“国术”的风气之下的武侠小说，反而借着旧式白话的工具，来复活“文以载道”的道统。这仿佛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虽然没有做得成皇帝，而军阀制度却形成了新的统治。所以第一次文学革命和辛亥革命一样，如果没有五四运动，那简直是差不多等于零。因此，第二次文学革命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

“五四运动”时代的第二次文学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明白的树起建设“国语的文学”的旗帜，以及推翻礼教主义的共同倾向。这才是真正的要创造新的文学和新的言语。

当时这种新文化运动之中的文学革命发展到现在，大致的说来，又分成两个阶段，正确点说是分成两个营垒。所谓两个阶段是：一，1919年到1925年，那时候主要的倾向只是个性和肉体的解放；二，1926年，1927年到现在，这时候新兴的倾向是集体主义和匪徒精神。所谓两个营垒是：一，辛亥革命之前的“下等人”领袖变成了“高等人”的营垒；二，下等人之中的下等人，就是奴隶牛马的营垒。这都是指着文艺内容方面说的。这里，是不是有“新的文学”形成呢？的确有的。就是现在一般所称谓新文学的。自然哪，有了新式的高等华人，当然有新式的文学。尤其是个性解放和肉体解放主义的新文学，的确是建立了。固然，这里面还有许多不同的派别。例如《良友》画报，《玲珑》杂志是这种文学发展到“成熟”时期的东西。这是新式的礼拜六派，礼拜六派从二十年前的《民权素》，《自由谈》发展出来；良友派也是从“五四严初期的《觉悟》，《学灯》，《晨报副刊》发展出来的。自然可以说：良友派是低级趣味的东西，然而《新月》《前锋》等等亦是同一种趣味，不过是高级的罢了。——趣味的种类是一个，趣味的等级不同罢了。至于集体匪徒主义的文学，为咱们“民族”起见，是“必需要其败退的”。

这样，一般的讲起来，第二次文学革命，的确建立了“新的文学”，然而在文腔改革问题上来讲，这是不是国语的文学呢？那却还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确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语，然而这种新的言语却并不是“国语”——现代的普通话。这种新文学的言语，可以叫做新式白话。新文学的任务本来应当顺便建立现代中国文——表现现代中国普通话的一种文字。然而他现在所形成的，却还并不是现代中国文，而是“非驴非马的”一种言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要详细的说。现在我们只要指出：新文学所用的新式白话，不但牛马奴隶看不懂，就是识字的高等人也有大半看不懂。这仿佛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因为这个缘故，新文学的市场，几乎完全只限于新式智识阶级——欧化的智识阶级。这种情形，对于高等人的新文学，还有可说，而对于下等人的新文学，那真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样，第二次文学革命只建立新式白话的“新的文学”，而还不是国语的文学。

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这是因为什么？(一)文学革命的新阶段，正在要求第三次的文学革命——在文艺内容上，不但要反对个人主义，不但要反对新文学内部的种种倾向，而且要认清现在总的责任还有推翻已经取得三四十年前《史记》《汉书》等等地位的旧式白话的文学；可是，对于这个任务，却没有人注意；(二)第三次的文学革命——在文腔改革上，不但要更彻底的反对古文和文言，而且要反对旧式白话的威权，而建立真正白话的现代中国文；可是，这个问题却正是“新文学”界所最忽略的。因为这两个主要的原因，文学革命运动就不能不暴露停滞的现象。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五四”的文学革命建立了些什么？

第一、诗歌新式的白话诗歌(以及所谓诗剧和新式的歌剧)，到现在已经有许多派别，但是，这许多派别却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仅仅只能够给新式智识阶级看，而差得多都是不能够读的。固然，因为新的诗歌在一般文艺市场上遇不到什么竞争者，所以勉强还可以说“新的诗歌是代替当初的文言诗词”了。但是，我们如果仔细一想，就可以知道情形不这么简单。不错，文言诗词的集子(新的现代人的创作)，在最近十年来也许一本也没有出过；而新式白话诗的集子，至少已经有一百五六十本，而且正在天天的出版。然而，第一，所谓一般社会还只在读小报上的打油诗——而不能读新诗；第二，下等人是在读和唱五更调……等等的小曲子，做梦也没有做到新诗。这种情形，可以说新诗得到了胜利么？第三，“新诗”之中只有一些万分浅薄的《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之类的东西是到了“社会”里去了，可是，这种东西正是变相的礼拜六派(良友派)的东西。西欧各国文学革命建立现代言语的时候，差不多都有伟大的诗人，运用当时一般社会的普通白话，创造优美的真正文学的国语，意大利的但丁，法国的腊新，德国的哥德，俄国的普希金，都是这样。本来新时代的“新的言语”形成的时候，韵文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诗的主要形式，就是节奏和韵脚(押韵是不是押在每一行的末一个字，这是次要的问题，可是，即使是自由诗也一定要有节奏的)。节奏可以帮助一般读者纯熟的练习这种新的言语。但是，中国的新诗却大半不能够读，就是没有把一般人说话腔调之中的节奏组织起来；因此，至少对于一般人，这是没有节奏的东西(新诗对于诗人自己，或者小范围之内的新诗人社会，是有节奏的——他们自己会读自己的诗)。所以，诗的内容即使是好到万分，他用着这种工具，也决不能够成功“国语的诗”，决不能够打倒打油诗。这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新诗人”不去运用现代人说的白话。而大半只去运用文言的词藻。

第二、小说，新式白话文学之中，小说要算是很多的了。这里，现在我们亦不讲各种派别的文艺内容，只从一般新式小说的地位来说。社会上的所谓文艺读物之中，新式小说究竟占什么地位呢？他实在亦只有新式智识阶级才来读他。固然，这种新式智识阶级的读者社会比以前是扩大了，而且还会有更加扩大些的可能。然而比较旧式白话小说的读者起来，那就差不多了。一般社会不能够容纳这种新式小说，并不一定是因为他的内容——他们连读都没有读过，根本就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他们实在认为他是外国文的书籍。我们只要想：旧式白话的武侠，爱情，侦探，黑幕，历史，宫阉小说，是怎样广泛的成为中国一般社会——还算是上等社会的读物。这种东西有流通图书馆，有租书会的组织，一本书还要抵得新式小说八九本。因为每一本这种旧式小说，看的决不止一个人。至于识字更少的“下等人”，他们看“连环图画”的小说，他们也有时事小说和唱本；从《蒋老五殉情》、《阎瑞生惊梦》，《黄陆恋爱》，《哑吧恋爱》，一直到最近的《太保阿书砍头》。他们亦有“街头图书馆”可以借阅。所有这些人，大半都是和新式小说没有关系的，甚至于有极大多数的人是不知道有新式小说的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小说的内容么？不一定。例如关于最近的“大时代”的小说，我敢断定中国至少有二千万以上的人是要读的，而且是非常之想读的，可是他们不能读。因为这种言语不是他们的言语。新式白话不能够就着他们的程度，去引导他们来了解跟运用更复杂些的言语。照理小说和散文，应当比诗歌更加容易表现现代的“人话”，田为诗歌里面有的时候还要顾到“诗的言语”的必要，还不容易通俗些——这在欧美各国亦都是这样的。可是，中国现在的新式小说却很多也是用“不象话的”所谓白话写的。这样，“新文学”尽管发展，旧式白话的小说，张恨水，张春帆，何海鸣……以及“连环图画”小说的作家，还能够完全笼罩住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这几乎是表现“新文学”发展的前途已经接近绝境了。因为如果新文学继续用现在这种新式韵所谓白话，那么，他的前途便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顶多发展到这条界线，往下就绝对不能发展的了。这条界线，我们姑且叫他“绝种界线”。这是什么呢？就是相当“博学”的认识汉字的程度和欧美文法的常识。凡是有可能学得到这两种智识的人，方才可以希望他们懂得“新文学”。然而这个“可能”的范围——“绝种界线”的范围，是很小的，因为这一个可能的价钱是很贵的——从初级小学到很好的初级中学毕业的学费，至少要三四千块钱。所以旧式白话小说——直到街头图书馆里面的连环图画小说，可以安安稳稳的坐在他们的“太平皇帝”的宝座上。新文学呢？顶多也不过发展些新式礼拜六派的势力，换句话说，就是投降“旧文学”。

第三、戏剧新式的说白戏——对话戏，照理应当比小说更容易建立现代中国文的“新的言语”：(一)说白戏本身应当是完全的嘴里面讲的白话，而不是书本上写的白话；(二)说白戏可以不经过汉字而传达到群众方面去。但是，新文学的戏剧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也是用“不象人话的”所谓白话写的。这种句子，如果在戏台上表演的时候，照着剧本上的念出来，那么，看戏的人简直弄到“临台涕泣，不知所云”。固然，新式白话的诗歌，小说，尤其是戏剧，在最近几年来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有一部分真正成熟的作家相当的注意所用的言语。然而这是极少数的。而且这些文腔正确的说白戏，大半都是所谓“爱美剧”的性质。“爱美的”——外国文是“amateur”，通俗的翻译可以译做“客串的”。这仿佛只关于戏剧内容的问题，而不是言语的问题。然而这和言语也很有关系。因为戏剧的内容既然是客串性质的——既然是高贵的智识阶级出来客串一下的性质，所以他们戏剧的题材，便自然而然的只限于智识阶级的怪僻嗜好，这里所用的言语，即便是刮刮叫的真正白话，也只是智识阶级的白话。例如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第二梦》，《新月》上去年发表的《骷髅的迷恋者》(三卷一期)等类的东西，难道是群众所要看的戏么？当然不是的。所以在戏剧问题上，更加充分暴露“新文学界”的小团体主义。因为“新文学界”只管自己这个小团体——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人，所以，另外的几万万人就自然只能去看“京戏”，或者所谓上海派的京戏，以及第一次“文学革命”遗产的文明戏。新式文学在这方面的发展，也至多只有新式礼拜六派的投降政策，譬如梅花歌舞团，桃花歌舞团，新春秋剧团等等出卖肉感的“新戏”。

总之，“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十二年来的成绩只是如此！国语的文学至今还没有建立。中国一般社会的文艺读物，虽然已经不是《史记》，《汉书》，唐诗，……《唐人说荟》，《宋稗类钞》，说得更正确些，已经不是樊樊山，袁寒云，易顺鼎，林纾等等的诗古文词，却又换了张春帆，何海鸣，张恨水……连环图画小说，《蒋老五殉情记》等等。所以“第三次的文学革命”是非常要紧的了。

第三次文学革命的对象是现在的旧文学——旧式白话的文艺，以及高级的和低级的新式礼拜六派，当然，这个革命运动同时能够开展“新文学界”内部的一种极重要的斗争；第三次文学革命的目的，必须包含继续第二次文学革命的任务——建立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所谓“文学的国语”)。谁都应当知道：没有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真正的“新的文学”是不能再发展的了。现在“文艺界”的情形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新的文学”正受着“绝种界线”的束缚；“没有文腔革命，是不能够彻底实行文艺革命”的。第三次文学革命所以必须要有他自己的“新的言语”——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

四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建设问题——不仅是文学范围里面的问题。中国现在的日常社会学术政治的生活，各方面都需要新的言语，事实上——民众的嘴里面也的确天天在那里产生着这种新的言语。然而，“文学界”——狭义的文学市场固然已经把文言的东西几乎完全驱逐出去，而在一般社会生活里面，文言的东西却还占着统治的地位。“新文学界”只顾到自己的小团体，他们和旧式白话文学讲和平，甚至于和一般的文言讲和平，而没有积极的斗争，那么，他们只有更加摧残自己，恶化自己——把新文学的言语自然而然的弄成文言白话杂凑的怪物。这所以和民众生活之中产生“新的言语”的过程隔膜起来，而且对于这种过程无意之中是加以阻碍。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特别严重的提出建立新中国文的问题，提出第三次文学革命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来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现在状况，亦就要从文言和白话的关系说起。

中国言语和文字的分离而不一致，是比中世纪拉丁文和欧洲各国言语的距离，更加离开的远，因为拉丁文是拼音的文字，他曾经是活过的言语，而中国的文言，却根本没有完全活过。这种畸形怪状，在现代是不能够再容忍的了。可是，五四运动的反对文言斗争，做了十年之后，居然还有潘光旦之类的人出来说：“古话文和今话文或白话文究竟能不能划清界限，是一个疑问。”(1927年12月16日《时事新报·学灯》)居然还有许多小学的中学的所谓国文教科书，和全国报纸都还是用文言。这是万万不能再容忍的了。

文言和白话究竟有没有界限？我们来大概说一说中国言语和文字的发展过程。先把各种言语的绰号定出来：

一、中国的所谓古文，可以叫做“古代文言”——这是上古中国文。

二、中国现在所用的文言(报纸，公文等等)，可以叫做现代文言——虽然现代还用着，但是始终亦是古中国文，因为这里的文法(宇法，句法)亦不是人话的文法，——根本不成人话。

三、中国的旧式白话——这是近代中国文，这是明朝或者清朝人说过的话，不是现在人嘴里的话。

四、中国的新式白话——这应当是现代中国文。但是，结果是既然不会运用现在人嘴里讲的话，又很不懂得利用和改良旧式白话，却只去因袭文言的文法和外国文的文法——所以是不入不鬼的话。

第一、古代文言：

刘大白说：古文是“二千几百年前一般人口头上流行着的言语’，所以是古人的白话(周朝人的白话)，因此，现在这是鬼话了。我以为这是很错误的见解。中国最初的文字，和各国太古时候一样是象形的文字。现在全世界极大部分的先进国家都用的罗马字母，最初也是腓尼基人的象形字，因为进化的结果，才逐渐的变成一个字母代表一种声音的拼音制度。但是中国的象形字却没有完全变化，说正确些，中国字的变化始终没有选出象形制度的范围。象形制度实在是太古时代所谓“结绳而治”的蜕化。结绳是什么？这是野蛮人的笨方法：在绳上打一个结，帮助记忆某一件事情，东西或者状态。象形——是画一幅小小的图画，这比较进步了，可以记忆更复杂些的东西。然而，这根本不是记载声音的制度。拿这种图画的字形做根据，再发展出什么“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甚至于“谐声”，压根儿就脱离不了象形制度的蠢相。“指事”就是画符号——深奥一点的象形，“会意”就是猜谜子，“转注”和“假借”就是夹二缠。至于“谐声”，就是“秀才读字读半边”，其实，这半边还是象形的。总之，这种象形字，根本不是代表声音的东西。因此，中国的上古文的原稿——刘大白所认为是周朝人的白话，实际上只是周朝人画的许多花花绿绿的符号，而并不是当时说的白话。再则，用这些符号做成功的文章——《诗经》，《书经》，《易经》……最初大半都是韵文。这倒没有什么奇怪，各国的上古文的作品，凡是遗留下来的，也大半是韵文。这是因为野蛮时代没有纸没有笔，所以重要的历史事实(国王，诸侯打猎啦，打仗啦，教人种田的方法啦)，都一定要编成韵文，教大家唱着，才容易记住。中国的所谓国医，最初也还要用《汤头歌诀》的韵文教科书呢。中古世纪的许多技术传授，往往是用这样方法——这是当时的生产方法所规定的。科学的机器工业没有发生的时候，人往往不能用理智的合于逻辑的言语来记载一切东西，而用手工业的特殊方法——熟练的手艺式的文章，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方法。这种韵文的传授，必须另外加以解释——所以“经”必须有“传”。这足见“经”本身决不是当时讲的白话。就是“传”亦不是。因为做“传”的文字本身不是能够传达嘴里说的话的东西。因此“传”又需要“注”，“注”又需要“疏”。但是，注来注去，疏来疏去，仍旧是书本子上的言语，而不是嘴里讲的言语。所以可以说：古代文言并不是周朝人讲过的白话，而只是周朝人书房里的哼哼调。象形制度之下，文字和言语不但不能够一致，而且简直成为另外一国的言语。这种言语根本就没有活过，所以也就不会是“死的”。这种不死不活的书房里的言语，本身就最适宜于做韵文：因为这种言语既然是些象形的符号联系起来，要人记忆得住，最好编成押韵的节奏整齐的文章，叫人念着。所以攻击古文之中的所谓“律体”(骈文，四六，赋，颂)，说他是“不成话”(刘大白)，这是根本用不着的。大家想得通的：就是周朝人也没有把《诗经》当做白话来说。

这种文言，当然也受着白话的影响。社会生活一天天的复杂起来，言语一天天的进步，纯粹的象形制度的画符的办法，无论如何是不够用的了。而且文言的本身亦是要记载思想的，而思想实在是没有声音的言语，正确些说，是没有说出口的言语。因此，一方面文言受着社会生活的推动，而逐渐进化到散文(这是受白话的影响)，别方面，文言的腔调自己能够成功一种不是嘴里说的而只是书房里念的特殊言语。这只是模仿白话又始终不能够变成白话，而只能自成其为一种“文话”。这样，中国的古代社会就自然发生一种“理想的优美的制度”：君子(贵族)用文言的腔调在自己脑子里去思想，小人(小百姓)用一般的白话讲话。——然而，君子对小人讲话的时候不能够不用白话，甚至于互相讲话的时候也不能够不说白话，至多不过加上些“文绉绉”。因此，无意之中文言是受着白话的影。向而逐渐进步——就是一天天复杂起来。可是，比起小人讲的白话来，君子的文言始终是另外一种言语。他受白话的影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这对于君子倒是“有利而无害”。社会上的一切智识，既然都是用只适合于文言的象形文字记载着，这些智识就可以由君子独占起来，小人没有份！君子要练习运用这种文言，必须(一)识得很艰深——很蠢笨的许多象形字，尤其艰深的是要人猜谜子的半象形字(会意等等)；(二)熟读几百几千篇古文，使在白话的腔调之外，另外学会一种文言腔调，唱歌似的腔调。这两层功夫至少要化十年二十年的闲功夫。而这闲功夫是要农奴替他们制造的。因此，他们竭力保持古文的正统，排斥白话对于文言的影响，古文调头的保存，部分的可以帮助君子阶级统治的保存。

我们可以说：秀才念文章和道士的念咒，和尚的念经，有一样的作用：道士念咒给鬼听，和尚念经亦是给鬼听——是用五皇和菩萨的文腔吓鬼，秀才念文章给小百姓听——是用“先王”的文腔吓小百姓！

到了20世纪，欧洲的科学来到中国——这当然是跟着帝国主义，以及被他所影响的中国的畸形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于是清朝的君子(严复章士钊等类的人物)就想出一条妙计：提倡用古文翻译科学书。甚至于胡适以来的“新文学家”都在称赞这些翻译。甚至于到1931年还有人用“半古文”出版科学著作，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据说他们译书很“郑重”。“郑重”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希望是企图独占科学的智识。无论如何，这只证明古文的死灭，古文的没有用。如果说这些翻译能够精确的传达原文的意思(“信，雅，达”)，那么，传达给谁呢？顶多也不过传达给君子——能够认识深奥的汉字和领会古文文法(腔调)的人。这样，这一些人(而且要懂得《说文》能够读子书的人——大约不过两三千罢)，用这种古文去研究科学，另外一些人(而且是三万万几千几百几十万人)，是只用白话的，安心去做“荷砖伐木之劳工”，听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和指挥，用古文来说，就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好了，不要多管闲事，研究什么科学！然而，事实上古文本身是不能适用了。能够真正用古文讲科学有几个人呢？严复的翻译只能证明古文的完全破产。

总之，现代的日常社会生活，现代的学术以至政治生活，不能够容许古文腔调的保持。且p使套着诸葛亮《出师表》的调头说：“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阀生火于中原也”，而全篇文章里面始终到处要发见“绝对无需于阶级斗争之手段”等类的句子和字眼夹杂着。四六文的电报可以打一个两个以至于十几个，但是，通常的政治社会生活里面，不能够经常的用这种念文章的腔调——书房里的腔调。也许只有书房里，什么“十一龄女生“，“十二龄女生”，能够用这种文腔做课卷——谈谈绝对和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题目罢？

但是，这种古代文言，居然还有些保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报纸上！

第二、现代文言：

文言的统治，于是不能够不靠“让步”而保存了。

原来，就是“古文”的名称也是对着八股的“时文”说的。明朝清朝的时候，社会上一般日常应用的文字，已经受着言语转变进化的影响，而改变了“古朴”的神气，成了“油腔滑调”。当时应用的公文程式，普通叙事记述的文字，和“古文”是不相同的。当时只要会运用这种“油腔滑调”就已经可以做官，——一般的公文事实上是那时最实用的文字。因此，不要看轻八股，八股却是这种应用文字的练习课卷呢。有了八股——又叫做“时文”之后，然后古文当做文艺作品，方才称起“古文”来的。

现在，——从清朝被逼得不能不办洋务的时候起，直到最近这个时期，就亦有现在的时文——所谓现代文言了。现代文言的来源，大家都知道是最初讲洋务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梁启超式的文体)。《新民丛报》曾经批评过严复的翻译，说是太深奥了。当然哪！自从“洋务”一天天的发达，政治的社会的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生活，都差不多完全改头换面。西崽——大大小小的西崽，或者买办，一天天的多起来。大西崽——例如洋翰林之类固然会学得好古文，或者变相的古文(“深奥”到不可思议的恶劣翻译)。小西崽可不能，而且他们日常和很广泛的下等人以及一般“庸俗的人”是要接触的。所以他们使用的文字，自然是用古文文言做根据，竭力的对白话让步，同时，把西洋东洋运来一切种种新术语放进中国的文言里面去。这样，便造成了现代文言。

“现代文言”逐渐发展，白话的影响对于他是一天天的增加的。弄到现在，简直成了绝对不像古文的一种文言。现在社会上最通用的就是这种文言。报纸上记载所谓社会新闻，官厅里的公文，商店的广告，工厂的布告……甚至各种科学著作，大半都是这种“不成文”的文言。这种文言虽然受着白话的影响很大，受着外国文的影响亦不小，但是，这些影响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一)这种言语始终是“文言的言语”——不能用来讲话的，他是只能够看，不能够读的东西；(二)这种言语根本也不能够成为文学的言语，他本身是以“文言为体，白话为用”的系统，一到讲起学术文艺生活的时候，这种文章里面立刻就要夹杂古文的“词藻”进去。所以这当然根本不能够成为文学的国语。所谓“文言的言语”，这是中国象形制度之中的特产。各国人都说读报，中国人却说看报。中国文言的文字，无论文体怎样变化，都是只能用眼睛，而不能用耳朵的。现代文言的特点，本来又是站在文言的地位去对白话让步的，就是：凡是文言里面原来没有的字眼，方才采用白话里面的材料，这当然不会帮助白话一天天的增加学术上文艺上的“白话词藻”。所以现代文言始终是中国式的古老工具，不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况且要懂得这一种文言，虽然不一定要念熟几千篇古文了，——因为他的腔调和白话稍稍接近了些，已经不是书房里念文章的腔调，而是小西崽翻译洋大人命令之后，在会审公堂念判决词的腔调；然而，单是听了还是不懂的，仍旧一定要看汉字，而这里用的汉字；至少也有八九干呢。认识八九干汉字的价钱并不小哩！

第三、旧式白话：

白话文学运动发展之后，一般“新文学界”往往以为《水浒》，《红楼》的白话，就是所谓“活的言语”。其实，这是错误的见解。《水浒》的言语，和《红楼》的言语，本来是不大相同的。这里，反映着明朝到清朝白话的变迁。现在一般礼拜六派和一切用章回体写小说的人，其实是用的“死的言语”——鬼话。这种旧式白话的确是活过的言语，但是，他现在已经死了。这种用当时的言语来写成的文腔——开始是唐五代的“民间文学家”。在唐以前，大概还只有民歌等类的韵文。唐五代的“俗文学”(敦煌千佛洞发见的旧书)之中，就已经有散文的。宋朝的“平话”小说之后，就比较的更发达起来。跟着宋人的“语录”，明清的白话告示等等都来了。这历史的事实证明：用当时白话的言语写文章，是最能够造成文学的言语的——创作文艺作品，以及讲哲学科学政治……这种文腔的来源，却的确是嘴里讲的话。唐五代的“佛经演义”是讲经的记录，宋朝的平活小说，据说亦是讲的历史的记录；到明朝，“说书”早已成为专门的职业。现在的章回体小说的体裁，还保存着口头上讲书的痕迹，例如开头是“却说……”，末了是“且听下回分解”。

然而用这种文腔现在来写小说，却已经和现在嘴里讲的话不同了。这种腔调，现在只有京戏里的说白，文雅的，可以算是昆腔里的说白。这些小说里面，往往夹用着许多文言的句子，掉文的腔调。这是因为虽然这种文腔已经是白话，可是，受着很多的文言的影响，尤其是一般“文人”模仿的。而且这些“文人”只肯用文腔写小说，不写别的！

第四、新式白话：

白话文学运动所创造的言语，应当是根据现代普通人嘴里讲的话，加以有系统的整理，调节和组织，而成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但是，事实上，现在“新文学”的新式白话，却是不人不鬼的言语。当然，有很少数的文学家能够写出比较优美的通俗的可以读的文章。然而大半的新式白话的成分却是非常混乱的杂凑的。这些成分是：(一)旧式白话的腔调——例如“既如此，我便将她的信撕了”之类的句子，甚至于有些根本是文法上讲不通的；(二)文言的腔调——例如不说“如果”或者“假使”，而只写一个“若”字，不写“那么”，而只写一个“则”字；(三)外国文法的“硬译”——例如“我决不是要由这一点，在同志里培进斯基上头竖起十字架来”。请问：这种腔调，是我们日常讲话，演讲的腔调么？如果用这种腔调，真正一个个字的念着，去对人家讲话，或者在讲演坛上去讲演，那我可以断定：一定要引起“哄堂的”大笑！这样，这种新式白话仍旧是只能够用眼睛看，而不能够用耳朵听的。他怎么能够成为“文学的国语”呢？恐怕还是叫做新式文言妥当些罢？

对于上等人，也许可以满意“现代文言”——用来日常应用，新式白话——用来写高级趣味的文艺作品，社会科学的著作等等。只苦了下等人！不要紧！用旧式白话写几本“连环图画”，给你们看看，咱们这样分工合作劳资互助罢！

五

总之，五四运动之后的十二年，中国的所谓“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不注意在一切日常生活之中，去组织整理现代社会里自然生长着的“新的言语”，就是不去建立“文学的国语”，那么，所谓“国语的文学”也是无从建立的。现在中国的言语，实在处于极端混杂的状态之中：

古代文言还存在着——政治家的电报，遗老遗少的私塾和学校里，都常常用着古文和四六。现代文言是统治着——报纸上一般新闻的记载，官厅的公文，商店的广告，工厂的布告，银行的报告，种种科学教科书，政治论文和学术论文……新式白话只算一种高尚玩具——新式的诗歌小说戏剧，一部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著作和论文，一般新式杂志的论文(其中有许多实质上是现代文言，不过把“的吗了呢”代替“之乎者也”罢了)。旧式白话算是低级趣味的玩具——旧式小说的“创作”以及“下等人”的读物。这四种言语同时存在着——我们只要看一看《申报》，他简直天天是在开中国言语的“古物陈列馆”。要懂得《申报》的全部，差不多就必须在中国的“本国译学馆”毕业。这是多么奇怪的怪现状！如果你跑到伦敦，忽然看见英国最大的报馆，以及一切出版物，同时用着拉丁文，古英文，中世纪英文(Middle English)等等言语，却偏偏不用现代英文——伦敦街上你所听见的言语，那么，你的感想是怎么样呢？

“第三次的文学革命运动”是非常之需要的了。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必须建立的，这是文学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什么？首先，这应当是和言语一致的一种文学。当然，书本上写的言语和嘴里面讲的言语，多少总有点区别。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书本上写的言语应当就是整理好的嘴里讲的言语，因此，他可以比较复杂些，句子比较的长些，字眼比较的细腻些。然而他不应当和嘴里讲的言语比较起来是别外一种的言语。所以必须注意：使纸上字的言语，能够读出来而听得懂，就是能够“朗诵”。其次，这种文字应当和言语一致，是说和什么言语一致呢？应当和普通话一致。普通话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官话。本来官话这个名词是官僚主义的。当然，更不是北京土话。现在一般社会生活发展的结果，所谓五方杂处的地方是“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中心”，能够影响各地方的土话，自然而然的叫大家避开自己土话之中的特别说法和口音，逐渐形成一种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大半和以前“国语统一筹备会”审定的口音相同，大致和所谓北京官话的说法相同(例如不写“啥物事”，或者“乜”，或者“么事”，而写“什么”)。这种普通话不必叫做国语。因为：第一，各地方的土话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应当加入普通话的文章里，才更加能够表现现实的生活(例如小说里的对话之中，有时候是会有这种需要的)；第二，各地方的方言——例如广东话，福建话，江浙等等话，应当有单独存在的权利，不能够勉强去统一的。现在只是要用中国的普通话来写文章，而不用土话或者方言。将来是不是不需要另外建立一种用广东的普通话来写的广东文，或者其他的“方言文”，这是要看将来各地方社会的政治的发展程度和一般情形来决定的。总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适应从象形文字转变到拼音文字的过程，简单些说，就是只能够看得懂还不算，一定要听得懂。现在只举一个例子：说“闭关主义”会和普通话读音的“悲观主义”相混的，那么，我们应当放弃文雅的“闭关”两个汉字，而写“关门”两个字。——不写闭关主义而写关门主义。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是真正现代化的。这就是说，必须写现在人口头上讲的话。这里尤其要注意言语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所谓虚字眼——关系词(preposition)，联络词(conjunction)，代名词跟字尾。现代中国研究言语学的人(例如沈步洲，王古鲁)，有一种“妄自高大”的学说，说中国古代的那种孤立语——没有字尾变化的言语是比英法拉丁文都要进步！事实上，中国现代的言语，正在进化到有字尾的状态。例如名词的字尾“子”(桌子，凳子，椅子的子)，“儿”(瓶儿的儿)；动词的语尾“着”，“了”，形容词的语尾“的”等等。再则，大家还有人以为中国言语是一种“单音节的言语”(monosyllabic lan guage)。其实，中国的言语早已开始变成“多音节的”，尤其是现代的中国话，单音节的字眼已经很少的了。我们只要翻开字典，一个一个字的看下去，自己心上读一读：那一个字是单独讲的时候听得懂的。这种字——“单音节的字眼”已经不很多了。因此，我们应当注意：现在人口头上讲的“人话”已经是多音节的有语尾的中国话。但是，新式白话之中，时常可以看见违背“人话”规则的文字，甚至于整部的小说或者政治论文。例如“他的女(朋)友，实(在)令〔叫〕我(觉得)惊奇〔奇怪〕”——这样一句小句子里面，就要有许多错误！再则，现在的中国话，有许多虚字眼和“红楼”时代或者“水浒”时代不同了。但是，一般“文学家”尚且不注意。例如：不写“我把两只梨子吃了”，而写“我将二梨吃了”，不写“跟”(and)，“和”(with)，而写“及”，“与”；应当用两个字的地方，往往只写一个。这算是白话！

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够采用文言的材料。正确些说：可以采取汉字做“字根”，来制造许多新的字眼。这是言语一天天丰富起来所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一定要遵照现代化的原则。例如：“安定”，“严重”，“隔膜”……这些都是用汉字的材料制造成功的新字眼。然而如果写“痴愚”，就不如写“呆笨”，如果写“缄默”，就不如写“不做声”——为什么？因为白话里面原来有的字眼，应当尽先采用，因而那些读出来听不懂的汉字，应当尽可能的完全不用。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中国言语的欧化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普通话里面，事实上也有些欧化的成分。但是，必须有正确的方法，为什么“政府”法律”“……等等新名词——三十年前的新名词，现在很通行了，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东洋化的中国字眼了？因为这些新字眼的制造方法，是合于中国言语自己的规律的。当初也有许多“硬译”的名词，他们自然淘汰了。现在许多翻译的书，甚至于自己“创作”的书，为什么像外国文那样难懂？因为欧化的方法不正确。第一，字法方面，应当明白中国言语自己的字法，根据中国字法来采用欧洲“印度日耳曼语族”的文法。例如中国的副词(adverb)有些地方须要加一个“的”的语尾(例如“你慢慢的走罢”)，有些地方却是用不着的，形容词也是这样(例如，我们不一定说：“一张红的桌子”)。但是，“新文学”里面，却往往是在每一个形容词副词后面，一概加上“的”和“地”的语尾，甚至于写“幽默的地”这一类的字眼！第二，句法方面，应当欧化——应当很自然的加上必须的辅助句子，去形容那个主要句子。但是，譬如说何以不写：“她是一个寡妇，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她……”而一定要写：“她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寡妇……”或者写：“有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而做着寡妇的她……”请问这是优美些么？不见得。如果文艺应当是给平民群众听的艺术作品，那么，这种欧化句子读出来，简直是极恶劣的中国话，一些儿优美意味也没有。难怪“说书的”，唱“滩簧的”比“新文学家”高明！第三是章法方面。固然，文艺作品可以尽量的采取“欧化”的章法——就是叙事写景是可以颠倒的。但是，应当知道这种章法不是欧洲言语本身的特点。中世纪的欧洲，一样有过中国《今古奇观》式的章法。意大利的《十日谈》就是这样的文章。开始是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这样顺着叙说一件一件的故事。这是比较呆笨的。但是，读者，是不是应当顾到的呢？我认为必须顾到“某种”读者的程度，可以为着他们特别写一种简明的章法；也可以用所谓“欧化的”章法而在每一段说明前后事实的联系，——这样去领导中国读者到更复杂的章法方面去。假使尽是要人家猜谜子的东西，那么，自然只有会猜谜子的人来读。

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废除汉字的理由，不用多说。第一，汉字是十分困难的符号。聪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平民千字课只够写写简单的信，记汜简单的帐。能够甩平民千字课学科学吗？当然不能够。第二，汉字不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根据这种符号要创造“新的言语”，一定必然的只能造出比古文更麻烦的言语——仅只是纸面上的书本上的言语。汉字存在一天，中国的文字就一天不能和言语一致。第三，汉字使“新的言语”停滞在《康熙字典》的范围里面，顶多只能从《说文》里面去找“古音古义”等来翻译现代的科学的字眼，而不能够尽量发展——采取欧美科学技术的新名词。例如：“什麽”总是日常言语之中最普通的字眼了，然而你看那个“麽”字是多么困难。这种汉字对于“平民下等人”，简直是活受罪，对于一切儿童也是消耗他们精力的罪魁。同时写着这种汉字，时常因为汉字的字形已经能够表示相当的意义，所以写的人都自然而然的偷懒，不肯照着口头上应当讲的声音去写：明明应当写“我到上海的时候儿”，他偏偏只写“我到上海时”。至于翻译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名词，用汉字来译音，一定只能找着许多冷僻的字。而且这种译音很自然的有许多是用上海口音译的(因为上海是工业中心)，等到写成汉字，再用所谓官话去读这几个汉字，简直弄成了莫名其妙的字眼：Telephone译成德律风，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词典，用注音字母注上“Deliufuen”的声音！所以总而言之，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我们可以把一切用汉字写的中国文叫做“旧中国文”或者汉文，而把用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叫做“新中国文”。或者简直叫做“中国文”，而革掉汉字文的“中国文”的头衔——因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

所以，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用罗马字母写的一种文字。创造这种文字是第三次文学革命的一个责任。

193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