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史(节选)

六普希金

普希金(A.S.Pushkin，1799—1837)是“俄国诗的太阳”。他的天才处于当时俄国社会的环境里，尤其显出光彩。18世纪是俄国文学模仿西欧的时期。那时好像是俄国文学的学生时代。可是当时已经觉得模仿的弱点，觉得非接近活的现实不可。嘉腊摩金和茹可夫斯基大致偏重于锻炼出“文学的言语”；然而无意之中已经倾向于文学的适应时代性。克雷洛夫和葛黎白叶笃夫则更进一步，到普希金方告大成。文学与现实的融铸就成了俄国文学进化的指南针。

普希金的初期也曾经模仿西欧文学。他少年时求学于皇村的贵胄学校，是俄国当时的最高学府，虽然有许多缺点，而文学的教授却都是很渊博的。当时贵族少年的奢侈生活，普希金亦不免沾染；可是他从小就有诗才，——少年时的试作大概取材于爱情，饮酒和一切乐事；然而不久就可以看得出诗人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那时这种警觉的情绪，使少年渐渐发生秘密结社之风，十二月党的来源亦在于此。普希金和革命组织也很有些关系。那时他的著作，大半还是模仿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一切派别；而对于政治自由的理想他亦非常之热烈。1819年他有一首有名的诗《农村》里说：“我看得见那不受压制的平民，看得见皇恩扫荡那奴隶制度吗？那华美的朝露，能临照我祖国的自由教化吗？”不久，他就因讽刺得罪，流到南俄，又曾禁锢原籍；他一生遭遇很奇，恋爱的情史又往往失败，结果忧伤不堪；初则因此而爱英诗人拜伦，随后又研求莎士比亚。他又因流戍却反能多住乡间，与平民生活接触；于是天才日益发露，最后亦曾着手研究历史，曾经试作彼得大帝传，对于革命运动尤其留意，如《甲必丹之女》里描写蒲迦赤夫之乱等。普希金一人的文学生涯，正和俄国文学相似，从模仿而独立，从书籍而生活。

普希金的抒情诗，是他空前的创造，他的个性完全呈露在诗里。普希金虽有忧伤，却绝不悲观，对于生活总有无限的“光明之将来”的希望；生活的希望维持他的情绪，——乐生的无畏的人生观；生活于他是“思想和苦难”的过程。他并不忘记现实生活的黑暗，往往自觉精神上的孤寂，他忏悔他的绮年。无论怎样黑暗，怎样困苦，我们的诗人决不颓丧。“光明的将来”维持着他的创造力。抒情诗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对于诗的观念。他论诗和诗人——以为诗人是天之骄子，天赋的才华才能使“诗声热燃人心”；诗人呼吸天地之精华，正是异于庸人之处。诗人“自己是最高的裁判者”，——裁判者决不是庸众。然而他以为诗人的天责正在于对庸众有精神上的贡献，以“光华警觉善意”。当时急切的时代问题(农奴制度)亦时时反映于普希金的诗里。普希金的诗不但思想转入超绝的个性主义，足以自异于前辈，就是词句形式方面，他那”美术的言语”细腻精致，光怪陆丽，又有铿锵的韵律。难怪茹可夫斯基称他是“胜过他先生自己的学生”。

普希金的“歌辞”有写情叙传的，亦有历史的。写情叙传的歌辞，如《高加索的囚人》描写囚人亚列夸骤然进了文化的社会，处处发生心灵上的冲突，不能得到自己的幻想和愿望，结果这种个性深受失望和不满于生活之苦。——文意很像拜伦。人与人的理想关系，要很简单很自然；然而“文明”人回响自然，却是一件大难的难事。可是拜伦的“英雄”往往是天才，而普希金的却比较类似平常人，西欧的浪漫主义到俄国来，仅是昙花一现，而且在新的形式中，急转直下已经倾向于现实主义(Realism)。至于历史的歌辞，如《青铜骑士》记述彼得大帝的迁都，歌为国家的福利，与窃笑个人的私意偷安而写的；其中歌咏彼得堡的美，尤其是普希金集里的精彩。

传奇小说《欧仁沃聂琴》是普希金最有名的著作，俄国文学能表显当代的派调的，亦从这一部著作起。书中的英雄沃聂琴，是俄国文学里所谓“多余的人”的始祖。沃聂琴之变成“多余的”有种种社会的原因。沃聂琴是上流社会中人，然而所受教育却很浅薄，能知道些礼貌，会说几句法国话，偶然道听途说地知道些常识。他对于认真的事业是无兴味的，——他本来可以白白的享受农奴的劳动。沃聂琴父亲死后，债主把他的邸墅尽数抵偿积债；他却幸运真好，——叔叔正要他承继。他仍旧有很富裕的生活；于是专意讲究酬应妇女，做其纨挎子弟的惯技。他偶然厌烦而读书，但心猿意马的再也不能得到书中的益处。空泛的生活和俗欲的耽求，使他不能有丝毫诚挚的真情，只有利己主义的心性。这样的生涯真教他自己觉得绝对是个“多余的人”，社会所用不着的人。生活的乏味，无以复加。小说中其他的人物像沃聂琴的朋友林斯基，是一个青年的诗人浪漫家，幻想着知音，幻想着神秘邃远的深情；而他的情人沃勒嘉却不过一个“乡下小姐”，只有庸庸碌碌的智识和性情，她那乡村的环境里，只有“秋忙酿酒，乡间风物”的谈话。沃聂琴因林斯基而得认识沃勒嘉的姊姊塔溪雅纳。普希金叙塔溪雅纳的教育，从她幼时起，就看得出这明慧的女郎，自小读那些情感主义的文学，怎样自己幻想着理想上的英雄，可以做她的知心，引她跳出庸俗的陷阱。她不幸遇着沃聂琴，当他是知音，她给他的信上说：“就在这里是一个孤独的人，——谁也不能了解我，我的理智疲惫不堪了……。”沃聂琴丝毫不以为意，只当是过分的应酬话；反而故意为着沃勒嘉而和林斯基决斗，打杀了自己的挚友。塔溪雅纳第一次受着这种打击：她回肠九转地想念，细细地咀嚼人生的意味。等到沃聂琴回来，第二次遇见她时，她已经别是一人，对于道德有一定的见解，对于生活另有看法了。塔溪雅纳这一类的人还可说是内部的心理的想象；至于沃基琴那却是人人承认的，当时社会里确有这一种派调的人，是农奴制度崩败中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每当旧社会崩坏新社会未成的青黄不接的时代，“无用的好人”没有不是多余的，“欧仁沃聂琴”的不朽，正在于他警觉社会的意识，使社会自认他的肖影。俄国社会进程中的“多余的人”还多着呢，沃聂琴不过开个场而已。

普希金的记叙小说：《甲必丹之女》、《杜勃罗夫斯基》等，虽然没有什么深意，往往急就而没有成熟，然而平民性非常之显露；是前辈的作家所没有的。平民的“英雄”，俄国的性情——诚挚忠实，果决而勇敢。普希金能写极平凡的人；要用历史的背景时，他又能化作“美术的布景”，史实跃跃欲现。

戏剧的著作最重要的有：《白黎斯哥杜诺夫》和《吝啬的武士》等。戏剧之中没有当代的社会现象，著者都是取之于历史的；然而运用题材的方法却很新颖。他得莎士比亚的文风；“自由而且广泛的描画”，所以已经扫净古文派的谬见，朴实的形容，丝毫不加讳饰。譬如悲剧《白黎斯哥杜诺夫》里，切实的“复现”16世纪时的习俗。剧中引用古时的言语，写宫廷的谗媚，僧侣的专横，平民的屈伏，都很注意。普希金晚年的历史研究，对于他的戏剧作品显然是很有影响的。

普希金文学的特征约有四点：一、自然和正确，所谓现实主义，写实有的生活。二、文学内容的平民性，描写俄国的现实生活，取材于平民的环境，适应当时社会的精神上的需要，普希金文学的社会的意义就在于此。三、纯洁的美术的言语；普希金使文言接近白话，绝对不用艰涩的斯拉夫文调；其次，他所用词句，总能和书中人的身分恰切相称；他能自由的运用语言文学，不像普通的文人，“强使小姐说太太的话”。四、普希金的天才，更在于他的“自性”，他初登文学舞台的时候，俄国文学还在依傍西欧的门户，俄国文学要成真正俄罗斯的反映俄罗斯的现实生活里的需要，而且对于广泛的俄罗斯民众有所贡献，普希金的功绩就在于此。

七歌歌里和列尔芒托夫

普希金的创造力，他的方法和俄国的“自性”主义，在文学中造成所谓普希金派。当然，文学家各人有各人的个性，然而同在社会里呼吸当代的民气，——那文学的事业本是社会的，所以继续增长发扬光大的责任，便在后起的作家中，也必定会有共同的倾向。普希金派最著名的作家就是歌歌里和列尔芒托夫。

歌歌里(Gogol，1809—1852)的“滑稽”天才，在他最早的几篇记叙小说里，就已经显露；俄国的文学评论家倍林斯基(Belinsky)说他的小说“意思很浅显而平民化，有真实的生活理性，自性非常充分，而且滑稽的作风非常活泼，可是永久透出忧伤郁抑的情感”。歌歌里用“火一般的舌头”描画小俄罗斯的风物人情。——他自己是小俄罗斯人。他亦是亲切地感觉现实生活，去深思考察，所以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真切到万分，这是和普希金一样的。歌歌里的作风却在于他的活泼的滑稽。滑稽的性质其实是哭不出的笑，或者所谓“泪里的笑”。他头几篇小说还没有多么深刻，到后来，譬如《旧世界的地主》，或者《记伊凡伊凡诺维池怎样和伊凡尼契复罗维池相骂起来的！》等小说里，便不同了。著者对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千方百计的开玩笑；老地主的迂阔，爱请客爱到肉麻……然而最终却来了一个问题：人生的意义，——那些小说里的“英雄”为什么这样庸碌，为什么这样自以为“得劲”，实际上他们一概是只知道今天，只知道平庸的日常琐事，究竟为什么活着？还有一篇小说《大衣》描写个虽平庸而忠实的人，自己想勤勤恳恳地做事，而不能得适用的地方，使读者对这种“荚雄”起无限的怜惜。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剧本《巡按》和《死灵》(俄国称人口为灵魂，称奴隶几名为奴隶几“灵”)。那时的歌歌里，也已经是完全“苦的”了。歌歌里讽刺世人，是要将这类的“英雄”置之于“万目昭彰之地”，歌歌里的笑，实在是堕落者的冤。

俄国文学里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到歌歌里才完成；他比普希金更进了一程。普希金是“文学接近生活”的第一人，而歌歌里的描写更注重于现实生活中之消极的恶的方面。然而普希金书里的恶人往往还有些“甚言之也”，歌歌里却还他善的方面。歌歌里的“英雄”，善和恶结合起来，——实际生活也确是如此；歌歌里对于现实主义之深入，便在于此。歌歌里文学的特长既在于滑稽和现实主义，那么，作者在这些现实生活中的“英雄”的心灵里，究竟看见些什么呢？不管他现实生活里怎样庸碌恶浊，歌歌里深信人人心灵之深处，总有“人性”，至少一星两星的火总是有的。一个记录机器的小官僚，居然亦有“新大衣”的理想，那时他的生活就已经不是无目的的了。有时歌歌里抱憾无穷地看着：人心里的稍稍超越高尚的倾向。生生地被我们自己抑遏摧折。他不禁要痛定思痛地呼冤：“一个人可以堕落到如此的低微无价值，如此的猥琐鄙浊？能够这样变的？这像真的吗？一切都是像真的，一切都会轮到人身上来的……”

歌歌里既然细察人心，便使俄国文学里发现“心理分析”的方法。他既然能够如此，便可以打开“英雄”的心箱给读者瞧，社会上某种派调的人何以有他那种脾气。人的心理现象如习惯气量等等，怎样发生，怎样向一方面开展出去，成为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凡此一切歌歌里能以文学的心理分析表现出来。譬如《死灵》，描写农奴时代的衰落，经济生活受自由贸易的激发，农奴已经无用，反成地主企业家的赘疣；于是就有人利用贩买农奴为主，甚至于因为国家抽田税带着征收农奴税，农奴都是附于田地的，一亩田必定附有若干奴隶，买则同买，抽税则同抽，可是国家每十年方调查奴隶数一次，十年之内农奴虽死而税却仍旧要收；于是有一少年竟贩买死奴隶的名籍，田主当然欢迎，他却只把这些死奴的契纸和田单到银行去押钱。书中写他走遍各地，如此的买空卖空，奸诈的心理，分析至于极微。就是地主的吝啬、心狠，也单就地主所住房屋，所穿服饰，和他会客的谈话里，描写得非常透彻。然而读者不但能看见这些心理的恶浊；著者本来就写着那人的心病历史，使读者觉得那人却曾有过光明的心理，而不情的环境逼他上这条路；读者不期然而然觉着他的可怜，而并不是只显得一味的可笑可恶，——那是尘俗的黑幕小说，而不是歌歌里的文学。文学的心理分析所以有社会的意义，亦就因此。

歌歌里的社会的意义还不止此。歌歌里初上文学舞台，便以文学为服务社会的工具。社会里的一切罪恶。他都指摘出来；地主，官僚，妇女沉溺在旧社会的陷阱里，歌歌里描写他们的罪恶，便是指示社会复生的道路。《巡按》一剧，指摘官吏的贿赂公行，何尝不是使俄国社会自己认识认识自己的鬼脸；所以剧终时，戏台上的人对着台下说道：“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尸然而歌歌里的文学觉得有一种深切的信仰，信仰那平民的伟力。著者见着高等阶级的堕落，不得不向平民说：“俄罗斯呵，你亦是这样么？那走得这么快的，赶都赶不上的车子一直地往前，你亦能这样么？你的道路底下放着烟，你的桥底下轧轧的响动；还是这么落后，一切都赶不上人家……俄罗斯呵，你往哪里去？”譬如，一个凡庸的哥萨克女人，到不比交际社会里的太太，她那“母亲的爱”超越一般的上等人。《死灵》里不但有奸诈的绅士，还有诚朴的平民，——那平民是歌歌里心目中的“全俄”，是他心目中的复生俄罗斯的天使呵。歌歌里的价值在于：一，现实主义的深入；二，心理分析方法的创始；三，人道思想的警觉；四，对于社会的服务，即指示当代的罪恶而号召道德的复生。

列尔芒托夫(Lermontov，1814—1841)和普希金同时，他死的时候，普希金只死了四年。列尔芒托夫虽早死，而已经能大展他的诗才。他是普希金派，然而他也有自己的个性，特别的天才。——普希金派的言语都是普通有教育的社会里的活的言语；描写的方法都是自然的，正确的，列尔芒托夫的文辞亦有这种风格；列尔芒托夫所描写的人物比较地总是“特别的”而不是普通的，这都因为列尔芒托夫所注意的方向和普希金不同。至于他的爱平民和爱俄国正和其他普希金派相同。他的为人和环境却有值得记载的：他早年失母，外祖母和父亲之间意见横生；他从小跟着外祖母，虽有外国教师，有富裕的生活，而幼年所受家庭间不和的刺激很甚，教师亦不能给他真正的精神上的教育，足以安慰他的心灵。少年时同辈之间也没有至好；他生得不漂亮，往往受女友的讥笑。他陆军学校里的同学，或者可以和他做个泛泛之交，然而他们的放荡生涯又足以使他一意孤往，厌恶侪辈；谁也不能做他的知音分受他的忧乐。他生性忧郁，小时很愿意和他的爱父同居，而身体却在外祖家里，那里虽然供应得很好，可是谁也不能给他深情厚意的抚慰。因此他从小就是沉默多愁；对于四围的环境，只看见它的黑暗方面。到少年时代，他更证实了，巩固了这种人生观；于是列尔芒托夫不期而成为忧时愤世的诗人，对于人心的失望，比他幼年时代更甚。列尔芒托夫对英诗人拜伦的同情，因此也就无足怪了；拜伦著作里的“英雄”实在是列尔芒托夫的同病相怜的知音。那种“英雄”，大半没有坚强的意志，然而忠恕待人，理想的道德生活太高；等到现实生活里暴露了人类的险恶卑劣，自然感受无限的失望，鄙视一切，而自己觉得是孤寂高亢，驾凌宇宙的畸人了。列尔芒托夫自己说他和拜伦一样，“是腐朽的世界里的畸零之人，不过是我有我的俄罗斯的心罢了”。然而列尔芒托夫和拜伦同样的想往那“强烈的自由的个性”。这是列尔芒托夫所以和歌歌里不同的地方，歌歌里在卑污尘俗的人心里，看见他那“人性”的根苗，列尔芒托夫，却自觉超越凡俗。列尔芒托夫的为人是如此，他著作里的“英雄”亦是如此。

《当代的英雄》便是列尔芒托夫表现这种人物的最大的著作。——那书的主人翁柏雀林看着世俗的猥琐鄙浊而失望悲观，以至于玩世绝俗至于极点。其实柏雀林的性格有不少弱点，——他非常之高倨、利己、冷酷，甚至于对他极真挚的朋友亦是如此。然而柏雀林始终高出于庸俗的环境万丈，因为他确是真实诚挚，决不讳造饰非；他恨极一切矫揉做作卑污鄙恶的行为；列尔芒托夫的描写，使读者感觉他那些矫激的愤世嫉俗的狂狷行为，确是为环境所压迫，不得不发的。再则，柏雀林学术渊博，思想深刻，于现实生活里确能透彻地看见自己和别人的过失，而对于人和事的评判亦的确真能够得到他的真相。柏雀林自己说：——他实在是“两重人格”，一个自发的行动，而别一个分析的观察；他这内部生活里的“观察者的人格”正能养成他那深刻强烈的情感。柏雀林始则用强力毅志，求得一高加索边境乔治亚民族的女子的爱情，然而不久便厌倦；那女子后来终被他的仇人杀死，——(那杀人的乔治亚人本来受柏雀林的骗而失心爱的马，又曾爱那女子——女子死后，柏雀林也就绝口不再提前事了。后来他又在高加索某镇遇见梅丽女郎，他并不爱她，然而他对于以尘俗恶劣的手段取得梅丽欢心的少年，却竭力破坏；少年恨他而造作谣言，毁谤梅丽和他的名誉；他于是和少年决斗，少年被杀，弄得梅丽有不得不嫁柏雀林之势，女郎的母亲亲自和他说；他却毅然拒绝而去。列尔芒托夫的戏剧《假面具》和歌词《魔鬼》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柏雀林的种种化身。强盛的个性对于庸俗的抗议声，——正是当时俄国社会欧化后的必然的现象。列尔芒托夫的抒情诗里，亦时时可以发现这种情绪。

列尔芒托夫的抒情诗在他著作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文辞的美不让普希金；而列尔芒托夫简短的“铁”诗更能镌入读者的心灵，使人感受他深切沉痛的情感；诗人的情感细腻而且繁复，他的诗境当然亦是如此。列尔芒托夫寄托他那高尚的理想于他的诗歌里，人心的映射只有这理想是最良善的；自然的景物感人，正是他能震动心灵生活的伟力；当然，如此之不满于现实环境，难怪诗人的想象里涌现出不可企及的将来，大多数的诗，都在于对人心的失望，厌弃现实社会的猥琐鄙污，而渴望光明。诗人不看见丝毫美善：——世俗已无高尚的人类理想，不能见到高贵的事业而有所愤发；甚至于连疾恶复仇的强烈的动象都没有；社会生活真正是污水一池，滞着不淌，无善无恶的庸俗生涯！“诗境的幻想，艺术的创造”，离人们太远〗预言家的诗人，苦心殚力地宣传“道德之复生”，反而遇有庸众的仇视；庸众对于诗，好似一柄锈蚀的宝剑，不过玩具而已。诗人高出于庸俗，他的忧乐既不能得丝毫的同情，自然觉得精神上孤寂不堪了！

因此，列尔芒托夫的诗，实在可以说是主观派的。他的诗思，一大半是研究他自己个性的好材料，而不是震动当代社会的思想。虽然，不但外表的文辞足以使列尔芒托夫成为普希金派中最突出的天才；就是仅仅他的个性已经是普希金时代俄国社会动象中的一个象征呵。

九农奴解放与文学

倍林斯基的个性主义其实已经与列尔芒托夫的个性主义大不相同了：——列氏的时代只有孤寂的高尚的个性，倍氏的动机，却已经有平民个性化的势力增长，求旧制度的改造了。前者是个性对社会的愤慨声，后者却是个性对社会的进攻，——资产文化的结果自然如此。倍林斯基《致歌歌里论书札选录》的信里说：“俄国现时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农奴制的废除，肉刑的停止，至少要求现有法律的发生效力。”俄国当时的环境往往使社会问题不得不用文学的语调，比较隐藏的词锋来讨论；所以农奴问题在俄国文学里映射得格外明显。其实在18世纪，文学里已经涉及这一个问题。到歌歌里的《死灵》尤其显然；然而歌歌里只描写到地主的生活，而且还是穷乡僻县的所谓旧式的地主；读者只能笼统地感觉俄国农村生活的愁惨。——那还不是农奴阶级要求解放，或者农民阶级要求自由的经济发展之呼声。

尼古拉第一时代之末，社会意识却成熟了；即使还不能在出版界发表这种新思想，而在各种秘密结社里却已经很热烈讨论倍林斯基所提出来的问题。当时(1847年)亦就发现杜格涅夫(Turgnev，1818—1883)和葛黎歌罗维池(Grigorovich，1822—1899)的著作，与农奴制度大有关系：——如杜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小说《安东·歌联美嘉》，葛黎歌罗维池的《农村》。杜格涅夫的著作，描尽农民之间的各派人物；最初还只是对农奴的怜惜，后来竟就表彰农民里很有深思毅力的人，道德的本能非常之纯正而且敏捷，——他们却真能与自然融洽，宗教信仰很确定，忍耐刻苦的精神很高尚，而且往往有诗意，有平淡素朴中的艺术的天才(《歌者》)；杜格涅夫更能解释这种农民人生观养成的原因，——细细地描写他们的环境。农民之间当然亦有不少堕落的分子；那却大半都是已经有较富裕的生活的，——俄国人所谓“悭骨的乡农”。至于地主的为人，杜格涅夫却描得庸凡暴戾，只有很少数是有人性的，杜格涅夫这些杂谈小说，对于农奴制度的内容，可以说揭开了几十重黑幕；农民的蠢笨愁苦和忠实诚朴——显然地证实农奴制度的不可不废。

杜格涅夫的传奇长篇小说更能进而描绘农奴解放时代的俄国社会，——那贵族、地主、青年等的“时代情绪”。如：《鲁定》、《贵族之巢》、《前夜》、《父与子》、《烟》，《新地》。贵族之间当时亦有一种运动；所谓“识时机者”的杜格涅夫，他每一部小说出来必定能写出当时这种运动里的一派人物。杜格涅夫的天才在于客观性的严格，——他向来对于无论哪一派调的人都不知褒贬，而只是写生的描画。俄国当时社会的自觉，在杜格涅夫的文学里，确有圆满的映影。

龚察罗夫(Goncharov，1812—1891)亦和杜格涅夫一样，是农奴解放前的俄国社会之写生家。他的传奇小说《平常的故事》，《阿蒲洛莫夫》、《悬崖》描画当日的俄国农村，和这种农村制度里的旧派人物。然而龚察罗夫所描写的青年却不得劲。不过他的才亦在于客观的形容，而且非常细腻精致。

从杜格涅夫和龚察罗夫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俄国智识界的通病，就是所谓“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的英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的现象。

当时贵族青年的教育往往是二重的。一方面，照着旧式的“老法子”：——一群奴仆捧着、保姆、师傅，同年伴围着；在这种环境之中，他从小便觉得是个“人上人”，怠惰而骄倨。父母只知道叫他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劳苦着。幼年时看着父兄的模样，自己早已认享福是当然的，利己主义深入骨髓。譬如阿蒲洛莫夫长大了，听见他当差的把他比别人，就要生气，“他不是‘别人’，‘别人’是要做工的……他长到这么大，却从没有自己穿过袜子。”别一方面，譬如《贵族之巢》里的菲独尔却偏偏受极严厉的教育；科学呢，只研究些自然科学，国际法、数学等，甚至于学铜匠；这种教育，又是一种极端，“使小孩子的头脑里弄得乱七八糟，勉强而且矫揉做作的很！”总之，当时的教育是没有系统的；所以阿蒲洛莫夫进了大学之后，渴望着智识，梦想着为社会服务，而始终出不了寂静的家庭生活；菲独尔亦是如此；而鲁定更竭尽心血地组织学生自修会，赶紧出国留学。青年时代过去后，进了社会，他们这种人能做什么呢？最有用的智识还只是大学里勉强研究到的(哲学、历史、美学)。然而大多数只能做合于逻辑的深奥的辩论；实行的时候，却仍旧是手忙足乱，——简简单单地请客条子也写不成。那些辩论大半是抽象的；而当代社会思想就只停滞在抽象的题目。——这已经是跳出凡庸黯澹的灰色生活之第一步了。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入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阿蒲洛莫夫虽然有几千几万的改良农民生活的计划，而到头来还是一场甜梦；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菲独尔鼓着十二分的勇气，一遇着爱妻的变心，便心灰志堕。鲁定当他爱人娜塔勒雅毅然决然地问他“偕遁”办法的时候。他却弄得手足无所措，只有劝她遵从母命的一法。阿蒲洛莫夫也是遇着他的沃勒嘉而显得犹豫迟疑，始终不能听她那些“激将”的话。鲁定可以—面谈论风生，一面绝不注意他的谈风能影响到听者的心灵；菲独尔承认他记忆着自己的时候多，而很不注意别人；他遇见他的爱人丽沙，方才受很大的感动，而竭力改良他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俄国文学里向来称这些人是“多余的”；说他们实际上不能有益于社会。其实也有些不公平；他们的思想确是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过程所不能免的：——从不顾社会到思念社会；此后再有实行。——他们心灵内的矛盾性却不许他们再进了；留着已开始的事业给下一辈的人呵。前辈和后辈的思想界限，往往如此之深刻，好像是面面相反的，——实际上呢，如《父与子》里的“英雄”巴札罗夫等，虽然也是些“多余的人”，却是社会的意识之流里的两段而已。

然而，杜格涅夫和龚察罗夫的小说里，也不仅见这些消极的情绪。譬如《前夜》里的海仑和殷沙罗夫，《阿蒲洛莫夫》里的沃勒嘉，《贵族之巢》尾声里的菲独尔，便是著者的理想和热望的表示。假使在农奴时代这派人物还不过是一个空愿望，那么，农奴解放之后，俄国社会里起了大大的变化，那些实行家也就渐渐成为事实了。

一三托尔斯泰和朵斯托也夫斯基

俄国社会思想从70年代起，已经发露反动的潮流，——那是西欧派大胜后的尾声，却亦是俄国社会进化急遽的复影；资产阶级文化战胜贵族阶级文化的过程里，突然添入无产阶级文化的热血，那时徘徊中途的小资产阶级，心慌意乱激而退走，“遁入古俄浑朴之乡”，这一派的代表便是托尔斯泰(L.Tolstoy，1828——1910)和朵斯托也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

托尔斯泰是有名的两重人格：一方面他是艺术家，别一方面他又是哲学家、道德家。他的著作几乎显然把他的人格分成两截，转弯的开头便在70年代末。然而实际上考察起来，他第二期的思想在第一期里已经伏流：实在并没有转弯，——不过第一期是用的艺术的言语，第二期——却是抽象的哲学术语而已。

他的《儿时》、《少年》、《青年》里的“英雄”已经有分析考察的伟力；还没有经受实生活的痛苦，他就竭力增进自己的精神力量：幻想着，可是一遇见现实，那幻想便失所依据。他的根本思想却始终在“人应当向着至善，这种倾向是可能的，容易的，并且是永久的”。《地主之晨》及《哥萨克》里，更加明显地表示不满意于现生活，不满意于普通人所谓幸福，所谓生活的目的。《哥萨克》小说里的“英雄”，住在哥萨克之间，差不多只知道自然景物；“这与鹿豕游”的生涯，使他断定：“幸福——就是这个！——就是能为别人而生活，这是很明显的。人生来便有幸福的需要，当然这种需要是合理的。可是要想利己的满足幸福的需要：去求富贵，名誉，生活的舒服，恋爱的快活，那却亦许为环境所限，永永不能尽如所愿。可见是这些奢望不合理，而并不是幸福的需要不合理。怎样的愿望，便可以不论环境如何都能圆满呢？怎样的？博爱牺牲！”

托尔斯泰有四篇论战争的小说，比迦尔洵的尤其深切：——向来战争在小说里是描写英雄功绩的布景；到托尔斯泰便不同了：——“野花繁茂的平原上满堆着死尸；可是那光华的太阳却照着蔚蓝的海面，闪烁着金色的阳光。几千万人聚在一块，看着说着，大家微笑着相见。这些人，这些基督教徒，宣传着博爱和牺牲的正道，如今看见自己做出来的这等好事。难道对着那给他们生命，使他们畏死，并且爱善和美的人(上帝)，不要突的跪倒，垂着乐生欣幸的热泪，互相拥抱，像兄弟似的么？”

1857年他出国游历，堕入西欧的市侩主义，更使他的人生观巩固，而觉得文明的可耻。他曾经有一次看见几百人住的华丽旅馆前，有“乞丐的歌者”，不但这些富人‘个钱没有给他，甚至于还要戏弄嘲笑；他以为“这决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社会发展中某一时期里的恶象”，所谓文化，决不应当扑灭人心里的爱火。

托尔斯泰的大著作，第一便是《战争与和平》，描写19世纪初年的政象和当时反抗拿破仑的“祖国战争”。历史上的真英雄之外，还可以看见许多俄国旧式的地主……然而最可以注意的便是这小说里的“幻想的哲学家”彼埃尔。彼埃尔的幸运不佳，精神力量确是很伟大的，可惜不能运用，不能对于自己和亲人有所成就或补助。基督教义和现实的恶象之间的矛盾，使他不得不厌恶生活，愤世嫉俗。他遇见平民的人生观(农民扑拉东)，就不由得他不顶礼膜拜；他因此深信个性的微小，——那命运的恒轨和理智的伟大到如今方才发见。《战争与和平》的艺术上的价值非常之高贵，——所描写的人物又多又精细，托尔斯泰的文才，正因此而能在俄国独树一帜。

《安娜·嘉联妮娜》里的列文亦和彼埃尔一样，——他觉得小心灵上的“内斗”，只有平民的人生观足以救济。虽然《安娜·嘉联妮娜》的题目很广泛：著者要借此解决当时许多社会问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之中的地位(安娜的变节)，个人幸福的权利等等，——然而重要的是“寻求人生的意义”；不但列文一人，就是安娜，安娜的情夫符龙斯基，都在经过心灵的内斗。尤其看得出是著者自己人生观的激荡：必定要“浑朴健全，恬静心安”，方得稳定，——妇女们当然要解放，可是纵欲放恣……

托尔斯泰的《仟悔》发表在1881年。他说对于西欧文明早已怀疑，到如今方才决定：人生的真意义只能到普通的平民跟前去学，——他们有特别的内心的正义。此后他便做了不少论哲学和道德的文章而自己建立新的哲学系统。托尔斯泰的基督教只有道德的一方面，其余一切仪式文句完全否认。他以为基督教义应当改革人心，首先便应当使人人行简单的生活，有宽恕的精神，不参与生存竞争，不抵抗恶。

哲学的研究使他渐渐放弃艺术的创作，而且他已经以为文学是奢侈品，不应当做的。然而始终“艺术欲战胜”，——他晚年还有天才突显的作品：如《伊凡之死》、《黑暗之势力》、《教育之果》、《主人与工人》、《复活》。这些作品里亦处处发露托尔斯泰的道德观念：以为现代社会里的生活无意义并且无目的，深信道德的内力，号召生活的简单化，提倡劳动的生活，爱自己的亲人，真正的自由，——脱离文明世界一切礼教的束缚。

然而托尔斯泰的晚年始终已经成一新宗教的教主，而不是文学家了。他的“生活简单化”的学说不能行，他的独断式的“俄国文化”论就引起批评的“俄国文化”论。托尔斯泰的独立的民粹派，却有朵斯托也夫斯基的神奇的斯拉夫派与他并行。

托尔斯泰在俄国文学里是独立的；朵斯托也夫斯基亦是独立的。朵斯托也夫斯基并且亦不满意于西欧的文明，亦寻求人生意义的“究竟”于内心。可是托尔斯泰只涉及个人道德，他却不轻视一切社会政策，每每有意论及。朵斯托也夫斯基的著作亦可以分做两截，前一期是在社会主义的秘密结社里的时候，后一期在他流戍西伯利亚之后。

前一期的作品大致是模仿歌歌里的；譬如《穷人》里不但人物与歌歌里的相似，就是文调作风都有些相同。此等小说的“英雄”大致是“胥吏的无产阶级”，——彼得堡的小官僚，——穷窘、堕落、孤寂、无他保证，他们的命运一任上司的喜怒，以至于有病态的心理。他在这些“恶人”里看得见人性的爱火。此等“各种身分的人(职业平等者)”的生活，朵斯托也夫斯基非常之熟悉；而他的艺术创作便是个性反对畸形社会的抗议声。心病的人是他创作的题材，他的描写，——一直到他的长篇传奇小说里都是如此，——确实能胜任，而且深刻邃远，好像灵犀流照，能洞见现代社会的底蕴。

他流戍西伯利亚，当兵做苦工，得与平民生活切实接触，——一方面锻炼他的真性，别方面也就引起他自己的心病状态。

他的大著作(《罪与罚》、《魔鬼》、《白痴》、《少年人》、《嘉腊马莎夫兄弟》有大致相同的艺术方法，并且可以看得出他的动机。外表上这些小说都不容易读，文字艰涩、冗长，搀着不少长篇的议论；小说中人的议论见解都互相仿佛，显然是作者自己的思想。然而心理的分析细察毫毛，这种伟力可以掩过他艺术方面的缺点。他的哲学问题亦很广泛，一小说中人和著者自己都想解决“上帝”和“人的个性”的问题。

朵斯托也夫斯基的上帝问题处处都可以遇见：《嘉腊马莎夫兄弟》里的伊凡想调和现在的恶与创世主，——以为总有幸福的“大智”在；《魔鬼》里的吉黎洛夫又想把上帝的意志，和个人的意志相同。——“我即上帝”；上帝问题确与道德问题相联结，所以朵思托也夫斯基往往用深刻的文学言语描尽道德律的矛盾冲突。问题是提出来了，可是不能解决：——朵斯托也夫斯基寻求上帝，而不能证实。个性意志自由的问题和上帝问题同等地难解决。《罪与罚》里的腊斯夸勒尼夸夫却解决了：——他把人分做两类：一种是平常人，应当守普通的道德规律的，还有一种是威权者可以蔑视那些规律的。然而他犯罪之后，自己觉得是“簌簌抖的浊物”，也一样是个平常人；他的爱人，一个娼妓，苏涅劝他“受苦自赎”罢！这里意志自由问题的意思，绝对和普通哲学里不同，他深入几丈呢。

小说《魔鬼》是对当时(70年代)极端的革命青年的警告。朵斯托也夫斯基梦想光明，而对于反抗黑暗的革命运动指摘出不少不可免的污点，他亦不赞成革命青年的政见。他晚年的政见偏于斯拉夫派：——平民之间隐藏着伟大的道德力，俄国的平民是“上帝的负担者”；智识阶级应当融化入平民队里，——不用学那朽腐的西欧文化。朵斯托也夫斯基以为俄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传布基督教真义于全世界，便能担负重新宇宙的大事业。现代的智识阶级离平民太远，必须克制自己的“我”，为平民去服务。他的思想的根据和托尔斯泰相仿佛，而他的表现方法却大不同，——他有神秘的宗教主义，反个性主义，同时他的作品几乎没有：—篇没有“叛乱的个性”。

总之，托尔斯泰和朵斯托也夫斯基的伟大开人类文学史的奇彩，决不是俄国所能专有的；可是他们的伟大，正在于艺术的真实，反映当代俄国社会之“沉痛的心灵”：——清高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一天一天的崩坏，成了普通的雇员，如何受得了那酒肉熏天的市侩气，农村制度日益受城市商业的恶影响，更须要求精神上的维系；——然而一盘散沙的，小农小工，哪里有去恶的伟力，只能认识认识自己的“善”，当做安慰，当做抗议罢了。

一七俄国的诗(一)

“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是赤俄新时代文学的灯塔。然而新艺术观的创造，正和政治的变革一样，要经不少磨难，无限斗争，方能得到。俄国自来就有“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之争。文学评论里的辩论尤其注重于诗，——因为诗是文学作品中纯艺术性最浓的。我们要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和俄国的文学评论，就不得不先专述诗，尤其是抒情诗；假使抒情诗是纯粹的艺术，尚且不能不涉及人生，那么，艺术的意义就自然决定了。固然，以上所述俄国文学里的“小说”、“歌词”“戏剧”，以至于最近新时代的“诗”，已经足以证明这一个争端的结果；然而纯粹艺术和人生艺术的问题，——以这问题的发生到这问题的消灭，——很有特别论述的必要。

为艺术的艺术，俄国的文学评论界里往往称为“纯粹艺术”；而为人生的艺术，——“公民的怨”，“人生的歌者”，其实这种分派，很不明晰。譬如60年代是社会活力蠢动最甚的时代，那时就是所谓“纯粹艺术派”的诗人也不能不涉及当代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人生的实际，强使诗人的心灵有所反响。同时，人生艺术派的诗人，也常常厌弃生活的淡薄，于自然之中寻求真美，寻求人心兴感的奋发。所以只能依诗人情绪的偏向，约略划分人生派和纯美派。”世纪下半期俄国的诗人很多，亦就是因为一则普希金之后“诗境”与“实境”相融洽，二则因为社会生活，如瀑流喷溅，实在丰富。当那平民的运动激励猛进的时候。差不多“大家不喜欢诗，可是独独宽容一个涅克拉梭夫”，——这就显然是因为他最能鸣“公民的怨”。

涅克拉梭夫(Nekrasov，1820—1877)是“民间苦的歌者”。他一生坎坷困顿的时候也不少，正因此而他能格外亲切地感受到平民的痛苦。当四五十年代，农奴制度还没有废除，涅克拉梭夫所经受的痛楚，——不但是诗人的，而且还是公民的。那时他说，“那真不是写述的时候：实在空无所有”；然而他实际上已经表示伟大的同情，发无限的愤慨：“报答那平民的压迫，俄国的思想只剩了呻吟的半声。”尼古拉第二解放农奴的时候，俄国社会隐隐有了希望，涅克拉梭夫的声音便更勇猛子：

歌颂那给自由的人呵，平民！

平民的运命——首先是幸福，

是光明，是自由……

诗人明明知道，农奴的解放还不足以尽免平民的不幸，——因为“又想出了不少别的锁链，代替农奴制度了”！他虽然极端地表同情于农奴，然而却也不遗忘地主。并非地主的物质生活要他关心；他亦是60年代思想的代表，崇尚理智，——所以专注意的，却在于贵族的有思想的青年。他理智的评判，以为这些青年智识阶级可惜都是“多余的人”，“当代的英雄”，只会啮着书本，周游列国，而实际上找不到切实实行的机缘，其实他们放着能做的不做……那虽是为后一辈积蓄创造力的人，然而他们自身：或者，无意之中只顾得个人的安宁(《大门口的思想》)；或者努力勤劳只做得琐琐屑屑的小事，譬如社交的模防，时髦的追求(《马沙》)；或者又是幻想的改造社会的英雄。——可亦和“十二月党”的运命相差无几。他只信仰真正的平民农夫里，有新的力量突现，才能切切实实地为平民事业而牺牲：

那天性不是无才的，

那半边还没有死掉；

看平民里有多少

可爱的人便可以知道……

平民的将来固然如此，然而现在正是“泪少苦多，无底之河”；“农村的苦正在崩坠的大劫之中”。——农人农妇诚朴的勤恳的劳动和力量，枉然消磨在久已“忘了的乡村”里，——那正是涅克拉梭夫愤慨、高歌，不能自己的。

朴列史赤叶夫(Plescheev，1825—1893)的诗和涅克拉梭夫很相像：同等的社会理想，人道主义；不过他的情绪不仅是悲悯，而且还愤发勇猛。他少年时的诗就说：

俄国里多生些高尚纯洁的

寝馈于社会幸福的人罢……

奇伟的故乡之上再不要黯澹了

理性和智慧之日，——那神圣的

真理之日呵……

农民的自由，值得他歌颂，可是他号召俄国的文化军勇猛继进，“扫除一切恶鄙和黑暗”。那卑琐的“市侩的福气”当然要受他的呵斥，他真是人道和光明的诗人。他虽是人生艺术派的诗人，其实他爱自然间的诗境不弱于纯美派；不过他总以为诗的责任决不限于纯美，而应当成为社会力，满足当代的精神需要。

纳德松(Nadson.1862—1887)亦是“人生之歌者”，然而他的情绪是一味的深切的伤感，而并不刚健壮勇。他和迦尔洵一样，觉得世界上的恶鄙尘俗苦痛，实在容忍不下，可是他自认当时一辈的文化使者实在没有能力扫除万恶。所以他的诗里充满了嫉恶而又柔弱的人的悱怨的意境：

我的声浪这样微弱；我的心却准备着斗争，

可是没有青年的新力。胸中——苦闷的悲叹；

口中——殉道的壮骂；而心上总痛得不堪：

我是奴隶，而不是预言家。……

纳德松对于横受苦难的人不能奋勇地呼号，只能低声的安慰：

你信总有一天，恶神华亚儿要灭亡的，

那时世界之上，重新有爱情来呀！……

可是应当知道：纳德松本来就绝对不知道乐观，对于正义胜利的希望在他也是很模糊的；所以大致他的诗都是“怨声”。

其次，还有尼吉金(Nikitin，1824—1861)，从小穷乏，——他的诗里便有穷愁的叹声；他自然成为人生派的诗人，——歌吟农民生活的苦痛，正是他自己所身受的，所以尤其显得亲切：

你，这运命的恶力，

穷愁的琐屑，可怕！

你好像雷声，不一下

便打死人；你进来呢——

地板且先微颤，

渐渐的渐渐的震压，

那牺牲呼号宛转咨嗟……

尼吉金是农家诗人，和自然常相陶冶：可是他处处“人化”那景物，而且死于痨瘵的成衣匠，苦于重利的农家，也老不容他专心咏叹那自然的美，逍遥自在。

塞夫陈科(Shevchenko，1814—1861)却是一乌克兰(小俄)的诗人，然而他的文学可以通行大俄。他与平民非常接近，他自己是农奴；所以他的诗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几十年来的“可恨问题”还禁得起他的呼号！他的巨著《加德》之外，抒情诗里亦可以看得见诗人的故乡小俄怎样的美丽，又怎样的受苦。大致他的诗才在于活泼而又忧伤的情感，特别鲜艳的美丽，——是人生派与纯美派之间的诗人。

十八俄国的诗(二)

纯粹艺术的观念，虽说貌似所谓“希腊式的异教文明”，而在俄国却反有偏于东方文化派的；譬如邱采夫(Tutchev，1803—1873)。他的诗恬静到极点，“一切哲理玄言——都是谎话”。纯任自然，歌咏自然，——他的人生观亦偏于斯拉夫派。

亚嘉·托尔斯泰(A.K.Tolstoy，1817—1875)就是纯美派的健将。他的诗离着现实生活的瀑流很远，静悄悄地美丽天真。然而亚嘉·托尔斯泰有时亦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而对于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有热烈的诚挚的歌叹声。他固然能领会：

那溪流之上的柳丝私语，

那美女流盼的倾倒吾人，

那星光闪烁，那宇宙的一切美……

他却亦深感豪杰的伟业，不是为着“声华垂誉”，而是“为那穷愁的渔夫群众”；他以为诗人能“奋起抗拒一切不正义和虚妄”，便当受天帝的奇赏。可是他在虚无主义的“季世”，否认一切真美的潮流里，实在努力为艺术，为永久的美而奋斗：

……我们快到岸上，是战胜波澜的凯旋者，

居然抱着我们的神圣，走出那千回万漩！

无尽的始终胜于有尽的，

信仰我们神圣的义务，

我们就激起逆流，反抗。

那顺流而忘返的！

亚嘉·托尔斯泰本着这种态度反对虚无主义，拥护“纯美”；他在政治上是介乎守旧与自由之间的进步派；对于宗教，亦反抗那独断论，而赞成容忍主义，宣传人道和内省；于民族问题却高张国粹文化的旗帜，同时爱和平……总之，他虽是纯美派的诗人，对于政治社会，却是不能漠然的，他的情绪，正足以表现他那唯心的高洁的贵族胸襟。

马依夸夫(Myakov，1821—1897)却比亚嘉·托尔斯泰的纯美派的色彩更浓厚了。他既是诗人，便远远地离开骚乱烦杂的生活，而从自然界里采取天赐的诗料：

天地间神秘的和谐，你不用想，从圣贤的书卷里去猜度：

梦里烟波立岸旁，独自徘徊，偶然间心云深处试听，

那芦苇萧瑟的低语；那声音好不寻常，

你须感受须了解……自然的同声相应，

下；期然脱口吟哦，诗声和着芦声，恰好似天乐相激荡……

自然和生活的美念都受诗人的陶融；他呼吸宇宙间的奇气来助艺术家的创造。马依夸夫的作品，亦有间涉到史实的，那就诗人笔下的英雄，真是包涵万象，尽情地倾出作者对于理想人格的深意。

波龙斯基(Polonsky，1820—1898)的著作大半是倾向于纯美派的；然而亦有些诗咏叹“那人生的公怨”，而且诗才纵横，不见得弱于人生派诗人。再则波龙斯基能运用极自然的极简朴的诗料，取之于民间文学；——因为他曾经困苦颠连，一则能和平民相近，二则经受心灵上的于锤百炼，所以“美”的纯洁确有不可及之处，——他能对于人和生活都保持那漠然无动于衷的态度。

善洵(A.Shenshin，1820—1892)是最纯粹的纯美派。他不顾一切人生的“尘俗”问题，“烦苦扰攘”的社会问题；而只咏叹爱情和自然之美：

我谨谨慎慎地保持你的自由，

不是神圣的，总不听他近前，……

善洵对于“自然”纯粹只取他的艺术方面；对于爱情描写得恬静温柔。他的诗料似乎只限于这一点。那生活的黑暗方面，他好像闭着眼不曾看见。殊不知道，几千万万人生长在这黑暗里，何况正是那黑暗，正是反抗那黑暗的斗争里，有的是诗境！可是善洵曾经译西欧的大名家的诗(如哥德的《浮士德》等)，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这亦是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功绩。

20世纪以来，这一个问题已经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消灭了。——他没有解决，亦不用解决。如今谁也不是纯粹艺术派，谁也不是人生艺术派。人生和艺术能分得开么？——若是人生可厌，却实在丰富得很，诗境万千；若是艺术无用，几千年来的人却赖它而生存，所谓“精神的宝藏”还不过为人而设，而人生的究竟目的除艺术而外还有什么！那时社会运动在初起的时候，急进的用艺术夺他的青年，反动的藉艺术保障心灵的安宁罢了。如今呢，“时代已非，歌曲的音调也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