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生

俄罗斯文学界里，在19世纪时，已经发生那“可恨的问题”——为艺术的艺术呢，还是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是所谓“纯粹的艺术”派；为人生的艺术——是“公民的怨，人生的歌者”。前一派的代表如亚·嘉·托尔斯泰(A.K.Tolstoj)；他们主张：

小心谨慎的保护着你的自由，

不是神圣的，我总不让他近你，

………………

你始终还是你——神圣和光明，

在那不顾浊地的云影里，

尽拥着群星的珠冠，无畏的女神，

只凝想着，她是微笑依稀。

善洵(Shenshin，1820—1892)

一切浊秽的世间事物，哪里值得诗人赏鉴。然而生在社会潮流汹涌时期的诗人，虽是纯艺术派，也不能不为奋勇咆哮的浪花卷去。至于那后一派，——歌咏“公民的怨”者，更不用说了；譬如聂克腊莎夫(Nekrasoff，1821—1877)：

那稚年的黄金时代，

一切活的都是幸运儿，

不用劳动，从黄口未干的时候，

便取得乐善好生的机会。

只有我们，逛也逛不到田家，何况是尼华河畔。

整天的我们在工厂的轮机里转着，转着，转……

他们真以为：“著作家以思想为贵，而不在于描画，假使描画之中没有内容，假使他丝毫意思没有向俄国社会说出——那又算得什么描画！”(美海洛夫Mihailoff语)

两派的消长，占了文学史的二三十年；最后“近代派”出现，于是所谓诗意不但遁入纯艺术，而且隐藏进神秘的天宫里；诗句不但雕刻华丽，而且晦涩不可解了。社会情绪，因革命而又兴奋起来，方才能一扫以前无谓的争执，真所谓“抵住了逆流，畅通了顺流”：——绝端个性主义的未来派尚且应了革命的心弦，而来鼓吹集体的超人，阶级的超人。

然而现在的文学问题却换了方向：——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人生所造业是艺术，还是人生所领悟是艺术？今年(1923年)文学评论家克留叶夫(Klueff)和马霞夸夫斯基(Mayakovsky)的辩论，——是俄国革命文学里的大战。克留叶夫说：“歌之创造者决不去吹什么自来水管的龙头，……只有心灵的洪炉里熔化得生活的真金。”其实马霞夸夫斯基并不爱什么自来水管，他是要集合的乐生的征服自然的超人。——诗人的天责是运化自然至于美境，(原来俄国语里“艺术的”〔Iskustoenny〕等于“人造的”。)诗人不应降服于自然，不应崇拜自然，更不应为自然之奴。

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左派社会革命党伊凡诺夫·腊朱摩尼克(Ivanoff-Razumnik)便参加战争。他说：“马霞夸夫斯基的铁锤与机器之文学是过渡时的幻景；只有‘非人手所造的大地’，是永久的世界之诗境。”

于是那“轻裘缓带”的杜洛茨基(L.Trotsky)也就——不是投笔从戎，而是“投戎从笔”的——出马参战。他说：

大地与机器相对待，一是永久的诗之渊源，一是暂时的；当然，那内在派的唯心论者，那小心谨慎斋庄中正的腊朱摩尼克宁可取“久”而舍“暂”。然而实在讲来，这大地与机器相对立的二元论有些伪妄：——只可以以小农犁锄式的食粮“工厂”与电机的社会主义的相对待。大地的诗意不是永久的而是流变的。人的语言的音浪开始唱歌，正在他安置了工具——最简单的机器——于他自己与大地之间的时候。没有犁，没有镰刀，没有锤，——也就没有普希金。是否可以说：大地加犁锄比较大地加电机起来——有永久性的特长呢？……社会主义的新人要运用机器，指挥那倔强的自然。他指出来，什么地方要山，什么地方要水。唯心论者看来，也许这太气闷了。虽然，那并不是要将全地球划成方格子，使一切山林变成园囿，大概那时的虎豹林木山水都能保存得，不过他们听人规画罢了。而且还能做到：虎豹不看见高大的铁管械器，仍旧安安逸逸的享他的原始生活。机器并不与大地相对待。机器是现代人的工具。现代的城市是过渡时期的东西。然而他·也并不变成古时的荒鄙的乡村。乡村正要进化到城市；城市再加以健全的艺术化。至于现在的乡村，已经是过去时代的余迹了。所以所谓大地文学，“农村文学”——在美学上完全已成过去时代的反映，仅只是古代平民艺术陈列馆里的材料。

国内战争的时期后，人类亦许大受破坏，即使没有日本地震，也就够受了。所以此后倾向于战胜饥寒，就是征服自然，是最近几十年内的急务。竭力采取“美国主义”的好处，——应当是每一幼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第一步。消极的赏鉴自然应当渐离艺术。而技术的歌颂，想象，反而自然而然成为艺术界的健全精神，——譬如詹克·伦敦。将来并技术与自然间之“对立”而消灭之；艺术的综合的人生观将广泛至于无涯。……

俄国文学的人生观问题，虽则现在的争辩和半世纪前绝对不同，然而有一重要的观点：——便是个性主义。社会生活恬静的时代，纯艺术主义方能得势。譬如中国的“避世诗人”，孤标自赏，以“与鹿豕游”的人生为艺术，其实又何尝真能超脱呢？况且不谈现实，不问烦恼事的心绪，——是纯艺术派文学的天国。往往反而自堕于反个性的市侩乡愿主义：——坐在暖融融的帷幕里不问天下的饥寒，假使人家警醒他的良心，勉强要使他至少在艺术的环境里回忆想象那可厌的人生和政治，他必定说：今夕只谈风月，“乃至于政治”，岂不扫兴！所以往日的纯艺术派和今日的“大地文学”派，标榜着个性主义，而实际上是求容于环境，向庸众的惰性低头，——“不提起，免烦恼”的市侩而已。

至于革命前的人生派和革命后的超人派，虽则似乎以社会为先，以个性为后；其实他不但歌颂能为社会奋斗的勇猛的个性，而且歌颂超人的克服自然；——那当然不是绝对的个性主义的尼采式的超人，而是集体主义的超人。只有在真自由社会里有个性，只有在人类技术威权之下有真美的自然。——所以他们的艺术观能综合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能综合自然与技术。

最近，1923年10月，莫斯科发现一本小说，珀陂尼(Djovanni Papini)著的《完了的人》。著者写一智识阶级者的历史，他是超阶级的“我”，然而他的个性发展至于极点，乃始终破灭而无余。那青年的学者，沉溺在几万卷书里，甚至于要著“百科全书之百科全书”，创世时期起的世界史，圣经之无神论的注疏。然而每一种工作刚开始便又弃置。他那个性主义的神智，对于人之一切结合——不论是偶然的，街市的，或者阶级组织的，——一概反对；与社会的现实隔离，只想解决“永久的心灵”问题，要毁灭人类，——倡“全人类的自杀主义”。如此年复一年，他这个“我”，竟成社会里的新预言家……他自以为超脱凡俗的见解，超越阶级的政见，只顺着抽象不着实际的思想，随波上下。到三十岁时，毕竟心力耗尽，于是从学一跃而入纯艺术，——纯诗人，再下而成神秘主义者，再……“人生的空泛，空泛呵！空泛呵！”

艺术与人生，自然与技术，个性与社会的问题，——其实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潮势而消长的。现在如此湍急的生活流，当然生不出“绝对艺术派”的诗人，世间本来也用不到他。所以这“最可恨的”问题，早已为十月的赤潮卷去，——轻描淡写的珀陂尼的《完了的人》，亦就是这完了的问题的完了。

1923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