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

19世纪80年代的末期，新兴的德国帝国主义正在竭力的发展自己的侵略政策，参加当时的殖民地市场的瓜分；这时期里，德国从一个小生产的国家变成了大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强国，而同时，无产阶级的数量大大的增加，几百万的新工人集中到城市里来。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就组织起来了。卑士麦克的时代曾经颁布过所谓“反社会党的法律”，可是社会党不但没有因为这个法律而衰落，反而在反对压迫的斗争之中锻炼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巩固的工人政党；“反社会党的法律”到了1890年9月就不能够不取消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这里的资本主义的开展自然引起了手工业的衰落和小资产阶级的削弱，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都在破产，穷困，聚集在城市的贫民区里，农村的分化也更加厉害起来。

这些破产穷困的阶层的思想代表，就是城市里的饥寒交迫的智识分子，他们充满着暴徒的情绪；一部分所谓德国的“早期的自然主义派”的文学家就反映着他们的意识。他们感觉到小资产阶级的没有出路，所以加入社会民主党，或者同情于社会主义的运动，认为社会主义是挽救“人类”的新“福音”。

当时有一些文人，像奥托·白拉漠等创办了所谓“自由舞台”的剧场，发行一种杂志，也叫做《自由舞台》——就是这些文学家和作家的组织。他们之中最左的一派自然主义者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就在1890年又组织了“自由民众舞台”(这派的领袖是白鲁诺·维莱、威廉·俾尔塞、犹利·杜尔克)。这些智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绪，其实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对一切威权，要求绝对的自由，他们的“自由民众舞台”排演的戏剧，主要的是易卜生的《社会柱石》、《国民之敌》等类，这种剧本的确是最能够代表他们的意识的作品。——他们主张个性超越群众，他们看不起“庸众的人”，看不起“有党派的人”，他们不愿意“做另外一种人”，他们讨厌工人政党的严格的有组织的集中主义。后来，1890—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里面发生了所谓“青年”反对派，一些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分子起来反对当时党里的领导，胡闹了好些时候；这个“青年派”的领袖差不多都是“自由民众舞台”里的一些文学家(白鲁诺·维莱、K·维尔德保、T·台斯德莱尔、H·兰道尔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那时候的巴尔(Herman Bahr)和爱伦斯德(Paul Ernst)都还是青年，也属于这个“早期自然主义派”。巴尔在1890年才从巴黎来到柏林，介绍了法国“最新的时式”——巴黎的印象主义的文艺；他以前写的自然主义的戏剧《新人》和《伟大的罪孽》，在当初简直没有人注意过，而到了这时候就享受了极大的名誉。他是个奥国的德意志人，当时还只二十七岁，到了柏林之后很快的就出了名。就在《自由舞台》杂志里做编辑。那时候的巴尔还和马克思主义吊着膀子。而那几年，德国正在起劲的译着易卜生的作品；这个挪威的伟大的戏剧家所提出来的社会问题，激动了许多争论。爱伦斯德呢，在当时也是很出名的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他在党的机关报《新时代》上简直是易卜生问题的专家。因此，《自由舞台》派的思想代表巴尔和爱伦斯德之间就开始了论战。

爱伦斯德在自己的文艺批评的论文里，对于文艺作品的分析，对于易卜生的创作的观察，完全是机械论的。第一，他虽然批评别人，说不应当把文艺现象和经济现象机械的凑合和混淆，然而他自己也认为文艺现象是和经济现象直接联系的；他简直认为所谓“时代思想”就等于“当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照他的意思，仿佛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一开始，立刻一切文艺都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文艺了；而且资产阶级的文艺，照他的说法，永久是反映某些意识和情绪，小资产阶级又永久是另外一些意识和情绪，农民的又是永久代表某些意识和情绪，总之，都是永久不变的。第二，他对于作家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机械论的观点：作家天生就不能够跳出自己的阶级意识，简直是命里注定了只会想着自己的阶级的概念。这样，照他的说法，易卜生不能够跳出“市侩”的范围，而他所谓“市侩”其实只是他所认识的德国式的市侩。他说：“市侩的辩证律就是自己咬自己的尾巴的小猫儿：尾巴是属于猫儿的，猫儿又是属于尾巴的。”他简直不懂得全世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一般的对于各国都在推动所谓“时代潮流”，然而各国内部的历史发展和阶级关系，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表现许多特点：17世纪的英法小资产阶级和19世纪的中国小资产阶级不会完全相同，18世纪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也许还赶不上16世纪的意大利小资产阶级……。而爱伦斯德却完全不管这些分别，他只会机械的运用一些某某阶级、市侩、贵族等等“意识模型”的死板公式。他不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

巴尔和爱伦斯德之间的论战，是自由舞台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引起来的。这几篇文章的总题目是《斯肯狄纳维亚文学里的妇女》，其中主要的材料是易卜生和史德邻保的作品。爱伦斯德首先写了一篇《妇女和社会问题》，去反驳那几篇文章，这就开始了论战。那几篇文章的作者，马尔郭尔谟，过于注重纯粹的生物学上的问题。爱伦斯德反对他这一点，并且很正确地指出妇女问题的社会性，认为妇女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然而他同时犯了很大的错误，把斯肯狄纳维亚的妇女运动问题，以及这种问题在文学上的表现，都归纳到德国式的市侩主义里去，他否认易卜生等的思想包含着反市侩的反抗精神；不但如此，他简直认为用不着反抗，用不着什么思想斗争，他以为纯粹消极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自然而然就会解决妇女问题。“没有疑问的，”爱伦斯德说，“妇女问题将要和一切问题同样的解决，就是简简单单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自然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爱伦斯德完全否认思想斗争以及文艺里的意识上的斗争。

巴尔就做了一篇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很激烈地反驳爱伦斯德。他认为爱伦斯德的观点是变种的马克思主义的崩溃和腐化的“代表文件”。照他的意思，这种变种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批评性的方法变成了“武断的公理”。他说爱伦斯德是一部自动机，只要把一个小银角子放进这部机器里去，立刻就会送出一篇“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出来。他自己虽然也不赞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是，他却替马克思规定一种所谓“真正马克思自己的主义”。“我现在不记得，”巴尔说，“马克思是不是写过什么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但是，我很明白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照巴尔的意思，马克思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一定先规定每一个妇女的特性，然后比较这些各种妇女的特性，而得出一切妇女的共同的要点；他一定先规定某种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应当发生某种典型的妇女，最后，他用自己的唯物论的方法，可以找着经济基础里的“创造的原因”，而发现“物质基础与意识上的反映之间的永久的联系”。这样，据巴尔的意见，马克思能够在大资产阶级的妇女、市侩的妇女，以及工人的妇女里面把握着共同的“女性”，只不过经济关系使得这个“一般的女性”形成三种不同的典型。这种机械论的观点，这种否认历史发展的一元性的多元论，当然只是巴尔自己杜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而巴尔却抓住了他自己所杜撰出来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而开始批驳了！他说：“对于马克思。和对于泰纳、左拉一样，人不过是一块肉。这块肉却有他自己的表现，那就是精神。这个精神受着环境的影响，环境使它形成，使它充实。这样，每一个单独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人，从走出娘胎就带着他的肉体上所受着的祖先的遗传；此外，再加上经济上的人，这就是他在对付自然界的环境之中所形成的人。经济上的人总在形成自然界的人。”照巴尔说起来；“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而所谓“马克思的变种”却否认“自然界的人”，而只承认“经济上的人”。巴尔自己呢，他也不赞成他自己杜撰出来的“马克思”观点，更不赞成“马克思的变种”。他认为除出“环境的影响”(经济)和“祖先的遗传”(自然界)之外，还应当分辨妇女之中的“第三种性质”一就是纯粹的雌性。这“第三种女人”，照巴尔的说法，才是真正的妇女，“就是这么样的妇女”；她不会受着经济的和历史的影响，“从这里才开始发生妇女问题，这是可怕的死症的谜子……”。所以巴尔要求在“分析妇女”的时候永久要划清“自然本能”和“历史上形成的性质”之间的界限；只有除开“历史上形成的性质”之后，才能够发现“就是这么样的妇女”。巴尔的结论是：妇女问题永久不能够解决，妇女问题永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问题”，因为男人和女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够互相了解，而永久要互相斗争的”。

这样，巴尔的观点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恩格斯以为只要用恰当的讽刺就可以暴露他这种“学说”的可笑。但是，爱伦斯德却认真的和他去“讲道理”，因此，这个论战反而没有清楚的结局。

爱伦斯德和巴尔的两篇文章发表之后，争论的中心反而移转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妇女问题和易卜生的观点，爱伦斯德就写了一封信去问恩格斯：

巴尔骂我的话是不是对的，马克思关于妇女问题，或者更正确些，关于我们争论的问题，会不会有另种意见。……我的观点是不是和马克思的观点相同。

爱伦斯德的这封信是1890年5月31日写的，恩格斯在6月5日就答复了他。

恩格斯对于他的问题答复得很清楚：恩格斯认为爱伦斯德有两个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一)他的方法是机械论的，(二)他的观点是非历史的——他对于易卜生之类的作家的阶级性的解释完全只是抽象的滥调。

关于爱伦斯德的第一点错误，恩格斯说：“至于你用唯物论的方法去分析这个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就应当说明：唯物论的方法变成了它的反面了，因为运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不把它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导的线索，而把它当做现成的滥调，就这么勉强地去凑合历史上的事实。假使巴尔先生以为他把你在犯罪的地方当场捉住了，那么，我觉得他是有点儿理由的。”恩格斯很注意的检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新时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他自己也常常在这些机关报上做文章。因此，爱伦斯德关于文艺的论文，恩格斯是时常在这些报纸杂志上读过的。恩格斯对于爱伦斯德的这种批评当然不是专门指着“妇女问题”的文章说的，而是对于爱伦斯德的文艺理论的一般的批评。

而关于爱伦斯德的第二点错误，恩格斯自己提出了特殊的意见，很深刻地分析当时挪威的“市侩”阶级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以及他们的性格，指出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和当时德国所说惯了的“市侩”的意见是有区别的。恩格斯指出易卜生的文艺作品之中反映着一些“发动的力量”，这正是因为挪威的中小资产阶级还有些“独立的”经济活动的舞台，还没有完全变成大资本的附庸，同时，他们又没有被封建余孽和大资本家的绝对反动的联盟底强暴力量所征服，没有受着革命失败之后的反革命的摧残和强暴的控制。恩格斯说：“无论易卜生的戏剧有什么样的缺点，这些戏剧之中所反映的世界——虽然是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小世界，——可是比德国的要高得多，简直不能够比较；易卜生戏剧里所反映的世界之中的人物还有他自己的性格，还能够有发动的力量，能够独立的行动，虽然从外国人的眼光看起来，他们都有点儿奇怪。所有这些，我认为必须根本上研究一下，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的确是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模范：必须发露一切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文艺现象的具体的特性，这些特性是一定的阶级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所形成的，这里，要注意现实的许多阶级之间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然而爱伦斯德没有接受恩格斯的指示，而仍旧继续发展自己的错误。对于巴尔的争论，他却利用了恩格斯的信。他的行为也是很无聊的。恩格斯给他的信，一开始就说明只是给他个人的。但是，他就利用这一点造了一个谣言；他在答复巴尔的文章里说：“我本来可以立刻就回答巴尔先生的那篇‘妇女问题’的文章，但是，因为他这样勇敢地把马克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立起来……所以我就去问恩格斯……马克思究竟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的态度。恩格斯非常之仁爱，立刻就答复了我，而且说我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念是很相近的(！)，然而恩格斯不愿意公布自己的信，不愿意加入和巴尔先生的论战，他很怕巴尔先生。这样，我就只能够一个人鼓起勇气来……”以下，爱伦斯德仍旧主张他自己的对于“妇女问题”的意见，而说巴尔的观点的确只是“两性问题”的观点。这个论战，大概就这么样停止了。

爱伦斯德的机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过程。过了不多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里面的所谓“青年派”，公开地起来反对当时党的领导——倍倍尔和李伯克纳希。爱伦斯德对于这个反对派的极左派的领袖虽然并不完全赞成，然而始终加入了这个派别，而且做了《民众论坛》的编辑，这《民众论坛》报是带着“青年派”的倾向的。恩格斯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上面，批评了这些反对党的“青年派”，说他们的吵闹是“文学家和大学生的骚扰”。爱伦斯德以及其他“青年反对派”的领袖，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是些反无产阶级的意识代表，他们表面上说些极左的空谈，实际上只是在发挥自己的个人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他们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在那时候已经都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派，已经堕落了，腐化了，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国会主义的政党。固然，那时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像倍倍尔和李伯克纳希，也有些政治上的理论上的错误，然而认为当时的党的大多数已经都是机会主义派，也是不对的，这是把右派的错误归到整个的社会民主党身上去，这是不了解党内斗争的现实状况。总之，这些“极左派”在文学上是机械论者，在政治上也是机械论者！

爱伦斯德还发表了一篇文章，答复恩格斯对于“青年反对派”的批评。他说：“假使恩格斯说我们反对派是‘大学生的骚扰’，那么，请他指出来：我们的观点在什么地方离开了马克思自己的观点。”

恩格斯对于爱伦斯德的责问给了严厉地回答，他特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回答保罗·爱伦斯德》，他认为爱伦斯德的机械论的方法并不是爱伦斯德个人的，整个的糊涂动摇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青年反对派”都是这样的观点；他说：“至于爱伦斯德先生自己，那么，就用不着再给他重复说一遍，我在四个月以前就已经给他说过的了；现在没有办法，只好叫读者耐心一下看一看我这封“严重’的通信。”底下，他就说明那年5月31日爱伦斯德写信问他关于妇女问题和易卜生问题的意见，而他在6月5日就答复了爱伦斯德；并且引出了6月5日那封信里的主要的地方。然后他说：“这里，我虽然用了很客气的口气，然而也就很明白、很肯定地指出了爱伦斯德究竟在什么地方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就在他送给我的《自由舞台》杂志上呵。我解释了给他听：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只是当它现成的滥调，而把历史的事实附会上去；其实，这正是我责备这些先生们‘深切的不了解’这个方法的例子。我后来又用他自己的挪威的例子，证明他把照着德国样子定做出来的‘市侩’的滥调，应用到挪威身上去，是显然和历史事实矛盾的；这也就是我预先指出他自己‘蠢笨的不知道’一切问题之中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事实，对于那些先生们，我也是这样责备的。爱伦斯德先生还要不要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唔，比方说罢，他在《民众论坛》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的论文里，一点儿不费事的就接受了玄学家杜林(Duhring)的奇怪的说法，仿佛照马克思的意见，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自动的，用不着人的帮助(其实历史是人做的)，仿佛经济条件把这些人当做棋子似的玩耍(其实经济条件的本身就是人的创作)。假使这种人会把马克思的理论，和杜林那样的马克思学说的商人对于这个理论的曲解，互相混杂起来，那么，让别人去帮助他罢，我是干不了这样的事情。”恩格斯重复的指出“青年派”对于党内情形估量的错误，还特别着重的说明这些“文学家”的方法的政治上的危险性，尤其是因为“他们不会观察最简单的东西，而在估量经济或者政治情形的时候，不能够平心静气的估计一定的事实的意义，以及参加这些事实的各种力量的大小。”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恩格斯对于爱伦斯德的机械论方法的批评，并不限于他一个人。这是对于一种整个的机会主义派别的批评，这种机械论派并不限于文学上的表现，而且还有政治上的表现。这一派的政治的观点和艺术的观点是互相密切的联系着。1891年，这个“青年派”就脱离了社会民主党，他们坚持自己的机械论的观点，在政治上一直走到了取消主义——主张只要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一部分“青年派”留在党里的，后来变了最极端的机会主义的右派；而另外一部分，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在艺术上，他们也走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取消主义，主张“万方多难之秋”的革命时期用不着文艺，或者说艺只应当反映事实，不应当故意去宣传鼓动。

爱伦斯德虽然没有出党，但是在1890—1894年之间是，他的立场是动摇的，他的思想正是社会民生党之中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对于艺术的观点也变到了所谓“极左的”取消主义。

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新时代》上，开展了很大的艺术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个党员兰道尔，是艺术上的百分之一百的取消派的代表，他发表了自己的艺术理论。大家启然都反驳他。而爱伦斯德呢？他虽然也出来反对兰道尔，然而他自己的意见也是倾向取消主义的，也是倾向于所谓“纯艺术派”的，他认为艺术是“超出于利害关系之外的”，他主张应当严格的划分艺术和政治的界限。

“青年反对派”的理论家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他们的艺术上的取消主义是他们的政治上的取消主义的当然的结果。兰道尔在“青年派”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里做编辑。他有一篇文章叫做《将来和艺术》(见《新时代》报，1890年)，这篇文章里说：——“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都在等待着艺术的重新发达，新的天才的出现，像哥德那样的天才的产生；可是，我并没有这样的希望，或者说得更加正确些，我已经不再希望了。我不相信最近的将来是将要艺术的将来，假使真会是这样，那我还以为是很可惜的呢。首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干艺术的事情。艺术需要安静；而我们需要斗争。艺术是最高限度的‘必需的澄清’(brauchte Abgeklarkeit)；而我们需要流荡骚动。艺术……依靠在过去，而平静地观察着现在；而我们崇拜的是将来，并且努力要想看透这个将来。艺术应当是饱肚皮的；而我们的肚皮饿着，而且要激动饥饿的感觉。艺术是主观，它考察着，吸收着材料；而我们生活着，行动着，希望做以后时代的艺术的对象，希望有这种做对象的资格；我们要做亚赫列斯，而艺术是荷马。最后，应当竭力避免那种病态的痴想：不要用不相称的标准去测量某些事物；不要说什么发展和发展的公律罢，因为本来就不是什么可以发展的东西。艺术和文学——只是抽象的罢了，除出抽象以外什么也没有；它们本来就没有所谓自己的发展。……谁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关心德国的诗，他就不会是我们的伟大的天才的真正后裔。在现在这种时候，哥德也许是个天才的政治家，或者和尼采相仿佛的预言家——这是不能够断言的；而莱瑙，大致的猜测起来，也许克服那种世界性的悲愤，而因为自己的热情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鼓动家。”

这样，革命和文学不能够并存，社会主义的鼓动和艺术是互相排斥的！照兰道尔等的意见，文学和艺术只是社会发展过程的机械的、平静而消极的反映；文学和艺术发展的最好条件，只是安静和均势的时期，而不是革命的时代，不是战斗化的新兴阶级发动的时期；因此，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对于为着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工人阶级，文学和艺术是不需要的，它们甚至于是有害的；文学和艺术，按照这样的“公律”，一直要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成之后，然后再会重新出现，因为到那时候才又有可能安安静静地观察和考究过去了。兰道尔在这篇文章里，发展了取消艺术主义的最彻底最一贯的思想。

而爱伦斯德在《新时代》上批评兰道尔的时候，他说些什么呢？他说艺术的存在“是为着叫人家享乐的”，所以“艺术家应当给我们快乐”。1889—1891年的时候，他还承认艺术的政治职务，而后来，他简直地说：“没有疑问的，许多艺术家超出了自己任务的范围(就是超出了‘享乐’的范围)；譬如易卜生，不但要想听他的戏剧的人享乐，而且还想要暗示听戏的人一些一定的社会观点。”照爱伦斯德的意见，要想了解一些社会问题上的观点，不如去看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而作家，也不如去专门研究社会问题好了，文学是没有用的，也是不需要的。易卜生仿佛是多管了闲事！这里，爱伦斯德已经开始接受康德的美学观点，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久，他就完全脱离了社会运动。

“青年派”之中，还有好些人也有这样的对于艺术的观点。这一派的意见是：艺术只是社会发展过程的机械的“反映”，没有所谓自己的任务和目的，而只是“简简单单的现象”。——这就是所谓“极左派”的取消主义的立场。他们的解释是——只有在工人阶级建设好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后，无产阶级的艺术才有可能。这里，所谓“极左派”的取？肖主义者和90年代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艺术理论家联合了起来。真所谓“左右联盟”。而且，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代表，例如考茨基等对于艺术的观点。离得这种机会主义的立场也不很远。后来，恩格斯死了之后不久，这种艺术理论就成’了第二国际的美学的基础。托洛茨基的艺术理论其实也是这一种。不过，托洛茨基的逻辑似乎比德国的“青年反对派”更加彻底。“青年派”说：——社会主义实现以前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艺术；而托洛茨基说：——就使社会主义实现之后，也不会有无阶级的艺术，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了，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东西呢，一切都是全人类的了(！！！)。其实，文学和艺术固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每一个阶级都在运用文艺做阶级斗争的武器，有意的或者无意的，要用文艺战线上的意识斗争去帮助自己为着阶级利益的战斗。文艺，有意的或者无意的，都有自己的阶级任务和阶级目的。资产阶级需要欺骗群众，所以他们的文学家，至少是下意识地要为着这种客观上的欺骗，而出来主张各种各式的“为艺术的艺术”。而社会的动乱剧烈的时期，在统治阶级崩溃的过程之中，一些倾向革命，或者简单的厌恶现存制度的文学家，又往往因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的立场，也要无意之中掩饰自己的面目，否认文学的阶级任务和目的。只有无产阶级不需要任何的原则上的欺骗和掩饰，它需要自觉的斗争，它公开地要求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阶级文艺。这种阶级文艺，从地底下的时期一直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都能够在思想上意识上赞助劳动解放的伟大战斗。

总之，文艺上的机械论和取消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机械论到取消主义——是从所渭“同路人”发展到完全离开革命道路的一种过程。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青年派”和“早期自然主义派”的文学家，原只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临时的“同路人”，他们的整个宇宙观，代表着那种德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的模糊动摇的意识。机械论的观点，不过是这个宇宙观的结果。他们认为一切社会现象。以及文艺现象，都是一定的概念、典型、主义的表现；而一切概念、主义等等又只是机械的反映，观察、考究客观事实的范畴，都不能够影响社会的运动。这样，实际上他们就变成了多元论的、唯心论的代表。所以恩格斯一开始就警告爱伦斯德说：机械的运用唯物论的方法，结果是走到了唯物论的反面。

爱伦斯德后来始终退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了唯美主义的唯心论者；他后来是所谓新古典主义派的创始人，很有名的戏剧家。而在欧洲大战之后，他成了古耿保派的“温和的”法西斯主义的同路人，写了一本著作，论德国唯心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而在最近出版的(1930年)著作里，已经在宣传“回到上帝那里去”了。至于巴尔，1890年时候的唯美派印象主义的作家，走过了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发展的一切阶段——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而结果也走到了神秘主义和民族主义。爱伦斯德现在还在说什么他能够“经得起马克思主义的最低限度智识的考试”。这更加证明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死板的滥调，所以他这样大胆地申明，似乎还要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智识里“从没有发见自己做过什么错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机械论的了解，结果将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最好看一看爱伦斯德的转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