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理契

文艺是社会科学之中“最细腻”的一种，也是唯心论的方法根深蒂固的地方。文艺不比政治经济学或者一般的历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都有过现代互辩法唯物论的学者的详细的研究，而文艺方面只有一般的指示。因此，唯物论的文艺理论，还需要专门的细致的研究，文艺方面的各种科学都需要彻底的重新估价。这是20世纪的伟大的工作。开始这个伟大的工作的，就是弗理契。

弗理契是专门研究文艺科学的第一个人。固然，在他之前已经有过普列哈诺夫……，然而应刚互辩法的唯物论来专门研究文艺的。而且留下了真正有专门科学价值的著作的，始终要算弗理契。普列哈诺夫只给了些一般的理论上的论文，而弗理契方才开始用这种理论研究了具体的文艺现象。

正因为弗理契是唯物论的文艺科学的开创的人，所以他还不免做了好些理论上的错误。现在，不比弗理契开始工作的时候了，现在在地球上已经有了六分之一的地方，那里是争得了真正的科学的自由，那里的普洛阶级可以有充分的可能在文艺方面也更加深刻的研究下去，他们可以用集体的力量建设真正研究科学的伟大机关。这个机关就是公谟学院(Komakademie)。公谟学院之下特别设立了文学言语部。最近公谟学院的文学言语部对于弗理契的遗著加以详细的整顿和研究。这种研究，一方面发现弗理契的观点之中的矛盾和错误，另方面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科学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一

弗理契在文艺方面的功绩，当然是非常之伟大的。“估量历史上的功绩，自然不能够把历史上的人物和现代的要求来比较，说他们没有见到什么什么，而要把他们和以前的人物去比较，看他们给了什么新的。”弗理契开始工作的时候，还在俄皇的专制制度之下，他的理论上的出发点，大半还是普列哈诺夫的学说，虽然他后来已经开始批评普列哈诺夫。弗理契自己的学问也在逐渐的进步之中；从他在俄皇时代的《剧场新闻》杂志上的文艺评论的论文起，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没有写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原理》为止，显然可以看得出这种进步的过程。他在晚年，显然已经开始脱离普列哈诺夫的影响；在艺术理论的新的发展过程之中，他曾经参加了反对各种错误的倾向的斗争。可是，普列哈诺夫对于他的影响是太大了，因此，他常常自己和自己矛盾，他的几部极有价值的大著作，例如《艺术社会学》、《欧洲文学史大纲》等等，也不免包含着机械论的错误。

首先要说的是艺术的定义的问题。

最近十几年来，唯物论的艺术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之中发现各种不正确的倾向：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还被资产阶级的意识笼罩着，而对于艺术的意义发生错误的了解。

第一、例如彼列维尔藉夫(Pereverzeff)，他说哲学上的意识和实质是同一样的东西，因此，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是平行的，一般的说来，上层建筑是消极的，不能够影响经济基础的。他这种文艺消极论甚至于否认文学之中的阶级斗争。还有别斯帕洛夫(Bespaloff)，他说艺术是一种有特别内容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等等都不相同的，所以这里阶级斗争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当然是文艺之中的孟塞维克主义——机会主义。

第二、例如沃龙斯基(Voronsky)，他说“艺术是对于生活的认识”；波龙斯基(Polonsky)也说：“艺术是阶级的自我认识的工具。”这一种说法同样是孟塞维克主义的表现。

弗理契在他最后的一篇文章《艺术是什么》里，对于这个艺术定义的问题，却给了正确的答案(这篇论文在他死了之后才印出来的)。他反对彼列维尔藉夫主义，他也反对沃龙斯基主义。他说：

意识反映实质，然而意识反映着实质，同时还在影响实质。因此，那些从“认识”方面出发的对于艺术的定义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自然。一个阶级有着上层建筑，可以去认识自己阶级的某些方面，可以去认识别的阶级的阶级的“我”，然而，这仅仅是一种附带的作用；——阶级在社会之中行动着，首先就在为着自己的生存和政权而斗争，而不是在做旁观者，只处于认识的状态之中。

他以前也曾经说过：沃龙斯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学说。

然而在1928—1929年以前，弗理契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好些错误。他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弗洛伊特主义和艺术》他在这篇文章里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从社会心理上去组织社会实质的工具。”1926年他还说过：“艺术是组织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手段。”(弗理契：《空间艺术的社会学问题》)这里，可以发现弗理契接受了波格达诺夫(Bogdanoff)的错误的理论。

文艺上的波格达诺夫主义——波格达诺夫的文艺组织生活论，根本上就和马克思主义冲突的。波格达诺夫的哲学，经济学上的见解都是唯心论的变相。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艺术的观点，还是乌梁诺夫的。乌梁诺夫认为艺术反映实质，艺术是一种特别的上层建筑，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实质而且影响实质：意识是实质的“镜子里的形象”，实质并不受意识的“组织”，而是实质自己在“组织”意识；然而意识并不是消极的，它的确会有影响到实质方面去；阶级是在改变着世界而认识世界。弗理契的这种错误——波格达诺夫式的错误，是由于他所受的普列哈诺夫的影响而来的。

照普列哈诺夫的学说，人的意识是和实质相符合的。因此，他就有一种所谓“象形论”，说艺术的作用等于中国埃及的象形文字。他的学说是：人的意识仅仅只和实质相符合；所以即使用象征，用符号，用象形来表示这个世界，也还是和实质“相符合的”。所谓符号——和“镜子里的形象”是不同的；符号只要是一种相当的记号，足以表示实际生活里的形象就够了。这样说法，意识就变了并不是实质的反映，而只是一种别致的“象征”，符号，象形，——没有现实世界那种丰富的内容，当然更不能够去影响现实世界，不能够包括现实世界的多方面。弗理契在普列哈诺夫的这种影响之下，也常常把文学上的形象叫做“象征”。

弗理契对于普列哈诺夫的态度是渐渐的改变的。

1922年弗理契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普列哈诺夫和科学的美学》，当时他完全承认普列哈诺夫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接受普列哈诺夫的“生物学主义”。他不过说，研究艺术的时候，“生物学的方法应当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补充一下，就是研究原始社会的最早几期的文明也应当这样。”这可见他并不反对生物学的方法，不过要补充一下罢了。同时，他对于普列哈诺夫的“地理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加以批评。而这种“地理的马克思主义”是普列哈诺夫的很大的错误，他实际上否认了每一个国家的阶级关系是主要的基础，而只用地理上的特点去解释艺术。

同时，弗理契在那个时候无意之中就已经开始批评普列哈诺夫。例如他解释普列哈诺夫的著名的“五段论”，他说：“经济——阶级——阶级心理——艺术，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艺术的一元论的概念。”然而普列哈诺夫的“五段论”之中，恰好把阶级忘掉子，(普列哈诺夫的五段论是：一、生产力的状态；二、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关系；三、这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四、经济政治所决定的社会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的意识形态。)所以弗理契对于普列哈诺夫学说的解释，就变成了对于他的补充，修改和批评。但是，弗理契始终还没有认识到普列哈诺夫的错误，始终还只是无意之中的和普列哈诺夫发生不同的意见。因此，弗理契虽然比普列哈诺夫进了一步，更彻底地了解了文艺和阶级的关系，可是，他在文艺评论方面仍旧脱离不了普列哈诺夫的客观主义。不过1922年的文章里，弗理契已经指出：普列哈诺夫有的时候对于艺术的观点是没有阶级的，抽象的；他指出普列哈诺夫说俄国文学上的颓废主义“没有社会学上的基础”是不对的。

1928年，普列哈诺夫逝世的十周年纪念会的时候，彼列维尔藉夫派完全不提起普列哈诺夫的修正主义，甚至于不提起他在政治上的孟塞维克主义。他们认为普列哈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是完完全全的唯物论互辩法家。弗理契就和他们不同。他指出普列哈诺夫在政治上是孟塞维克，他说：“普列哈诺夫的历史概念，在俄国历史方面是所谓正式的孟塞维克的历史哲学。”然而弗理契在纪念普列哈诺夫的文章里拥护普列哈诺夫的“科学的文艺批评”论，而反对卢那察尔斯基对于普列哈诺夫的批评。这是弗理契的错误。普列哈诺夫的所谓“科学的文艺批评”，正是他的客观主义的结晶。因此，弗理契也就跟着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弗理契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家的任务，研究过去历史的——只是“社会生长”方面的研究就够了，只要客观的暴露那些历只上的文学现象或者艺术现象的社会根源。至于研究现代的当时的文学艺术，据他的意思，这种方法就不够的了。他这种论调，虽然已经修改了一些普列哈诺夫的意见，可是仍旧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够用两种根本上不相同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一种用来研究历史上的现象，一种用来研究现代的现象！普列哈诺夫的意见，本来是用所谓“科学的文艺批评”来对付“党派的文艺批评”的：照他的说法，“党派的文艺批评”是一种纯粹的主观主义的立场。其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是一种阶级的立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一切科学不能够不是阶级的立场。资产阶级的学说所以不合于科学，也就不合于事实的缘故在什么地方呢？难道他只是因为他们的立场是阶级的？不是的。这是因为他们阶级的立场不许他们接近事实，这是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需要他们说谎话。无产阶级的立场是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党派的立场是最觉悟的了解到无产阶级的利益的立场，这是合于客观事实的立场。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离开社会现实的现象，就是离开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这样，还要去凌空想出什么抽象的无阶级的或者超阶级的科学真理和客观事实，那实际上就要走到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方面去。而弗理契在这一点上面拥护普列哈诺夫的客观主义的科学的文艺批评，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弗理契虽然有的时候也主张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应该有战斗的精神，主张文艺研究家应当同时是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他自己的工作也表示他能够有这种战斗的精神，但是，他始终还没有完全脱离普列哈诺夫的影响。他的著作里面，时常表现他对于“党派的文艺批评”的不了解。

二

然而，弗理契在1928年已经开始怀疑到普列哈诺夫的文艺理论的正统地位。他说普列哈诺夫不能够充分地估量到“文学艺术现象的第亚力克谛的性质”。他还具体的指出来：普列哈诺夫对于托尔斯泰，对于民粹派，对于18世纪的法国戏剧的估量，都是普列哈诺夫违反第亚力克谛的例子。照现在的普洛文艺理论发展的程度来看弗理契的这种批评已经是不够的了。然而在1931年之前，普洛文艺之中反对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反对彼列维尔藉夫主义的斗争，一般的都还是拥护着普列哈诺夫的。而当时的彼列维尔藉夫派，也是在普列哈诺夫的旗帜之下，完全肯定普列哈诺夫的正统的立场，来发展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所以照时间的先后来说，还是弗理契第一个开始怀疑普列哈诺夫的正统地位呢。

弗理契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他的“逻辑主义”。乌梁诺夫对于普列哈诺夫的这种“逻辑主义”，曾经给过极严厉的批评。这种主义是“要想在一般真理的简单的逻辑的发展之中去找到对于具体问题的答复”。弗理契研究文艺现象的时候也犯着这种毛病：他没有充分的估计艺术发展的历史的具体性，而只想要找出最一般的发展公律。弗理契有许多地方表现他总在想找出“一般的真理”，而忽略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条件。例如他以为有什么一种“社会学——规定社会的发展和实质的一般公律的”。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这种科学。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的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企图找出这种一般的公律；事实上从原始社会的艺术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历史的具体事实和条件经过了极大的变迁，而且最古的原始社会和现在还保存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剥削之下的原始社会，它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所以这种“一般公律”是不会有的。弗理契却说：“艺术的功用实际上永久是一样的。”其实，这种所谓艺术功用的内容是随着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的。再则，弗理契说有一种所谓“工业技术的社会形式”，他这是指大工业时代而说的。事实上，这种大工业时代已经走进了帝国主义的时代，他却完全没有了解马列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因此他把这种时代的殖民地问题完全忽略了(他的《欧洲文学史大纲》)。他的《艺术社会学问题》(论文)以及《艺术社会学》里面，这种抽象的“社会学主义”和机械主义表演得最厉害。自然，这部书里面，第一次收集了最丰富的艺术发展的材料。

弗理契对于普洛文学的见解，固然是一般的反对沃龙斯基主义的，可是，他的见解里面还部分的接受了沃龙斯基的说法；他在一篇《关于普洛文学的叙述体裁的问题》里，也说：“普洛文学家要学着去表现那巨大的人的精神界里面隐藏着一种眼光所看不见的强有力的生活。”这显然是错误的见解。弗理契还主张对于人的描写应当是“合理主义”的。所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他受着普列哈诺夫的影响太大，因为他不能够完全肃清普列哈诺夫观点之中的孟塞维克主义的成分。

自然，弗理契的功绩是很大的。弗理契说：“没有什么时代艺术……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社会集体的艺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艺术。”(他这句话也就否认了他自己的所谓“生活的风格”。)他还反对彼列维尔藉夫的说法。彼列维尔藉夫也说阶级艺术，但是，照彼列维尔藉夫的说法，所谓“阶级”是在阶级斗争之前发展着的，自然，也就是在社会经济形式之外发展着的，这是笼统的抽象的阶级。弗理契反对这样的主张，他一般的能够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研究艺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的基础。

1932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