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

“昨天是大欺罔的日子，——那是他的威权的最后一天。”俄罗斯劳农革命彻底的推翻这个“昨天”。我们在那“大欺罔时代”尚且看见艺术里放些光明，——俄国大文学家诚挚隐痛的心灵之巨烛。难怪到了这一世界史中天地斡旋的一天——1917年10月——“劳动贫民的作家”高尔基(M.Gorky)要大声疾呼的说出这句隐痛久忍后的快心话来。他接着说道：

今天——可怕的日子，是报复那昨天的“欺罔”的日子。

平民久忍之后的爆发力毁灭了那腐败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再也不能恢复池的旧形式了。一切旧东西郡己杀尽了么？还没有！那末，明天总要杀尽。

——高尔基之《昨天和今天》，1917年

一切旧的都已经过去，样样发露新的气象。文学艺术界亦是如此。固然在那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时候，要经受着那“可怕的”日子：自从柴霍甫以后，自从1905年的高尔基以后，俄国文学的纤妙空灵，如象征派等类的作家固然还有；然而他的“伟大”似乎已经损失了，——也许就只科洛林科的“广爱”，足以略比前辈而已；新的文学在战时战后枉然力竭声嘶的呼号“改革”，其实往往只拘泥于形式方面。然而新的精神实在已经隐隐潜伏，乘着咆哮怒涌的社会生活的瀑流而俱进，——我们可以看见那时怪僻的“填补字典的”诗人，那时极端个性主义的“未来主义”(faturism)的文学家，后来竟能助成新写实主义的缜密活泼亲切的文体，助成歌颂创造力的“集合的超人”。

俄国劳农时代的作家，足以继那光荣的俄国文学，辟这光荣的俄国时代，——将创造非俄国的，而是世界的新“伟大”：如马霞夸夫斯基(Mayakovsky)，如谢美诺夫(S.A.Semenov)，如劳工派。

马霞夸夫斯基马霞夸夫斯基是革命后五年中未来主义的健将，许多诗人之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他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然而他的作品并不充满着革命的口头禅。他在20世纪初就已经露头角于俄国诗坛，革命以后他的作品方才成就他的大才。未来主义创造新的韵格，破毁一切旧时的格律，制作新的，字法，能充分的自由运用活的言语，——然而这不是马霞夸夫斯基所独有的；如珀斯台尔纳克(Pasternak)于此亦有很大的功绩。这仅是文学之技术的方面。马霞夸夫斯基的天才却在于他的神机，——他有簇新的人生观。“蔑视物质是不足以自豪的。只有自己没有理智的能力，没有驾御物质的能力，那才故意闭着眼睛从‘心灵’上想出一个‘超人’来，自己骗骗自己。然而‘人’——有成万年的进化，几千年的‘集合创造’，以至于现代的文明，——亦已决不能纯粹为物质所支配；正唯能知此物质(自然界及社会的现象)，方能支配此物质；正唯能集合而生创造力，方能使个性得其相当的充分的发展。”马霞夸夫斯基是超人，——是集合主义的超人，而不是尼采式的个性主义的超人。马霞夸夫斯基是唯物派，——是积极的唯物派，而不是消极的定命主义的唯物派。他的著作，诗多而散文绝少。最足以表显这种人生观的：如《国际》(又题作《第四国际》，最初见1922年9月俄国《真实报》——“Pravda”)，如诗集《人》(1920年)。诗集《人》之中有《归天返地》一篇，歌颂自由的“人”俯视一切，嘲笑一切。他的诗才，真足以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吏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谢美诺夫谢美诺夫在文学界中还是很新进的后辈。他的集合派的写实主义纯粹是十月革命的产儿。近时最有名的杂志如《赤新》(Krasnaya Novj)，如《我们的时代》(Nashy Dni)等，常常有这派文学非常之好的作品。谢美诺夫所由而得名的一部小说就是《饿》，描写1918年至1919年俄国的苦况，——托名一十八九岁的小女郎所做的日记，写得非常之缜密活泼，文字上也是用极简单明白的俗语，真真读之如闻其声，——比之于未来派或劳工派用字之僻奥杜撰，就大不相同，——所以非常之通俗；然而文句宛如口语而又谨饬短峭，充满了“平淡中的真艺术”之神味。(他这部小说已经译成德文)他同派的人已经很多，其中还有一著名的作家，斯德朴诺衣(Stepnoj)，曾著一小说《家》，亦有同样的好处。此种集合派的写实主义，不但“写实”而已，他们的作品里客观的能表示人类共同劳作的乐生主义，有“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精神：

我们走到街上。天气很晴朗，太阳旺旺的。工人和红军打着旗帜走，唱着《国际歌》。似乎因为他们唱着，天都格外清朗些，太阳也更温暖些。他们的面色这样的愉快强壮。连我父亲都挺起他那于瘪的胸膛。他沿着路旁的行人道走，鼻子里也哼起《国际歌》了。忽然我觉着，我自己也在唱着呢。好像我们这些人里面，谁也不曾挨饿。

吃完了饭之后(译者注：平时都领很少的面包，饿得不了；到这一天五一节，他们父女二人方到公共食堂吃饭的)，父亲很亲爱的问我道：

“唔，怎么样——饱了？”

“呵，爸爸，饱极了。”

他的眼睛微笑着，还尽着哼哼的唱《国际歌》呢。……(《饿》，5月1日的日记)

劳工派“诗人是预言家”，这句老话确实不错的。欧战以前的诗文界里，早已觉着文学的旧形式旧内容不适宜了。那时安德娄·倍莱依(Andrey Beliey)就说是“文字之穷”(Crisis of word)。——文字已不够表显现代生活的内容。实在说起来，不是“文字之穷”，不是诗的内容穷乏；涛的内容是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要看得出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穷，必须重新变革他的形式，——不但形式，——还要变更他的内容，他的重心。譬如形式方面，未来派也曾非常注意，然而他对于内容上的有价值的贡献，仍旧很少。文学的对象往往为两性问题及恋爱问题占据大半；何以几百万人，几百万劳工农民的生活意义——“劳动”，竟没有丝毫“诗意”？“明月，回廊；才女，情郎”，——这是滥调的滥调！这是因为与“劳动”接近的人，向来受“文明社会”之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的压迫愚弄，所以不期然而然离着文学的创造和享受很远很远。等到革命后，安德娄·倍莱依却对一劳工派诗人珀列塔叶夫(N.Poletaev)说道：

你的诗，嘉晴(Kazin)，格腊西莫夫(Gerasimov)，亚历山大洛夫斯基(Alexandrovsky)的诗里，确有些新意义。一切都是新的，韵律格调……

劳工派的文学尚在幼稚时代，——诗多，而散文小说还没有巨大的著作；虽然如此，我们总是要得胜的；我们这里——各地的无产阶级，——精力已跃跃欲试；

几世纪来的潜伏力已经沸动，火焰熠熠已经突出，像火山似的。(格腊西莫夫)

劳工派的机关杂志是《铁炉》(Kuznitsa译音：《库慈尼错》)；他们的发展为时不久。除上述几人外，还有萨笃费叶夫(Ilia Sadofiev)，迦斯铁夫(Gastev)等。劳工派诗文的成就，还不能算邃远。譬如他们于形式上，间或采用“自由诗”的体裁，也有仍用普希金式的“律诗”的，也有简直无韵的；他们的散文小说只有短篇，非常谨饬严紧，然而也往往因篇幅过短内容太复而显得晦涩。然而他们的动机，文调，内容，却与俄国及世界的文坛以极大的希望。他们每每可以一个字也下谈到“工作”“劳动”，而其韵脚声调之间，都有强固健全的“劳动诗意”在内。

“文字之穷”已经过去，文字复活了，而“劳动文化”的清晨亦已来了。

除上述三派以外，派别还非常之多，(关于诗的，可以参看《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耿济之君译的《俄国诗坛之昨今和明日》。)此外则革命的文学评论家郭冈(Kogan)和歌谣家狄美央倍德纳衣(Demiyan Bednyj)在现时亦很有名，然而他们在俄皇时代之革命的报章杂志里，早已占有特殊的位置了。

1923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