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译《灰色马》序

一

那伟大的“俄罗斯精神”，那诚挚的“俄罗斯心灵”，结晶演绎而成俄国的文学，——他光华熠熠，照耀近代的世界文坛。这是俄国社会生活之急遽的瀑流里所激发飞溅出来的浪花，所映射反照出来的异彩。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谓“艺术的真实”正是俄国文学的特长，正足以尽此文学所当负的重任。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融洽于社会生活或其所处环境，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警省促进社会的责任，因为他既能如此忠实，必定已经沉浸于当代的“社会情绪”，至少亦有一‘部分。社会情绪随那社会动象的变迁而流转，自然各成流派，自为阶段。每一派自成系统的“社会思想”(Ideology)，必有一种普通的民众情绪为之先导，从此渐渐集中而成系统的理论，然此种情绪之发扬激励，本发于社会生活及经济动象的变化，所以能做社会思想的基础而推进实际运动；因此，社会生活顺此永永不息的瀑流而转变，则向日所谓有系统的“社会思想”，到一定时期，必且渐因不能适应而就澌灭，所剩的又不过是那普通的情绪而已。社会情绪的表现是文学，其流派的分化，亦就隐约与当代文学的派别相应；社会思想的形式是所谓“学说”，——狭义的社会理想；因此种理想往往渗入主观，故“致其末流”虽或仍不失其为一派社会情绪的动因，然而只能代表那“过去”的悲哀了。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正因为他不论是颓废是进取，无不与实际社会生活相的某部分相响应。俄国文学的伟大，俄国文学的“艺术的真实”，亦正在此。

《灰色马》的著者萨文夸夫·路卜洵(Savinkoff-Ropshin)所处的时代，正是那放过万丈光焰的“民粹派”渐起变态，日就颓废的中衰期，他自己又正是民粹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实际运动者。社会革命党运动之唯一利器是“恐怖主义”(“La terreur”)，暗杀劫掠等；——最初期，此种“恐怖主义”当然有政治上的意义，然而实行恐怖主义的党，其所取的手段不能不影响到自己的组织；此等影响能渐渐造成党员的新环境，因而及于其个人的人生观。此种时代此种环境，怎能不造成文学作品里的特殊“派调”(type)——如书中之佐沽式的英雄呢？

我们且读这部《灰色马》罢。

二

佐治式的英雄自有他佐治式的环境，俄国旧民粹派的派调，是那唯心的唯觉的宗教的俄国旧社会之产儿；——他们反抗实际，反抗那黑暗沉溺的生活，固然他们承“斯拉夫派”之后，在理论上往往愈反抗而对于社会进化的观念愈沉溺于那旧俄中世纪式思想；然而他们始终还有非常之诚挚谦朴的热烈心灵，正是恬静克己的小农俄国之所应有。直到萨文夸夫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市侩气已经无孔不入，尚且还能保持这种“古代之遗风”。请听那佛尼埃(Vania——当按俄音译作“华涅”)说：——

“复活祭终于到了，这是很好的……耶稣起来了；真的，佐治。”

佐治却当头给他一盆冷水，回答他个“那有什么好呢！”不但如此，佐治对于他所“爱”(？)的依黎娜，又何尝能答复她半句！她的问题却是很真挚的，是充满了“生活”的：

“……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可爱么？春天到了，鸟儿们都在歌唱，但是你想什么？你为什么目的而活着？为什么，最亲爱的？”

佐治的生活早已流尽，佐治早已是“活死人”。他何尝有热烈减挚的深情，他何尝信仰自己？他当然不能答复依黎娜的问话。当然，在他心目中：他所做的“事”不过是消闲解闷，他所用的人不过是他的机械，他所爱的人不过是他的“对象”；那里有民众的幸福，文化的使命！民粹派的精神其实已经毫无余剩。他的同伴佛尼埃真是他的“知”己，能洞见他的心肺：

“他对我(佐治)说道：‘我们失了费杜尔，真是可悲。’

——‘实在是可悲。’

他悲惨地微笑，说道：

——‘你所失的不是费杜尔。’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佛尼埃？’

——‘你是不是悲伤你失了一个同事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的。’

——‘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是一个同事的，一个有才干有胆量的同事。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你对你自己说：我们没有他，这事怎么进行呢？’

——‘正是如此。’

——‘那末，你要懂得，……你对于费杜尔本人，已经忘记了。你没有失掉他。’”

佛尼埃临死的时候，从狱中传递给佐治一封信——用香烟纸写的，还说：“不爱的人不能知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可是佐治的心上，还是盘旋着一个念头：“谁知道佛尼埃是对的呢？”他只能呼吸秋花的消散的香气，吻他那灰白的花瓣。——最得意的所在，只是“这事成功了”。哪里看得见丝毫“热气”。

诚然不错，那“成功的”事是社会革命党政治运动的成功，——是总督被佛尼埃刺死。然而佐治的指挥这事，是要真正为着社会革命党呢？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对佐治说：

“但是似乎太慢些……你们现在就可以攻击了。……最方便的时候……”

中央委员说话时，只看这纸上表示的许多“……”，就可见他怎样对于佐治栗栗危惧的可怜样子。汉译已经走了神味，若把俄文原本念，尤其可以明显这种口吻。而佐治却说：“委员会如此议决，我是十分欢喜的，……但是我不以为我们的进行应该比我现在所做的还要激烈。……你们自己去试一试看。”中央委员立刻陪笑脸。——因为佐治是英雄，其他都是庸众。佐治可以对中央委员会说：“你们……你们想要把我免职么？……委员会要怎么议决都可以。但是我一方面……”中央委员会如何还能问他的行止？

佐治是冷酷深沉的秘密暗杀党的领袖；他不能顾及什么理想及大局。他不问政治主张，不问原则，因此只是一个专断的严酷的“大师父”；他虽在政党，何尝知道有什么中央委员会，何尝知道有什么同志结合。他很得意的在日记上写道：

亨里契对我说道：“什么事都完了，佐治。”

我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

——“闭口……”

他惊骇了，退身缩去。

——“佐治，你怎么了？”

——“不要这样无意识！什么事也没有完，你说这种话应该自羞。”

依黎娜说得好：——佐治的全生命都集中在“死”上。他是铁做的；太阳照不到他……她要他“接吻罢，不要思想了”，而他，——没有勇气享受生活，中心念念郁抑，——怎能不想。想的结果，便是杀依黎娜的丈夫。

又为什么不可以杀？

无目的无原则无生趣无理想的“厉鬼”既可以无所为而杀人，何独不可以“为自己”而杀人！他是：“不愿意做一个奴隶，就是自由的奴隶也不愿意做。所有的生活都在冲突之中。没有这个，他便不能生活。但是他的冲突有什么目的呢？他亦不知道。他的意志就是如此。他饮他的酒，并不渗淡他。”

他是“最后的虚无主义者(Nihilist)”，——就是民粹派末流一种颓废强厉的，并且虚伪欺罔的派调，然而他又何能自己呢？

三

不能！佐治式的英雄实在也不能自已，此中自有社会时代的潮流。

我请先说那恐怖主义的政治意义。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还是方脱农奴制度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农民的小资产经济一方面不能骤冀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一方面又留恋着中世纪式的自给均产制度。此外再加以政治上的压迫，农民虽说解放而实在更受压迫，城市智识阶级及贵族青年又无从得有精神上的舒展；——于是社会思想里发现所谓“俄国的”社会主义。土地与自由社(Zemlia i volia)的结合，革命思想的宣传，都导源于此。后来“往民间去”，(hogedenie v narod)“宣传”、“暴动”都失败，土地与自由社就分成两派：一、黑分派(Tchorney Peredel)，——主张继续“宣传”社会主义，仅仅做经济运动；二、民意派(Narodnaya Volia)，——主张实行暗杀，以为纯粹的政治运动。黑分派渐起分化，而其中分子抛弃那俄国式的所谓“民粹派”的糊涂社会主义——平民自动手分地的主义(“黑分”)，——而入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成就极广义的社会理想，在政治上随后就组织成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民意派中经不少波折，伏流虽时起而始终消灭，直到20世纪初方组织成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承民粹派之后，虽已承认政治运动的必要，而只见个人的英雄式的奋斗，却不见群众；虽以为农民应当革命，而实不能与农民群众接近。所以他能在当时得着光荣的声誉，也仅仅因为他们的暗杀主义，——他们本来自命为民意派的继起人。

然而暗杀运动在此小资产阶级式的政党手里也呈一种奇特形式。当初的民意派力求破毁俄皇的政府组织，紊乱治者阶级；他们始终还有些信巴枯宁主义，——始终还以为平民群众将不由自主的奋起解放自己，成一种创造力量，而后能造就那所谓“公共劳作社”式的社会主义。“这也许是很稚气的，然则始终很伟大的。——马克思都有时为此种奋斗精神所兴发，每每以为他们或者有所成功；不过马克思所预料的俄国文化发展，当然不与民粹派相同。”(鲁纳察尔斯基之《过去的人》)

至于社会革命党成立的俄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大非昔比，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都已经形成。所以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却往往只能做立宪民主派恐吓政府的口实而已。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员葛尔书尼(Gershuni)，号称“革命之虎”，——的确是一个伟人，而且办理暗杀机关非常之能干的，——他在受审时的答辩词中说：“政府不让平民能以和平方法争民权。”于此可见暗杀在实际上的政治意义，——所以“立宪民主派对政府说，‘对我们让步罢，不然社会革命党要开枪了’。”政府若真让了步，社会革命党也就不放枪了。所以不论她，革命祖母白莱史夸·白莱史夸夫斯嘉(Breshko Breshkovskaya)说什么“恐怖主义是平民对于专制魔王的审判”，什么“克己牺牲的暗杀运动足以增进社会革命党同志的道德”，都不足以证实暗杀运动确是为真正平民服务，亦就不足以掩藏此种恐怖主义的真性质：——以手枪炸弹恐吓政府，迫令行施比较自由的政策而已。社会革命党在帝国议会(Duma)里的议员尔寿兴(Rjehin)于1906年3月12日公然发言说：“我敢断言，若是我们得有政治自由，国家生活得依据法律，实行普通选举，得由平民管理国家，那时，当然谈都不必淡什么暗杀运动。”于此可见，暗杀运动并非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而不过是极端的自由派(Iiberal)的反对君主政体而已。

难怪朴列哈诺夫(Плеханов)要说，社会革命党的“革命”无论如何连不上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也无论如何连不上“革命”。总之，概括而论，社会革命党的暗杀运动，纯由政治意义上立言，尚且不过如此。

四

暗杀是什么事情？个人的冒险的阴谋的残忍的行动。他能不能对于群众的平民的政党只有好影响而没有恶影响？当然不能。

社会革命党的确曾经是伟大而且富有人才的革命党。然而暗杀主义毁坏了他，何等的可惜！固然，小资产阶级政党，因为他的本性是骑墙的，他的阶级地位是可左可右的。政治道德上本来就处处可遇危险。而在俄国当初环境之下，此种政党无路可走，他不得不分一部分精力作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暗杀运动，竟使他自己的崩坏来得更快。我们不妨借路卜洵的书而叙一叙俄国暗杀运动中的几件轶事，一则证实暗杀的性质，二则谈一谈著者的遭遇。

暗杀运动要极秘密的，要有适当的敏给的人才，——专任技术上的事，来不及问政治理论。这不能于奋发的勇往直前的群众运动中去求。——譬如葛尔书尼，他既急功近利伪造群众运动，就不得不赶制人才，以便双方并进。他只得利用意志薄弱的智识愚钝的稚年小子(如葛黎郭联夫及尤尔夸夫斯嘉)，简直施以暗示，激以虚荣，使成其机械。如此去专选能干人才，——当然，适用的材料很难寻到；然而他竟寻着了亚柴夫(Azef)！亚柴夫同时入秘密警察局及社会革命党两个机关，他双方的哄骗。他居然能破坏不少计划，报告过不少次消息与警察；同时。他又故意赞助暗杀前国务总理朴列维(Pleve)的谋划到底，甚至于帮着设法刺尼古拉第二，——以此取信。等到发觉他的奸状，人已经被他害死不少，而葛尔书尼还是相信他，在会议中竭力替他辩护。后来中央委员会要告发人蒲尔切夫(Burtseff)和亚柴夫对证；同时，却公然宣言“若是蒲尔切夫不能证明亚柴夫的罪状，中央委员会要反坐他以死刑。”明明白白的事实，偏要信几个办暗杀的人的庇护。此种残酷猜忌的空气里，幸而蒲尔切夫侥幸能得着机会设法与警察局长洛甫兴同坐一火车舱里，强迫他自承与亚柴夫的关系；那才救了蒲尔切夫，救了社会革命党。(洛甫兴因泄漏消息而远戍苦役。蒲尔切夫事后要逃出警察势力范围，并急急做死亚柴夫，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社会革命党的领袖对此反轻易视之。

社会革命党，直到后来再明白过来；委员会曾有一决议案说：“党内的组织，本来对于办理暗杀事务的人，在本党成立之时就付与过分的权力。一则组织了一个特立于全党之上的军事机关，他的要求往往可以牺牲党中其他的机关；二则对于能做此等军事的党员，过分的看重；——因此，亚柴夫得以偷天换日的做奸细。”

萨文夸夫自己在党中的地位也是如此。他是亚柴夫最亲近的助手，然而竟没有看出亚柴夫的奸谋。鲁纳察尔斯基与萨文夸夫相识的。他说，萨文夸夫的为人，确是非常之有才干，而且勇敢自负，好冒险的人，真是神经质颓废派的智识阶级的代表。他那自信过度以惨剧自喜的神气，一看就知道他是喜欢故意做些奇特的事骇人耳目的。诚然不错！萨文夸夫以为“事业”比一切所谓主义都高，所以他后来竟认此种“事业”是可以“无原则”的。真是中国话说“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不但社会革命党里的人，就是社会民主党里也有些人，总还称许他是“能干人”呢。

五

萨文夸夫的“遭遇”还不止此。社会革命党的领袖，负政治责任的中央委员会，往往不负责任的。以前有一与中央委员会很接近的党员鞑靼洛夫(Tataroff)，——最后固然也激而反动，——然而他最先也是告发亚柴夫的，中央委员会以为他诬告，就叫萨文夸夫去杀他。萨文夸夫居然在鞑靼洛夫的年老的亲属之前，生生把他刺死。在那时，中央委员会以为鞑靼洛夫是两罪俱发(诬告与反动)，然而外间知道的很少。因此，当时革命界舆论里，大家以为萨文夸夫杀死自己的亲同学——鞑靼洛夫是不应当的。萨文夸夫于是坚请中央委员会发表相当的宣言，而中央委员会竟不肯。

此种环境，——互相推诿互相欺罔，积久已成自然，社会革命党员，尤其是像萨文夸夫一类的人的人生观，不期然而然，弄得冷酷无情，只知道各谋自利以高自位置于党内。他在《回忆录》上写道：“警察局长腊慈夸夫斯基请路登倍尔同志做卖党的奸细，——是以夹朋(Gapon)作牵线人的。路登倍尔得此消息，报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就教他答应夹朋。路登倍尔却大愕，——他明知这事长久下去，同志之中渐渐的要把他当作真的奸细的。”萨文夸夫接着批评道：“路登倍尔以为他来答应夹朋，明明是说慌。他不知道，暗杀运动不但完全靠牺牲，而且也完全靠欺罔——这是不能免的，必然的。”既如此，久而久之，萨文夸夫自己也渐渐连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妄都忘了，——一些儿分寸都可以没有的了。就是我们读他的《灰色马》，心灵上也的确可以受着这种教训。

《灰色马》出版之后，萨文夸夫已经真正与实际运动脱离关系，却又在赤尔诺夫(Tchernoff)——社会革命党现时的首领，所办的杂志上登了第二部小说《莫须有的事》。这两部小说，文艺上的天才是的确有的，是“个中人语”，是他自己的供状。他自己的忏悔。然而社会革命党那时始终还保存民粹派一些真精神，未必见得个个都是萨文夸夫。萨文夸夫把个个同志描写成“鬼脸”，当时党的声誉上大受影响：“呵！原来你们社会革命党杀人是闹得好玩的，并不是为什么政治理想的！”萨文夸夫这种行为，一意孤行，却是政治道德所不许的。——其实读者还是可以对亨里契、费杜尔、爱尔娜表同情的，对于佛尼埃更不必说。——虽然如此，到第二部小说发表，传遍全欧，党里的重要人物大抱不平：于是许多党员署名向赤尔诺夫提出抗议，“与此杂志的编辑脱离关系”。署名的人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鼎鼎大名的社会革命党，如：亚夫克新欠夫(Avksenti eff)，腊克德尼夸夫(Rakitnikoeff)，美诺尔(Minor)等。赤尔诺夫没有法子，就做了一篇文章批评《灰色马》：

大家对于那佐治都是崇拜而敬畏，就只除出佛尼埃。……佐治每次遇见别人或与人冲突，尤其是与同党的人，必定是佐治奏凯的。……只有佐治是伟人，骑着灰色马南征北剿，得意非常。其余同党的人，何以刚刚凑巧挑着一班没出屑的东西。不知道著者何必一定要画得个个党人都成鬼脸？

赤尔诺夫其实始终还是庇护他。直到后来(约在战后)萨文夸夫决然的背叛社会革命党，才把他除名。

不是！“萨文夸夫不是一个真实的反抗者，”——译者郑君振铎说的不错。然而他却能做到“艺术的真实”。社会革命党确是如此呵！

六

社会革命党何以有这种颓废派任性派的智识阶级倾向，——有这种佐治式的英雄？——这是暗杀运动的反应作用，反应于党员之“心的变化”。不但如此，同时亦是旧民粹派的唯心论、领袖热、个性主义，“智识阶级崇拜”等理论在事实上之逻辑的自然结论呵！此等理论根本对于社会的观念就不切事实；他的所以能发旺于一时，仅因当时情势只有小资产阶级能做革命运动，能有革命情绪；等到时过境迁，——新革命力的无产阶级发展，当年的小资产阶级早已顺流而下；所以只剩得这“过去”的悲哀，垂死的哀鸣了。

最好略引笈列夫斯基(Delevsky)的正直批评，以说明暗杀手段以外的种种“恶化堕落”的原因：——

社会革命党最早成立时，就是自上而下的组织，指派的所谓“靠得住的好人”往各地暗中组织地方机关，——绝无以一种高尚主义相号召相研究的办法。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一种老党员的“正统观念”，——以至于极少数的“首领”垄断学说；而绝对没有批评的精神及个性的发展。正与他们自己的个性论相反。“盲目的服从”不期然而然成为牢不可破的原则。这是“英雄论”“人才论”的结果。再则“老党员”差不多看着党务是自己的私事，可以任意安置亲信的心腹，——不问他对于主义是否了解，而只要他能谄媚，——甚至一家妻儿男女都混入党务机关。这是“秘密方法”“猜疑不信”等原则的影响。因此两层，党中组织显然分出高级下级的职员，上司属吏的形式，——高级老党员不能受丝毫委屈，否则便可发生绝大危险。其次还有一层，就是金钱问题。社会革命党既不肯做成较公开的组织，势必至于从事于纯粹的“没收办法”(erepropria tion)——暗劫，以取得一切暗杀运动的费用。往往他们能取得极大的数目。于是除权力欲高的人，想增高自己在革命界中位置的人，所谓“革命的升官主义”(revelution naire eaierism)之外，又有一种人，败落的智识阶级的“贵族”青年，既不能为旧社会所容，又不是有职业的劳动者，——专在党务机关钻营，以求取得“饭碗”，——党中有报酬的位置。

自民粹派至社会革命党，此中外围社会生活的变迁，内部党务组织的演化，都足以使那些高尚奋勇的革命青年堕落，——既无切于实际的社会观念，因此不能理智地自信其所从事的事业，当年所仅有的一种宗教式的情感“信仰”，——自然可以渐渐消磨，堕入上述的那种秘密结社的恶习里；请问此种环境，怎能不发生佐治式的英雄呢？

七

凡是“地底下的”革命党里，四围都是仇敌，而不能不采取半军事式的组织，——那(笈列夫斯基所说的)种种弊病，本亦是很可能的危险。有些这类的弊病往往在共产主义者之间也曾发见，当然弊病的程度要浅得多。然而共产主义的群众的大党，自有其可惊的“德谟克拉西性”的“大会之全权制”，自有其内部的健全本能，既有意志坚强诚挚忠实的老“将”，亦有四方八面纳流于此的青年精进的新人才，——很容易防止此等弊病。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里，此等弊病不但使萨文夸夫一类的人，甚至于确是诚挚的白莱史夸·白莱史夸夫斯嘉，实在出色的亚夫克新欠夫，都变成意志薄弱犹豫不定的反革命者。真正正直的分子，凡是明白社会革命党的性质及其历史的人，都愿意此等号称“社会革命党”的政党，快些留下他历史上的革命成绩及健全分子，而自己同着那些“畸形的子孙”一齐消灭罢。(鲁纳察尔斯基)

社会革命党也应该要说他最后的话：“我的手枪已在我身旁’了！

诚然不错，1922年后，社会革命党差不多已成历史上的陈迹。萨文夸夫的《灰色马》真是此“社会革命党陈列馆”里很优美的成绩，——真是尽了他“艺术的真实”之重任。他确确实实能代表俄国社会思想史——文学史里一时代一流派的社会情绪呵！

那“罪恶欺罔的祭师”，

我们用真理之声罚他；

那睡昏昏的梦中人，

唤醒他们到战场去打。

(朴列史赤叶夫——Pleshtcheaff)

1923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