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中共“六大”前后

·对中央当时的“左”倾盲动主义，比较早地有所察觉和抵制。

·到香港召开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

• “龙归大海”，支持贺龙去湘鄂西，“做成割据局面”。

·斯大林接见瞿秋白、周恩来等，指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在中共“六大”所作军事报告，是一个成功的报告，是红军军事工作的一座里程碑。

·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得力指导者，我党通信、情报和锄奸反特工作的创立人。

·审定陈毅代中央起草的“九月来信”，妥善处理红 4 军前委的争论， 支持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周恩来在香港养病，时间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地点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间旧房子中。周恩来不能公开身份，对外改姓李，人称“李先生”，杨石魂同他住在一起，算是李先生的弟弟。广东省委派秘书处做接待工作的范桂霞来护理他，另外还有个 60 岁的老妈子管饮食。范桂霞是个共青团员，父

亲是医生，她本人 1926 年在何香凝主办的护士训练班学过救护工作。

周恩来养病大约半个月后，身体比较好了，就外出到香港坚道开了一连串的会，大约有十多次。这都是由范桂霞陪同去的。她估计可能是研究有关广州起义的问题，在会场上她见到有彭湃、瞿秋白、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11 月上旬，周恩来动身去上海，是杨石魂、范桂霞送到九龙深水埗上船的。大概在 12 月初，周恩来又回到香港两三天，开紧急会议，然后又回上海了。据范桂霞估计，可能仍是研究广州起义的事。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当年的记录留传下来。

南昌起义军南下期间，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迁移地方的问题。9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讨论了这个问题。21 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派人去上海布置房子。2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离开武汉的问题，安排苏兆征当天就去上海；瞿秋白在明后天去上海，同江苏省委（当时设在上海）书记邓中夏谈一下工作，然后去广东；李维汉在 10

月 2 日代表中央参加长江局的会议，然后在 8 日或 9 日，也到上海。这时已经是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中央领导人已有变化，8 月 9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常委三人，就是上述的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

为什么中央机关搬迁选择到上海？

这是因为上海地方较大，而且华洋杂处，人口众多，环境复杂，四周是广大的华界，中间则是帝国主义占领的租界，租界又有公共租界、法租界， 因而在这个地方活动，敌人的空子很多，有许多矛盾可以利用，便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另一方面，上海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就有近百万，而且有革命传统，工人运动发展转快，革命力量比较雄厚。当然， 另一方面，敌人力量也十分强大，租界上捕房林立，华界也是军警密布，而且他们有时还联合行动，反动势力对革命者造成的威胁也很大。但是权衡利弊，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

除了在上海设中共中央机关外，还建立了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

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王荷波为书记，北方局负责管理顺直（顺天、直隶）、山西、内蒙、山东等地党的工作；建立了南方局，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等组成，张国焘为书记，南方局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南洋一带党的工作，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还建立了长江局，由罗亦农、陈乔年、王一飞、毛泽东、易礼容等组成，罗亦农为书记，长江局负责领导长江中游几个省党的工作。

已经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在 11 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任

务，因而在 10 月 23 日写信给南方局并广东省委说：“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

7 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11 月 9 日、10 日两天，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进行的。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罗米纳兹起草的。

决议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 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决议说：“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决议说：现在党的总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有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决议说：“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 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1927 年 11 月这个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从将近六万人减少到了一万多人，革命是处在低潮的形势下。但是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 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11 月 14 日，中央作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南昌起义军不坚决提出“耕者有其田”，不发动农民，南下时不走赣西直入广东而避免敌军攻击改走赣东，在瑞金、会昌胜利后不径直南下取梅县而绕道上杭、汀州取潮汕，最终遭到失败是“指导上的错误”，对“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对于湘赣边秋收起义，《决议案》认为不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政纲”，“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认为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 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些论断和处分，是不对的，是中央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错误处理。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的主持人之一，回顾这段历史，他说：

恩来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这个论断是对的，但主要责任在中央，不在前委。因为第一，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南昌起义就是脱离张发奎去占领广州， 毛泽东等八七后回湖南的计划就是要打长沙。第二，还是正规战思想占优势， 不是游击战思想占优势。山地游击战争的思想在全国都是逼出来的。这两种

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达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十一月会议决议案指责八一起义军前委犯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毛泽东、彭公达等犯军事投机的错误，都是由于他们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这种指责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一，当时政治形势是革命处于低潮，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第二，暴动就是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发动分田事前要有准备，而起又是边打边走，只能做些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至于发动农民分田，要在粉碎了敌人进攻，站住了脚才行，八一部队没有取得这个条件。①

11 月会议的“左”倾盲动主义，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给各地的党组织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周恩来是比较早地发现问题并在中央提出来的。

1.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留在中

央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对 11 月会议的“左”倾在各地造成的盲动主义， 逐渐有所觉察。12 月 4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浙江省委决定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周恩来在会上说： 浙江省委关于暴动的布置，恐怕太乐观了，结果恐怕是群众没有发动，遭致暴动失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中央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周恩来在信中对浙江省委指出，你们浙江的农民暴动，还没有发动群众，使得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他强调浙江今后的工作应该是努力使党和工会和农民间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广泛地争取群众，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

1. 月 6 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讨论时指出，青年团近来只是想暴动，

   认为试一下即使失败也不要紧，这是军事投机，孤注一掷，同当时存在的“一暴成功”是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任弼时接着也说：“刚才恩来说的是对的，随便暴动是很危险的。”会上还讨论了江苏问题，江苏省委提出明年元旦前后全省暴动，江南江北一齐动。周恩来表示不妥，说这个看法不好，日期不应该这样来定，要看准备的程度来定。同志们对于农村的情况是不是说得太乐观了，乡下的同志是不是有非暴动就没有出路的观点呢？7 日，中共中央致信江苏省委说：“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现在江苏各县的最主要工作，是“发展游击战争，有些地方如无锡、常州、宜兴这一区域便可以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

12 月 16 日，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到江西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江西的农民运动还处于群众发动的初步的斗争，应该加紧宣传使农民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他们的军事计划也太早了一点，要注意到“无动不暴”的危险。

1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取消湖北省立即暴动。周恩来发言说，从整个形势看，共青团确实有“无动不暴”

①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和研究》。

的意见，他们对暴动的看法没有成熟。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罗亦农和长江局的措施是对的，因为革命主观力量薄弱，武汉还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

这年底，周恩来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尹宽和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信， 信中说：“凡是斗争就认为暴动的观念要纠正过来。”“暴动这一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这封信后来在 1928 年 1 月 8 日发出。信中讲了很重要的意见，说：“你们现时所决定的暴动条件，既缺少主观力量的估计，又没有农民群众激烈斗争的事实，这样子便贸然说‘闽省的暴动条件已十分成熟了’， 实在是一个错误”。“斗争还没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即使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农民由激烈斗争已发展到最高形式， 而党的主观力量还一点没有或有而不能发生领导作用，党在此时还应先加强党的工作，发生领导作用，然后才能谈到暴动”。

总的说来，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盲动主义，在党内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下，到 1928 年初就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了。

这年 12 月 11 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趁广东、广西军阀混战、广东军阀部队离开了广州这一时机，领导国民革命军第 4 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后由于优势兵力的敌人猖狂进攻， 起义军遭到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共中央立即开会研究，周恩来提出自己到广东去， 因为他对广东情况比较熟悉，由他去处理善后。李维汉说：恩来在中央，离不开。瞿秋白和李维汉都主张李立三去。李立三说：恩来去是比较合适，如果恩来不能去，自己愿意去。于是中央决定派李立三到广东处理。

1928 年 1 月初，李立三到了香港。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指导广东省委召开全体会议，检讨广州起义失败的问题。会上，他批评广东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并且处分了许多起义领导入。消息传到中央，1 月 16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周恩来认为，广东省委这次会议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影响很坏， 对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会议决定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一封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周恩来在指示信中说：中央不同意省委这次会议的根本精神和主要结论，这次会议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注意中心放在查办当事负责同志和单位上，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上的困难。

后来，3 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香港，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周恩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的革命精神，总结了经验教训，说明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又没有能争取到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没有能及时撤退到农村中去。周恩来对有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批评，但是宣布撤消原来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在香港的时候，周恩来还指示广东省委组织营救在香港被捕的省委书记邓中夏。不久，邓中夏得到释放。

在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向上海迁移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寄希望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如果广州起义能配合南昌起义军攻占广州，中共中央机关就迁到广州。后来，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广州起义也没有成功， 中共中央就留在了上海。这时候的中共中央机关，比较简单，中央不设部， 只是在常委会领导下设一个组织局。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还有妇委，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机构。组织局的领导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不久， 罗亦农代表中共中央去武汉指导工作，组织局主任就由周恩来代理。1928 年1 月 10 日，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周恩来为组织局主任。

如前所述，周恩来反对暴动中的冒险主义，但是，并不是他不重视武装工作、军事工作。

这时候的组织局，已经开办了军事训练班，而且进行对国民党军的兵运工作，组织士兵暴动。当然，也反对兵运中的“左”倾盲动。例如 1928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着重谈士兵暴动，这封信是周恩来起草的。

信中说，士兵暴动要有成熟的条件。所谓成熟的条件，就是要：（一） 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二）要有党的指导。（三） 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四）要比较有胜利的把握。指示信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宁肯推迟。

周恩来主张和支持武装斗争，从他支持贺龙去湘鄂西开辟根据地，可以看得很清楚。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1927 年 11 月初，贺龙到了上海。

贺龙住下不久，就见到了周恩来。他看见周恩来身体虽很消瘦却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对周恩来说：“部队打散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 真是不甘心哪！”周恩来安慰他说：“贺龙同志，现在国民党悬赏 10 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周恩来告诉贺龙说，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作了考虑，让他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林伯渠和刘伯承。贺龙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11 月 16 日，一个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 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贺龙未能成行，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在这段时间里，贺龙反复考虑自己以后如何行动有利，他想，既然去不了苏联，就去搞红军吧。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请周逸群向周恩来报告。贺龙后来回忆，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过了几天，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贺龙又向他谈了自己要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的想法，并说： “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 8 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

军阀打了 10 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周恩来问：“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

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两人哈哈大笑。①

关于贺龙的去止改变，瞿秋白反映给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不赞成，担心贺龙去后会离开党。1928 年 1 月 6 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到这个问题时，瞿秋白说：贺龙问题，国际代表是很不信任的样子。周恩来不以为然， 说：湖南、湖北要恢复党的组织，贺龙去湖南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最近对党的态度也很好，只要我们有力地指导，贺龙是可以去湘鄂西的。第二天， 常委会继续讨论两湖问题，周恩来仍旧主张贺龙去湘鄂西，发动群众，“做成割据局面”。会议终于决定“贺龙去湘西”。

临行之前，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他告诉贺龙：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 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还告诉贺龙、周逸群， 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 17 号②。1 月中旬，贺龙等离开上海去武汉。

1928 年 2 月底，贺龙在周逸群陪同下到达湖南桑植。贺龙出面召集了亲族和旧部武装约三千人，组成工农革命军，攻占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4 月初，优势敌军向桑植进攻，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被击溃散，周逸群转到洪湖地区，贺龙收集失散部队三百多人，在桑植、鹤峰两县边界打游击，又逐步发展起来，后来创建起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除了贺龙外，另外两个人的部队也在周恩来的关注之中，这就是朱德的队伍、毛泽东的队伍。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余部一支由董朗率领，进入了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结合，另一支由朱德率领，驻在三河坝，即第 25 师约两千人。当时潮汕已失守，麇集于这一带的敌军有四万左右。朱德同周士第、陈毅等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尽快离开，甩脱敌人重兵。于是这支部队转战湘粤赣三省的边界地区，12 月间进入广东北部，驻在韶关西北 30 里的犁铺头。他们原来是去支援广州起义的，但到这里时，广州起义已经大败了，于是就在犁铺头休整。12 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时，有人提出将朱德的军队集中到赣西南。周恩来不赞成，认为 25 师不一定到赣西南，现在湖南也需要派人去，应当看实际情况而定。21 日，中共中央派组织局的军事科科长李鸣珂送信给朱德。信中说：“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月 28 日，中央常委会讨论了湖南问题，

谈到毛泽东的部队，周恩来主张派人去视察。1928 年 3 月 9 日，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湘鄂赣边界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湘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但是不必死板地决定驻在某地，要根据需要而定。

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吃亏在没有自己的军队，这是周恩来感触很深的。正如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所说：我们没有从国民党军官中发展必要的革命骨干，以致许多本来能够争取到我们这边的许多优秀军官脱离了我们。如果我们当时努力去争取这批军官的话，1926 年证集和装备十个师的共产党

① 参见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

②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

部队还是可能的。①

周恩来十分重视军队，他一直抓紧军事工作。这时虽然组织局里边设有军事科，而且组织局主任就是他自己，但他认为这个机构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在 1928 年 1 月中旬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提出来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因为军事科只是作技术性工作的，不能向下指导。会上有的常委不同意， 认为有正式军队才要设军委，现在没有必要。瞿秋白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同意设立军事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最后，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罗亦农与国际代表商议，起草一个详细的工作大纲。后来，这项工作由于中共六大不久即将召开，军委推迟到六大以后才成立。

当时，周恩来对于如何从国民党军中发展我们力量的作法，也有了比较系统而成熟的考虑。1927 年 12 月，国民党政府的安徽省负责人柏文蔚，要求我们的同志去帮他办“学兵团”。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国共合作时期是不足为怪的，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武汉国民党政府都已公开反共，安徽柏文蔚此举使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感到意外，他们在 11 日写信上报中央。周恩来看后，20 日复信安徽临委，问柏文蔚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几个同志是共产党员， 或是只知道他们是有能力的左派，如果对他们没有危险，可以帮他办“学兵团”，但是必须按以下条件：（一）学兵团团长必须是我们同志。（二）学兵团一开办即须发枪。（三）学兵团的用人权要在团长手中。（四）学兵团的成分要多介绍些识字的工农和贫苦知识分子参加。（五）训练计划由团长全权规定。另外，学兵团要取得当地的 33 军的谅解，并且要在学兵团中秘密地建立党团组织，支部要建在连上，党团员间彼此互不知道，营设特派员， 团设委员会，团委会不得超过三人，直接受省委指挥，团委会、营特派员、连支部的彼此关联均须绝对秘密。而且这项工作应与附近县区的农民运动密切关系。周恩来还告知他们，对高桂滋、杨虎城部队，也可派些同志进去作下级军官。

不过，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整个形势如何认识，并在这种认识下制定党的总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需要由党的六大来解决。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共中央早就在考虑的事， 因为国共合作破裂了，大革命失败了，对于中国革命今后是什么性质、现在是革命低潮还是高潮等等这些问题，党内有争论，需要讨论决定，从而制定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讨论了召开六大问题，

准备在 1928 年 3 月开。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下，要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谈何容易。1928 年 1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讨论了这个问题，感到在国内很难开这样的会议，不如放到国外去开。瞿秋白说：是不是放在澳门？苏兆征说：香港可能比澳门好些。最后也没有定下来。不过确定了到会代表人数以 50 人为限，由组织局进行名额分配。

这年 2 月，中共中央得知共产国际 3 月在莫斯科要召开赤色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些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如苏兆征、邓中夏等，将要率中国的代表团出席。这样，为便於有关人员的到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来中共六大最好能在苏联召开，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说， 共产国际对这次大会看得很重要，认为应该开，不过时间在 4 月开不可能，

① 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二则》。

要再推后些。4 月 26 日，主持共产国际工作的布哈林给中共中央来电，说是可以派人来。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 任弼时留守国内和李维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正式代表 84 人，各地方的都有。后来参加六大的代表加工作人员、旁听的，共

有 142 人。

5 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带了一个小手提箱，动身赴苏。他们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打扮成一名古董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旗袍，是家庭主妇的模样。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的安全，给他们订的是头等舱，但是他们的穿着打扮，与坐头等舱的阔入身份很不相称。再加上船的那天，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民众的“五三惨案”之后，周恩来他们很关心，把上海的各种报纸都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看。船过青岛，短暂停留，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又买了青岛的各种报纸带回船舱。这样，可能引起了船上的日本密探的注意。

这是周恩来的一次遇险，邓颖超回忆说：

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他是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有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姓周，叫曼青。问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 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①盘问不出什么来，抓不住把柄，他们只好让周恩来回旅馆，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天下午离开大连，坐火车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今吉林市）看望他的伯父。在火车上仍被跟踪。到长春后，在旅馆换了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去吉林在伯父家停留两天，到哈尔滨。在火车站上等到李立三，通过李立三把关系联系上，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赴莫斯科。

中共六大是 6 月 18 日召开，到 7 月 11 日结束的。这次会议主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变了没有，从而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再一个是当前中国革命形势如何，究竟是革命高潮还是革命低潮。开会以前，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个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都参加了。斯大林说，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的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作了

① 邓颖超：《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

说明。关于第二个问题，斯大林说，国民党蒋介石等叛变后的中国，现在是革命形势的低潮，不是高潮。当时李立三是主张高潮论的，他对斯大林说， 现在还是革命的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对他解释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嘛！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么，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并且强调说：在任何时期，农民都是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的，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了基调。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而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六大正确地指出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当时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这次大会，虽然也有其缺点和错误，但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周恩来是中共六大的主席团成员、大会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

员。他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军事的报告。军事报告总结了党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为了联合战线而仅仅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第二种是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报告强调指出：“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秘密组织工农武装，加强敌军工作，特别是士兵工作。报告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总之，“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 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这些意见，对于后来中国红军的创建、发展和根据地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在六大的军事报告，第四部分讲的是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讲了九段：军队工作、兵士运动、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工作、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农民武装运动、建立红军问题、党员军事化问题、党的军事部组织问题、兄弟党的帮助。现将第六段全文引在下面：

建立红军问题

（一）红军的来源有：①游击队扩大的，②军阀军队倒戈来的。由游击队扩大过来的占多数，一定要有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方能有红军组织，否则是游击队形式。红军建立，必须在地方苏维埃指挥之下。

（二）工农夺取政权后建立红军。红军的成分应是工人做主要成分，尤其是指挥官，须工人占多数。

（三）建立红军原则：①把雇佣性改变，开始采征兵制，经过宣传，再采自愿兵，从作战中渐渐改变而成。红军长期采征兵制，非自愿兵，但退伍有定期。②军官须无产阶级化。军官不一定要工农分子，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③红军一定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最高机关。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 由苏维埃政府派，但多半是党员。

（四）红军移动问题。建立红军的目的非保守在一地而是要移动的，这

与赤卫队常在一地不同。红军是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有移动条件。红军成分须注意，雇农、佃农不愿去，因红军要移动，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免不了要有，主要的要有无产阶级做领导。

（五）红军分配问题。对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曾提出过，虽然现在实现几省割据，红军应分散在各地，但仍有关联，在发展农民暴动时，可以分几队，使能发展。

（六）红军组织。不能死板规定一定要有全国编制。现在还没有全国总暴动形势，各地作战需要不同，红军组织须以适合当地需要为原则。

（七）工农与红军关系。海丰农民看红军如神圣，或天外东西，与敌人作战时有农民参加，反而红军死伤数少。但有的地方，因言语不同，红军打死无人料理。因此，教导团反感，得出这相反的意见，这表示红军与农民没有打成一片。在城市工人与兵士没有打成一片，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八）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海陆丰红军光在东委指挥下，实际在东委书记一人指挥，脱离群众政权的指挥， 这应改正的。中共六大，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会议。对于军事工作，理所当然地要由周恩来来思考和总结。他到了莫斯科后，一方面参加筹备六大的召开，一方面也有时间来考虑三年多来领导军事工作的实践。他参加过部分六大代表组织的关于南昌起义的讨论会，请苏联军事专家座谈过关于军事工作的经验和具体作法，使自己领导军事工作的思想政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的军事报告是一个成功的报告，尽管在有些方面还不成熟，还须进一步探索和发展，但是在当时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后来，六大通过了一个《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基本上是按照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内容写的。六大决议还指出：“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 “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必要的”，“游击战争将成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当然，这时由于国际的影响，在中国党来说，还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而且过分强调工人成分， 但对军事工作的认识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对于后来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有很积极的影响的。

7 月 10 日，中共六大选出中央委员 23 人，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19 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2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分工，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不过后来周恩来没有就任秘书长之职，实际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六大后，中央设立了军事部，部长是杨殷，常委中由周恩来分管。1929 年 8 月杨殷等在上海被捕随即遭杀害，周恩来就兼军事部长。

军事部的位置，自然高于原来的组织局军事科，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执行机构而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对于军事，需要有一个更重要的机构来领导。1929 年 1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直属政治局领导，军事部撤销，它的工作与组织有关方面由组织部负责。后来，因为当时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正在北方解决顺直省委的问题，政治局决定军事部与组织部合并事宜待周恩来回上海后再讨论。周恩来不久回到上海后，中央又忙于解决江苏省委等一连串问题，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这样，中央就既有军委会，又有军事部，好在都属周恩来分管，也就并存了下来，直到 1930

年。这年 2 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国党是处在夺取政权的情况，

有红军、苏维埃区域存在，军委一定要健全，军事部与军委台而为一，直属政治局。此后，军事部就撤消。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的 1 月 30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七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

六大后的军事部，按当时的组织法应该下设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五个科，但后来兵士、特务、交通等科并没有成立，只有前边两个科， 因人员不多，工作很忙，日常工作要处理文件，安排接头，同各省来人谈话， 还要进行统计调查，收集军事书籍，编辑军事小册子等。从军事部成立到 1929

年 6 月大约 9 个月所做工作就有：拟定通告经中央发出的，有各级军事机关组织大纲、工作计划大纲、士兵运动草案、党员军事化问题等。1929 年 3 月， 国民党内部爆发蒋桂战争，军事部为军阀战争中我们的工作给各省发出公函。各地方的军事决议案、通告、军事报告，都要送军事部审查，一切军事问题都要报军事部，并予以讨论答复。这几个月中，经军事部接待的有由广东东江到上海的百余人，有从各地武装斗争中撤到上海的百余人，并对其中能工作的同志仍派到各地作军事工作。对大革命失败后散失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和同志，渐渐地找到了一些线索，恢复了一些关系。编辑的军事小册子有游击战争、武装暴动、市街战术、城市军事组织、农村军事组织、五五制编制大纲草案、广州暴动的军事经验，等等。

周恩来在 1928 年 11 月上旬回到上海后，首先要向各地传达六大的精神。

11 月 13 日，他起草的致南方部队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我们今后的工作，无论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或军事工作，都应根据这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总的路线做去”，“要很艰苦地深入群众发展党的政治影响，树立党的群众基础，领导群众斗争，扩大群众组织，才能更有利于革命高潮的来到”。这是要各地军事干部完全抛弃年初的“左”倾盲动的影响， 扎扎实实深入群众中去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党员重视军事工作。1929 年 2

月 6 日的中央常委会上，通过了周恩来修改提出的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通告计对大多数党员不懂军事的状况，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通告还提出了实行军事化的具体办法。

当时的军事工作，实际是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对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开展，另一大部分是对国民党区域军队中工作的开展。这里以中共中央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来看一下基本的精神。这两个文件都是 1929 年 3 月发出的。

1929 年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出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言中说：“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重要性，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 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 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关于游击战争的发展区域问题，原则

上“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

据 1929 年前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黄玠然回忆，当时中央凡属组织、军事问题的文件，由周恩来起草。他回忆说：

在中央政治局里，周恩来同志是最关心苏区工作的。指示我，对苏区来的文件，要我亲自批，首先办，抄好后立即送交中央（当时苏区来的文件都是药水写的）。对苏区来的文件，他总是第一个看，大多也是由他提出在中央讨论的。因为当时有的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只有周恩来同志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于苏区提出的要求，总是千方百计地在人员和物资上给提供帮助。

在人员上，首先是把大量的军事干部送往苏区，因为当时苏区最需要的是军事干部。当时中央规定，凡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和黄埔、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都交由军委分配工作。据我所知，这部分干部， 除白区需要外，大部输送给苏区。第二是派政治委员，这也是苏区需要的。当时凡是在白区工作站不住脚的，都送往苏区。第三是输送工人。当时在白区的失业工人，和由于参加工人斗争站不住脚或被开除的工人，在本人同意下，也送柱苏区。

在物资上，对苏区提供了很多援助。当时，党在白区开了很多商店。诸如米店、杂货店、木器店、酒店、药店、文具店等。这些店有多种用处。一是领导人被捕时，可说是某店老板作掩护。二是用来打铺保（因为当时找社会职业和租赁住房都要有铺保）。三是为了在物资上接济苏区，特别是苏区缺少的电讯器材、药品、布匹和文具纸张等。在 1930 年前后，我们还在各个苏区周围开了各种商店，既为便利就近输送物资，同时有的作为输送干部的交通站。如汕头、九江这些地方，都开了不少店铺，以支援苏区。当时经汕头运进苏区的物资很多。这些店铺，不一定是自己经营掌管，多是利用社会关系开办，而为我所用。这些工作，大都是周恩来同志呕心沥血地筹划的。除了以上所述外，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沟通与苏区以及军事指挥上的无线

电通讯。1928 年 11 月，他布置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之后，由张沈川培训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参加学习的有李强、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等。1929 年冬天，在上海建立起了第一个秘密电台。接着，派李强、黄尚英到香港设立分台。1930 年 1 月，两台开始通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南方局的电讯联系。周恩来还指示聂荣臻安排参加过无线电训练班的伍云甫、曾三等前往中央苏区，与王诤、刘寅等会合。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于 1931 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周恩来还设法构建由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至中央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的秘密交通线，并于 1931 年 1 月打通。

经周恩来派往苏区的干部是很多的，著名的如：1929 年 6 月前后，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根据地加强军事领导，派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领导武装起义并创建根据地。9 月，派许光达、孙一中到洪湖苏区工作。12 月，派陈昌等三人到湘西贺龙处工作。1930 年 2 月，统一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由郭述申任特委书记；统一三省边区军事指挥，建立红 1 军， 许继填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9、10 月间，派张爱萍、黄火青等到中央苏区工作。1931 年 8 月，派关向应到湘鄂西苏区。

派出这些重要干部时一般都由周恩来进行谈话。郭述申回忆：

1929 年年底，我从河南东南部巡视工作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我按照秘密工作条件下指定的地点和接头办法，找到了接待我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同志。这位同志看起来很年轻，身着上海居民穿着的长衫，浓眉黑眼，炯炯发光。一见面，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立即要我和他在户外去散步。我们边走边谈。我向他汇报了河南、湖北边界地区的工作情况。谈完后他说等向中央汇报后再告诉我。不久，即 1930 年初，我被召到一个党的秘密机关（建国后才知道是吴德峰同志住的机关）去开会。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我才知道哪次在户外散步的就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宣布了中央关于派郭述中等到鄂豫皖的决定。郭述申说：鄂豫皖苏区党的建设和红军的成立，得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最早的亲切的关怀和指导，这使我永志不忘。

当时在上海，还多次举办军事训练班。训练班一般时间不长，人数不多， 但很有作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训练班办得很秘密，从未被破获过。上海新闸路附近的武定路修德坊六号，是一座四层楼的洋房，这里就办过特别训练班。一、二楼是医院，三、四楼办训练班。这是周恩来研究决定的。有时候，一座三层楼房，第一层是店面，经营买卖，第二层就是训练班，第三层是宿舍。周恩来等来讲课，先到第一层谈谈，似乎是买卖，然后到二层。学员住在三层不出门。训练完后，分配工作。周恩来注意军事干部的提高，除举办军事训练班外，还向根据地送军事书籍。例如，1930 年 9、10 月间，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从苏联学习归来到上海，周恩来就支持聂荣臻和他们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出后送往各苏区。聂荣臻说：“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所帮助”。①

军委、军事部另一大部分工作是对国民党区域军队中开展工作。1929 年3 月 31 日，周恩来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说：加紧我们在士兵（指国民党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这是目前我们中心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尤其是在战争区域内的地方党部，应极力注意这部分工作。根据当时国民党军队内派系战争的状况，指示信说： 各级党部应趁此机会，尽量地在各军队中找旧有线索。应尽可能地在不妨碍我们工农运动的情况下，送些同志尤其是为革命而失业的工农同志，到军队中去当兵或任其他职务。⋯⋯自发的兵变我们应设法去领导。这种兵变的出路，如系范围比较大的，我们可以领导他们走入农民斗争区域，发动游击战争，⋯⋯在红军区域或我们领导的农民武装区域的周围，可以去投入红军。在战争区域内，我们应注意领导农民中勇敢的分子去夺取溃兵及散兵的武器武装农民。

关于对国民党统治区军队的工作，周恩来也举办训练班。例如 1930 年 2 月，他指示李卓然等在上海秘密组办兵运训练班，训练投减或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学员结业后，就派回国民党军队进行兵运工作。1931 年 3 月，他指示朱瑞、李富春举办兵运策略训练班，并把参加学习的袁汉澄、王超、李肃等派往国民党军的第 26 路军工作。这年 12 月，该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

红军，编为第红 5 军团。

1929 年 7 月，周恩来派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对广西国民党左派

① 《聂束臻回忆录》，上卷，第 123 页。

领袖俞作柏（时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国民党广西绥靖分署主任李明瑞进行工作，又先后派了四十多人到广西。邓小平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后来领导了著名的左右江起义。

聂荣臻是 1930 年下半年到中央军委工作的，他也讲到过孙连仲的第 26

路军，是通过朱瑞在 1931 年夏天在上海与军委接上头的；还讲到西北军军长吉鸿昌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党派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他取得了联系。1932 年吉鸿昌加入共产党，1934 年不幸被捕牺牲。军委还通过曾希圣，与程潜部下李明灏建立了联系。聂荣臻说：军委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指导和支持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向革命根据地提供情报，也是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 因为军委通过各种途径，对于国民党打算向我们什么地方进攻，什么时候用多少兵力，一般都能及时了解，就通报给各革命根据地。除了情报，还为他们输送干部，提供药品和其他物资。前方有些重要的伤病员，也转到上海来， 由军委掩护到有关医院医治。

当年在中央军委机关里作秘密交通工作的黄杰说：1930 年时，军委机关秘密设在上海成都路，是一幢三层楼房，周恩来、刘伯承经常去，聂荣臻有时也去。周恩来是军委书记，对党的军事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十分繁忙，他对于湘鄂西、鄂豫皖苏区以及长江局的一系列指示都对各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0 年 3 月初，周恩来编写过一个《中国红军的数目与区域》。表中标

明红军人数、装备、分布等情况。从中共六大后开展军事工作，到 1930 年 3

月初，全国各地共有红军 62700 多人，枪支 38900 多支。红军编为 1 至 13

共 13 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八省 127 个县，并且以

豫、苏、皖、浙、闽、鄂、湘、粤、桂十省内的 162 个县为游击县。

这时期，是红军初创时期。起义，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起义胜利了，怎样发展壮大、实行武装割据？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内部矛盾还没有激化到战争的时候，他们就调集军力来镇压各地的武装起义和工农政权，再加党内领导有时发生“左”倾错误，因而党领导的武装和根据地并不稳定，有的站住了并发展起来了，有的则起来了又被镇压下去了。

例如当时的江苏。南通、海安、如皋、泰州地区，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是 1928 年 5 月。这年冬，起义武装从游击小组编成小型游击队，这地方也慢慢发展成游击区，中央军委派了张爱萍、黄火青去领导。这支队伍人数最多时有二千多人，成为红军一个军——红 14 军，有枪六七百支。当地党的组织

叫通海特委，下属八个县，负责人李超时，曾任 14 军军长兼政委，后来接替者是刘瑞龙。与通海地区隔江向南的，是淞浦特委，下属十个县，特委书记吴仲超。长江南岸江阴、宜兴、无锡等地也搞过起义，但是能够延续下来的， 只有红 14 军。红 14 军的活动受江苏省军委、中央军委领导。1929 年底省军委书记是李树勋，后来离开江苏去南方局工作。刘瑞龙、李超时曾经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过通海地区游击队活动情况。1930 年南通起义失败。

又如在浙江，是金贯真领导武装斗争。金贯真在 1925 年周恩来任东征军

第 1 军政治部主任时，是政治部的科长，后来去苏联学习。中共六大期间见过周恩来。王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搞宗派，金贯真是反对的。1929 年冬回国后，先是参加了周恩来办的特别训练班学习，后被分配到浙江任特委书记。这时，王明以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来电报，说金是托派，不能分配工作。

周恩来说：我们照原则办，谁能工作，谁不能工作，看实际表现。金贯真到浙江后工作得很好，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成立了红 13 军，人称“浙

江的金龙”。金贯真后来在领导农民斗争中牺牲了。这支武装在 1930 年秋也受到严重损失。

经过斗争的反复和起伏，红军游击战争得到发展的，主要有井冈山地区， 后来又转战到赣南、闽西地区；湘鄂西地区，这是贺龙等前去开创的；鄂东北地区，1928 年 10 月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巩固和扩大割据区域； 豫东南地区，1929 年 5 月商南起义逐步建立根据地；皖西地区，1929 年 11

月农民起义，在豫东南的红 32 军支援下，成立红 33 师。上述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地区，遵照中共中央二三月间指示，成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此外，还有湘赣、湘鄂赣边界地区。这是彭德怀、膝代远、黄公略等开辟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是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 5

军在 1930 年 4 月发展到 5000 多人，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膝代远，副军长

黄公略。6 月，红 5 军第 5 纵队同鄂东南根据地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 8 军， 代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

赣东北地区。1928 年冬，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1929 年 10 月成立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为主席。到 1930 年 2 月，红军发展到

2000 多人。与赣东北相邻的闽北地区，也在 1928 年进行农民起义，到 1930

年 1 月，红军发展到 1000 多人。

广西左右江地区。1929 年在邓小平领导下，12 月在百色宣布起义。起义武装编为红 7 军，军长张云逸，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

部队有 2800 人，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 年 2 月，又领导龙州起义，成

立红 8 军，共 1000 多人，军长俞作豫，政治委员邓小平。

广东东江及海南岛地区。1929 年 8、9 月间，重新打开了海陆丰斗争的局面，到 1930 年 5 月，东江地区红军合编为红 11 军，古大存任军长并代政

治委员。海南岛地区于 1929 年秋组成红军独立团，在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领

导下，陆续建立几块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0 年 8 月，红军扩大为第 1 独立师。

川东地区。1929 年 4 月，万源、宣汉等地农民武装小组和铁矿坝工人武装小组以及梁山、开江的部分工会会员、农会会员起义，组成红军川东游击军第 1 路，有 300 多人枪，建起一块游击根据地。1930 年春在敌军进攻下失

败，游击根据地被占。在此期间，中共党组织又发动驻涪陵的国民党第 20

军两个连起义，组成川东游击军第 2 路，赵启明为司令，李鸣珂为前委书记。

7 月，中共梁山县组织发动群众起义，组成游击队，后成为川东游击军第 3 路，司令李光华、副司令王维舟。

陕甘边和陕北地区。1930 年起，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到1931 年在甘肃合水县南梁地区组成南梁游击队，有 300 多人。同年，中共山西省委的晋西游击队到陕北，发展到 300 多人，称陕北支队。10 月，两支游占队会合，编成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在这些红军队伍中，力量最强、领导最正确、影响最大的，是红军第 4 军，人称“朱毛红军”。它是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一支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会合以后组成的。

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于 9 月初先后到江西的安源和铜鼓，召集湖南、江西边界的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和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的目标是会师长沙，夺取长沙这个省城。在湘赣边界地区的革命武装有 5000 多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师，下属 3 个团。

1. 月 11 日，第 1 师按预定计划举行起义。起义后，分三路向长沙进发， 但沿途都受挫。9 月 17 日，毛泽东命令各路军都向湖南例阳县东南的文家市集中。19 日，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原来的进攻长沙的计划， 部队脱离平江、浏阳这个敌军聚结地区，沿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沿途又遭敌军袭击，29 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时，已不足 1000 人。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然后继续南进，10 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军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2. 月下旬的时候，朱德所率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离开广东三河坝后，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朱德在这里对队伍进行了初步整顿。10 月底，到达大余。朱德、陈毅又对队伍进行了整顿，编为一个纵队，司令朱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全军七八百人。后来又进行了上堡整顿。当时，驻守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是第 16 军，军长范石生。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1926 年建 16 军时，周恩来就派过一批共产党员到范部建立党的组织。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就曾给朱德等写了介绍信，准备与范军发生联系。朱德部队在上堡时，范石生主动派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联系，希望合作。当时蒋介石正派军追剿南昌起义军余部，朱德等就率部开到湖南汝城， 用范军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不久，离开范军转入湘南地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 1 师，组织了湘南暴动。消息到达上海后，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广东问题时，指出：朱德部队在湘南发动暴动是好的，不宜回广东。湘南暴动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纠集七个师，南北夹击，进逼湘南。朱德决定退出湘南，上井冈山与已有联系的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1928 年 4 月下旬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军长朱德、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毛泽东，全军共 6000 多人。6 月，按照中共中央规定，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

6 月中旬，江西敌军调集 5 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进剿”。下

旬，红 4 军在龙源口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打破了这次“进剿”，革命根据地拥有了三个全县和四个县的部分地区，达到全盛时期。7 月上旬， 湖南、江西两省敌军联合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8 月下旬又发动第二次“会剿”，造成边界的失败，根据地缩小。9 月到 11 月，经过红4 军转战井冈山南北地区，根据地又基本恢复。这时，1928 年 7 月下旬由彭

德怀、膝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 5 军，已在 12 月 10 日到达宁冈，

与红 4 军会合。

此时，中共六大决议也已由中央派人送到井冈山。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策略等认识更为明确。这时传来了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国民党军将要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的消息。更为严重的是，敌军严密封锁，使井冈山的红军衣服、食物十分困难，红军不能到远地游击，经济没有出路。因此，1929 年 1 月上旬， 红 4 军前委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 4 军、5 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各县

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原红 5 军部队和红 4 军

的第 32 团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 4 军主力出击赣南，外线机动作战， 打破敌人的封锁。

1929 年 1 月 14 日，朱德、毛泽东率红 4 军主力下井冈山突破封锁线， 占领大余城，不料受到敌军猛烈攻击。红军撤离大余，向广东北部南雄方向撤退，到达乌径。敌人追兵逼近，红军紧急撤离，重入赣南。在平头坳，与追兵接触，小有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拂晓时敌军来到，朱德的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妻子伍若兰被敌军俘去，后押送赣州，英勇就义。毛泽覃腿部中弹。陈毅被敌人抓住大衣后，把大衣向后一甩，正好罩住敌人，自己快跑脱身。毛泽东后来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 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1929 年 2 月 10 日，红军到达瑞金、宁都边界大柏地。11 日是农历大年

初一，敌军冒雨向大柏地前进，进入了红军伏击圈。红军将敌军第 15 旅的两

个团大部歼灭，缴获人、枪各 800 多。这是红 4 军下井冈山以来首次大捷。

12 日，红军不战而得宁都城，休整几天，又主动撤离。19 日到达东固地区， 这里是红军游击区，红 4 军在这里休息一星期。由于敌军进逼，25 日红军撤离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等地，进入闽西，3 月 14 日占领长汀，缴获了敌人的军需工厂，筹得大批军饷。陈毅当年有诗：

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①

4 月 1 日，红 4 军回师赣南。这时，红 5 军也已离开井冈山到赣南，两军会合，局势好转。

在 1928 年夏天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期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对于中国的红军运动、在农村建立苏维埃，看法是悲观的。布哈林认为红军在农村中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老百姓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所以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②1929 年 2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红 4 军为粉碎湘

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 1 月中旬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

军事部长杨殷汇报了当前敌人对红 4 军的围攻情况。周恩来说：要消灭红 4 军是不可能的，朱德、毛泽东能出来一次更好。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要周恩来起草一封指示信。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党正处在困难的环境，但中国革命高潮仍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中央依据六大确定的方针，决定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 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信中强调说：“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四方，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 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指示信要求朱德、毛泽东来中央，“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来到中

①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84 页。

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这封信，经过辗转传送，于 4 月 3 日送到红 4 军前委。这时，红 4 军的处境已见好转。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 4 军前委会议，讨论了中央来信。会后，根据讨论精神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信中说，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潮的条件。”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

其实，这时候中央的想法也已经改变。4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向忠发起草的中央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周 恩来在会上说：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会议决定此信由周恩来修改。7 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信发出。信中说了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并说：润之、玉阶两同志着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15 年后，周恩来曾说起调朱、毛到中央这件事： “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①

6 月，中央收到了红 4 军前委对中央 2 月去信的复信。12 日，中央政治

局开会讨论。会上，周恩来认为 4 军前委说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同时表示中央去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常委已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各地红军问题， 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

但这时，红 4 军内部发生了问题。

这年 5 月，中央派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到红 4 军工作。刘安恭参

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习的又是军事，所以一到红 4 军后就受到尊重，前

委任命他担任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刘安恭不了解红 4 军的斗争历史和实际情况，对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 4 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当时红 4 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在农村的武装斗争怎样进行。

当时红 4 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毛泽东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问题。他认为，红 4 军的大部队是从旧式军队脱胎

出来的，带来了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红 4 军是从失败中拖出来的，党的组织薄弱，个人领导权太大；而且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他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红 4 军中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并且认为军内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6 月 8 日，红 4 军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要不要成立正式军

委或是应该撤消临时军委。表决结果，41 人中以 36 票对 5 票通过了取消临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84 页。

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不再是临时军委书记（他在 10 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

会议决定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还决定召开中共红 4 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6 月 22 日，中共红 4 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陈毅主持大会， 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所作的结论，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是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后来称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当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议改选了红 4 军党的前敌委员会，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

毛泽东离开红 4 军领导，以红 4 军前委特派员的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中共红 4 军七大的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致中央的信件，都通过中

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 8 月 13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

这个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是红 4 军前委内部的分歧，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为他们工作很努力，所以没有大的爆发。这次有了点休息时间，同时又因刘安恭去了，发生了问题。刘安恭的信把朱德、毛泽东分成两派，许多是不台事实的，是在故意造成派别。现在对有些问题还不清楚，陈毅快到了，等他来了讨论后再作整个回答，目前可以先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先回答一下。8 月 21

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 4 军“前委诸同志”的信发出。

这封信先分析了中国目前军阀战争的混乱政局，指出红 4 军七大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

信中肯定了“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个意见，认为非常正确，同时指出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应该把这看得同发动群众斗争一样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这也是周恩来一贯的重视军队的思想的体现。

信中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不光是游击作战，而且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准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在目前游击状况下，没有必要采取前委与军委双重组织制，应当合在一起。目前环境中的红军中的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战胜敌人。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党内民主了，在比较集权制之下，不要妨碍党内民主化， 又不是极端民主化。信中还强调了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工作不好会动摇根本路线。

这封信告诉红 4 军前委：“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你们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应从积极方面联系到与敌人斗争的任务上， 使全体同志热烈的精神不仅用在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上，且更本此精神集中力量向着敌人。”

信中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彻底地收缴民团散军的枪械以武装农民，使群众能广大地在土地革命任务之下行动起来。”“你们的任务便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

8 月下旬，陈毅经厦门乘香港英国轮船到达上海，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

了头，向李立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中共红 4 军七大的情况。8

月 27 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同陈毅谈话的情况。会议决定召开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29 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陈毅详细地汇报了红 4 军问题的由来和现状。会议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

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讨论红 4 军的问题，周恩来为召集人。

这时正是召开中共中央军事会议期间，陈毅一方面参加三人委员会讨论，一方面参加军事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的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周恩来要陈毅代中共中央起草一封给红 4 军的指示信。这就是 9 月 28 日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 4 军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信中讲了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在 8 月去信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发展。信中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 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信中也指出了代表会和前委扩大会的缺点：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战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指示信也指出了朱德、毛泽东的错误，并说：“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这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 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应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这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要陈毅带回红 4 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 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团结一致，作出决议。陈毅表示坚决接受中央指示， 回红 4 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指示信在头上写明：“陈毅同志来，详谈一切。中央于其口头及书面报告后，决定给前委以下列之指示。” 末尾写明：“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

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1929 年 10 月 1 日，陈毅离开上海，11 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然

后继续北行，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遇到了正在南开的红 4 军第 1 纵队，得知军部在松源。陈毅就到松源与朱德见面。朱德对他说，10 月初曾召开中共红4 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曾给毛泽东去信请他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回信说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陈毅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到中央后思想已大大提高，听了后表示：“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他向朱德详尽地介绍了在中共中央的感受和讨论的情况以及中央的决定。当天夜里，前委召开会议，由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指示信送给在蚊洋的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 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 4 军回闽西。23 日，再次攻克汀州。26 日， 毛泽东也到汀州。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上海之行，也诚恳地作了检讨。

1. 月 28 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召集并出席前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

团结、民主的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开中共红 4 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 4 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信报告中共中央说：“我病已好”， “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4 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 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930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写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关于 4 军的重要与其对全国以及对国际的影响，诚如省委所说，如果错入失败之途， 确为促进革命高潮动力的损失。”“4 军由粤境退入闽西，润之便已病好， 见着陈毅后，便复职且来一信致中央，声明 4 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 前委中一切问题已解决。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 对于这个结果，中央显然是满意的。周恩来在信中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也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当然，对于红 4 军，中央是很重视的，正如信中所说：“4 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

1929 年 6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红 4 军的问题时，周恩来曾提出： 朱毛那里需要来一个得力的人到中央报告；同时中央要派一个有力的人去看一次。后来，中央派涂振农作为特派员到了红 4 军。毛泽东、朱德分别同涂振农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且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说： “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 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4 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意见， 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这证实了周恩来 8 月 13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看法。

1930 年 1 月 15 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

刊。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 4 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刊物在编者按中说：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

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都是别开生面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 4 军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