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参加五四运动到去欧洲

·从日本回国后，全身心地投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今后的目的，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在斗争中有新的思索，去“另辟一条新道”。

·赴欧洲勤工俭学，为的是继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路。

·决心走俄国人的路，说：“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

• “争先去做弄潮儿！”预见到太平洋上之战，并说“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这是周恩来当时的结论。

1919 年 4 月，周恩来由日本神户乘船，回到中国。不久，五四运动爆发， 周恩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去了。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从 1915 年到 1919 年初，兴起了新文化运动。1915

年 9 月《新青年》创刊（第一卷叫《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 Science），宣战对象是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新青年》的出版方针，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开火。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强烈地反对了封建伦理道德。他还写了许多文章。李大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从他们当时的思想来说，都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毕竟重重地打击了封建思想的统治，使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唤醒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巴黎和会上，美、英、法等国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严重损害也是战胜国的中国利益时，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5 月 4 日，北京的北京大学等 13 所学校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前开会，决心“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会后进行游行，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算帐。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6 月 3 日开始，成百名地逮捕北京学生。6 月 5 日起，上海开始工人罢工。从 6 日到 10 日，罢工或罢课、罢市扩展到南京、厦门、宁波、松江、镇江、苏州、常州、无锡、扬州、芜湖、杭州、天津、济南、汉口、广州等城市。上海参加罢工的达六七万人。

群众运动的怒潮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惊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这是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 6 月 8 日联

名打给北洋政府的电报中的话。在严重的形势面前，北洋政府被迫于 6 月 10 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的交通总长、章宗祥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币制局总裁的职务，对被捕学生也陆续释放。

接着，全国开展了反对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运动，形成五四运动的又一个高潮。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广泛的社会阶层，形成各界的共同行动，“就连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表示反对在和约上签字”①。沸腾的民意，使北洋政府不敢坚持签字的主张，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终于拒绝签字。五四运

①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 146 页。

动取得了胜利。

有的外国评论家说，在中国，“这类民意的表示是未曾有的，⋯⋯他们将一种新的原质投入中国的政治。将来不能不考虑这些学生创造国民新政党的可能性”（密勒氏的评论）。①

确实，在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不少是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中，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董必武、赵世炎、马骏、郭隆真、张太雷、方志敏、林祖烈、张闻天、许德珩、闻一多、黄日葵、阮啸仙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或靠拢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走向国民党方面的有傅斯年、罗家伦、盛世才、张其昀、左舜生、曾琦、段锡朋（抗日战争中成为汉奸）等。当时积极参与运动的北大教职员陈独秀、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胡适等，报界的邵力子、叶楚伦等，教育界的黄炎培、蒋梦麟等，都是日后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在大连上岸，先去沈阳看望了伯父，后来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作客，谢绝了校长邓洁民留他当教员的邀请。五四运动爆发，他赶回天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全力参加运动。天津学生为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在 5 月 14 日成立了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推谌志笃、马骏为正副会长。6 月下旬，谌志笃、马骏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说：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他搬进南开学校，带头举行话剧义演，募集办报经费，并筹划解决纸张、印刷、出版、立案等问题。7 月 1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

五四以来群众运动的热潮，鼓舞着周恩来。他在 7 月 12 日出版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一文，开头就说：

“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可以说很不希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迹。我们学生学识本甚浅陋， 思想又是枯窘，但为着这个时期感受这种潮流，本我们的良心，实在是不能不有个觉悟。因着这个觉悟，就生出许多的举动。明知此动，未必便能生出极大的效果，可是社会各种团体觉这环境的影响同束缚，不能将意志直接表出，所以我们学生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求大家的同情。⋯⋯”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到周恩来感到五四群众运动在中国来说是“不甚多见”的，表示出了人民的力量。我们学生应当先动起来，进而带动社会各界。值得注意的是“明知此动，未必便能生出极大的效果”这句话，可以认为周恩来当时感到，只是群众运动，还不能从根本上推倒封建军阀的统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表示民意，同反动统治对抗，还只有靠群众运动。

这年 7 月下旬，日本宪兵在山东省的济南、青岛等地擅自逮捕中国人。山东的学生、商业各界群众几千人到省公署请愿，要求政府向日本领事馆交涉，要求日方放人。北洋军阀政府不但不听，反而宣布山东实行戒严，并且任命亲日派安福系的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对山东人民进行镇压，8 月 5 日， 杀害爱国的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

消息传到天津，群众义愤填膺，学生运动又趋高涨。8 月 6 日，周恩来写了《黑暗势力（一）》，发表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其中写道：“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文章中，说到山东学生被

① 见上海《时报》，1919 年 7 月 1 日。

捕，北京北大学生被捕，安福系的报纸造谣，日本则“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周恩来说：“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

当时，有一个日本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曾经发表《日本东京学生致中国学生书》，表达了他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主张中日亲善的良好愿望。

8 月 9 日，周恩来发表了《敬告日本来华的学生》一文，文中说：“现在诸君既知道军阀不好，侵略主义不好，社会要改造，平民势力要增加，人类要平等，诸君就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

那么，用什么办法来推倒军阀呢？周恩来说：“我们自己到底用什么法子去讨他呢？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

天津各界联合会发出了要求北洋军阀政府严惩马良，在山东解除戒严以谢国人的通电。然后，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商定派刘清扬、郭隆真等10 名代表到北京去请愿。她们到北京后，同北京代表一起，在 8 月 23 日这一天到总统府递交请愿书。结果，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军警，把代表全部拘捕。

消息传到天津，周恩来当即布置《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连夜赶出号外， 把情况向全市人民报道，并且与天津学联负责人商议，发动学生进北京斗争。8 月 26 日，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到北京的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总指挥是天津的马骏。斗争坚持了三天。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和保安队，再加上骑兵，把请愿的群众驱赶到天安门前，用木棍和枪托打伤学生一百多人，逮捕了马骏等代表。在天津的周恩来闻讯后，就和张若茗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并发动舆论支持斗争，开展营救活动。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 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在 8 月 30 日释放了全部被捕的代表。

但是，安福派并没有被打倒，他们在山东、上海成功了，还要扩张到天津去。要靠学生的运动，来推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并不是很容易的。要靠群众运动，来推倒军阀统治，更是谈何容易。

经过这次斗争，周恩来感到：“我们的请愿，是认定为群众运动的导火线。政府的罪恶，现在已彰明于国内外，所短的就是没去真正点这个导火线。上次天安门的确已架好了，就是没有人去点，现 在我们想想应该怎样去点？”

周恩来在思索中。

然而迫害日益逼近了。

天津警察厅杨以德，在天津解散各界联合会，逮捕上街讲演的学生，查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派军警恫吓印刷厂不许承印。

10 月 10 日，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共和纪念会。周恩来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和逮捕爱国群众。杨以德派出大批警察包围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并不准上街游行。男女学生多人被打伤。邓文淑（邓颖超）等带领女学生首先冲破警察的包围， 走上街头。他们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最后，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找杨以德质问。杨以德避而不见。为了抗议，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决定南开大学等 13 所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四天（后来改为六天）。但是，斗争未能如愿，杨以德依然当他的警察厅

长。

这年 11 月 16 日。日本暴徒在我国福建省福州市打伤了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还打死了一名警察，造成“福州惨案”。福建学生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起而响应，形成全国抵制日货的高潮。天津的学生联合会也号召抵制日货，声援福建学生。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

抵制日货，当然需要商界的合作。12 月 15 日，周恩来与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和会董多人，商讨抵制日货的办法。周恩来说：“所以抵制日货者， 系因我国处此时际，人民虽有战争之心，而无战争之力，故惟有以抵制日货激醒彼国民族。”

“虽有战争之心，而无战争之力”。只凭群众运动，内不能推翻军阀统治，外不能抵御强敌。从实践中，周恩来会有新的思索，正如他在 12 月间所说，“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望前走”。

1920 年 1 月 23 日，天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店主勾引来三个日本人将他毒打。这事激起社会公愤。接着还发生了警察厅拘捕学生等事。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当局不但不惩办店主等人，反而派保安队将各团体代表马千里、时子周、马骏等 12 人拘押。此后几天，还在继续逮捕抵制日货的学生。1 月 29 日，周恩来带领各校学生数千人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省长代电中央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释放被捕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省长曹锐不敢出见。大家公推总指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四人为代表进去见省长，四人竟被拘捕，先被关押在营务处，2 月 6 日被押往警察厅，一直到 7 月 17 日， 才被宣布释放。

1920 年 5 月 4 日，是五四运动一周年。周恩来所编的《检厅日录》中记载：“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的。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己。”

在监狱中，周恩来等曾经开过“特别讨论会”，对未来进行研究，讨论的结果是：“今后的目的，注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在监禁中，周恩来更加认清了严酷的现实，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国内，是这样的情况，军阀专政，暴力横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还在狱中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决定去欧洲考察了。1920 年 6 月 8 日，他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中给赴欧洲勤工俭学的李愚如的诗中，已经说到：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周恩来出狱了，但是他已经被南开大学开除。11 月 7 日，他从上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去法国勤工俭学。

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不光是为了上学读书。他说：“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也就是说，他继续在探求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之道。他认为到国外“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

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周恩来 12 月中旬到巴黎。1921 年 1 月 5 日，到英国首都伦敦。英国当时是世界上的最强国，号称日不落国。周恩来在没有出国之前，虽然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对英、法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以为战争所毁坏的不过是部分而已，不会是整体受到影响。等到亲自到欧洲一看，才知道原先的想法等于梦话。英、法等国，生产集中，交通发达，贸易发展，但是在战争中人力征调，生产破坏，物资消耗，商业阻隔，“已不可计算”。周恩来在巴黎、伦敦市面上观察，觉得虽然繁华超过东亚，然而物资供应如煤、电、粮食、糖等，还不如中国的上海、北京、天津富足。至于失业人数，仅英国伦敦和苏格兰，就已超过百万。这种状况，不光是英、法如此，欧洲各国都这样。英国、法国还是战胜国，战败国比他们还要惨。而国与国之间，斗争十分剧烈。例如法国，就想把德国解除武装，限制兵备，使它陷于“穷蹙之境”。从战败国如德国来说，国力枯窘，对赔款百亿金镑心存抵赖，意图报复。欧洲本来是一个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弱小民族图生存，力量较强的谋兼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操纵一切，睥睨天下。既然想操纵，目的就在于肥己；肥己就必然会瘦人，于是发生许多“不平之事”。周恩来感到这里“隐伏将来无穷之祸福”。

从东亚来说，周恩来认为太平洋由美国和中国据其东西岸，日本在中间， 这三国的利害关系最大，其次是美国属地菲律宾，英国属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然而过去主宰太平洋的是英、日两国，这是很不公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英联盟瓦解，美、英两国共同遏制日本，提出海军战舰吨位比例美、英、日限制在 5∶5∶3，日本是不甘心的。日本一手制造中国内乱，一面又向世界宣传中国内乱的危险，“其用心之险，自无与比”。

总之，“各国政治界黑暗如故”，“强弱相欺，大小相吓，殆无公开平等之足云”①。至于一些国际会议，打的都是和平的旗号，实际上参加会议的各国“多各怀鬼胎，思图眼前之利，从无推诚相与，一计将来利害，为全世界着想者”。②例如前几年的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列强分赃的会议；现在的华盛顿会议，实际上是斗角钩心的会议。从东亚来说，“不管日美的战争急不急，总之，太平洋上的风云己密布了。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

周恩来已经预见到太平洋上之争，将来美国、日本必战。他说：“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做弄潮儿！”③

周恩来到欧洲，是想探求救国救民之道。经过到欧洲后的初步观察，他了解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英国的渐进的改革，“以保守而整其步法”，求取成功；一种是俄国的暴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洗旧弊。周恩来感到在中国来说，“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这是周恩来 1921 年 1 月 30 日写给他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的。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倾向俄式革命解决问题的，只是考虑到受制于列强，才考虑到渐进的改革。接下来他写道：“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

① 周恩来：《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1921 年 4 月 6 日。

② 周恩来：《英帝国会议之内幕（二）》，1921 年 7 月。

③ 周恩来：《太平洋上的新风云》，1924 年 6 月 15 日。

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从而也可以看到他是倾向于武装暴动的。

几个月之后，1921 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了，而俄国革命是实行武装暴动取得成功的。从周恩来自小所受尚武重军的熏染，以及五四运动后以群众运动并不能推倒军阀统治的事实，到国外又看到列强称霸无非是因为军力强盛，终于形成一种思想——重视军事，革命要有军队， 这就很自然的了。

周恩来诗曰：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①

他在文章中也写道：“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世界革命呢！”②他说：“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③他对俄国革命的原因和革命为什么取得成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

个革命的爆发，总是包含着生产状况的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指出的。俄国革命的成功，是血染就的，而且是工人和士兵的共同行动。周恩来说：“每次革命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农兵从旁赞助，而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无真实力量又无团结训练， 以致制宪运动民主革命均无建树，国力政权终落到无产阶级手里，使十月革命独著其功勋了。”①

当时的共产国际中，有人提出：“赤军是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用的。” 卢森堡过去说过：“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周恩来说：“这都是见到之语。”

周恩来主张革命要有军队，这是已经很明白的了。这点，在他同时代的中国革命者们中间，是少有的远见卓识。这一主张，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是有的放矢的。

周恩来讲过一篇中国的军阀祸国史。

中国的军阀中，主干是北洋军阀。清朝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 就使清朝的统治有了裂痕。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树立起北洋军阀的基础。帝制被推翻后，袁世凯上台，他手下的“王龙段虎冯狗子”，都是有野心的。不过王士珍手下没有军队，虽然当过国务卿、总理，毕竟斗不过冯国璋、段祺瑞。冯、段成为直皖两系，互争北洋正统。袁世凯死后，冯、段争霸。徐世昌是仰仗段祺瑞上台的。后来吴佩孚为直系军阀报仇，战胜段祺瑞，又战

① 周恩来：《生别死离》，1922 年 3 月。

② 周恩来：《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1922 年 12 月 15 日。

③ 周恩来：《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1922 年 9 月。

① 周恩来：《十月革命》，1922 年 12 月 1 日。

胜张勋，赶走徐世昌、黎元洪，拥戴曹锟进了中南海。不料四周的军阀还没有倒，直系内部又起了正统之争。这是北京城内的内哄。从外省说，吴佩孚拥曹锟登位后，其他直系军阀自成系统。于是吴佩孚委部下几个师长为光杆督军，不兼师长，也就没有了兵权，并使之互相牵制、互相争夺。吴佩孚如此，其他军阀也不坐视，也都在纵横连络。破坏革命的陈炯明，暗中与吴佩孚相通，但还不敢公开。这些军阀内哄，形成极为混乱的局面，靠军阀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国民革命来解决。

不过，军阀手中都有军队，国民革命如果只有群众而没有军队，是不能打倒他们的，也必须有军队。

当时，胡适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政论，主张召开公开的“各省会议”， 解决时局问题，实现全国统一。

周恩来说：现在群盗割据，争为雄长，这样的会很难开成。就算开成会了，又怎么能满足这些人的各方欲望？不能满足，还不是争吵？

胡适说：如果争吵，就“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对付分赃会议的办法对付他们。

周恩来说：与其这样弯曲，何如不直说“打倒军阀呢？”

接着，周恩来从本质上说明了问题：“况且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 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

革命要有革命军，否则军阀是打不倒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周恩来正是指出了这个关键。

这种军队，是革命军队，是同旧式的军队不一样的。这一点，周恩来在欧洲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当有人攻击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时，周恩来解释说：“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接着，他说：“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军却有了劳兵会议。军队犹如此，他种组织， 更不待言。”这就是说，革命军队，是有民主生活的，是有觉悟的，是不同于旧军队的。

后来，周恩来回国后，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看来，这种思想是在欧洲时已经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