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为国防现代化呕心沥血

·在政协会议所作报告中，阐述新中国军事制度的性质、特点和要求。

·参与组织领导筹组中国空军、海军和特种兵部队。

·出任中央兵工委员会主任，领导军工生产和建设。1954 年初曾有“兵转民”的设想。

·1952 年 7 月初提议彭德怀接替他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和任兵工委员会主任。

·一个大的政治战略问题——中国要不要尖端武器技术？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当时苏联不同意。

·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搬到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他在会上强调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

·鼓励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写《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任命其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核武器是下马还是上马？成立以他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决心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提出“三高”的指导思想，成为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

• “文革”中他写下一批科学家的名单，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

1949 年 6 月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上，推选周恩来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的组长。

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勤政殿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拿出了草案， 后来几经修改，在 9 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

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专门写了一章“军事制度”， 共六条。其中前三条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下面还有三条，是讲民兵制度、军队帮助国家建设和对烈军属的优待等。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作了关于这个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对于军事制度，他说，这“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并且说，“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

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只有陆军，而且陆军基本上是步兵，急需要建立我国的空军、海军以及特种兵等军兵种。

当时的国防工业，解放区原有的兵工厂很少，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兵工厂也是可怜得很，只能生产一些步兵轻武器，远远不能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

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和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周恩来早就在考虑了。

早在 1947 年 12 月，周恩来就亲笔写了中央军委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报： 你处关于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如飞机集存的数量、种类，修理装制的能力， 机件汽油的储备，空军人员的训练和数量，空军基地，航空站及工厂的准备以及可能发展的条件等等，统望电告。

1949 年 7 月，朱德给毛泽东写信，建议选派三四百个人去苏联学习空军，

并购置一百架左右飞机，组成一个攻击部队，准备 1950 年夏天解放台湾。毛泽东见信后请周恩来召集有关同志商酌。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着手组建空军。11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这年 8 月间，在莫斯科同苏联谈判的王稼祥、刘亚楼来电请示是否组织伞兵？19 日，周恩来致电王稼祥、刘亚楼，原则上同意组建伞兵。

同时，周恩来也在考虑建设海军的问题。1949 年 7 月 22 日，他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开办海军学校后所需解决的问题。他派张学思到莫斯科，与刘亚楼一起同苏方谈判建设中国的空军、海军的工作。11 月，在辽宁安东海军学校任副校长的张学思向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周恩来看后批示：“再从起义人员中选一些政治可靠的青年，分人普通班与速成班，然后才能鼓励来者。”1950 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与斯大林等谈判期间，获得苏联的一批借款。3 月 2 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尚在莫斯科与苏方商谈的李富春、王稼祥、刘亚楼的电报，要他们把海军、空军的军事定货分两年购齐，费用由借款中拨付，“今年度借款六千万美元， 已用去四千万美元，其余二千万美元，应作为海空军今年度定货支付之用”。

4 月，周恩来为《人民空军》创刊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也在这月，开始组建我国的海军。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

宁，提出一批急需的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的订单，要求苏方将这批订货在夏天至迟在 1951 年春天前发来中国。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发动解放舟

山群岛的战役，所以 5 月 13 日周恩来又电布尔加宁，请他将中国向苏联订购

的空军、海军器材加速赶运和派出，在 5 月底以前运到上海地区。后来，当人民解放军发动解放舟山群岛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即将完成时，盘踞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撤退，人民解放军迅即渡海追击，5 月 19 日解放了舟山群岛。6 月 30 日，周恩来听取了萧劲光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表示同意海军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支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另一方面， 它也促进了中国军队装备的改进，促进了特种兵跳跃式地发展。周恩来说： 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空军海军不足。那末是否要等到我们力量强大时再抵抗呢？不行。我们要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①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全力支援前线，加强国内空防、海防、边防和地方治安的同时， 加紧组建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兵和海军舰队等，突击训练， 力争尽早入朝担任作战任务。其中，除了空军领导机构是 1949 年 11 月开始

组建的，海军领导机构是 1950 年 4 月开始组建的外，其他各兵种的领导机构

都在 1950 年 8 月到 1951 年 3 月间建立了起来，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有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 33 页。

以空军来说，为了组建更多的空军部队，1950 年 9 月初，周恩来就指示空军设法在航空学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组建一个建制为三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师。11 月上旬，又审定中央军委致华东军区陈毅、张爱萍等的电报。电文说：为了加速空军建设，以应目前形势的需要，现将由华东准备调出改装为炮兵的 4 个师改调给空军，作为今冬建设 6 个师的机构和部队。1951 年

5 月下旬，斯大林为了使中国空军的驱逐机能有高度的战斗力，必须用米格

15 式驱逐机代替米格 9 式驱逐机，向中国空军赠送了 372 架米格 15 式飞机， 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空军。7 月中，周恩来说：中国空军目前已经组成 16 个师32 个团，今年冬季各航校的学员毕业后，届时将组成 48 个团，这样一来，

中国空军到 1952 年底，可以训练出 80 个团来。这时中国已有 8 个航校。 抗美援朝战争从中国来说是陆上的战争，但周恩来对海军的建设仍很在

心。1950 年 8 月他审查了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草案后，和聂荣臻约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参谋长罗舜初谈海军建设问题，指出海军“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三个修船厂——青岛、上海、黄埔”，要他们把各船厂的情况写成报告，把所需的各类器材开个清单送给他，并批准了成立招生小组，招收几百名大学生输送给海军院校和空军院校。

10 月，他代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电，说为了建设海军，我们亟需从苏联获得海军装备，因此，提议派我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参谋长罗舜初、顾问顾济民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海军方面负责人磋商我国海军建设问题及其所需装备的订货事宜。后来萧劲光等去了苏联，谈中国海军的三年建设计划问题。这个计划是周恩来同他们商讨过两次，并报毛泽东同意的。11 月底，周恩来致电萧劲光等说：为了更快地与苏方商定我之海军建设计划，同意你们再直接与布尔加宁谈一下，“如果三年计划一时不易谈定，最好只谈明年度最少限度的并只能用车运的海军防御设备”。1951 年 3 月，周恩来函告海军党委， “友方已决定帮助我们训练四艘潜艇”，要我们人员于 4 月 20 日全部到达旅顺。这年，海军方面与苏方商议了中国海军建设的五年计划。12 月 12 日， 周恩来把这个五年计划转报毛泽东、朱德等，附函说：“现送上请主席审阅批准，以便按此计划，分五年订货，并拟在 1952 年先订五分之一约二亿零三百万卢布的货。”毛泽东批了“同意”。1952 年 5 月，萧劲光等又赴苏联谈判，周恩来专门致电萧劲光等，就与苏方商谈海军五年建设计划、1952 年海军交货计划几个问题的谈判，作了指示。

1953 年 2 月 24 日，周恩来到旅顺口视察了组建起来的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对指战员们说：“我们国家需要一支水下作战力量。我们要勇于进入新的领域，开创新的事业！”11 月 3 日，周恩来乘坐海军“大别山”号军舰，在长江口检阅了“武昌”号、“沽河”号军舰和鱼雷快艇、海军航空兵部队，并为海军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

在朝鲜战争中，人民志愿军的一些特种兵部队，陆续参加了战争。1950 年 12 月中旬，周恩来就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商定了炮兵、坦克部队开赴前线的实施办法。1951 年 2 月，他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将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我军的后方交通线。4 月中旬，他主持军委会议，决定尽一切力量，派各特种兵部队去朝参加战争。炮兵除小部分因训练与装备尚未完成外，其余已全部开赴前线。坦克部队因在我空军未出动前，朝鲜战场无法大量使用，所以决定先去一个坦克团，五月份再增加两个团。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由于当时步乓武器的主要来源，是过去

从敌方缴来的，枪炮口径极其杂乱，生产相应的弹药相当困难。1950 年 11

月上旬，请苏联供应我国 36 个师的步兵轻武器装备。斯大林表示同意。1951

年 2 月 21 日，周恩来同苏方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用来购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并规定中国在1950 年 10 月 19 日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订货，按协定所提供的军事贷款数额以武器弹药价格的半价付款。

武器装备从苏联买来，部队的编组、训练也聘请苏联顾问帮助，为了争取时间，有时就组成成建制的机构，向苏军对口接收。例如当时 12 个航空师

和 10 个坦克团，就是这样把全套装备接收过来的。所以，这时期我军特种兵部队的发展是跳跃式的，十分迅速。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例如， 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很强调部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有地位和职权，但是按照苏军的编制，却没有这样的内容；苏军是实行一长制的，它的一些条例、制度按照一长制原则，我们是否实行一长制；苏联军事顾问的有些思想与我们不同，我们怎样对待；等等。

1950 年 11 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和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经过两天讨论， 解决了一系列急追的问题。周恩来在总结中说：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这是我军过去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志愿军和未来战争中我军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保证。这些好传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战争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十大军事原则，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作风，等等。我军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当前，我军由初级向高级阶段转变，但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苏军装备先进，制度法规完整，但是有他们的历史和条件，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和条件。我们应在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采纳苏军条令中适合我军情况的内容，修改、充实我们的条令， 而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①

1951 年 1 月底，周恩来把与刘伯承、聂荣臻、萧克等一起研究商量过的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三个文件送毛泽东，致函说：“目前先以草案由总参谋部颁发试行为好。”经毛泽东审查后，总参谋部于 2 月 1 日颁发命令，在全军试行。

这一时期，周恩来还抓了对军事工业的生产和建设。

为了加强对军工生产和建设的领导，1951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和聂荣臻、李富春联名发出中央军委的通知：奉毛泽东主席令，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杨立三、李涛、刘亚楼、许光达、陈锡联、萧劲光、何长工、刘鼎、宋劭文为委员，雷英夫为秘书长。

实际上，这项工作在此以前周恩来已经在进行。早在 1950 年 7 月以前， 周恩来就要聂荣臻召集空军、海军、后勤部和重工业部，会商关于建设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造船厂和兵工厂四项工业的问题。7 月 26 日，周恩来批示李富春、叶季壮准备商谈苏联派第二批设计小组来中国进行飞机工厂的设计问题。当时周恩来的想法，正如 10 月底他同苏联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所说

① 雷英夫、王亚志：《周恩来与首次颁发共同条令》。

的：关于我国的飞机修理厂和飞机引擎制造厂的建设问题，我们计划在东北现有工厂的基础上兴建，拟分为两步走，首先做到能够装配和修理飞机，制造某些飞机零件，等到将来条件成熟后再发展为飞机制造厂。12 月下旬，他召集聂荣臻、刘亚楼等开会，进一步商讨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在作总结时周恩来说：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由小到大，在设计和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有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

1951 年 12 月 12 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李富春、何长工、段子俊等开会，研究航空工业三至五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和建立航空工业所需经费与培养人才问题。在会上要求空军方面对计划生产的各类飞机的比例进行一次审查，看是否符合军委规定的比例关系，并同意开办一所航空工业大学培养人才。到 1952 年 7 月底，周恩来召集航空工业建设会议， 并在会上说，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规划，要继续按照去年底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时要着手轻型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 1957 年底正式投入生产。

中苏两国代表团达成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是在 1951

年 2 月 19 日。18 日，周恩来听取了中方代表何长工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汇报。周恩来说，我们的外汇不多，不能过多地用在航空工业上，还要照顾到其他工业部门的建设。

这年 4 月下旬，周恩来审改了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中说： 我们正在计划中国今后的兵工建设问题，希望苏方向中国提供各种兵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与弹药的制造蓝图，以便仿造。斯大林答复同意。中国方面就派遣以徐向前总参谋长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7 月中，周恩来审改了嘱人为毛泽东起草的致徐向前电，在电文中增写：（一）“对苏业已答应的七种武器及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四个新厂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二）“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确定。”（三）“兵工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他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

1952 年 7 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说，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海军、空军弹药的基础；规定 18 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确定建设十几个兵工企业。

后来，1953 年 1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现在兵工厂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小，不能冒进，其发展要与整个重工业的发展相结合。1954 年 1 月，在国际形势趋向和缓的情况下，周恩来提出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的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过剩的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这时已有了军转民的设想。

这一时期，周恩来还关注了军事院校的建设。1950 年 11 月，他三次召集刘伯承、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开会，磋商筹建陆大事宜。他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共同研究了办学的方针、原则，学校的编制与主要领导干部配备等。他综合刘伯承等的建议和意见，确定：（一） 为了方便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校名定为军事学院。（二）校址

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学院的各级机构。并且说： 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人民解放军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

1950 年 4 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朱德、聂荣臻、萧克研究军训部的工作。他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他要萧克提出组建军训部的方案来。他还和朱德指导召开了全军军事院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并在会后召集军训部部长萧克等讨论修改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

总之，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人民解放军的常规武器进行了改组，军队由单一兵种发展到联合军兵种， 军事建设的各方面工作都开展起来，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52 年 7 月初，彭德怀因病由朝鲜回国治疗已经痊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彭德怀留在北京接替自己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自己的兵工委员会主任职务，也请解除，改由彭德怀担任。政治局同意了这一建议。9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周恩来虽然不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了，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仍然经常关心着军事工作和领导着国防部的工作。

1955 年 2 月，周恩来、彭德怀分别以国务院总理、国防部长的名义致电各大军区，提出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规定：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改属国防部领导。西北军区先将西北军区机构一部和原甘肃军区改为兰州军区；西南军区先将云南军区改为昆明军区，四川军区改为成都军区；华东军区先将山东军区改为济南军区，并接管江西军区；中南军区先将湖北军区改为武汉军区，并将江西军区拨交华东。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军区依次改为沈阳、北京（兼京津卫戍司令部）、南京、广州军区。

1957 年 12 月，周恩来陪同缅甸客人到杭州、上海参观访问。24 日，他在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军官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立以来，经过了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正规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新的提高。从1953 年朝鲜停战到现在四年多来，我们做了一些新的部队建设工作，如实行了兵役制度、军衔制度，颁布了各种条令等，这些都促使我们的军队在正规化方面前进了一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 也就是说要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为加强。”

他说：这四年多，我过问军事工作比较少了，但也看了一些报告，知道在这方面有进步的地方也有减弱的地方。他从几个方面讲了进一步提高军队政治素养的问题：

第一，加强敌情观念。军队战时要打仗，平时就应该进行战斗准备，眼睛对着敌人，思想上警惕着敌人，准备战争。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必

须通过斗争去争取。有国家，就需要有军队保护；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军队的任务就一天也不会放松。

第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的。党要管军队的重大问题，军队的负责人也要参加党的重大事情的决定。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第三，加强军政联系。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军队过去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做了许多工作，这种精神应该发扬。

第四，改进军内关系。主要是改进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官兵关系。我们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我们军队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军队的民主是我们的优点，应该发扬这个光荣传统，进一步增进军内团结。

第五，密切军民关系。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军队要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1958 年 2 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朝鲜访问。18 日，他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讲了话，其中又讲到了要保持我们革命军队的传统的问题：“军队讲一点军风纪，由于讲军风纪，就不能不讲一些形式。不然，在作战时就不容易行动迅速、意见统一。我们所以要求军风纪律，就是为了养成这样的意志统一，贯彻命令的迅速。但是，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方面，即发扬战士们的自觉性，这是更重要的政治灵魂。战士们自觉了，如何去打敌人，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我们过去的‘诸葛亮会’，就是表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军队除了必不可少的军风纪所需要的那部分形式以外，尽量的还是保持我们革命军队的传统，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这个很重要。”

1958 年 7 月，美国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加紧了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同时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不断制造紧张局势。8 月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炮击。9 月 11 日，周恩来与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命令解放军炮兵轰击再次驶近金门的美蒋混合舰队中的国民党军舰，并将情况报毛泽东。13 日，毛泽东从武昌致信周恩来、黄克诚说：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 似有大利。22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 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认为我不宜实施对金门以空军轰炸，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军飞机不许其轰炸大陆，我也不进行轰炸为有利。毛泽东认为这个方针是对的，即照此办理。

这时期，周恩来一再对外讲话，说明我们对沿海岛屿上蒋军的惩罚和收复这些岛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并声明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互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60 年代初，我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转变我国的经济形势上。军事建设方面， 他着重致力于领导我国自己制造“两弹”。但是，他仍不时地对其他军事方

面有所指示。

例如，1961 年 8 月 12 日，他出席国防工委的会议，就在会上提出了“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的方针，说：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帝国主义就会使用。但面对面的斗争还是要常规武器。现在局部战争没有停止，许多要求我们援助的国家要的都是常规武器。美帝国主义叫喊进行有限战争，也在加紧搞常规武器。苏联是尖端和常规同时进行的。我们早就认识了常规武器的重要性，要很快跟上去。进行调整也包含着这个内容。

又如，1965 年 1 月，周恩来在接见空军在中南地区上空先后击落两架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有功人员时，说：训练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再一条就是总结经验，打一仗总结一次经验，让后面的学习。经验是飞行员、领航员、雷达兵和指挥员，“一员挂帅，三员协同”，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各方协作下取得的，各级都要总结。领导要善于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补充完善。你提高，敌人也在提高，所以经验要不断总结。我们不能满足，一满足就后退。

对于海军，他还指出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大陆国家，我们不想向外扩张，以近海防御为主。

到 1964 年，中国的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农业和工业都焕发了新的生机， 形势看好。这年底，周恩来讲了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他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应当相互促进。我们建设了强大的现代工业，就能够生产更多的新型材料、新型燃料、新型元件和新型机械设备来保证国防建设的需要，促进国防现代化。集中优势的科学技术力量，加强国防建设，突破尖端，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国防现代化，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处理国防科学技术同一般科学技术的关系上，既要使一般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尽可能为国防建设服务，又要把国防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尽可能地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去。

当时，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就中国本身来说，东南沿海是美国在进行封锁，北部边界有苏联屯兵百万。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不会对美国战争，但如果它要打进来， 我们也是作了准备的，准备好了它不来，好，来了，就把它消灭。他讲了四句话：（一）我们不挑起战争。（二）中国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人民是作了准备的。（四）你要是轰炸中国，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没有界限。

周恩来极为重视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

早在 1949 年 2 月，北平刚解放，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作为一个代表团成员去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行前，他想趁此机会托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一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为此，他提出需要数万美元。他提出后又有些后悔，因为这在旧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解放了，但是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很困难。但是没料想竟批准了。后来知道，这样决定，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1952 年夏天，在编写《五年军事建设计划》的纲要时，曾经考虑过我国要不要研究试制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等尖端武器技术问题。这个纲要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政治战略问题，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技术，人家就瞧不起你。但是，如何搞法，何时上马？还须仔细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为此，周恩来曾专门写信给竺可桢，介绍他的军事秘书去征求竺的意见。竺可桢谈了研究试制这些尖端武器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要有专家人才，而且要成龙配套，集中研究，现在国内已有一些人才如钱三强等，但人还比较分散，我国在国外也有许多专家，须力争他们回国，形成队伍。二是要进口一些尖端的资料设备，是否能争取到苏联的援助。三是要花大钱，搞尖端武器技术比常规武器技术要贵很多，动一动都要以亿元来计数。秘书向周恩来汇报了竺可桢的谈话后，周恩来认为：这是内行话。为了加快这一战略措施， 周恩来采纳了竺可桢的一些意见，并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

这个五年军事计划纲要，实际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五”计划草案带到苏联去讨论时，这个纲要也带去了，粟裕去了。讨论中提到了中国要发展原子弹、导弹问题，苏联没有同意。在国内讨论五年军事建设计划时，也议到了发展原子弹、导弹问题，苏联顾问不同意，认为条件不具备，因为国家正在进行战争，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不足，苏联不帮助。所以，后来在计划中就没有作出安排。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到莫斯科吊唁期间，听取了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汇报，对考察活动给予了具体指导，并帮他们联系参观了保密的苏联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

1954 年冬，周恩来决定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

二办公室，负责开发铀矿工作。1955 年 1 月 31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就在这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刘杰找去，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情况，包括人员、设备、资源，还详细了解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需要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

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伺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

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 1958 年夏，我国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了，经国务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李毅、钱忠尧、郑林、王涂昌、彭桓武、罗启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长。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初步形成了。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他在 1956 年 11 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原子弹、导弹、遥测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

周恩来认为原子弹必须与运载工具结合，才能成为重要武器。他想方设法争取了钱学森由美回国。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鼓励他

写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步骤，开列了可以调来做高级技术工作的 21 人名单。1956 年 3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说：“1956 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1957 年2 月 18 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从此，钱学森开始了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历程。

1956 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

1957 年，他提出：中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但规模不宜过大，主要解决“有无”问题。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它们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要有几干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说：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他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他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 26 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 分工协作，联合攻关。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周恩来、聂荣臻把它用到科技攻关中来了。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 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 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 1962 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到 1962 年，全国科研机构已经发展

到 1300 多个，有各类研究人员 9.4 万余人，加上国防方面的就更多了。

1960 年，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立足国内发展科技等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他提出了四个字：要、学、买、钻。要，是向苏联就十分必要的提出来要，不给，就不强求。学，是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去学，他们不教，就不学。买，是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购买。钻，是不管是否买到、要到、学到，主要还是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大批工程停工，不少工厂企业下马，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 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支持聂荣臻等的决心，毛泽东也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

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周恩来主张：“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步登天， 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

1962 年 11 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 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从此以后，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的研制、试验，一直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仅从成立起到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就亲自主持召开过九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首先是方针明确，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方针，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方针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究竟是先搞原子弹、氢弹呢，还是先搞导弹？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和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为二机部选调优秀人才 500 名、1100 多台仪器设备。这批力量来到后，和原有力量一道，很快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建设核工业的工作。在 1962 年 12 月 4 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要求 1964 年实现目标。周恩来说：“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验工作不要伯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功。”提出：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 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这个规划在 1963

年 3 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 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三高”的要求，很快被贯彻到二机部和其他国防尖端部门，成为中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长期的指导方针。

1963 年 7 月 25 日，苏联、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 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被剥夺了进行一般核试验的权利，而他们则可以作地下核试验。31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揭露这个条约的歧视性，批驳少数国家垄断核武器的目的。

1. 月 7 日，周恩来致电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表示中国永远站在坚决要求禁止核武器的日本人民一边。他对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说：“要使人家了解我们是真为和平，是真正地有效地为反对核战争而努力才反对三国条约。”

这年 12 月上旬，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二机部领导人刘杰关于两年规划的执行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以及赵尔陆关于对二机部、五机部、化工部、科学院等部门提出的问题和处理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议决定：鉴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将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

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

1964 年 1 月，我国的铀浓缩厂已经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

高浓铀产品，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问题。因此，周恩来在 4 月 11 日召开

的中央专委会上提出：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于 9 月 10 日前作好一切准备，试验时间由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请国家气象局负责把气象预报搞准确。还提出，要防止事故，把革命干劲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1. 月 16、17 日，周恩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讨论关于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和其他一些问题。21 日，他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

席回后，当面报告，以及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 24 日为好。因为如决

定今年爆炸，以 10 月中旬到 11 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 4、5 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 10 月作过冬准备； 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后来，中央还是决定于 1964 年爆炸。到了 10 月，据气象部门报告，15 日前后可能出现好的天气；张爱萍和刘西尧从现场送来了关于首次原子弹起爆试验的报告；刘杰送来了有关防空等方面问题的报告。于是，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说：“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从 10 月 15 日

到 20 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的日期和时间，并告我们。” 周恩来还对一些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最后，决定于 16 日起爆。13 日，周恩来将爆炸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问题向书记处和毛泽东作了报告，得到同意。14 日，他把原子弹爆炸后的我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并附信说：“这次试验，决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这天，他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我国西部爆炸成功。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荣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计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筒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精神为之大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对我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攻克尖端科学技术之关。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

17 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 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要知道做到这一步，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10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经周恩来审定的致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全体同志电，热烈祝贺核试验的成功。电文中说：这次成功的试验， 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在 11 月上旬就约刘杰、张爱萍、徐子荣、刘西尧谈话，讨论进一步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他指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他问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 年 2 月 3 日和 4 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

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 1968 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 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元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 1965 年 3 月 20 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 1964 年 10 月到 1987 年 6 月的近 23 年时间里，只进行了 33 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 800 多次和 60O 多次核试验。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 300 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提前实现了原定的 1968 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试验中也出过事故。1971 年 12 月 30 日，我国在西北某地进行投掷第一颗实战氢弹的试验。试验没有成功。飞行员杨国祥驾驶飞机进入预定地点， 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然而投掷装置无动作。采取超应急措施，第三次投掷仍没有成功。飞机在空中盘旋，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突然爆炸，不但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浓眉颤抖，保护科技人员要紧。他下令：除培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而杨国祥坚定地说：“我要带弹返航”。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终于，杨国祥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惊人的寂静中，在某机场降落了。周恩来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事故原因找到了，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1972 年 1 月 7 日，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在白玉般的天地间，杨国祥又驾机起飞了。到了沙漠上空，塔台发出命令。杨国祥一按开关。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惊天动地一声巨响，飞机一个大回旋，顶大的蘑菇红云升起。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成功了。

这时候，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时期，与国防建设有关的重点科研项目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会直接领导下，基本上没有停顿。在导弹、卫星测控、导弹预警系统、通讯系统、红外激光、敏感元件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配合以后的洲际导弹和通讯试验卫星的

成功发射，打下了基础。 “文革”初期，批斗之风席卷了大陆。一天，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

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周恩来震惊得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他震怒了，写下了一批科学家的名单，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这批科学家中，不少人后来对我国的尖端科技又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屠守锷，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火箭的总设计师。1971 年 9 月 10 日，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又如梁守槃，后来研制出了中国的“飞鱼” 导弹，性能大大优于法国。1984 年的天安门阅兵式上出现这种导弹时，曾使得外国人大为惊诧。

“文革”中，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把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下令把发射基地搬迁，把正在建设的某反导弹靶场南迁。周恩来指示，仍放在原来的地区不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 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 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1965 年 2 月上旬，他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两弹”结合、统一领导、各方协作以及专委会扩大等问题。专委会增加了吕东（代王鹤寿）、余秋里、袁宝华、王净、邱创成、方强、王秉璋。

关于试验，他指出：我们的核试验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 凡是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这年 12 月底，周恩来在第十四次中央专委会上说：今年是两弹结合试验年， 明年是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希望后年要出更大的成果。

对于原子弹，周恩来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在本国国土上试验，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要“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人为的误差坚决消灭掉。”先进行了“冷”试验，证明导弹安全自毁系统和弹头引爆性能装置性能可靠，再进行“热”试测试检查。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中国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中央专门委员会上， 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 1965 年 12 月 29 日至 31 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从 1964 年到

1966 年，发射基地先后完成了空空“霹雳 1 号”导弹的定型试验和“霹雳 2

号”导弹的初期试验；完成了“红旗 1 号”、“红旗 2 号”导弹研制性试验和定型试验。周恩来亲自视察了导弹发射基地，参观了地地导弹发射阵地和

地空导弹实弹发射。到 1967 年 9 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侵入我国领空的、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在 1965 年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十三次会议上，原则批准了我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争取在 1970 年左右制成。我国建造核潜艇，周恩来和贺龙、聂荣臻等在 1958 年就在考虑。这年中央作了决定，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暂停了。到 1965 年 8 月召开第十三次中央专委会时，在周恩来主持下，批准恢复制造核潜艇。

为了研制这些尖端项目，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安排下，冶金部密切配合，提供了高水平的新型材料。上述这些成果，也为后来试制洲际导弹、发射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聂荣臻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①

钱三强说：“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单有果断决策，而且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恩来的运筹之中。”②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 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 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 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

周恩来在领导核试验中，不忘记利用核能来为人民造福。1970 年 7 月我国核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强调“充分准备，一丝不苟， 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并指出这次试验是我们开发利用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建设的基础。这年 11 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1974 年 3 月 31 日，这时周恩来已重病在身，还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 听取“七二八”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他说：核电站的设计建设， 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

4 月 12 日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他在会上说：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在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①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 532 页。

② 钱三强：《最高决策》，1997 年 8 月 13 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