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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章 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
·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告别上海，经“秘密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支持毛泽东提出攻打漳州战役，两人第一次合作得很好。
·怎样看待毛泽东？他与临时中央的认识不同，并多次推举毛泽东为红1 方面军总政委。
·与苏区中央局有关作战方针的争执中，和毛泽东认识达到一致。
·宁都会议上维护毛泽东从事军事工作，被指责为“调和”、斗争“不坚决”。
·与朱德率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重大胜利，创造了红军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0 年 8 月 19 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当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时侯，中共中央发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使得党和红军的力量遭受很大损失。8 月上旬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动身回国，是要纠正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 6 月 11 日决议的错误，也就是纠正“左”倾错误。
由于斯大林要同周恩来见面谈话，所以周恩来在莫斯科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说：“等了两个月，才与他谈了一点钟的话。”但是这次谈话的内容很重要。会见时，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情况。斯大林则向周恩来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斯大林的建议，同他的思想是相合的。
回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即 8 月 22 日，周恩来就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报告的内容一是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指出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要搞普遍暴动是不妥的，党的主观力量是不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中央在他离开上海去苏联这半年来，对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注意和领导得不够。他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性。针对李立三等认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是“割据观念”这个错误认识，指出：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发展。目前在中国的赣西南、闽粤边等处，最适合作为革命根据地，因为那里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 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些地方以便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 可以与反动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
在这以后，周恩来一方面和瞿秋白一起，致力于纠正立三“左”倾错误； 另一方面，他想方设法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巩固和统一革命根据地的工作。4 天后的 26 日，他在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说：应当在几个革命根据地区域内统一党的领导，成立苏区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苏区中央局设在哪个革命根据地？也就是哪个根据地称中央苏区呢？会上决定中央局设在赣南革命根据地。关于红军，这次会上决定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不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后，与现在的中央军委是什么关系？周恩来提出：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可以是两个系统，前者是指挥根据地的军事工作的，后者是指导非革命根据地（即白区）的军事工作的。这个意见也在会上通过。
后来，这些意见越来越成熟和系统。9 月 9 日的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
决定召开全国性的苏区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 开始可以是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讲了党、政、军的相互关系： 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以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根据地的各个军区。
随后就是落实苏区中央局组织的问题。周恩来在 9 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中央派自己去苏区工作。由于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任务重要，这个问题在会上没有作出决定，直到 20 天后即 10 月 17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两个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但是周恩来一时还离不开中央工作， 在他来去之前，由项英暂时代理（后来中央给红 1、3 军团前委去信说，苏区中央局在项英还没有到达苏区前，可以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 1931 年 1 月 15 日在江西小布正式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
毛泽东、朱德等 9 人为委员。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25 日，组成以朱德为主席， 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为委员。27 日，大会选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实际上却是内部派系林立，各霸一方。拥有重兵的有蒋介石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四个大系，还有一些小系。1928 年，四系联合战胜了不是国民党的奉系张作霖。1929 年，发生蒋桂之战。结果，桂系失败，李宗仁跑到香港，白崇禧、黄绍竑也逃到国外。蒋桂战争之后，发生了蒋冯战争，同时发生了张发奎与桂系联合的反蒋战争。冯玉祥战败，张桂联军也在 12 月底退入广西。1930 年，发生了蒋、冯、阎中原大战，作战双方各有大军六七十万，最后蒋介石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存在和发展，一直是蒋介石的忧心所在，还在中原大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前方的蒋介石就向南京政府发电报，要发表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剿匪”总指挥，进行“剿匪”。中原大战结束后，10 月中旬，蒋介石任命了各地“剿匪”、“清乡”、“绥靖”的督办、总指挥等，指出“围剿”要以赣南为重点，3 至 6 个月解决战斗。其中，孙连仲是江西“清乡”督办， 谭道源是赣西“剿匪”司令，张辉瓒是永丰县“剿共”“清乡”委员会主任。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目前主要的危险”。10 月 2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出了“目前工作计划”，说：目前军阀混战有了暂时休息，国民党从前方调回兵力，向湘鄂赣三省增兵，布置“围剿” 红军，“的确有相当实现的可能”，“我们只有从内外两方坚决的迅速的进行保卫苏区和红军的计划”。指出红军现时的作战已超过了过去游击战的范围而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战争状态。我们正确的战术应当是：在以红军作主力的大规模作战中，要调动最广大的武装群众在敌人军队的前后左右发动最广泛的游击战以疲惫敌人，截断一切交通运输以围困敌人，遣派工农群众中红军中尤其是俘虏过来的士兵中的得力分子到敌人军队作最有力的鼓动以动摇敌人的兵心，这样来便利红军的进攻和对敌人施行各个击破的突击。
接着，中共中央在 10 月 29 日专门给红 1、红 3 军团前委发了指示，讲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指示中说，“这次敌人‘围剿’红军的计划， 是不限于 1、3 两集团军的所在地域，不过 1、3 两集团军是敌人进攻的最主要的目标”。指示中说，面对敌人的“围剿”，如果你们不坚持进攻以击破敌军，而采取暂时的退守、分兵与休息，或企图向湘南逃窜，或不进不退与敌人相持，这些都是不对的。所谓进攻的策略，不是要去打长沙、打南昌， 而是要集中一切武装力量，统一指挥，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也就是“集中 1、3 集团军的力量，击破敌人的一方，以压迫湘赣两方的敌人，使之反攻为守，这样来击破敌人的包围”。
这时的中共中央，主持人实际上是瞿秋白、周恩来，而军事是由周恩来主管的。他对于反击敌军“围剿”的指导方针，简括说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敌军围攻中，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但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则成为我强敌弱，我众敌寡，这样各个击破，就可以打破“围剿”。正如他起草的中央致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所说：“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惫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
1930 年 12 月 10 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军的训令：“1、3 军团及第 12 军均在红军前敌总司令朱德同志及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直接统一指挥之下行动，第 7 军和第 10 军在与 1、3 军团取得联系后，亦须立即听受其指挥。”
- 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总兵力 11 个
师又 2 个旅，共 10 万多人。毛泽东、朱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主
力，隐蔽待机。12 月 30 日发动龙冈战斗，歼敌第 18 师师部和两个旅近 1 万
人，缴获各种武器 9000 多件，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1931 年 1
月 3 日，发起东韶战斗，歼敌第 50 师 1 个多旅，缴获各种武器 2000 余件。毛泽东后来总结经验时说：“1931 年 1 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毛泽东词曰：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并且推荐给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1931 年 3 月 2 日，中共中央向红军各地军以上指挥员发去公函，说国民党军队将向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并说道：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
1931 年 4 月，顾顺章被捕叛变。6 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成立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将前往中央苏区。
12 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打扮得像个工人，上身穿的是藏青色哔叽对胸短衫，下身是哔叽裤子，头戴一顶鸭舌帽，告别了邓颖超和她的母亲，手提一只手提箱和一个网袋，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了一只英国小火轮。这是一种客货混装的轮船，沿着海岸线航行，从上海到汕头。到汕头后先是住在金陵旅社，后来发现楼下镜框内挂着一张 1925 年的“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相片里就有周恩来，于是搬到棉安街一家旅店去住。在汕头， 周恩来重新化了装，装扮成一个画相先生，身穿铁灰色长袍，头戴一顶半新半旧的礼帽，脚穿布鞋，手提一只小藤箱，箱子里装的是画相用的水彩颜料、纸墨笔砚，然后向苏区进发。
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时候，决定建立一条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他考虑得很细，对于交通线上设立交通站及其任务，挑选交通员及他们的注意事项，都有明确规定。这条交通线由上海到汕头到潮州到大埔，然后到永定经河田到长汀。他规定在大埔、永定等县设大站，在两个大站之间设若干小站，同时，在汕头、潮州、大埔等地开设旅店或商号，利用合法的身份掩护秘密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设在汕头的富春旅社，潮州的交通旅社，九龙的金台酒家，香港的荣宝斋，大埔的大同酒家、万丰布庄、裕兴祥京果店，清溪镇上的庆丰客栈，多宝坑的云天客栈等，都是一些秘密接头地点或采购物资的据点。周恩来指出：地下交通站的任务是递送情报和党的文件，护送来往白区和苏区的同志，护送从白区送往苏区的物资。
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央苏区成立了“工农通讯社”，实际是地下交通总站，县设有工农通讯社的分支机构，也就是地下交通站。周恩来强调对每个交通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必须是共产党员，而且要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行动灵活多变，态度沉着冷静，斗争机智勇敢。永定县接近游击区，是很重要的一个站，永定县的工农通讯社开始由蔡义昌作主任，后来调李沛群负责，李沛群调中央采办处工作后，由张发清负责。
这条交通线建成后，已经输送了很多干部和物资到苏区。现在，周恩来也要由这条交通线到苏区了。
周恩来在交通员萧桂昌的护送下，由汕头经潮州，出松柏关，向大埔县方向前进。由这里直到福建长汀的河田，是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段，中间经过永定县的游击区。其间，国民党的军队和民团严密封锁，筑有调堡、岗楼， 有许多关卡、岗哨。要通过这一地段不能走大路，只能走罕无人迹的山路或山沟，且白天不能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周恩来到了大埔交通站的所在地青溪镇后，当晚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派出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乘黑夜绕过封锁线，翻山越岭，攀藤附葛，中经多宝坑、铁坑、柏公凹、巫屋坑，走了整整一夜，于第二天到达永定县境内的乌石下村。
乌石下有永定与大埔之间的一个小站，交通员是夫妻俩，男的叫邹日祥， 女的叫江萃英，这是两个十分机警能干的交通员。对于这位满脸胡子的画相先生，他们不认得是谁，只知道是一个重要的“客人”。为了招待客人，他们想买鸡和肉请吃一顿饭，但是没有买到，于是把家里椎一的一只鸭子杀了招待“客人”。周恩来由他们夫妻二人护送，向古木督前进。江萃英打扮得走娘家的模样，在前面探路，周恩来和邹日祥跟随在后面，夫妻二人一直把
周恩来送到永定县“工农通讯社分社”的所在地古木督，才返回乌石下。告别时，“客人”紧握住邹日祥的手说：“同志，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夫妻二人说：“这是党支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有一次去广东，见到了当年大埔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周恩来问起邹日祥夫妇是否健在，卢伟良说还健在，还有通信联系。周恩来嘱托他：“请你写信转告他们，周恩来向他们问好。”事后卢伟良给邹日祥、江萃英写信，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夫妻二人才知道几十年前他们护送过的那位胡子“客人”，原来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由古木督出发，在永定交通站站长李沛群和另外两名交通员护送下，到达合洒镇，这里已经是区苏维埃的所在地了。然后又由合洒经上杭县境的白砂、河田，到达长汀。在去长汀的路上，他给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写信，报告了途中与李坚贞等的谈话，了解到闽西的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 问题上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说：“据我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 AB 团反社党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
22 日，周恩来到达长汀。25 日，他又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错误， 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感到困难”。信中还谈到了闽西苏区的发展方向，可“以闽西独立师与红军 3 军团配合取下上杭、武平，巩
固闽西根据地，与中央苏区完全打成一片，以红军 12 军主力军向闽北发展， 与江西红军联成一片行动”。
12 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之
职。1932 年 1 月 7 日，他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检讨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会议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指出了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提出：“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转变。”会后，又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使得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这对于巩固苏区和红军，为此后军事上取得胜利有重要的作用。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曾经同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告诉他：到中央苏区后，组织上毛泽东只管政府工作。这就是说不让毛泽东管军事。还告诉他：进攻中心城市已经可能，要他到中央苏区后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行前，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了致苏区中央局电，说国民党军正计议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攻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不久，1932 年 1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的决议》，要求“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而这时的周恩来，到瑞金后曾经征求了毛泽东对于攻打中心城市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攻城的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回电说：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于是苏区中央局就开会讨论攻打哪一个城市为好？会上，许多人认为抚
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只有赣州守军较少，而且同周围其他军队联系不密切。毛泽东仍旧不同意打，并且建议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他曾经问过彭德怀，彭德怀根据赣州敌军的情况说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打赣州。
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东、西、北三面临水，城墙坚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战役初始，红军主攻部队进攻受挫。国民党军为解赣州之围，很快以第 11、第 14 师约 2 万人由泰和地区赶赴赣
州西北部，此后又有 4 个团进入城内。红军英勇战斗，数度强攻不下。红军
攻打赣州，历时 33 天，不但没有攻占赣州，反而自身伤亡 3000 多人，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的时间。最后，红军只好撤围赣州，转移到赣州东南地区进行整训补充。
- 月中旬，周恩来从瑞金赶到江口圩，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 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的城市，以红 1
军团、红 5 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 3 军团、红 16 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率领中路军北上。
这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方，除张贞的第 49 师外都是地方
保安部队。闽西的红 12 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根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转向闽西。他的意见得到红 1 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的赞同，他们向中革军委报告了毛泽
东的主张。3 月 27 日和 28 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①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的情况之后，30 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建议攻打漳州。他在电文中说：“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 故我 1 军团及 7 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电文中还
说到红 5 军团现在离红 1 军团太远，应随后入闽，至迟要在 4 月 20 日到达龙岩待命。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就从瑞金赶到长汀，4 月 1 日开会讨论。会议听取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周恩来命令红 5 军团昼夜兼程，赶赴龙岩，以免驻大埔的广东敌军乘机占据龙岩威胁攻漳州红军的后方。
周恩来在听取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关于漳州的地下党组织、地理环境和国民党兵力分布等情况汇报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介绍闽西苏区的革命形势、物质条件以及各县的武装情况后，指出红军攻占漳州， 不是为了占领中心城市，而是为了歼灭敌 49 师张贞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充实红军的给养和武器。这一指示同毛泽东的攻漳意图在战略指导方针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不同于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攻打大城市的方针的。
长汀会议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
①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要。
- 月 10 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 1 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当天下午攻占龙岩城。11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报告了龙岩取胜的原因是团结兵力，击敌不备，并说将要在这里休整两天，等主力部队会合后，“即直下漳州”。红 5 军团 14 日到达龙岩
后，毛泽东就以红 5 军团的第 13 军守龙岩，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
3 军随红 1 军团南下攻漳州。漳州地势平坦，没有城墙，守漳州的只有张贞第 49 师两个旅（6 个团）和师直属独立团、独立营、补充营、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辎重营等，约一万人，孤立无援。19 日晨，红军发起进攻，张贞弃守而逃。20 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俘虏敌军副旅长以下官兵 1600 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红军南下进攻漳州，因漳州离苏区距离很远，因而后勤保障特别重要。周恩来在长汀要求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大力支援红军进攻漳州，指示他们做好各地的政治动员，供应红军所需的粮食和军用物资，调动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保卫后方和军事要道，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以及做好其他配合工作。在周恩来和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号召下，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的活动。
各地的地方武装立即行动起来，有的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有的负责保卫后方和军事通道的安全，有的拿起鸟铳、土炮等加紧向外游击。连城、上杭、龙岩等地苏区的工农群众，积极报名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中共长汀县委 4 月 4 日紧急通知各区在三天之内调集 500 人的运输队、随同红军出发到前线。永定县出动了一千多人的赤卫队，担负运输任务。为了抢救伤病员， 后方组织了大批的担架队。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障派出了医务工作经验丰富的医生带了上百名卫生队员到前线，医治伤病员，并把他们及时运回根据地医治和疗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闽西人民成立了粮站，筹款购办粮食，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和富农的多余粮食，保障征漳红军的粮食补给。苏区群众每人自愿节省三升米，便宜卖给红军。为了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 东路军在龙岩西陂区设立后勤指挥部，负责前线的后勤保障。闽西党组织派出得力干部，从事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斗争地主恶霸，发动群众作好支前工作。
漳州之战，缴获各种枪 2100 多支、各种炮 6 门等，还有无线电台一部、飞机两架，筹集了大批布匹、药品、食盐、煤油、印刷机等物资，募得银洋百万元。这些东西，都急需运回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和罗明等得知攻占漳州后，立即组织人伕赶赴漳州，搬运战利品和筹得的物资。当时的运输条件是十分艰难的，途中五六百里山路，全靠肩挑手抬，运输队员们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战利品和物资运到中央苏区，充实了红军的装备，缓解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物资紧缺的困难。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经济封锁，许多红军战士没有发服装军饷，军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盐、药品、布匹奇缺。红军攻占龙岩后，曾经向龙岩商会借款五千元，说明待攻占漳州后归还，可见困难的程度。攻漳战斗胜利后，借款归还，困难缓解，红军在长汀办了一次“金山银山”展览会，还建了一个熔银厂，把在漳州等到的银元重新熔化， 制成苏区的货币，稳定了苏区的金融。红军还把在漳州筹到的一批图书运回瑞金，办了一个中央图书馆，丰富了人民和红军的文化生活。
周恩来在罗明等陪同下，还到长汀的河田、濯田、涂坊、宣城、长桥等区乡视察动员情况，宣传组织群众，并在长桥夹乡召开基层干部会议，进行调查研究。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张鼎丞、李明光等省委、省苏维埃的领导人也到连城、上杭、永定等县深入基层，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周恩来这一时期在长汀的工作，为红军攻漳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作出了贡献。曾经参加过红军攻漳战役的杨成武说：“毛主席率领东征部队在前线，周总理把总部移至长汀工作，在后面筹划一切。闽西工农群众支持打漳州，都是总理组织的。”这说明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在龙岩、漳州战役中的历史贡献。①
在红军东路军攻漳州时，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赣江以西浴血奋战，牵制了国民党军，支援了东路军作战。福建的厦门、福州中心市委和闽西、闽南的一些游击组织，也都进行了配合。
周恩来在《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文章说：红军东向恢复龙岩区，消灭了张贞的部队，乘胜占领了漳州、南靖、长泰、漳浦一带，发展了新苏区和新游击区，剪除了广东军阀进攻闽西苏区的一翼。
漳州战役后，国民党政府于 1932 年 5 月撤消了原来驻在江西的“绥靖” 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把所属部队分为 9 路，第 1 路是粤军余汉谋部 19 个团，部署在广东和江西边界的南雄和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地区。6 月上旬，将第 19 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3 个师从江苏镇江用军舰运到闽南，以漳州为基地， 面对闽西苏区。5 月下旬，红军总参谋部通报给东路军说，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入侵赣南苏区的可能。5 月 29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6 月初，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 1、5 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向西，6 月下旬到达赣南天心圩等地。6 月5 日，中共临时中央向苏区中央局发出军事训令，指出：“1、5 军团主力应
先与河西 3 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同时应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为了统一指挥，周恩来在长汀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的称呼，恢复红 1 方面军番号。红 1 方面军仍辖第 1、3、5 军团。方面军总司令由朱德兼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谋长叶剑英。关于方面军政治委员由谁来担任，与会的许多人提名应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不同意，认为由毛泽东担任合适。在他的坚持下，后来会议同意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大计”。
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这时候周恩来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其他人认识是不同的。周恩来到苏区后，在战争的实际中认识到毛泽东指挥军事才能卓越， 主张不打赣州和后来主张打漳州都是正确的，而且毛本人也喜欢军事工作， 所以主张毛泽东任 1 方面军政委。项英到上海于 4 月 11 日向中央报告苏区中央局赣南会议的情况，说中央苏区是“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听汇报的一个中央常委就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
① 参看王大同、张利生：《周恩来对红军东征漳州的历史贡献》。
个常委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这些批评，都是针对毛泽东的。所以这时候能争取到毛泽东仍在前方“主持大计”，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东路军回师赣南，然后向广东南雄开进。这时是 6 月份，天气炎热，各种疾病困扰，沿途还要打地主豪绅的土围子，十分艰难。敌粤军发现红 1、5 军团回师赣南，就以一部守赣州、信丰，以第 1 师等共 6 个团由南康开向大
庾地区，企图乘东西两路红军尚未会合时候，各个击破红军。7 月 2 日，红 3
军团在大庾东北池江附近击溃敌军 4 个团，敌军退据大厦。3 日，红 1 军团一部进攻梅岭关，击溃守敌控制了梅岭关这个要隘。这时候，在江西上犹地区的蒋军第 14、52 师向大庾急进，粤军的两个师由广东韶关赶住南雄、一个师由江西信丰向南雄，企图夹击红军。7 日，韶关之敌到南雄，信丰之敌到乌迳。8 日，红 1 方面军领导决定集中红 1、3、5 军团，同时消灭这两部粤军。这天，红 5 军团在水口对岸同敌军接触，击溃敌军两个团，敌退守水口
及其附近。9 日，敌军在水口增至 10 个团，红 5 军团未察觉，继续攻击中伤亡很大，红军独立第 3、6 师赶到，稳住了战局。红 1 方面军领导得到这一情况后，即令红 1、3 军团和红 12 军迅即去水口方向会歼敌军。10 日，红 1 军团和 12 军到达战场击溃敌军，敌退入南雄。蒋军两个师在大庚东北的青龙、
杨眉寺地区停止前进，配合作战的湘军第 15 师退回桂东，至此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红军共击溃粤军 15 个团，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不敢再向赣南冒进，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消除了红军主力北上作战的后顾之忧。但是这次战役，兵力没有集中，打得很苦，缴获不多，红军伤亡较大。聂荣臻称之为“著名的恶战”，说“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连河沟里的水都有血腥味。
几年后，毛泽东总结说，这次战役是“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本来是可以算作胜仗或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①。周恩来 1932 年 7 月到前方了解战况后，曾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说：水口之战虽然胜利，但只是打成击溃战，教训在于行动迟缓犹豫，分兵应敌，未以全力对付粤敌。
水口战役后，周恩来到前方，以后就基本上是随红 1 方面军行动，指挥军事。1933 年 12 月，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由任弼时代理，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在军队。
当时在前方领导红 1 方面军的，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周
恩来代表党组织，毛泽东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红 1 方
面军总司令，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 1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党、政、
军委、方面军，等级重叠，而红 1 方面军中，总政委一职无人担任。周恩来到前方后，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议，主张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取得一致意见后，25 日，周、毛、朱、王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电报去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同意红 1 方面军设总政治委员，但仍旧主张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兼任。为此，29 日，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再次陈说如果毛泽东不兼总政委，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周恩来写道，“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再三恳请中央局考虑前方的意见。
8 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对红 1 方面军进行整编， 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玉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 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这期间，中央局同意了由毛泽东任红 1 方面军总政委。8 月 8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 1 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关于军事行动方面，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曾在 7 月 15 日发
布告前线红军战士书，提出要红 1 方面军“毫不疲倦的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的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要求红 1 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军，然后红 1、3、5 军团主力乘机在赣江上游渡赣江，沿江西岸北进，向蒋军主力陈诚的 4 个师发动进攻。周恩来去到前方，也是带着中央局的这一精神的。到了前方后，他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前方的情况与敌我态势，不由改变了看法。此时，赣州有敌军两个团据守，南雄、大庾两处有敌第 17 师，新城有敌
第 52 师，南康、上犹两地有敌第 14 师，遂川有敌第 43 师，曾前有敌一个旅， 泰和以下有敌第 59、90 师，敌第 28 师一部在赣州，一部在万安，总计赣江西岸敌军已经集结了 40 个团以上的兵力。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议后，认为原来的计划难以实现，四人联名电告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 认为赣江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 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指栋诚、罗卓英）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8 月初，红 1 方面军在兴国县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周恩来
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红 1 方面军不渡赣江西岸作战， 而是在赣江东岸北上作战。这时，知敌军已经发觉红军将要北移，驻南康、新城的蒋军两个师亦沿赣江北进，敌 第 28 师集结万安。会议认为赣江以东敌军兵力比较薄弱，乐安、宜黄地区仅有敌军一个师防守，比较好打，决定红1 方面军北上消灭驻守乐安、宜黄等地的国民党军，逼近夺取吉水、樟树、
新干等城，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会后，红 1 方面军拟定了第一期作战计划草案，决定“于三日中全部开拔，十日后开始战斗”。
这时，驻守乐安、宜黄的是孙连仲部一个师，另有一师驻崇仁、抚州。朱绍良部三个师一在南丰，一在南城，一在两者中间。吴奇伟师分布永丰、吉水、吉安、樟树、新干。陈诚部两个师一在吉安，一在泰和。
8 月 15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报告中央局并中央说： “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的向西迎击陈、吴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的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夺取南昌的形势。”
这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的是“积极进攻、
夺取中心城市”，周恩来在文字上有时也提这些词句，但在实际运作中，是强调实事求是根据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的。
乐安、宜黄两县的国民党守军是孙连仲的第 27 师，师长高树勋，共 6
个团。这股敌军离中央根据地最近，又比较弱。红 1 方面军由南向北到达招携、东韶一线，“行军八日，只休息一天”，是在根据地里边行军，群众条件好，行动又严守秘密，所以敌军并没有发觉红军的行动。8 月 16 日 5 时，
战斗打响，红 1 军团用第 3 军袭击乐安，没有成功。17 日改由第 4 军强攻乐安。红军四面包围乐安城，攻城部队用云梯登城，前仆后继，勇猛冲锋，很快就突入了城中，打开城门，别的部队随即由城门涌进，到中午就结束了战斗。敌守军共 3000 多人，从旅长、团长到勤杂人员全部被歼，无一脱逃。攻城这天，敌军飞机前来袭扰，也被击落一架。
19 日，红军续攻宜黄。宜黄守敌是高树勋师约两个旅（四个团欠一个
营），以主力守城，一部据守城外工事。红军以红 3 军团在城南担任主攻，
19 日又令红 1 军团在宜黄西北地区，一面佯攻宜黄北门，吸引敌军部分兵力， 一面在北部警戒崇仁、抚州敌军的增援。20 日拂晓，宜黄战斗打响。这天下雨，宜黄城周围地形开阔，城外工事较多，进攻没有奏效，于是改为夜攻， 调整了部署。这夜天气转晴，月明如昼，红 3 军从西北门攻进城内，红 3 军团同时也攻进西南门和东南门，守敌大部被歼，一部分出东北门向龙骨渡逃跑。红 3 军奉命追击，22 日在龙骨渡又将逃敌千余人截获，大部俘虏。高树勋带少数人逃走。
乐安、宜黄之战，两战两胜，取得了歼敌约 3 个旅、俘敌 5000 多人的重大胜利。红军连克乐安、宜黄，使得周围的抚州、崇仁、南城、南丰的敌军受到很大震动。驻守南丰的毛炳文师吓得急忙向南城靠拢。红军 23 日乘胜占领南丰，在南丰缴得米面数千袋、汽油五百多桶。
红军几天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座县城，震动了南昌、樟树、抚州的敌人，使江西和赣粤边的敌军纷纷重作布置，不但使粤军更不敢深入革命根据地，巩固了苏区边境，也使赣西的红 8 军有了发展机会，可以逼近吉安。
江西前线紧张，使得蒋介石连忙把胡宗南的第 9 师从武汉开来南昌，从而也减轻了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军事压力。
按照原来的作战部署，红军在攻克乐安、宜黄后，是应乘胜攻占南丰、南城的。24 日，红军进抵南城近郊，但这时情况已有变化，为此，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议，决定改变部署，不攻南城。28 日，周恩来向苏区中央局写信讲了他们的设想：“此次北上的作战方案，已交弼时同志带去， 后在行军过程中又拟有更具体的方案，大致已电告中央局，即是首先消灭敌27 师，取得乐、宜，乘胜东击毛、许、李，取得南丰南城，然后西向迎击陈、罗、吴主力，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赣州，然后过河。这一方案是在敌情未变动前定的。当我们攻下乐安，敌情无大变化，我们乘胜迅速攻下宜黄，这是依照既定方案坚持执行的结果。等乐、宜相继攻下，直接震动了抚州、南昌、樟树，敌情已起大变化，且毛、许两师已仓猝放弃南丰，我们乃固执原定的计划去攻南城，便犯了不机动的错误。”
“故决定不攻南城，暂将方面军撤至南城至南丰至宜黄两线，工作几天， 不过早显露我军企图，准备东进敌人（陈、吴等师）进至相当地点，即给以迎头痛击。”
这之后，发生了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领导与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之
间的长达一个月左右的争执。争执的中心点，在于中央局后方领导坚持贯彻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要红 1 方面军进攻敌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
- 月 28 日周恩来给苏区中央局去信提出不打南城后，中央局后方同志就表示了不满意，同一天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这是错误的，没有攻占南城，是没有“圆满胜利”，提出“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安、宜黄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 而以小部队在南城方向以迷惑敌人。29 日，红 1 方面军按照这一指令向乐安、宜黄方向移动。30 日红 3 军团在宜黄遭到敌军袭击，有一个多团失去联络。31 日敌军占领宜黄，此时东面的敌军又跟在红军后边，准备与西面的敌军夹
击红军。这样，红 1 方面军才撤到东韶、宁都一带。当时，红 1 方面军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准备休息两天，再作大的行动。9 月 5 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报告了敌情变化和红军所在位置，并说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中最大力量决战。
对此，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同意，9 月 7 日致电周恩来，指责他们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部，这是缺点”，“撤退东洛”，“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是不正确的决定”， 要红 1 方面军仍袭取永丰，将敌军向西调动，予以各个击破。
周恩来在 8 月底已经看到在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国民党军队已注意
固守城池，积极筑路、修炮垒，为此他在 8 月底曾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对国民党作战，必须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攻其要核，能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在运动中消灭敌军而不强求进攻中心城市，这是周恩来在战争实践中达到与毛泽东一致的认识。接到中央局 9 月 7 日的电报后，他在 8 日电复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袭取永丰的行动方
针。他说：红军 5 日才在东韶、洛口集中完毕，现去西袭永丰，不但红军尚未休息过来，而且敌军会事先防我西去，敌第 52、43、59 各师都在永、吉附近，所以袭取永丰将成为不可能。他认为红 1 方面军休息七天绝对必要；敌军的目的在于驱逐红军，恢复据点，攻入苏区，红军则可一边休息，一边以部分兵力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
- 月，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在蒋介石“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应采取“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的方针”。这时，红 4 方面军正在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 湘鄂西根据地红军也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在赣东北，敌军的第四次“围剿”9 月中旬将要开始。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些苏区的反“围剿”是十分关心的。9 月上旬，他们曾电苏区中央局转中共湘鄂西分局并临时中央，提出：“我们认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 3 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又减少兵力，损失更大。” 指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和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9 月中旬，他们又连续致电鄂豫皖苏区领导说：“红 4 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
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
在中央苏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领导红 1 方面军，正是本着这些方针与敌军作战的。9 月中旬，敌军已集中六个师，将宜黄、乐安、南丰占去，这时是不宜与敌人硬拼的，而应巩固后方，以待时机。17 日，周恩来在宁都小元地区致信苏区中央局说：西从古县，经招携肖田，东达甘竹这一线以北，在永丰、乐安、崇仁、宜黄、南丰、抚州、南城、黎川之间， “有一块极大的地区，纵四五百，横七八百里，还没有完全赤化”，应该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作。
9 月 23 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 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电文中表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当敌情变化“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第二天，周恩来还专门致信苏区中央局，申述采取这一行动计划的理由，说：“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
但是，苏区中央局不同意，25 日电复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消灭敌军， 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配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等接到苏区中央局这个电报后，立即商议，当天仍以四人署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计划，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是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近在布置更大的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这封电报去后，苏区中央局还是不同意，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26 日电
告周恩来等。于是周恩来等再电苏区中央局，表示目前攻乐安没有把握，而且即便用很大力量能消灭吴奇伟师，以现在红军实力，也不能打击敌人的强大增援部队。现在还是执行原定计划，布置宜黄、乐安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为好。
这一天，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当然是经周恩来同意后发出的，内容也是同
他们的主张一致的，指出当敌人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的第四次“围剿”，现在要迅速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红军北上的白区地主武装，使红军可以巩固地迫近宜、乐、南丰各城市。
这个《训令》遭到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批评，29 日电告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30 日，苏区中央局专门给周恩来电报说：“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方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 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
这样，10 月 3 日至 8 日问，在宁都小源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精神，“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批评“进占漳州”“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批评“南雄战役”“犯了分兵错误”，“乐宜战争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等于清算了漳州战役以来的所谓“问题”。会议批评了“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集中批评了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 专门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不再负责军事领导工作。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并且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周恩来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周恩来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议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多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为不能取得苏区中央局的全权信任， 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最后，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与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 前方军事急需，什么时候电召我就什么时候来。
正当宁都开会期间，在上海的临时中央 10 月 6 日也在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问题。博古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于是临时中央向苏区中央局发了指示电。这时宁部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经离开，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按照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代理红 1 方面军总政治委员。①10 月 26 日，临时中央正
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 1 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在宁都会议上，主要的斗争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但是也涉及到了周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来。特别是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维护了毛泽东，使得苏区中央局的后方领导人十分不满。他们向上海的临时中央报告说：周恩来“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指责周恩来“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在斗争中不坚决”。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沈阳。几个月内日军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开始向热河省（今分属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进攻。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抗战，但是蒋介石却在 11 月 30 日发表讲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集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 19 路军在人民抗日要求影响下，违抗蒋介石命令，奋起抗战。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镇压抗日运动，5 月问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23 日，下令调第19 路军到福建“剿共”。
6 月 18 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叫嚷说：“这回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 “不能成功，誓当成仁”。7 月问，他向美国军事借款 1200 万美元，调集 50 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他先向鄂豫皖、湘鄂西发动， 准备解决这些地区后，再向中央苏区进攻。
到 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期间，敌军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结束。但对于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还没有准备完毕。此时中央苏区周围的敌军分布，在乐安、南丰、抚州地区有八个师，峡江至万安一线有六个师，赣南和闽西、闽南有粤军第 19 路军驻守， 赣东北的余江、上饶、德兴地区有四个多师，但赣闽边境的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一带只有周志群的一个新编第 4 旅和另外两个师的各一部， 兵力比较薄弱。
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同志既然已经受到批判，会后，前方的同志必须遵照中央电示和苏区中央局决定的方针，实行“进攻路线”。进攻什么地方？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判断敌情后，认为赣闽之际敌军较弱，10 月 14 日，致电苏区中央局：决以广昌之东北为出击点，首先打击周志群部， 进占黎川、建宁、泰宁三城，赤化宁化、建宁、广昌之间的一片地区，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交通，附带地解决给养、棉衣问题，并集结兵力，准备求得战争。
同一天，红 1 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代总政委周恩来下达了战役计划，命
令红 1 方面军向闽赣边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进军，消灭盘据在这一地
区的敌人。16 日，红 1 方面军从广昌一带出发，开赴前线。红 1 军团为中央
纵队，任务是消灭建宁、里心的敌人；红 22 军为右纵队，消灭泰宁、邵武的
敌人；红 3 军团为左纵队，消灭黎川的敌人。
这次战役，战斗进行得比较激烈的是攻打建宁。建宁城地处闽赣边界， 是一个军事要地，三面环水，像一个半岛形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建宁的敌军是周志群的第 4 旅第 2 团。红军大部队向建宁进军之前，先派出
了侦察人员，机智地化装后进入了建宁县城。这时正当敌军第 2 团团长胡廷扬大张旗鼓地在城隍庙为他的母亲“祝寿”，又是摆宴席，又是演戏。侦察人员利用这个机会，顺利地摸清了敌军的整个布防。红军神速地进攻建宁城，
歼灭第 2 团一部分，敌军闻风丧胆，立即逃命，红军占领了县城。随后，红
3 军团和红 22 军也相继占领了黎川、泰宁。红军就在建宁、里心、客坊、安远这些地方建设新的根据地，打土豪，筹资财，都获得相当的成绩。
红 1 方面军东出建宁、黎川、泰宁，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的方向，以较小的代价占领了这一地区，这一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对以后的反“围剿”作战是有利的。
当时的“进攻路线”，不容红军停顿下来在这一地区就地发动群众，巩固占领地区，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要红军继续进攻敌人，粉碎敌人“围剿”于其大举进攻之前，于是就有了金溪、资溪战役。
11 月 16 日，红 1 方面军分由黎川和邵武、光泽地区出发，17 日击溃敌人第 5 师一个团，占领资溪。19 日在资溪附近歼敌一部，占领金溪。敌人很快调第 24 师和 27 师分别由南城、抚州向金溪合击。20 日敌第 24 师进到南
城东北；21 日，红 3 军团和红 3 军主力向敌军发起攻击，歼灭一个团。之后，
敌人除已将驻守南丰的第 23 师向南城集结外，还把驻在赣江流域的吉安、吉水、永丰地区的陈诚部三个师调到抚河流域，连同原已在这地区的军队，共有九个师，组成抚河方面“进剿”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1933 年 1 月 4 日至 5 日，红 3 军团和红 22 军乘敌军正在调整部署，消
灭了驻守黄狮渡的敌第 5 师第 13 旅，俘敌一千多人。红军复占金溪。敌人迅速调三个主力师进到浒湾，7 日，其中两个师向金溪进攻，一个师向黄狮渡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浒湾东南地区。周恩来、朱德等决定以红 1 军团、红
3 军团和红 22 军、红 31 师为右纵队，以红 5 军团为左纵队，分别迎击敌人。
浒湾战斗 1 月 8 日上午 9 时半打响，敌人有飞机大炮助战，打得十分激烈，
打到下午 3 时以后，敌军全线溃退，经过浒湾不敢停留，直接逃向抚州。当
晚红军进占浒湾，红 27 军追击逃敌一直追到抚州城边，途中又歼敌一部。浒湾战斗，红军歼敌两千多人，缴获武器弹药较多。金溪、浒湾两役共俘虏敌人四千多，缴枪四千多。但红军伤亡也不少。
聂荣臻说：红军打下了金溪、资溪以后，“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东北发展，以沟通赣东北根据地与我们的联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策”。“浒湾战斗之后，1 军团继续留在浒湾至金溪一带活动，一面待命，一面征集资财，后送伤员、俘虏和战利品，一面北向东乡、余江等地游击侦察。当时周恩来同志建议，我主力红军北上贵溪等地，打通与赣东北红 10 军的联系，然后待抚州等北线敌人出动增援或进攻我军时，在抚河到信江之间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张，我们军团领导人是支持的。但遭到中央局别的几位同志的极力反对，理由是我军远离根据地（赣东北也是根据地）作战于我不利，另外又怕我军主力北上后，敌人大举向中央根据地进攻，无法抵御。这种看法是片面的。”①
建宁、黎川、泰宁解放后，在周恩来等的关怀下，1933 年 1 月成立了中共建宁中心县委。4 月 26 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第 40 次常会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闽北苏区，以及信江、抚河之间一带地区，建为闽赣省。闽赣省后来成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一个坚强后方。
周恩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除了和朱德总司令领导红 1 方面军在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卷，第 163、165 页。
中央苏区与敌军作战外，还时刻关心着其他苏区的战斗。在中央苏区红军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时其他苏区，特别是鄂豫皖和湘鄂西、洪湖苏区，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中遭到了不同情况的失利。1933 年 1
月 21 日，周恩来和朱德向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关于目前战局的分析和几点建议，并要中央局转中共临时中央。其内容为：
对于鄂豫皖苏区——迅速派得力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 从现在的地方武装中组织起儿个独立师，向麻城、罗田、黄梅、广济与豫东逐步扩大。
对于湘鄂西苏区——派人去贺龙处，在湘鄂西彻底平分土地与扩大红军，赤化湘西。
对于洪湖苏区——派人去秘密恢复组织，组织游击队。
对于湘赣、湘鄂赣苏区——中央局派人去主持工作，红 8 军、红 16 军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左翼。
对于闽浙赣苏区——帮助他们成立红 11 军，使红 11 军和红 10 军成为中央苏区有力的右翼。
对于东江、琼崖、广西各苏区——中共广东省委大力领导，指示东江红军应向北发展。
对于到达川北的红 4 方面军——加派一批陕甘川同志进去，要在川东的红军与其会合，依傍巴山向汉水流域发展。
对于白区军事斗争——办一个经常的游击运动训练班，多派人到白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和热河义勇军的领导。
这时候，中央苏区面临着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
1932 年冬，蒋介石结束了对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以后，便集中 50 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和红 1 方面军
周恩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除了和朱德总司令领导红 1 方面军在中央苏区与敌军作战外，还时刻关心着其他苏区的战斗。在中央苏区红军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时其他苏区，特别是鄂豫皖和湘鄂西、洪湖苏区，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中遭到了不同情况的失利。1933 年 1
月 21 日，周恩来和朱德向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关于目前战局的分析和几点建议，并要中央局转中共临时中央。其内容为：
对于鄂豫皖苏区——迅速派得力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 从现在的地方武装中组织起几个独立师，向麻城、罗田、黄梅、广济与豫东逐步扩大。
对于湘鄂西苏区——派人去贺龙处，在湘鄂西彻底平分土地与扩大红军，赤化湘西。
对于洪湖苏区——派人去秘密恢复组织，组织游击队。
对于湘赣、湘鄂赣苏区——中央局派人去主持工作，红 8 军、红 16 军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左翼。
对于闽浙赣苏区——帮助他们成立红 11 军，使红 11 军和红 10 军成为中央苏区有力的右翼。
对于东江、琼崖、广西各苏区——中共广东省委大力领导，指示东江红军应向北发展。
对于到达川北的红 4 方面军——加派一批陕甘川同志进去，要在川东的
红军与其会合，依傍巴山向汉水流域发展。
对于白区军事斗争——办一个经常的游击运动训练班，多派人到白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和热河义勇军的领导。
这时候，中央苏区面临着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
1932 年冬，蒋介石结束了对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以后，便集中 50 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和红 1 方面军
2 月 4 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说：“此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这样，红 1 方面军只好进行攻城部署，同时周恩来仍电告苏区中央局：“为着在连续的战斗中有更多的运动战好消灭敌人，同时在敌人进攻布置未完毕前仍可求得运动战，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2 月 9 日，周恩来和朱德率红 1 方面军由黎川附近的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12 日，完成对南丰城的包围。傍晚，红军对南丰的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
陈诚得知红军进攻南丰，一方面命令在南丰城内的国民党军第 8 师凭城固守，另方面急令所属的各个纵队迅速向南丰增援，企图在南丰城下合围红军。
红军攻南丰，激战一夜，夺得敌军在城外的大小堡垒十几个，但是城外还有 20 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这些堡垒十分险要，堡垒后边又是开阔地。已经夺得的堡垒离城还远，城墙上有炮楼。这一夜激战中，红军损失三百多人， 缴获不足一营，红 3 军团牺牲了一个师长两个团长。到了白天，周恩来等察觉敌军在城外的一个团撤回到城内，并且断了浮桥，说明敌军是要固守待援。同时，得知敌军增援部队正分三路向南丰开来，从南城开来的有两师，从宜黄开来的有一师，从乐安开来的有两师。
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果断地采取措施，把原来的强攻南丰改变为佯攻南丰，决心先消灭增援部队。红军由南丰城外撤退，以红 11 军伪装红
军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红 1 方面军主力却秘密地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前沿东韶、洛口地区，寻机歼敌。
陈诚受到迷惑，以为红军主力到黎川方面去了，就命令第 2、3 纵队向黎川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敌第 1 纵队为了配合行动，罗卓英在 2 月 24
日亲率第 11 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 52 师和陈时骥的第 59 师由乐安向
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与第 11 师会合，然后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退路。
周恩来、朱德等在东韶开会商议，认为敌第 52、59 两师已经暴露在红军面前，与敌第 2、3 纵队距离很远，处于孤立状态。黄陂山高路窄，地形险要， 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决定在黄陂打伏击歼灭这两个师。25 日，周恩来、王稼祥发出给各军团的指示说：“蒋介石大举进攻的部队已向着苏区开动了， 决战就在这两天开始。这是连续残酷的战斗，应号召全体红色军人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给反革命的进攻以迎头痛击。”指示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十五点要求。26 日，周恩来和朱德发出进军命令：“我方面军拟于 27 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这一天，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由于群众条件好， 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朱德指示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周恩来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要沉得住气，放手让敌人往前走， 东边还有我们的部队，敌人是跑不了的。
27 日上午 9 时多，远处人喊马嘶，敌人过来了，军官还坐着轿子。敌人过去了四个团，最后是辎重部队，后边还有一个团掩护。等到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红军一声号令总攻，顿时枪炮声天崩地裂，震动山岳。敌军大吃一惊，不知所措，顿时丧失抵抗能力，东奔西突，想夺路逃跑。红军发起冲锋， 展开捉俘虏竞赛。经过三个小时，敌 52 师师部和 154 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
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 3 军团将这师的前卫部队 155 旅歼灭，
接着，又在红 1 军团协同下将敌 154 旅主力歼灭。敌第 52 师全军覆灭。同时， 敌第 59 师进入了红军右翼队的伏击圈，红 5 军团、22 军、12 军冲下山去， 将这师截成几段，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师长陈时骥率残部逃向乐安， 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这次战斗，歼敌两个师，俘敌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敌人把武器弹药丢得满山满谷，许多新式武器和望远镜还没有开箱就被红军缴获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黄陂战斗发生，敌军第 2、3 纵队赶紧改变方向，由南城、南丰地区日夜兼程赶来援救，企图夹击红军。红军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敌军所围，从 3
月 2 日起陆续撤离战场，转移到小布、洛口、东韶地区，准备下一次战斗。4 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说：我军拟俟集中后，仍选敌一翼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陈诚部队两个师被红军歼灭后，仍想找红军决战。但是在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摸不清红军的去向。鉴于原来“分进合击”的方针失利， 敌军调整了部署，改为“中间突破”，将原来的三个纵队改为前后两纵队： 原第 2 纵队为前纵队；原第 1 纵队剩下的萧乾的第 11 师和第 3 纵队的第 5、
9 师为后纵队。周恩来和朱德为了迷惑敌军，3 月 16 日命令红 11 军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并抑留国民党军前纵队，红军主力则在隐蔽地待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16 日，敌军前后纵队一字长蛇地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面前进， 企图攻占广昌，求得歼灭红军主力。
广昌地区的红 11 军，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积极活动，以拉大敌军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陈诚误认为这就是红军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的第 5 师也配属前纵队指挥。到 20 日，敌军前纵队
进至甘竹、罗场、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 11 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后边
是第 59 师的残部，第 9 师进至东陂附近。这时敌军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
已经拉开近 50 公里，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战机。
3 月 20 日，周恩来和朱德签署了红 1 方面军作战命令，指出国民党军后
纵队第 9 师将到东陂，第 4 师将到草台岗、徐庄附近，要各军团各军立即作
好战斗准备，“于 21 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
11 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对于敌军的一字长蛇阵，周恩来、朱德仍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不打头， 不打尾，集中红军主力从侧面打它的腰部。出击的队伍仍分为左翼队和右翼队，左翼队有红 1 军团和红 21、22 军加独立第 5 师，右翼队是红 3 军团、红
5 军团。左翼队由西北向东南攻击，右翼队由西南向东北攻击，红 5 军团还有钳制东陂之敌和防止敌前纵队回援的任务。
- 日晚，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这时，敌第 11 师到达徐庄以南
地区，第 59 师残部到雷公嵊附近，第 9 师在东陂掩护。当地山路崎岖，行军
困难，第 11 师就地露营，不久，其前卫部队同红军第 5 军团一部接触，全师转入就地防御。
- 日拂晓，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 1 方面军向进入草台岗地区的国民党军
主力第 11 师发起攻击，以一部兵力钳制东陂地区的敌第 9 师，切断该师与第
11 师的联系。聂荣臻和林彪督促红军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出发，拂晓已向敌军占领的黄柏岭前进。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岗的制高点，高约五六百米，不攻下黄柏岭即无法攻下草台岗。红军冲锋肉搏，发起猛攻，敌军第 11 师居高临下， 凭火力进行顽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助威，到处扔炸弹。聂荣臻和林彪等在前沿阵地指挥，也被炸弹的气浪吹倒在地。他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下午，红军终于将黄柏岭上敌人的第 11 师解决， 守敌两个团在突围中也大部被红军歼灭。右翼队红军攻占了龙咀寨阵地，歼敌约两个团。至此，敌第 11 师大部被歼。
在红军攻歼敌第 11 师时，罗卓英督令敌军第 59 师残部和第 9 师一个团
积极进行援救，在雷公嵊南端和大排地区遭到红军严重打击。第 11 师被歼以后，敌军各部队纷纷后撤，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这次草台岗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即陈诚赖以起家号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军第 11 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师长萧乾和参谋长、一个旅长被击伤，三个团长被击毙。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
总计黄陂、草台岗两仗，共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俘虏敌人一万多人，缴枪万余支，并缴获新式机枪三百挺，大炮四十门，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毛泽东在当年的《红色中华》第 97 期上称之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了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1936 年， 毛泽东在陕北时曾经对埃德加·斯诺说：1933 年，“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 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 59 师被部分消灭，第 52 师被全部消灭。”“蒋介石
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 11 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①
当国民党军第 52、59 师在宜黄、乐安一带被包围时，粮弹均绝，蒋介石派飞机向两师投送子弹。这两个师覆灭后，蒋介石给陈诚发“手谕”说：“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第四次反“围剿”后，朱德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曾经说道： “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南丰撤围后，红 11 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 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55 页。
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①
- 月 8 日，临时中央决定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在前方组织中国工
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 1 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
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 1 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 月 3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
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命令指出：1927 年 8 月 1 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 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为了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 1933
年起，每年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一决定。
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
月 3 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另一副主席是王稼祥。
① 《朱德选集》第 9、1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