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

·多次东渡黄河，协助毛泽东部署红军主力东征作战。

·同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会谈。事后，周恩来说：“快慰平生”；张学良称：“一见如故”。

·瓦窑堡遇险，他沉着冷静指挥，首先保护毛泽东等撤离。

·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奔忙于延安与西安、南京、上海、庐山之间，同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合作抗日事宜。

·一份珍贵的手稿——《对日作战刍议》，可见他当时的军事指导思想。

·赴山西会晤阎锡山，提出平型关、忻口作战方略，推动山西全民抗武。阎锡山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

·在武汉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曾多次与白崇禧会晤。为徐州会战献计， 白崇禧、李宗仁大加赞赏。

·武汉沦陷前夕，到《新华日报》社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 并最后一批撤离。

红 1 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国的形势正处在急剧变化中。1935 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更加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了《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把河北、察哈尔省（今北部属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属河北）的大部主权给了日本。接着，日本又搞什么“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实行由它控制的“特殊化”。国民党政府竟然答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所谓“自治”。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提出的这些条件，不但要并吞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与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中国工农红军现在是站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它坚决的相信，它是能够胜利的负担起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的。”

红 1 方面军主力北上甘南时，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北方面对红军的“围

剿”，在 9 月 26 日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任总司令，以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五省军队，组织对红军的“围剿”。

这时在陕北的红军只有一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很少，粮食不足，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并且不易扩充。在苏区四周包围苏区的敌军， 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第 17 路军）、宁夏马家军，共 10 多个师。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苏区的北边和东边有原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 84、86 师和从山西西渡黄河过来的阎锡山部 5 个旅。敌强我弱，苏区处于围困中。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

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军事战略问题，分别作出了决议，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中国革命到了一个新时期，党的策略路线和政策都相应地作了改变，在军事上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这次会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这月，周恩来指示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下属一些师的工作。到月底， 红军和驻守陕西甘泉的东北军达成了抗日协定，双方在前线面对互不打枪。

1. 月 9 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向全国性对日抗战过渡的阶段。

1936 年 1 月 25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东北军的出路不在打红军，不在进攻苏区，而在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对于在几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周恩来组织他们参加学习班，使他们了解红军的抗日主张。1936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阅兵式，让学习班的人也参加了。周恩来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周恩来还亲自到学习班向全体学员作报告，分析了必须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了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

东北军军官高福源，是张学良很熟悉的部下。高福源在学习班中弄清了是非，亲眼看到红军的所作所为，苏区军民团结一心抗战，又听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谈话，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决定回去把所见所闻亲自报告张学良，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

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的时候， 他认为红军人数不多，打败红军不成问题，待“剿灭”红军后再抗日吧。但是同红军打了几次，都吃了败仗，东北军不到三个月被红军歼灭了三个师。他的部队被红军消灭一个师，就被蒋介石取消一个番号，再得不到补充。长此以往，他担心东北军将会丧失殆尽。高福源向他报告了所见所闻后，他很高兴，要高福源再去瓦窑堡，带去一封信，约共产党负责人在洛川相见。高福源到苏区转送了张学良的信。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决定，随即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会谈。1 月 21 日，李克农来电报告说：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的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周恩来除了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外，还协助毛泽东部署军事工作。1 月上旬，他和毛泽东命令红 1 军团、红 25 军向陕西关中的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地区进军，以扩大苏区和红军，扩大抗日宣传；向北则令刘志丹、宋任穷率红 28 军、红 78 师直逼横山县城，以巩固苏区北部。这时，南面的西北军杨虎城一贯是与中共有来往的，东北军已取得默契，北面则是大沙漠， 红军要实现抗日和取得发展，只有向东。1 月 10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在陕北渡过黄河东征。通过山西，开赴冀察前线，直接对日作战。

1 月 1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红军东进抗日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7 日，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 2 月中旬东征，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黄河游击师，师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政治部主任杜乎，兵员近 50O 人，负责赶造船只，筹办粮食物资，组织水手工会，做好治河警戒， 进行东岸侦察。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后方工作计划》，对红军东征的后勤事宜作出具体安排。

山西的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进，急忙将已进入陕北的晋绥军 4 个旅撤

回到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本来己在这地区的第 71 师等部加强防守。

2 月 17 日后，周恩来到清涧县，指挥红 28、红 30 军在晋绥军东撤时，进占了宋家川、吴堡等要点，并且配合地方武装，收复了陕北苏区的一部分被占地区。20 日，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周恩来多次东渡黄河，协助毛译东指挥红军东进。3 月初，协同毛泽东部署了兑九峪战斗，歼敌两个团，迫使阎锡山将部队撤到同蒲铁路沿线。阎锡山一面向南京蒋介石请求派军队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集中起来，编为 4 个纵队，向红军反击。鉴于黄河西

岸敌军防守空虚，周恩来电告刘志丹、宋任穷：红 28 军有“恢复打通并扩大

神木、府谷、葭县、米脂苏区消灭敌高双成一部的任务”。红 28 军由吴堡地区北上，进入神府苏区，协同当地武装，积极打击敌人，收复了神木、葭县

（今佳县）的大部失地，并以一部兵力沿黄河西岸活动，策应东岸红军主力的行动。周恩来回到陕北后，又指示红 28 军从兴县罗峪口强渡黄河，到离石、中阳一带配合南线红军作战。

在军事统战工作方面，周恩来布置李克农再次去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指出：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力争谈成。经周恩来的安排，2 月 21 日，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由高福源陪同，从瓦窑堡出发， 25 日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这期间，南京的蒋介石也在经过陈立夫、陈果夫系统的曾养甫同中共北方局所派的周小舟、吕振羽接触，王世英则同西北军杨虎城达成了红军与西北军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等协议。周恩来主张，对南京蒋介石的工作与对西安张学良的工作，应当分头进行，对张学良的工作仍旧经过前方的王以哲。到 3 月初，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四条口头协定：（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二） 红军同意恢复王的第 67 军在鄜县（今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上

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 67 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 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苏区与白区之间的通商。

周恩来和张闻天、毛泽东等在 3 月 5 日向陕北红军各省发出电报，传达

了这些协定，说“务使我方军民与 67 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卖国贼之目的”。

李克农在洛川同张学良见面时，张学良表示：“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李克农回来后，汇报了这一情况。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

这时周恩来是在山西前线，27 日和李克农等动身回陕北瓦窑堡。29 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署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发表，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等。周恩来回

到瓦窑堡后，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介绍了东北军、西北军的情况，说这两支部队都有可能联合反蒋。会议决定加强做这两支部队的工作，认为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当真诚地问他谈判，并要王世英转告杨虎城，注意搞好同东北军的关系。

4 月 7 日，周恩来由李克农陪同从瓦窑堡出发，8 日晚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的川口。9 日，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由西安乘飞机到肤施。当晚，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的天主教堂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会谈从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清晨 4 时，参加的人有张学良、王以哲和周恩来、刘鼎、李克农。李克农、王以哲等在外间，周恩来、张学良在里间谈。开始寒暄时，周恩来说，自己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他知道，他听老师张伯苓讲过， 我们是同师同年。

会谈就这样谈下去，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认为在抗日问题上，有可能争取同蒋介石合作。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他们都对会谈十分满意。

周恩来 10 日偕李克农、刘鼎离开肤施，12 日返瓦窑堡。他在 4 月 22 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9 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并告诉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如约派刘鼎继续赴张学良处工作。张学良在会谈后对刘鼎说： “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的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他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还说，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50 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还回忆起这次会谈。报道说：他说“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他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1936 年春，周恩来写了《对未来世界大战的分析与目前任务》一文。文章说：“世界战争的估计——每天恫吓着人类，较前夜更进一步”了，“帝国主义打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因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军备未扩充好， 彼此关系未确定好等原因，有可能推延。而“日本对华，希望以极小代价完全取得中国，首先华北”。中国应“先有国内联合抗日，才能有力求国外联合”，我们“必须分别我们的立场与各派的立场，然后才能分别谁敌谁友， 才能领导我们的朋友随着我们前进。而抗日与降敌是分水岭”。文章指出： “中共领导群众的任务是以组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

红军主力东征，到 4 月底己消灭敌军约 7 个团，俘敌 4000 多人，缴获各

种枪 4000 多支、炮 20 多门，自身扩军约 8000 人，筹得款项 30 多万元。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进，调了十个师开进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 令黄河西边的国民党军配合进攻陕甘苏区，而这时苏区西边的神府、靖边、安边、定边和甘肃的环县、合水地区，都比较空虚。

4 月 28 日，前方的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领导人说：“方

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到 5 月 5 日，东征的红军全部西渡黄河到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5 月 18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说：“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 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第一步目标，是夺取和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镇。6 月 6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电告彭德怀：横山、定边间 500 里是北出

绥远、宁夏通往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红 81 师和红 28 师骑兵团，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初步赤化。甘肃的庆阳、洪德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 红 1 军团和陕甘宁红军主力 7 月半以前在此地完成赤化。

西征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后来迎接红 2、4 方面军北上。

周恩来在 4 月 9 日与张学良的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如果蒋介石真的降日， 他立即离开蒋介石，但目前还是争取蒋介石，因而仍需接受蒋的命令，这样， 受命进攻苏区势在必行。双方商议结果是红军在关中加强活动，阻止杨虎城军队前进；陕南红军逼近西安至潼关大路以及地方部队在关中积极行动，可使对方造成借口，延缓前进。后来蒋介石为了抗拒红军东进，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红军主力西征后，蒋介石又强令东北军与驻在绥德、清涧的中央军配合，包围夹击苏区。6 月 14 日，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推进，已经到了平步塔、青化砭、下寺湾一线。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说： “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双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王以哲部接电后撤回到蟠龙、永坪以南。但是，东边的中央军仍在进逼。此时红军主力远在西边，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由周恩来指挥东面各军和地方部队抗击进攻的敌人，并布置中央和军委转移。19 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撤离工作在周恩来的统一计划和周密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驻瓦窑堡的红军部队已分别离开瓦市，中央机关和军委各单位等也都已转移。6 月21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正待撤离，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高双成部骑兵的袭击。这在周恩来的军事生涯中是很为惊险的一次。赵桂来在《危难中的转移》中曾有描述：

“早晨，周恩来坐在枣树荫下，一边批阅文件和电报，一边等待毛泽东起身后一起出发。砰！砰！突然，传来了枪响。接着，枪声激烈，敌人来自横山县的石湾方向。

瓦窑堡是陕北的一个重镇，座落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峦之中，受到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南侧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已经互有默契。东北是汤恩伯的中央军，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驻扎了 4 个师。周恩来特意派了阎红彦、

蔡树藩的红 30 军到延川准备侧击敢于进犯之敌，并命令谢嵩、甘渭汉的红

29 军到延川冯家坪待命。北边的榆林、横山一带驻扎着地方军阀高双成、高桂滋部。他们矛盾重重，自身难保，张学良、杨虎城都去做过他们的工作， 他们对打内战都表示忧虑。想不到敌军来自这个方向，这时守卫瓦窑堡的卫戍部队都己调往前线，卫戍任务由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赤卫营接替。

来的敌人是骑兵和民团等，约有上千人。县游击队、赤卫军都前往阻击。

张云逸副参谋长向周恩来报告了敌人来犯情况和我方的布置，说：峦家坪一线已被突破，来犯之敌已进至米粮山北麓，很快就会到达通讯连和保卫队的警戒区。估计通讯连和保卫队也不会坚持多久。

瓦窑堡有 1800 多户人家，城池依山而筑，延秀河从东边流来，将山分为两半，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城内的一半叫米粮山，是最高的点，控制了米粮山，便可控制全城。

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对警卫员贺清华说：‘小贺，该叫醒主席了。’ 毛泽东起来后，说：‘恩来，我们一起走。’这时，张云逸来向周恩来报告： ‘前边打得很激烈，敌人已攻进街巷，请周副主席和主席先走，我殿后。’ 周恩来和张云逸分手后，走到毛泽东处说：‘主席，你该走了！这里，我和张胡子殿后。’

敌军从西门、北门而来，毛泽东等从南门撤出，周恩来在十字路口视察了梯次配备的散兵线观察哨，吩咐军事参谋陈友才说：告诉刘排长还要往前布置，要完全控制这条南北通道，并保持接触。待撤出南门之后，再分出一半兵力，迅速向右翼前进，进行战斗警戒。

有一股敌军冲来，陈友才率领一个班冲上去，来了个反冲锋，当场打死打伤几名敌人。敌人不知虚实，生怕中伏全歼，狼狈退了下去。周恩来目送毛泽东、张闻天等出了南门，然后对张云逸说：我们也该撤了。并交代陈友才说：告诉刘排长，不可恋战，尽快脱离接触，掩护转移。

毛泽东、周恩来等脱离险境后，几天后到保安住了下来。这次袭击瓦窑堡的，是高双成的张云衢（骑兵张）部的私自行动，听说中共中央已撤走， 目的是来抢劫财物。进占瓦窑堡后，东北军、西北军都急电诘问第 86 师师长高双成，高双成特意说明进占瓦窑堡非本人所愿，是对部下督查不严。”

周恩来等撤离瓦窑堡后，即令红 29 军、红 30 军包围瓦窑堡。高双成急令张云衢撤出瓦窑堡回石湾，并斥他“胆大妄为，擅自行动，目无军纪”。23 日，东北军进入瓦窑堡，红军撤消包围。

这年春天红军渡黄河东征时，发出的宣言是既抗日又反蒋的，对蒋介石称为“万恶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久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已在考虑对蒋介石的政策是否应有改变。4 月 9 日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提出有可能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研究后，决定接受张学良的意见。5 月间东征军回陕北，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电文中已不再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并列，而是改称“蒋介石氏”，提出“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9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样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 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6 月 2 日，在国民党统治区，李宗仁、白崇禧等提出抗日反蒋，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接着出兵湖南，进逼衡州，与蒋军发生战争。蒋介石急调在甘肃、陕西的嫡系部队南下抗衡，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压力减少。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到陕北要求同中共订立抗日协定；四川的刘湘等开始趋向抗日反蒋；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等也相继同中共开始商谈抗日问题。到 7

月底，红一方面军结束西征，大量杀伤了敌军，俘获人枪各 2000 多，战马

500 多匹，开辟了纵横 200 多公里的新区，使得新开辟的地区与原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

9 月初，南京方面的居正、程潜、朱培德等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广西南宁，调解蒋介石和李宗仁等的冲突，任李宗仁为广西省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两广事变”解决。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第 1 军由湖南兼程北上，继续进攻红军。

1. 月上旬，红 1、2、4 三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军委认为：敌军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10 月 30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发出给彭德怀、贺龙等的电报，指出应打击胡宗南部，现有极好机会。11 月 12 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去前方，协助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周恩来 11 月 15 日离开保安，18 日到达河连湾和彭德怀会面，协助他制订了三个方面军在山城堡的作战计划。19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我昨夜到，彭德怀今晨赴山城堡布置作战。彭为了作战关系，要多留我几天，助他管理后方和进行战斗，准备多留几

胡宗南第 1 军分三路于 17 日向红军进攻，右路第 78 师向山城堡前进。红军分别隐蔽在山城堡周围地域。20 日，敌第 78 师进占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红军决定迅速发起歼灭敌第 78 师的战斗，然后向北横扫敌人中路第 43 师等部。21 日，红军发起攻击。黄昏，敌军撤退，红军攻入山城堡， 然后转入追击，把溃乱的敌军压迫在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中。到 22 日晨，将敌军大部歼灭。这一仗，共歼敌一个多旅，给了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迫使敌军停止了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大振了红军的声威，对于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张学良对红军的胜利感到振奋，发来了贺电。蒋介石则“万分焦虑”。在国共两党正于南京进行的谈判中，陈立夫在条件上也向潘汉年作了一些让步。①

1. 月 7 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组成 23 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组成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12 月 1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致函蒋介石，批评他集中了胡宗南

等部共 260 个团进攻苏区，说明红军为了自卫，不得已而有山城堡之战，呼吁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 态度转硬，坚持内战。4 日，他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要把张、杨的军队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

蒋介石在西安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不从。12 月上旬是张杨劝蒋不断的时期。由“苦谏”到“哭谏”，遭到蒋介石拒绝。

9 日，西安的学生一万多人举行游行，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要到蒋的住地临潼华清池去见蒋，蒋介石准备了机枪要对学生动武，张学良得知后赶紧到中途拦住学生。学生们群情激愤，张学良表示，本人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

1. 月 12 日，双十二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

① 参见杨奎松：《山城堡战役胜利的幕后及影响》。

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主张。这天深夜，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

毛泽东、周恩来等接到张学良打来的电报后，一方面，立即由中革军委把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一事通知红军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一方面，由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提议张、杨立即把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把西北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原来针对红军的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可以只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并且告诉他：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

1.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推动抗日的，决定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西北发生的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这需要向全国各党各派解释清楚。由于中央军已西向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恩来提议：

   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

13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致电张学良：①刘峙有可能从河南进占潼关，提请杨虎城兄注意坚拒。②为确占兰州、汉中，及隔离甘肃的蒋军为两部分， 提议于学忠军，巩固兰州城，王、董两军和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红军主力进至海原、固原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宗南军。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还给张学良去电报说：如果中央军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电报中还请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接周恩来去西 14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给张学良去电，提出四点建议：① 闻冯钦哉师集中西安，冯不可靠，希注意。宜以孙师集中西安、潼关间。② 胡、毛、曾、关甚恐慌，日内尚无可为，主要注意樊、万。③东北军愈集结愈好，但兰州万不可失。④红军准备全力增援。这几条建议是很重要的，保证了西安的安全。

15 日清晨，周恩来带领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一行 18 人， 骑着马，冒着纷飞的大雪，赶去朕施。去的时候中央给周恩来的使命，是到西安看一看情况。

周恩来到肤施后，17 日下午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飞行途中，随机来迎接他的刘鼎向他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这时候周恩来的想法是：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鼎。

周恩来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时，已经是下午 6 点多钟了。他住在东楼的三层。当晚，他就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讲了因为劝蒋没有结果，才发生了西安事变，逼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看来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张学良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提出的八条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就应放他。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给张、杨两将军实际的积极的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实现。

这一天，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说，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并说，我与张学良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阳、环县以便机动，此外至少用一个军到肤施、甘泉，以便南下策应。

1. 日，周恩来同杨虎城会见。杨虎城表示同意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主张。

这天，周恩来又给中共中央去电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也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中共中央连接两电后，18 日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发了电报，说：“蒋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提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主张。还说：“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 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示》说：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在主张和平解决的同时，周恩来 13 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联军作战计划。红军方面，如胡宗南军仍尾追，可予以回击；如胡军向王以哲军攻击，红军应侧击胡军消灭之。21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顷与张商定作战计划，如战争开始，采取在西安以东会战的办法，东北军与西北军迟阻敌军于临潼、渭南间，红军由庆阳、西峰经咸阳、兴平到兰田、商县以南地域，以便与东北面的敌军作战。在甘肃，以红军一个军尾随胡宗南军。22 日，周恩来又向中央书记处致电说：张、杨和他们的部下左派都希望早日形成西北联军局面，我提议下一步由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发表联合宣言，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并推举张学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红军成为抗日联军第 3 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军政委员会参谋长，张学良提出请叶剑英担任。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西安的谈判比较顺利，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12 月 29 日杨虎城致各县长的公函中说，蒋“曾向虎城表示”，“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并答应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六条。

后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作的报告中说：“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①

但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张学良会送蒋介石回南京。12 月 25 日，当他得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悄悄离开高桂滋公馆驱车去飞机场， 立即乘车追赶，赶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在天空了。周恩来不禁叹息而回。

在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但都未能如愿。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奔忙于延安、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庐山之间， 同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在红军改编和边区改制的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1937 年 7 月 7 日，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

这天夜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驻北平（今北京）丰台的日本军队开到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东的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进行搜索。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即增调军队，炮轰宛平县城，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93 页。

驻守宛平城和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第 29 军第 37 师第 11 旅广大官兵，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日军全面进行侵华战争，是早有预谋的。1936 年 5 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 的战略方针。6 月，陆军部制定《昭和 12 年（1937 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 规定了在中国的华北增派兵力，“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中增派兵力“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作战“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日本的历史学家藤原彰在所著《日本近现代史》中也说：“不能说这次战争是偶然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向企图扼杀中国革命并把中国全部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因此，不论是否这时爆发这一事件，也不论是否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自从 1910 年以来的一贯政策就是力求把中国化为殖民地。因而把这个事件一举扩大为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第一，是当地日军的强硬的挑战方针。他们蔑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看重日军的威信，采取了凭发动强硬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方面屈服的态度。”“第二，日军的中央部和政府对于中国的抵抗抱有乐观估计， 认为用威吓的简单办法就可以使中国屈服这种轻率的判断，铸成了事态日益扩大的原因。”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内说：“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通电中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1. 月 13 日或 14 日，周恩来到庐山，向在庐山的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经中共中央通过后，带去给蒋介石的。途经上海时，还征求过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表示支持。宣言开头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 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同胞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等三条奋斗总目标，和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诺言。最后说：“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 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 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七七事变发生后，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 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他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当时在庐山，蒋介石正在召开有各方面军队要员参加的庐山谈话会，但

是不允许正在庐山的周恩来、林伯渠、博古等参加。实际上仍旧是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对于周恩来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不予以发表。

这时在国共会谈中，蒋介石反而有所后退。原来双方已经商定陕北的红军编为三个师，三个师上边不能设指挥部，但是可以设政治机关来管理和指挥。但 7 月 14 日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时，张冲说，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

于是，周恩来在 7 月 15 日致函蒋介石说：“来庐后所陈宣言，已荷阅正，从此露布四方，当能使举国同慰。”这是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说的。接着说：“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于党中同志。”并且说这样的话“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这次庐山谈判，问题没有解决。周恩来 7 月 18 日离开庐山，28 日回到延安。在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议了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事情，决定我方要求是红军集中三原县进行改编，编为三个师 4.5 万人，三个师上边设总指挥部， 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到 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军占领，华北局势危急。周恩来到陕西三原县的云阳镇，出席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井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8 月 1 日，收到张闻天、毛泽东来电称，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 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周恩来同朱德、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商议后，复电提出：“关于红军只出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 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其理由：（一）七月寒电已声明改编即出动；

（二）政治影响好；（三）易求补充；（四）易要求和执行独立自主的作战任务；（五）与外蒙联接有发展前途。”并且解释说：“另一方面要求发表总部及补充，一方面又要求只出一师兵，比较难说。”

后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下属三个师：115 师，120 师，129 师，还是三个师都东出抗日了。115 师、120 师先行出动，129 师稍晚出去，只是从 129 师中拨出一个旅的建制，即第 385 旅成立留守兵团，作为保卫后方、保卫中央的武装力量。

1. 月 1 日，周恩来在云阳接到毛泽东转来的张冲急电，说是蒋介石邀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去南京商议国防问题。周恩来 2 日电复张冲说：如果是开国防会议，就准备由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去；如果是谈话性质，则由周恩来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4 日收到张冲复电，说是开国防会议，还是要毛、朱、周去参加。

8 月 9 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结果，国民党并没有让他们参加国防会议，而是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谈话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在会上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该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们的大片

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周恩来、朱德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档案中，有一份他的手稿，题目叫《对日作战刍议》， 不知是否原来准备要在国防会议上发言的提纲。从这一手稿，可以看到周恩来这时的军事思想：

对日抗战，是持久性的战争，因之，必须由现时中央政府所发动领导的全国军队的抗战，发展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才能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民族抗战必须在全民族中进行战争动员，不单是军队动员，而且要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的动员，不单是前线动员，而且要进行后方动员。战争愈持久，后方的作用愈增加其比重性。

政治动员要在政治民主化的原则下进行，国防大计不但使各方面得以与闻，并且应使各方面参与讨论，共同负责。

经济动员要在经济国防化的原则下进行，他不仅要支持长期的对日抗战，并且要由此达到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

军事动员要在军事普遍化的原则下进行，他不仅要动员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并且要动员全民族实行参战。

在政治、经济、军事动员三项下，周恩来又作了条分缕析，提出方案。正当周恩来在南京会谈期间，淤沪抗战爆发。8 月 13 日，日军大规模进

攻上海，南京受到威胁。在华北，日军从关东军和日本国内增调来了兵力， 以已占领的平津地区为出发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国民党军发起新的进攻。蒋介石急于调红军开赴前线，在谈判中表现了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同意了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三个师上设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 月中旬周恩来同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应钦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这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请叶挺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

8 月 21 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到陕西洛川参加 22 日至 24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等情况，对于红军的作战方针，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 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主席、副主席）。

1. 月 25 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 115、120、129 个师。9 月 1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属第二战区，朱德、彭德怀为总司令、副总司令。周恩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

2.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 日，蒋介石就此宣言发表了谈话。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1. 月底，周恩来在西安收到毛泽东来电，要他赴山西会晤阎锡山，商量

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作战等事宜。

1. 月 3

   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经风陵渡到山西。阎锡山派亲信梁化之用专车来迎接。火车上， 拿出密密麻麻的菜谱请周恩来点菜，还问是吃中餐还是西餐？周恩来婉言谢绝说：只要给我下碗面条，放点豆芽就行了。阎锡山的下属很震动，说：“你们共产党这么大的人物出来，既没有带多少随员，又不肯吃宴席。要是我们的将军、司令出去，什么夫人、小姐、随从人员一大堆，什么弹子球、麻将牌，山珍海味，大吃大喝，奢侈极了。你们周将军真是廉洁可敬啊！”阎锡山安排周恩来住进太原的东缉虎营街傅公祠内的绥靖公署高级招待所。不几天，周恩来搬到了东坝陵桥成成中学里的八路军办事处住。薄一波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请周恩来作报告，地点在国民师范大礼堂。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周恩来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周恩来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时，周恩来同志只有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宏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周恩来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还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不是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他说， 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 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周恩来同志足足讲了三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像大海的涛声，激荡在五千多听众的心头。①

周恩来在太原停留几天后，就赶往代县大和岭口行营指挥部同阎锡山等会商，然后到大同会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商定八路军“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运动战，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成立绥察及晋北战地各级动员委员会”，“阎同意我们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等 9 条。阎锡山见过周恩来后，显然是被周恩来要坚持抗战的言辞说服了，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周恩来在同阎锡山晤谈中，提出了建立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建议，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锡山开始是不大高兴的，认为这样一来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周恩来估计到这一点，要薄一波去说服阎锡山。薄一波对阎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

①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 66、67 页。

如此。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区域包括绥远、察哈尔、晋西北、雁北、晋东北（后属晋察冀边区），由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邓小平、彭雪枫等人。各级动委会在宣传抗日，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上，做了大量工作。

9 月 13 日，大同失陷。周恩来和彭德怀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日军可能“以重兵‘扫荡’雁北，直逼雁门关，以骑兵突破广灵、灵丘，攻入平型关，取代县、五台，直下太原。”“我军两个师速集中涞源、灵丘、阜平地域，依傍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目前或将来万一处于不利，可依山向西南发展， 并可吸收大批友军、流亡群众及散兵资材。”还说：“山西一切事无阎做主不能做，致华北关键在阎”，仍在努力争取阎锡山多作一点事。14 日，周恩来和彭德怀又致电毛泽东、朱德，提出我 115 师主力集结沫源，120 师主力集结灵丘，129 师进至阜平，担任发动五台、盂县东部以及唐县、曲阳、行唐以西，获鹿、平山铁道以北这一区域，扩大本身。作战方针以游击运动战， 避免固守，在有利条件下应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24 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日军正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袭击千型关， 另一部占左云。八路军第 115 师在广灵、灵丘以南平型关一带待机，贺龙率

第 120 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建议第 129 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扩大队伍，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令 129 师在 9 月底从陕北开出，先到正大铁路一带，以后转向太行山区。

9 月 21 日，周恩来同朱德又往大和岭口行营见阎锡山，提出将八路军 115 师部署到平型关东北方向的五台、灵丘地区，待机设伏，以运动战配合晋军在平型关消灭日军，研究确定了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计划。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回忆说：“周恩来至雁门关岭口同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决定用运动战来配合阎锡山所拟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他为我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①

1. 月 25 日，第 115 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的一部，歼灭日军

1000 多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平型关大捷后，周恩来在太原举行记者招待会，请大家参观缴获来的战利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并增强了大家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八路军给进攻平型关的坂垣师团以有力打击时，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 9 月 27、28 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茹越口、下 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在河北，沿平汉、津浦路进攻的日军，已经占领保定、沧县等地。10 月上旬，国民党军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忻口东西一线阵地，阎锡山调集了 8 万兵力，由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与日军决战，保卫太原。

1. 月初，周恩来会见阎锡山和卫立煌，指出中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主动打击敌人，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消极防御的战法，在防御中要采取积极的“反突击”，并说明八路军现在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将在敌后游击战中起决定作用。

① 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编著：《伟大军事家周恩来》，第 280、281 页。

10 月 4、5、6 日，周恩来连续与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黄绍竑等商议。局恩来建议不要把所有兵力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而应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诱敌至代县、忻口线，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对日军不要消极防御， 而应有所回击。他还提出，日军占领保定、石家庄后，将转而夺取太原，应迅速加强娘子关一线的防御部署。但阎锡山的作战思想在于忻口正面堵击， 未能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去做。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预见到正规战的前途不利，游击战在未来华北地区的重要性。9 月底，他同中共北方局讨论了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拟将华北划分为九个战略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晋察冀、直南（冀南）、直中（冀中）、冀东、山东，在这些地区组织游击战争。

八路军在晋东北、察南、冀西北区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日军的几条后路都切断了，对于忻口的正面战场起了很大作用；八路军还在阳明堡袭击了日军机场，炸毁了日机 20 多架，使中国军队阵地上几天内免除了空中威胁，这都对中国军队坚守忻口战线是有利的。但日军在进攻忻口受挫后， 加紧了占领石家庄后西向娘子关的攻势。10 月 26 日，娘子关失守，下一步即将西攻太原。11 月 2 日，在太原北部的国民党军只好放弃忻口，向南撤退。

“八一三”后，尽管泄沪抗战已开始，已经形成全国性的抗战局面，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定抗战到底的决心。9 月 7 日，他派蒋百里去意大利和德意志，意图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的名义先到了意大利，通过墨索里尼的女婿、外长齐亚诺，见到了墨索里尼。齐亚诺暗示：斡旋中日关系的中心在柏林。蒋百里立即离开罗马去柏林，见到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空军统帅戈林。戈林说：“中日两国都是德国的朋友，中日战争使德国左右为难，所以德国愿意把握时机做中日两国间的调停人。”这时候，日本参谋本部也有电报给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要他试探德国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于是 11 月 3 日，里宾特洛甫分别电告驻南京大使粤斯卡·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说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同日，狄克逊把日本广田外相交给他的停战条款通知柏林， 柏林很快就指示陶德曼把这些条款转达给蒋介石。

鉴于南京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国内产生一股妥协和平的空气。周恩来在 10 月 19 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说：中国战局已进入新的危机，提出了“我党公开发宣言，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开放党禁，开放民运， 改造军队，武装民众，为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抗战到底”等八条建议。张闻天、毛泽东复电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后来，11 月 13 日，周恩来又发电报给张闻天、毛泽东等说：日敌提出条件：一、沪占领区划为租界，二、华北自治，三、内蒙独立，等等。因此，沪、宁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晋局亦危。他提出：“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以此为一切动员的中心” 以及其他建议。

娘子关失守，忻口撤退，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进攻太原。早在 10 月中旬，周恩来就认为日军占领石家庄逼近娘子关，主要的进攻目标是太原；如果敌军突破忻口和娘子关，我军以太原为中心的内线作战便缺少回旋余地， 必须转向外线作战，同时游击战的配合也就更加重要。他主张保卫太原的战斗，“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

在国民党军撤出忻口的当天，11 月 2 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 周恩来应邀也参加了。会议研究守卫太原问题，决定由傅作义守太原。傅作

义表示接受。后来，周恩来又同傅作义会面，谈到守太原的问题时，他告诉傅作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另一方面，为了支援太原的傅作义，11 月 4 日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提出：现在东线敌人分两路向太原西进，一路由寿阳、榆次，一路由昔阳经沾尚镇，并以一部南下太谷，我东线红军钳制该路是对的，还应以一个支队向榆次、太谷之线活动，抗击敌人，以掩护友军左侧翼运输。6 日，又建议八路军第 115 师徐海东旅加入雁门关方面打敌援军。此外，还同卫立煌会商， 建议卫立煌对守太原城的傅作义部多作鼓励和督促。

这时，阎锡山的部队丢城失地，中央军也纷纷向南乱退，大片土地沦于敌手，太原失守也已是迟早问题。10 月 27 日，周恩来和刘少奇发出了致各部队、各地方党部的指示电，其中提出：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名义，公开直接去动员群众。在我军后方，八路军、共产党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提出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组织工会农会参加自卫队游击队等。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名义公开发表各自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刊物、标语等。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红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八路军。这也就是要八路军和中共各地党部在国民党军撤退后，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群众进行抗日。11 月 8 日，太原失守。

周恩来是在阎锡山、黄绍竑等都走了以后，才离开太原的。11 月 5 日， 日军逼近太原城，城的东、南、北三面城郊已被日军占领，只有西面未占。西面出城不远便是汾河，河宽千米，河水滚滚，深可没人。河上没有渡船， 只有两座陈旧不堪可单车通行的木桥，南边的一座已被日机炸毁，仅剩北边一座可以通行。

上午，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已嘱参谋张震将汽车送到汾河西岸隐蔽待命。晚上，周恩来办完一切事情后，方才离开，同行的有彭雪枫、廖其康、李金德、王选文、张震和司机共七人。彭雪枫和张震到城防司令部去取了傅作义准予出城的手谕。守城门军官搬掉沙袋，露出暗道，暗道很窄，只能单人行走，只好丢下汽车出了西门。城外混乱已极：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军车、装甲车，互相挨挤；逃难的老百姓携儿带女，被挤在两边田里，前边走不动， 后边还向前挤；桥上，往东和往西的汽车顶了牛，互不相让。这样一到天亮， 日军飞机一来轰炸扫射，不知要死多少人。周恩来心系群众，双盾紧皱，他立即对傅作义的守城军官交代，要他马上下令，让部队原地待命，不得与逃难的群众抢道，并马上派工兵抢修桥面，派人疏导交通，一定要在拂晓前让老百姓通过汾河桥。他协助城防军官劝导东来的车辆退回，直到疏导、清理、修理工作安排就绪，才低声命令大家迅速过桥。有一处桥面塌陷，桥板已掉到水里，只有一条尺把宽的木板架在那里，周恩来叫大家手牵手一步步往前挪。千米宽的桥，走了几十分钟才过去。到了河西，找着已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上车向汾阳方面进发。①9 日到达汾阳，11 日到临汾。太原失守后，这时临汾成了山西的政治中心。

① 参见赵桂来：《夜出木西门》；廖其康：《随卫周副主席列山西》。

13 日，他向中央发电报说：太原既失，敌正长驱南进，直下风陵渡只是时间问题。他提出：目前应强调游击抗战，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 以坚持抗战，由红军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现已有万人，山西各县游击队据 14

县统计已有 4000 多人，动委会领导的有 1000 人。关于正规红军，他赞成刘

少奇的提议，三个月扩大到 10 万人。并要放手收容国民党军队的溃兵、散枪

和资材。还提出要以决死队 8000 人为基础，加强晋东南的工作。

太原沦陷，阎锡山的部队被打散了，而且证明是作战无力的，我方准备以牺盟会为骨干，成立决死队。周恩来同意。与阎锡山商量，阎锡山也同意， 称为新军。新军共有四个纵队，其中第 1 纵队最大，由薄一彼负责，到了太岳地区，后来与陈质、谢富治部队会合。阎锡山有兵工厂，有枪有炮不给八路军，但给了新军。后来大部分新军加入了八路军。

11 月 16 日，临汾召开党政军民联欢大会，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讲话说：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的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青黄不接， 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他从战局、国际、军事和民众动员等方面，用事实来揭露了国民政府片面抗战带来的严重后果，并指出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抬头带来的危机，如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长，地区“特殊化” 思想的增长，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等。那么，华北抗战能继续吗？能持久吗？

周恩来说：绝对地能！

他分析了能持久抗战的因素，这就是敌人兵力不足，我们在地形、气候、民众条件上都有利于持久作战。现在民众武装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晋察冀边区的发展，将是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八路军在华北作战，将成为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华北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然后，他讲了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并讲了有革命的军队和它的指挥，便能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他的讲话激起全场听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受到热烈欢迎。会后，听众自动集资把讲话记录印了几万份广为散发。

这一夭，他致电中央说：“华北抗战正处于正规战斗将结束，游击战争成为主要方式的过渡中。”

11 月 25 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周恩来在山西，时间不过两个多月，但作用很大，为人路军今后的工作创造了种种顺利条件。

1937 年 11 月中旬，在中国南方，日军攻陷上海，并且占领了苏州、常熟等城市。11 月 20 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一些军政机关先行迁到武汉办公。

1. 月下旬，日军向南京推进，月底逼近南京。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打

算妥协求和，12 月 2 日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表示同意以日本在 11 月上旬提出的条件为谈判的基础，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等。6 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 54 次常委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

1. 月 13 日，日军攻陷南京。日本政府得意洋洋，态度更趋强硬。21

   日提出了比先前更苛刻的条件，如中国要在一些国土设立非武装地带、中国要给日本赔偿等，并限定中国政府必须全部接受，在 1938 年 1 月 6 日以前答复。这时中国国内，共产党坚决抗战，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内部多数也不愿妥协投降，蒋介石见了日本这些苛刻条件，不敢贸然接受。

日方表示强烈不满，1938 年 1 月 16 日，宣布中止谈判，近卫内阁还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扬言要另外扶植伪政权。国民政府也在 1 月 18 日发表声明，表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承认一切伪组织。

1937 年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为了同国民党进一步协商两党合作，并准备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特委派周恩来去武汉。

周恩来离开延安去武汉，途经西安。17 日，在西安的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他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巩固与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他强调要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来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

18 日，他到达武汉。武汉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各方人士都关注着周恩来的到来。周恩来除了忙于和国民党谈判以及组建中央长江局外，1938 年 1 月 8 日，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 表明了他的政治、军事思想。

文章一开始说：“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前一时，和平妥协的主张甚嚣尘上，然而日寇的贪欲， 却是无止境的，日本内阁的声明，对于中国的屈服主义者算是给了当头一棒， 说明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总结了抗战五个月来的主要经验教训，指出持久战可以发扬和增加我们的长处，而敌人则战线延长，兵力不够，短处日益暴露，长处逐渐减少。中国军队装备和技术条件落后，阵地战不是特长，今后应发挥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长，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则以游击战争为主。这里，周恩来是就整个中国军队来说的，阵地战等话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说的。

接下去，他讲了战斗的具体办法，其中专门讲了“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依据敌人现有的兵力，不论其在北方，在津浦，在东南， 只能占领我国交通要道及重要城市，如敌继续前进，其后方将愈加薄弱。因此，我们应抓紧敌人这一弱点，派遣某些得力部队，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被敌摧残压迫或被欺骗的民众， 首先以自立的原则，一直发展到脱离自己乡村城镇的武装队伍，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我主力作战。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不易在其占领地区，树立汉奸组织和汉奸部队，更难于统治起来。”

最后，他写道，一切办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必遭最后的惨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必然会达到最后的成功。

当时在武汉，有中共中央代表团，又有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 年的 12

月 23 日，这两个组织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在西安）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下辖机构有参谋处、秘书处、民运部、组织部、宣传部、党报委员会。长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一度受长江局领导的还有中共（北） 平（天）津唐（山）点线工作委员会。

周恩来在武汉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同蒋介石继续谈判。双方成立了两党关系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要制订一个共同纲领，推定由周恩来起草。周恩来写出了包括抗战建国许多重要原则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经 12 月

30 日长江局会议原则通过后，当日提交两党关系委员会讨论，1938 年春协商定案。但是，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同时看到纲领是一面旗帜，它要单独来举，因而把双方商定的这个纲领搁置了起来，而在3 月底 4 月初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鉴于这个纲领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某些原则上是一致的，长江局就按照中央的精神，帮助国民党来实施这个纲领，并在实施中发展和提高。

周恩来在长江局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广泛开展军事统战工作。

日军占领南京后，12 月 24 日和 27 日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接南北战场，日军决心以南京、济南为基地， 从南北两方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徐州是江苏省北部的重要城市，在黄河、淮河之间，鲁、苏、皖三省之边，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而过，周围山峦重叠，河流纵横，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控制着徐州，北可以威胁济南，南可以进逼南京，隔断了日军华北部队与华中部队，而中国军队则保持了陇海铁路这条军事大动脉，从侧翼保卫了平汉铁路的安全。日军先后集中了 8 个

师、5 个旅（支队），约 24 万人，于 1938 年 1 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

守卫徐州的是桂系首领李宗仁。当时徐州地区划为第五战区，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他坐镇徐州，指挥着津浦线的军事。桂系与中共中央是早有联系的。1936 年“两广事变”时，李宗仁、白崇

禧等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曾有过回复。1937 年 7 月初，通过刘仲容的联系，中共中央派张云逸访问桂林， 与李、白有所商谈。1938 年在武汉，白崇禧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中将副部长，都在军委会工作，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周恩来与白崇禧谈得很亲切，对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也经常互相磋商。2 月中旬，广西学生军从桂林出发，经过武汉，准备开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白崇禧要程思远邀请周恩来对这批学生军讲话。周恩来去讲了话，鼓励这些青年利用一切机会，采用一切办法，动员人民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周恩来的饱满的革命热忱，坚强的战斗意志，热情洋溢的讲话，青年们听时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程思远说，这是对广西部队讲话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周公有着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又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它具有一种特别的、神奇的、感人的力量”①。

这时，徐州会战在即。第五战区先后调集了 11 个集团军和军团、64 个师，约 60 万人防守徐州地区。1937 年 12 月中旬起，南路日军华中方面军指

挥第 13 师沿津浦路北上；北路日军华北方面第 2 集团军分路南下，其中一路

沿津浦路南下。山东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占领济南，1938 年 1 月 1 日又占泰安。蒋介石召开前线会议，韩复榘被查究正法。白崇禧参加了这次会议。

① 程思远：《我的回忆》，第 127 页。

白从前线回到武汉，向周恩来通报逮韩经过，并请教津浦线南段作战方针。因为那时津浦线南段日军正分三路北犯，定远、蚌埠告急。周恩来想了一下，对白崇禧提出建议，认为在津浦线南段作战，正面应诱敌深入，而置重兵于铁路两侧，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紧密配合，借以困扰敌人，使其不能渡淮北上配合北面敌军作战，这样我在北段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置敌于死地。

白把这一建议转告李宗仁，后者大加赞赏。李乃令第 11 集团军李品仙，

将 31 军迅速西撤，让开正面，而置于学忠的 51 军于淮河北岸，凭险固守。这样，日军进至淮河。就在这时，31 军等部忽自敌军左侧面出现，向东追击， 一举将津浦路南段之敌截成数段。进抵淮河之敌恐后路被切断，迅将主力南撤。于是南段战事，遂成相持之势。此周公之计所致也。

敌在津浦线南段进攻既不得手，乃重新调整态势。3 月初旬，以少壮军人派的板垣征四郎师团从北线东面迫侵，而又令廉介矶谷师团南下，意在必得徐州。

蒋介石急派白崇禧到徐州协同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周恩来又偕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武昌熊廷弼路白崇禧公馆商议作战方略，周建议应用运动战与阵地战配合作战。白素有“小诸葛”之名，对周提出的此一战略方针， 极为赞赏。白到徐州后，即以此法协助李宗仁部署兵力，确定战略，遂取得台儿庄血战的重大胜利。

白对周公的战略指导时刻不敢忘怀。1939 年 4 月 6 日，白在夏衍所办的桂林《救亡日报》上题曰：“台儿庄的胜利是在战术上运用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这表明他不敢忘本。①

为了协助徐州会战，周恩来令新四军第 4 支队在津浦线南段，协同国民党桂系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 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

另外，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到徐州见李宗仁，劝李不在徐州城而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讲了几条：一是日本侵略军占济南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 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 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李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转告周恩来。②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歼灭日军 1 万多人，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后来，这年 7 月，李宗仁到武昌，入东湖疗养院治疗牙疾。刚巧周恩来也住在东湖，就在寓所设便宴招待李宗仁，谈谈团结抗战问题，商得李宗仁同意，在第五战区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共产党员钱俊瑞、胡绳等负责，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工作。后来钱俊瑞等又同李宗仁联系，组织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从而开辟了豫南、鄂北抗日救亡工作的新局面。在这之前，2 月间长江局就通过朱蕴山与李宗仁协商，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后改称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周新民、张

① 参见程思远：《我所知道的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 165 页。

劲夫、狄超白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各部门重要工作。在这个组织的掩护下，中共安徽省工委迅速地把下属的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基本建立起来，发展党的力量，掀起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后来各县动委会的 300

多名干部和各工作团的 1700 多名团员，绝大多数参加了新四军。武汉失陷后，周恩来与白崇禧同车南撤，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在广西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和一批文化人撤到广西，得到白的同意，后来在抗战期间广西成了抗战文化工作比较发展的地方。

除了第五战区外，周恩来还向河南（第一战区）开展了军事统战工作。程潜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叶剑英在 1938 年春派张友渔到河南任第一战区政训处设计委员，开展对程潜的工作。长江局、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和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队竹沟留守处，要巩固与抗日党派和人士的团结，共同抗日。根据这些指示，河南省委成立了统战委员会（后改为统战部）和上层工作委员会，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第一战区政治部工作。河南省委还同商震、张钫、张轸、刘茂恩、于学忠、刘汝明、冯治国、何基沣等国民党将领，同汝阳、洛阳、淮阳、商丘、南阳等专署专员及信阳、西华、扶沟、襄县、桐柏、永城等县县长，都建立了很好的抗日合作关系。后来除桐柏县长不明外，其他县长都加入了共产党。何基沣是卢沟桥事变时起而抗日的 110 旅旅长，周恩来 1938 年初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见他。在谈话中周恩来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何基沣去延安参观。何基沣 2 月到了延安，后来被批

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中共河南省委曾经通过何基沣，派了 200 多名干部，以所部的名义，在桐柏山地区坚持开展抗日工作。

周恩来还推动了川军、滇军的抗战工作。1938 年 1 月，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党组织关于四川工作的意见，是周恩来起草的。这个“意见”中推动四川的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战，派干部到刘湘的部队中去工作。这时共产党员张曙时等已经在刘湘的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中建立了中共支部。1 月 20 日刘湘病逝，长江局主办的《新华日报》赞扬他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刘湘死后， 邓锡侯（川军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继任刘湘的职务，为川康绥靖主任。2 月下旬邓锡侯到武汉，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他，谈了希望川军能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抗日，协同作战。不久，第 22 集团军投入了台儿庄战役，

打得很英勇，膝县之战伤亡万人，第 122 师师长王铭章殉国，第 127 师师长陈离带伤坚持指挥。李宗仁说：“若无滕县之苦战，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王铭章灵柩到武汉时，中共代表团前去迎接和祭莫，《新华日报》发表了《向为国牺牲的模范军人致敬》的文章。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还到医院去看望了陈离。陈离同共产党早有联系，以后关系日益亲密，给了新四军很多支援，对邓锡侯也做了很多工作。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这部分川军举行了起义，这同抗战时期的军事统战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滇军首领尤云，在 1937 年 8 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开国防座谈会时，就有了来往。双方交谈了合作抗日，并商定建立电台联系。1938 年初，滇军第 60 军北上抗日经过武汉，这个军的第 184 师师长张冲拜会了叶剑英、罗炳辉，要求中共派党员、青年到这个师工作。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同意，从武汉、延安派了周时英、薛子正，张子斋等党员干部去工作，建立了中共支部。薛子正是长江局参谋处的干部，去后担任过张冲的秘书、184 师

的参谋长，在徐州会战时出谋划策，使滇军打得很出色，连日本的报纸都惊呼“滇军的猛烈冲锋，实为罕见”。后来薛子正担任 60 军军长卢汉的参谋， 开展对卢汉的工作。中共又通过张冲做龙云的工作。这些都为解放战争后期滇军的起义，打下了工作基础。

除了对地方军队外，对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或嫡系，周恩来也进行了不少工作。例如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周恩来就多次到他的寓所去拜会，交谈军事形势和抗战前途。张治中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周恩来同他有来往，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派涂特立作为第 18 集团军驻湘代表，

向他开展工作。当 1938 年 11 月中旬发生“长沙大火”的事件后，张治中处境非常困难。周恩来帮助修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和张治中省长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两个文告草稿， 指出这场火灾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所酿成的，仇恨要记在敌人身上，我们必须坚持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张治中对周恩来为他“字斟句酌”地修改这篇难做的文告，感激不已，过了十几年后还曾提到。

1938 年 2 月，汉口文化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周恩来前去参加。会上，提出了很多问题，请周恩来解答。周恩来“态度是异常诚恳的，解答详尽而有力”，后来归并成一篇文章：《从目前抗战形势谈到八路军的作战》。谈话说：

过去敌人进攻我国的方式主要是军事的占领，就是说，企图一鼓而攻占我全国重要城市与交通线，使我国屈服，但我国五个月来的抗战，予以严重打击，使它不能实现这一企图。现在的进攻方式，已转而为军事与政治并重了。它一方面尽可能在几个重要军事据点上推进，比如在津浦线与陇海线， 一方面尽全力于稳固已占据的区域，尽量扶助一切傀儡政权，并号召国内资本家，来华开发，比如最近沧石路、平热路的赶修，以及华北几个煤矿的开发等。它是要在已占据区域尽量巩固其已得权益，并竭力培养新的力量，作第二阶段新的进攻的基础，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方式的一个特点。

在这个谈话中，周恩来号召：“迅速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以牵制其兵力，不能顺利向前发展。两个月来敌人在晋南不能有多大发展，八路军在后面的牵制，不能否认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关于在已被占区域怎样发动游击战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必须指出如下几点：一、要有坚强的领导，即是要与附近正规军取得密切的联络，并受其指挥，在各部之间，要有互相联系关系，记住游击队决不是流寇式的。二、要有坚强的干部。三、要到处把民众组织起来。四、要时时与敌人接触， 若只在自己的后方游击，结果将是扰乱后方了，在不断与敌人接触中才能生长出新的力量。五、行动要采取秘密性质，穿便衣，用短枪，人数不宜过多， 可以十余人为一组，遇有敌人辎重经过，可予以突击，及道路桥梁之破坏， 散发宣传品，刺探敌情供给我正规军等等，是其主要工作。就八路军的经验， 做得好时，常能以一二百人的疑兵散阵，能够吸引住敌人数千兵力，使其不能迅速开赴目的地，完成其任务，达一个相当时期，我相信即在上述的情形下，还有充分开展可能的。”

周恩来是一贯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的，这时期他曾多次强调抗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例如在 1938 年 3 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讲道：“要使军队中政治工作健全起来，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加强了，第一可使部队

的战斗力提高，相互间友爱加深，这样，不仅每个人杀敌的勇气会增加，相互间的帮助也更密切，并且还能互相监督勉励。第二可影响到动员的运输队、担架队、民伕等，使他们政治认识提高。因为如果他们的政治认识清楚，他们便会奋不顾身地在战事千钧一发的时候，尤其是在战事失利的时候，在撤退或转移作战的时候，把伤员很快地迁离火线，这样，才能使作战官兵觉得兴奋，觉得有依靠。第三可影响到广大战区的民众。能够这样，民众会从对作战部队的爱护上，对受伤的官兵，更加爱护。”

关于组织游击队伍和培养游击干部，1938 年初，长江局就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阻滞敌人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以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并决定一面由周恩来草拟一个书面建议送给蒋介石，一面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去发动与武装广大群众，阻滞敌军对陇海路、平汉路的进攻。会上还作出了关于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三个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要求各区“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 积极参加保卫家乡的斗争”；鄂豫边特委要加强对由这地区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队的领导，鄂豫皖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河南省委根据长江局指示，提出了“发展十万抗日武装”、“全党军事化”，规定河南和苏鲁边的中心任务是准备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主持长江局会议，准备在豫西南和鄂北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并设想在黄河、长江之间由彭雪枫负责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游击战争的军区， 发展中州抗日游击战争，在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人到新四军第 4 支队。

发展游击战争，需要游击战人才和扶持地方游击武装。周恩来指出，举办训练班是训练干部发动群众抗日的一条必由之路，意义重大，必须把它办好。中共湖北、河南省委认真执行了这些指示。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从 1937 年 11、12 月开始，湖北省委由方毅主持在黄安七里坪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陶铸主持在应城先后举办了汤池训练班和汤池临时学校； 还在武汉办了多期训练班，在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办了干训班，全省共培训2234 人。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关心指导下，1938 年 2 月起，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在确山竹沟一面举办教导队，学习游击战术与研究发动游击战的经验教训，一面举办各类训练班，至信阳陷落前夕，从竹沟、信阳共培养了军政骨干和各类人员 3000 多人。这些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干部，后来成了鄂、豫、皖、鲁各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成了新四军第 2、4、5 师的重要干部来源。

对皖中，周恩来、叶剑英专门指示新四军第 4 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

要注意发展这一地区的地方游击队。周恩来还在 1938 年春天在武汉会见东北流亡的军人和青年公务员，动员他们到皖东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亲自为他们取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这支武装迅速扩大到一千多人枪，跨过津浦线，奇袭小股日军，破坏公路，铲奸除害，保卫民众，威胁日军占领的南京、芜湖一带。1938 年夏，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加强了对已建立的游击武装的领导，逐步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江（阴） 无（锡）常（熟）等游击区，一直达到上海的崇明、浦东地区。这年，广东省委也抓了军事工作，一方面抓分散的统战形式的武装，另一方面计划使红军古大存部扩大为新四军的一个大队，发展成为华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到年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东惠阳、宝安、琼崖等地相继建立。

1. 月台儿庄之战后，日军大本营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了重兵，认为是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制定了《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决定华北方面军以主力南下攻徐州，华中派遣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5 月中旬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包围，攻陷徐州。接着，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攻人豫东平原。驻守鲁西南的中国第一战区薛岳兵团与日军激战至 30 日，中国守军退

却。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于 6 月 9 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问奔泻，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日军向东撤退。决堤虽然阻挡了日军西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豫、皖、苏三省四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成了泽国，近九十万人葬身洪流，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日军占领徐州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

示》，要求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叶剑英当即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作了传达，要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动员了一万多工人、学生等回乡，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周恩来和叶剑英致电朱德、彭德怀，建议注意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和发展。

1. 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进行汉口作战，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6 月 15 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日军将正在豫东、皖北的部队转移南下，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的第 11 集团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指挥，加上海空军约四十余万兵力，沿长江西进攻武汉。

2. 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计划，编成武汉会战作战指挥序列，总指挥蒋介石，陈诚是武汉卫戍总司令，调集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大批部队和海空军等，总兵力近一百万人，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南北两岸，组织防御。

3. 月 7 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 指出：一年来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经过一战再战，虽已占领了我们沿海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其聚歼我军，逼我屈服的企图，终未达到。一年来我们坚持了长期抗战的方针，击破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拒绝了敌人和解诱降的活动，这是我们基本的成功。中国抗战，已有了基本的成功和进步，但抗战力量，因有种种弱点，还不够坚强、广大和持久，这需要我们在坚持长期抗战中，改正这些弱点，克服这些困难，争取胜利的前途。

关于保卫武汉之战，周恩来说：保卫武汉的有利条件是有的，但还不足。他认为最好是能击败和阻止敌军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外，次之也要能侧击和消灭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中，最后还要能截击和歼灭敌人于湖沼地带。他主张在保卫武汉中消耗敌人，并说：“即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尚未达到质的变化，不得不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但敌人所能取偿于武汉的，将是焦土荒墟，那我们增长的力量，不仅能继续抗战，而且能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配合中，日益接近于力量对比之质的变化，最后转弱为强，反败为胜，进行决战。”

他说：一切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动摇，在现在，在将来，在整个长期抗战中，都应该遭到我们的反对。

9 月 26 日，周恩来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发言指出： 抗战将转入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使正规

战同游击战适当配合。要在战争中建立新的军队。要大胆地把新四军中的老干部放出去发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 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

还在 10 月上旬，武汉战火临近时，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了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他写道：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抗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保不住，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21 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机关已撤离武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八

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开始撤离。22 日，武汉已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周恩来到码头送一批同志乘“新生隆”号船赴重庆，返回时，国民党兵己在办事处所在地大石洋行的楼内放炸药，准备炸楼，周恩来只好住到郭沫若家。这时，武汉的大小报刊都已停刊，只有《新华日报》还在坚持。24 日，周恩来又送走了郭沫若、胡愈之，到新华日报办公地口授了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24 日夜，城市死寂，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日军已部分进城。印刷机印出最后的一份报纸，刊出了这篇社论。工人们拿大铁锤把印刷机齿轮砸碎。周恩来率领大家坐上几辆汽车撤离武汉。这时，街上已经一辆车也没有了。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 4 个半月，毙

敌近 4 万人。10 月 24 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放弃武汉。日军 26 日占汉口、武昌，27 日占汉阳。这次战斗，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