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战略转移的征途上

·第五次反“围剿”之初，他的正确意见遭到斥责，后实际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

·黎平会议上支持并采纳毛泽东向川黔边进军的建议，李德大怒。

·他对于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关键和重要作用，决定他仍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新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他为“团长”。

·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

·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意见。

·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北上方针，得到了一致赞同。

·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辞去红军总政委一职让予张国焘。

·艰苦卓绝，积劳成疾，被用担架抬着过了草地。

·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该役为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于 1933 年 5 月在南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亲自指挥这次“围剿”。他调集重兵，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步步推进，持久作战。

这次“围剿”，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红 1 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有 50 万人，分为南北两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 1、2、3 路军，共计 33 个师又 3 个旅，担任主攻。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 11 个师又 1 个旅，配

合北路军作战。东有第 19 路军蔡廷锴所部和归他指挥的 7 个师又 2 个旅，阻

止红军向东；赵观涛所部 5 个师又 4 个保安团，阻止红军向赣东北。西有西

路军总司令何键部 9 个师又 3 个旅，阻止红军向赣江以西。

这时的中央苏区，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扩大到 8 万多人， 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不多，如果按照正确的战略和军事原则，打破“围剿”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

但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战略和军事原则。1933 年 6 月13 日，临时中央发来了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这个作战计划是共产国际驻

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指示中批评红 1 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弱点”在于“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为了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指示要求“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进行分离的作战”，具体说是要派遣红 5 军团，作为“东方军”。

中央局转给周恩来、朱德这个中央指示时，又说：为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拟改令彭、滕率 3 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拨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附近之第 19 军，宁化独 7 师、19 师、20 师及长汀以北和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一贯主张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对于分兵是不同意的，红 3 军团是红 1 方面军主力军团之一，更不宜分离。接到电报后，6 月 18 日他就和朱德向中央局提出意见说：“方面军主力 1、3 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只同意红 5 军团组成东方军。

21 日，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项英、王稼祥等又电周恩来：“沪指示编组东方军团及其作战纲领，主要的是改进从前一手打入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体，来开展战斗新的局面”，坚持“3 军团作东方军团”，其他部队作为中央军在抚河、赣江间活动。

此后的将近三个月，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本身受到削弱；中央军也没有取得预期胜利。红军分离作战，削弱了战斗力，丧失了准备反五次“围剿”的宝贵时间。同时也使蒋介石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能够从容地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围剿”，并命令“进剿”的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整补充，构成堡垒封锁线，准备第五次“围剿”。

后来，毛泽东曾把这叫作“两个拳头打人”，指出这是错误的。

1933 年 9 月 25 日，敌人北路军的 3 个师向中央苏区的黎川发动进攻， 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毛泽东后来说：“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部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①

周恩来是主张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他在 1933 年 4 月写过一篇《论敌人的要塞》登截在《红色战场汇刊》上，文中说：“就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他在 5 月间写的文章中说：“总而言之，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 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红军比起敌军来，并不是总体上占优势，但是“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和兵器”，而被抽出兵力的方向就成为对优势敌军的钳制方向，这是红军在运动战中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也即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术。这在周恩来的思想上是一贯的， 即便到了中央对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严重的 1934 年春，周恩来和朱德等

在给方志敏的电报中，仍然指出：你们应“集中和扩大红 10 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

但是，在后方的中央领导无视周恩来等的不同意见和过去作战的宝贵经验，一再命令红军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人，还说什么“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周恩来、朱德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领导人，只好遵照执行中央的命令。从 1933 年 9 月下旬到 11 月中旬，

红 1 方面军就是依照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结果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自己反而遭受到很大的损失。蒋介石虽然派了重兵四面包围了中央苏区，但是其中只有北面的北路军

是蒋的嫡系部队，也是进攻苏区的主力部队，其他各路部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是“杂牌”，他们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一二八”事件后，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第 19 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日，受到蒋介石的压制。现在他们奉命来“围剿”中央苏区，并不是他们的本意。第 19 路军广大官兵主张抗日，厌恶内战。1933 年 1 月 17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以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发表的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苏区等三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20 页。

个条件下愿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在国民党部队中是有影响的。第 19 路军调到福建后不久，在 8 月间，秘密派吴明作代表到延平前线同红军联络。吴明就是周恩来旅法勤工俭学时认识的陈公培。

第 19 路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对蒋介石不满，而他们的驻地

福建又正好与中央苏区接壤，如果与第 19 路军结成军事统一战线，很明显地

对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是十分有利的。周恩来对第 19 路军的这一行动很重视，9 月 22 日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到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进一步了解蒋光鼐、蔡廷锴的真实意图，并介绍说吴明过去是共产党

员，后来脱党，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经过会谈，彭德怀交吴明带去回信，对第 19 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

在前线进入休战状态。10 月 26 日，第 19 路军和福建省政府与工农红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 月 20 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1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福建人民政府签定抗日停战协定四条。22 日，双方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军事行动， 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贸易关系。之后，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从福建向苏区运去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

“福建事变”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他不得不从北线主力中抽调部队转向福建进攻，这就延缓了对苏区的“围剿”。周恩来认为军事上应当相应采取行动支援第 19 路军。24 日，他在前方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并以红 1 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等，报告福建多变后的敌情变化，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苏区，调集兵力东进由浙入闽，以资溪、光泽为入闽方向镇压福建政府。他敦促中央早日作出决定，以红 3、红 5 军团侧击国民党军入闽部队。电报中说：“3 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钟贤前进之周纵队或参加向嵩市、贵溪县前进之邢樊纵队”，“5 军团除留一团守备杉关、洵口、湖坊、毛家溢地域外，其主力是否应与 3 师配合侧击向钟贤延伸筑垒之周纵队。”临时中央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建议。

同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 10 军军长刘畴西、红

1. 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第 19

   路军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赣东北和闽北抓紧这一时机，以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并集中红 7 军团主力准备截击敌军，但切忌正面迎击与强攻堡垒。

但是，第二天，中革军委发来了关于红 1 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认为“不

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 19 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

27 日，周恩来又致电博古、项英等，报告说敌军由江西开往福建，由浙江省边城入浦城已不是主要路线，主要路线是由金溪、资溪入光泽、邵武， 提议在资溪、光泽间组成新独立团并令闽北独立团移到邵武、光泽以北活动， 令陈毅尽力迟阻敌之进扰。28 日，朱德、周恩来两次致电寻淮洲和政委乐少华。第一份电报中说：敌军入闽，其出邵顺纵队之右侧正对着我闽中苏区， 且后方延长，给我闽中部队以活动和发展机会，“令 19 师帮助闽中游击队， 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队，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第二份电报说，红 7 军团明日应以一个最精锐的侦察营向将乐

地域出动，任务是与 19 路军部队取得联络，并侦察将乐，如在将乐的非 19 路军则驱逐或占领之，如敌部队向将乐、万安前进，7 军团主力须迟滞拒止和侧击之，但须避免决战。

但是，临时中央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 拒绝予以支援。12 月 5 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 批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周恩来、朱德侧击入闽攻第 19 路军的国民党部队的建议遭到拒绝。12

月 13 日，在瑞金的中革军委又决定将红 1、红 3 军团组成西方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结果劳而无功。

第 19 路军在孤立无援情况下，12 月 16 日与由赣北南下的国民党军在建瓯等地开战，节节败退，连失厦门、福州，退集泉州。蒋介石采取老办法用收买敌军部下来分化敌军，第 19 路军将领沈光汉、王维寿、区寿年、张炎等

被收买，於 1 月 21 日通电拥护蒋介石。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前方向中央局指出的意见，经常不为中央同意，或被严厉斥责，或受中央强令“你们决须根据军委意图”行事。而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又常常变化，如 12 月 13、14 日在一昼夜 24 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使前方无所适从。12 月 16 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说：“连日电令屡更，⋯⋯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

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已在 9 月间从上海到

达中央苏区，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12 月 20 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 1 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以后就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就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

1934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前方，回到瑞金。

1 月下旬，国民党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和第 19 路军以后，随即把它的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中革军委本着李德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思想，要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来顶住敌人，还经常轻率地要红军主力对敌人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错误战略指导下，红军对敌军的反击战，虽然都打得非常英勇顽强，但都没有能够击破或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红军自己却遭受到重大损失。

4 月 10 日，敌人集中 11 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城池广昌，编成河西、河东两个纵队，沿抚河东西两岸交替筑碉前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以及敌军装备精良、军力强大的情况，急忙抽调红 1 军团、红 3 军团、红 5 军团、第 13 师、红 9 军团、红 23 师，共

9 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错误口

号。广昌保卫战开始后，战斗非常激烈，历时 18 天。红军虽然给了敌军很大

杀伤，但是自己也伤亡了 5000 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干部伤亡数也很大，有一个团，连级干部只剩下一个人。这一仗不但没有保住广昌，还丢掉了建宁。27 日晚，红军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这是一次与敌军拼消耗的阵地战，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广昌之战后，敌军重新调整部署，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带的“围剿”。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短缺，红军已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当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早在“福建事变”时候， 毛泽东就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广昌之战后，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 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但是中央没有接受这些主张，而只是致力於阵地防御。

国民党的“堡垒主义”战略采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 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原则，得利于红军打阵地战。毛泽东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 红军应该跳出敌军包围圈，打到敌人后方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周恩来也是这么想的。他虽然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无权决定，但当他派遣程子华去鄂豫皖苏区进行反“围剿”战争时，是这样交代的：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这样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 同时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老根据地就能保存了。

关于建立新根据地的想法，周恩来也是和毛泽东一致的。程子华回忆这次谈话写道：“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 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①

周恩来 1934 年 1 月初回到后方瑞金后，前方的军事指挥实际上是由博古、李德直接负责了。以后这一段时期，周恩来说，他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形式上的，实际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他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后来，1943 年延安整风中，周恩来曾经检查自己犯了王明“左”倾错误

① 程子华：《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回忆在周总理教诲下走过的胜利历程》。

时说，教条主义者们之所以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除了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外， 还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所迷惑有关。周恩来是严格要求了自己。实际上，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是有抵制的。根据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 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 以粉碎敌人的进攻。

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 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车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①

周恩来一直是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的，这时又是红军的总政治委员，直接抓政治工作。1934 年 2 月 7 日，他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说：“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2 日， 他在会上作《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报告中说：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报告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他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广昌之战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开会，讨论中央红军是否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讨论结果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走。这次会的时间大概在 1934 年 5 月。会后，将这个决定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表示同意。从决定转移到出发，中共中央书记处开过四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三人团”，“由三人团处理一切”。周恩来说过：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三人团”主要管军事，而且是形式上的，实际仍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例如中央红军转移时党政领导干部谁走谁留下这样的大事，就没有在“三人团”讨论，完全是博古决定，没有告诉周恩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撤离中央苏区，但是主管军事的李德并不积极作撤离的准备，仍然是硬打硬拼。7 月上旬国民党军以 31 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全面进攻。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继续同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拼消耗，说什么“以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8 月 5 日，国民党军集中 9 个师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军在高

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 15 公里纵深构筑阵地固守。在 6 日的高虎脑、半桥防

御战和 13 日的万年亭防御战中，红军击退国民党军的多次集团冲锋，使蒋介

石的精锐第 89 师丧失战斗力退出战斗，但自身也伤亡很大，不得不于 27 日

① 任修权：《回忆与怀念》。

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其余各路敌军均向中央苏区中心推进，到 9 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联成的一块狭长地区了。只是到此时，红军才真正准备出发，向新的地区转移。

8 月 18 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文章说：在六七两月，敌人经过了重新部署兵力和修补马路碉堡，7 月的下半月便进行了大举进攻的新的步骤。进攻的主要路线是以三个纵队兵力，向驿前方向进攻企图占石城。配合进攻的有由连城方向攻汀州，西北线五个师以上兵力攻兴国；南线逼粤敌以主力进攻会昌。文章提出：苏区的形势险恶，红1 方面军要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文章实际上暗示了要准备转移。

当时苏区南线的“围剿”军是粤军陈济棠的部队，他们对“围剿”很消极，对红军打打停停，占领窍门岭后就没有再前进。历史上陈济棠曾经通电反蒋，他担心蒋介石打败红军后会从福建方面抄粤军的老家，因而想与红军和谈。陈济棠派了一个认识周恩来的姓徐的高级参谋秘密到瑞金，给周恩来送来一封信，说准备派总参谋长黄幼民和黄旭初、黄炽文三人为谈判代表团， 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周恩来找何长工谈了话，要何长工当总代表同陈济棠谈判。周恩来说：“长工，如果我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

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穿着西装，戴上草帽和墨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带了一个骑兵连，前去谈判。到筠门岭敌军前哨时，敌军连长对部下说：“这是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他们对何长工说：“何司令，不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捞不到什么，你们打败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何长工同黄幼民等在离筠门岭约 40 里的一座洋楼中谈判，经过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双方在现战线后退 20 华里。

这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黄幼民得知后问：“你们是不是远走高飞？”何长工答：“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天了，表示祝贺。”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送何长工回苏区。何长工到会昌后，周恩来派人送来一封信，说在于都等他。何长工连夜到于都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不过我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要行动。别的职务暂时没有，请你到教导师当政委。”①

这时，各路红军都集结在于都河（贡水）北岸。要离开苏区出征，必须渡过于都河，就要在河上架桥。于都河宽六百多米，水深一至三米，河底为沙石。为了架桥，周恩来已在于都住了 20 多天，亲自指示征集器材。为了避

免暴露，架桥作业在每天下午 5 时到次日晨 7 时之间进行。10 月 14 日，周

恩来到作业现场视察。10 月 16 日，渡河行动开始，连续几天，都是在下午 6

时到第二天晨 7 时之间进行。10 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已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

在这之前，10 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

① 何长工：《同陈济棠部队谈判前后》。

潭秋、贺昌、陈毅五人组成中央分局留下，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10 月 21 日，出征的红军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据守这一道封锁线的是粤军，由于谈判达成协议，红军向南突围时敌军实际是边打边撤，没有对红军堵截，所以红军在短时间内顺利通过了陈济棠的管区。之后的一个多月中，红军以“久困之师”，又连续突破敌军的第二、三、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粤军、湘军、桂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围，渡过了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会到湘西同红 2、6 军团会合，就在湘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了 20 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 月 4 至 6 日，红军翻越老山界。从这时起，中央领导层内发生争论， 主要是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当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 2、6 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 月 11 日，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开会，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旧坚持到湘西与红 2、6 军团会合。

15 日，红军攻克黎平。18 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的《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而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黎平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有遵义会议。周恩来后来说： 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这以后不久，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

1935 年 1 月 2 日至 6 日，红军渡过乌江。1 月 7 日，占领遵义。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四周山峦起伏。它北通四川重庆，南是贵州省会贵阳， 东有武陵山，西有大娄山，全城约有三万多人，交通方便，市面繁荣。红军西征尽管战斗艰苦，但仍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他在处理军事全局之外，仍十分强调政治工作。红军占领遵义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周恩来亲自检查了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1 月 15 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鉴于情况已有变化，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周恩来作这个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批评了李德、博

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认为：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最后作出以下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消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聂荣臻说：周恩来“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①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北上渡长江的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1 月 19 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和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到泗渡。

在遵义会议上，曾经批评中央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所以此时政治局每天讨论作战和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根据会上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

红军的行动，使得蒋介石感到川南受威胁，于是急令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为总指挥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另一方面令龙云的滇军入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至松坎，令周浑元部渡乌江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红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

1 月 29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军西渡赤水河，准备相机从

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但这时川军潘文华部 36 个团已到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堵。红军避实就虚，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在进入扎西之前，途经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村时，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红军 2 月 8 日进驻扎西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渡赤水，重占遵义。2 月 20 日左右，红军二渡赤水，24 日占领桐梓，25 日攻下娄山关，28 日进入遵义，追击敌军直到乌江北岸。这一战役击溃黔军王家烈部 8 个团和吴奇伟部两个师，俘敌约 3000 人，缴枪千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红军二渡赤水后，蒋介石亲自飞到重庆进行“督剿”，下令要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地区。

面对这一形势，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并且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 1、3 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蒋介石指挥军队向遵义合围，红军则由遵义向西开进。3 月 10 日，中共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卷，第 240 页。

中央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会上得到通过。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 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会后，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避免了红军一次重大损失，因为如果红军攻打新场，12 日才能到达，届时滇军也将赶到和黔军会合，而且川军还可以侧击红军。10 日晚，军委下令红军向平安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

这之后，鉴于作战需要集中和果断，召集那么多人来讨论容易误事，毛泽东提议还是成立一个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西渡赤水红军南下渡乌江前， 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也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团长”。

遵义会议后的红军行动，同过去大不一样，忽东忽西，飘忽不定，避实击虚，攻城略地，蒋介石只好分散兵力，四面防堵。3 月 16 日，红军又西渡赤水，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迅即调兵到川南防堵，不料红军突然又掉头东向，四渡赤水，从遵义、仁怀大道疾进南下。蒋介石急由重庆飞抵贵阳指挥堵截。3 月 31 日红军南渡乌江，4 月 2 日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 蒋介石大为着急，急调滇军到贵州增援。红军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佯作东进湖南。蒋介石怕红军去与红 2、6 军团会合，急令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住红军不让东出湖南。不料红军主力在贵阳城下虚晃一枪，即迅速南下，乘云南兵力空虚，从 4 月 10 日起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今长顺）等县城，

16 日至 18 日在贞丰县的白层渡过北盘江占领贞丰、安龙、兴仁等县，23 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今富源）、罗平。27 日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迪近昆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赶紧调兵防卫昆明。红军趁金沙江两岸空虚，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军委派刘伯承率领干部团直去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亲自到干部团了解情况，作了布置。同时决定红 1 军团夺取龙街，红 3 军团前往洪门渡占领渡口。

莫文骅曾经讲过抢渡金沙江的情况：

1. 月 29 日那天，干部团前进到离天险金沙江 280 里的彝民地区，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干部团“五一”夺取金沙江。30 日，一天走了 100 里，半夜起来继续走，一天一夜走了 180 里，金沙江已映入眼帘，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真是“浩浩长江水，莽莽向东流”。队伍迅速接近河边，那里正横着两只小船，可以容 30 个人，于是先渡过去一排人。在河边上捉住了 60 多个国

民党兵。两只小艇一日夜只能渡 1300 多人，于是又分头找船，结果弄来了 6 条船，撑船工人纷纷替红军撑船，使得红军渡河成功。干部团渡江到北岸后， 接到命令占领离河岸 20 多里的通安，于是留一个连维持渡河秩序，其余攻向

通安。结果，敌人伤亡遍地，被俘 600 多人，内有团长一人。这时才知通安敌人有两个团，内有副师长一人。通安战斗，开辟了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天险的道路。从数量上说，抢渡金沙江的先头部队只有 80 人左右，参加通安战

斗的也不过 400 条枪。①

1. 月 4 日，周恩来渡江，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起指挥红 1、3、5

军团于 9 日全部渡过金沙江。红 9 军团也在云南巧家过江。至此，红军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5 月 12 日，周恩来参加在会理郊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

24 日，红军占领大渡河边上的石棉县安顺场。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渡口，这里同金沙江一样，架桥是不可能的。金沙江水流湍急，不可以坐船成直角渡江；在安顺场渡大渡河，船一定要顺水冲成斜角才能渡过，来回要一个小时才能渡一次，而当时只有一条船。渡河点的对岸有敌军一个营据守， 河中是波涛澎湃，岸上是火力封锁。清朝同治二年四月，也就是阳历 5 月间，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几万人到安顺场，渡河未成，全军覆没。蒋介石希望红军到这里后，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到达安顺场后，就凭这一只木船，17 个勇士在汹涌波涛中抢渡成功，攻占了对岸。26 日下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赶到安顺场，看见大渡河水流太急，虽然此时已有四只小船，但一天只能渡一团多人，于是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聂荣臻、刘伯承率红 1 军团第 1 师和干部团循大渡河左岸，林

彪率红 1 军团指挥部、红 2 师主力和红 5 军团循大渡河右岸，上溯 300 里，

抢夺泸定桥。29 日，红 1 军团第 4 团第 1 营第 2 连 22 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

率领下占领泸定桥，到 6 月 2 日，红军全部过河。

渡过大渡河后，国民党在后面复占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在天全河击溃敌杨森部 6 个旅的堵截，7 日占天全，8 日占芦山，突破敌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翻越海拔 4000 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的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懋功南面，茂州、理县西南，每天下午就大雪纷飞， 山下是夏天，红军只穿一身单军衣，山上则是严冬，红军上山前既不可能补充衣服，也不可能发点酒，只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喝一碗。不少红军战士牺牲了，永远留在了这里。

6 月 12 日，红 1 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和红 4 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李先念部会师。16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也翻过夹金山到达维。达维是藏民区。在达维休息一天后，就到懋功，与在懋功的红四方面军第 30 军会合。晚上，开了红 1、4 方面军干部联欢会。红军在懋功，东边控制了由灌县进懋功的要道巴郎关，南边控制了由天

全、宝兴进懋功的夹金山，抗击两面追来的川军。因而能够休息几天，进行整顿。16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红 4 方面军领导人说：“今后我 1、4 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和西康（当时的西康省，为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地区）“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 月 20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但是张国焘推托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口号，一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一是西进西康、青海、新疆，认为不同意他的这种主张就是右倾，就“应当严厉反对”。为了统一战略思想，

① 莫文骅：《“五一”的前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6 月 26 日在两河口开会。周恩来等离懋功到达两河口。

6 月 25 日，周恩来在两河口出席了红 1、红 4 方面军会师大会，并会见

了张国焘。张国焘问周恩来，红 1 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因张国

焘也是中央负责人之一，当然实言相告，说大约还有 3 万人。张国焘听了以

后，自恃红 4 方面军现在有 8 万兵力，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就立即变得强硬起

来，并且说红 4 方面军准备西去。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 人。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回顾了红 1 方面军撤离苏区以后的转战经过，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论述了在松潘、理具、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理由是：（一）川陕甘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虽大，但道路狭窄，敌人易封锁我，我不易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1、4 方面军要扩大红军，必须在人口多的地方才好。而松、理、茂加抚边一带，人口只有 20 万。（三）松、理、茂一带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甚至粮食还不能自给，草原牛羊也有限，生活习惯也不适宜。另外，敌人正要阻截、封锁我们，其意图是陷我于松、理、茂地区，我们如果真的陷在这里，就没有了前途。因此， 必须迅速前进，向东向南都不可能，应向岷山山脉（四川北部与甘肃相邻的大山脉）以北发展，争取这一地域。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的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翻过山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 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松潘方面，如攻松潘， 今天决定，明天就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 6 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朱德也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该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要调动敌军在野战中消灭之。

会上，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也都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张国焘在会上也发了言，口头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最后，会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洛甫）”。

28 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 1、4 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内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使红军能胜利地向甘肃前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都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可以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

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是：红 1、4 方面军会合后，蒋介石估计红军可能入西康、青海或者北上陕甘，同时也要防红军向东，所以集结了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任等部约 90 个团兵力，固守江油、汶川一带；用胡宗南

部 27 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用杨森、邓锡侯所部

约 50 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向红军方面筑垒推进；用刘文辉、李抱冰约

15 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另外，用薛岳部向四川绵阳集中，郭勋祺部在新津集结，用意都在于策应岷江东岸。同时任于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这些部署，其意图就是阻止红军入甘肃或东渡岷江，也防堵红军向南复渡大渡何，就是想用川北的广大荒原，以封锁和困锁红军，使其灭亡。

鉴于蒋介石的上述部署，红军为了不被困死，必须迅速北上，首先要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控制松潘以北和东北的通道，以利向北作战。6 月28 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进攻胡的战役部署》。29 日，又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开始也表示“同意打松潘”，还说“松潘占后，平武、南坪就好打了”。但是，当胡宗南集中 10 个团以上的兵力于松潘时，张国焘畏惧而不敢进攻松潘了。29 日，他违背中央决定，提出“1 方面军南打大炮山， 北取阿坝，以一部兵力向西发展；4 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 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的四面出击的错误主张。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反对，松潘战役计划没有能实现。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想攫取中共中央的更大权力。他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表示要“充实总司令部”，要任总政委。他鼓动一些人向中央要职务，如陈昌浩在 7 月中旬连续致电中央，表示“职意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并要“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愿意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7 月 18 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恩来帮助；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将红 4 方面军一批人增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议没有同意。

红军丧失了进攻松潘的有利时机后，必须另找途径迅速北上。8 月 3 日， 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4 日至 6 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时政治局委员共有 8 人，

张国焘要再增加 4 方面军干部 9 人为政治局委员，遭到会议拒绝。会议最后作出了增补三名正式中央委员、两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等组织决定，并决定恢复红 1 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 1 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 1、4 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以红 1 方面军的红 1、红 3 军（即原红 1、3 军团）和 4 方面军的红 4、红 30 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北进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红 4 方面军的红 9、红 31、红 33 军和红 1 方面军的红 5、（即红 5

军团）红 32 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北进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同右路军靠拢，

然后向甘南齐头并进。

自从长征开始以来，周恩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挂起地图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等情况汇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商定，然后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睡觉时往往将近黎明。遇有紧急情况时，常常彻夜不眠。白天又要同大家一起行军。由于粮食缺乏，他同大家一样吃野菜和青稞。最后，终于积劳成疾，到 8 月上旬，连续几天一直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和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从高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同时把因病编在休养连行动的邓颖超调来照料。周恩来睡在木板床上，一直昏迷不醒，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了点稻草，睡在一旁照看。靠着冰块局部冷冻，周恩来逐渐清醒过来，后来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烧慢慢退下来， 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

这时候，军情紧急。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 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根据地的方针， 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同意这个方针。

8 月 21 日，右路军开始北进过草地。草地一望无际，都是绒密的青草， 气候恶劣，天天下雨，水流满坑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发出阵阵腐臭气味，喝了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致死。地质面硬而下软，因为地面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结，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人走在草上就会摆动，必须小心翼翼，轻轻踏步，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中。地面下的淤泥松而且黏，人和骡马一陷入其中，就不易挣扎出来， 越陷越深，甚至遭灭顶之灾。红军在草地行军，没有固定的道路，全靠自己开辟，认准北方，向北前进。

周恩来是随红 3 军过草地的。他连续几天发高烧，没有吃东西，身体十分虚弱，根本不能行走。看到这个情况，彭德怀果断地说：“抬”。他要红三军参谋长萧劲光组织担架队，把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担架队组成后，在 1925 年东征中曾任周恩来副官的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亲自给周恩来抬担架，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艰难地走过了草地，磨破了双肩，自己也累病了。周恩来自己无法走，心中很难受，多次想挣扎着走下担架来又做不到。几十年后他仍念念不忘这段情谊，50 年代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一定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后，即令第 49 师于 8 月 27 日向包座急进，会同在

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堵截红军。8 月底，已经北出草地的右路军与敌军激战，歼敌军一个师共 5000 多人，缴枪 1500 支，完全占领上下包座。这是红 1、4 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次重要战斗。这样，红军北出甘南的门户已经打开， 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远在下里之外，甘南敌军不多，碉堡封锁线尚未筑成，从下包座到甘肃的西固、岷州只有五六天路程，沿途是汉人区，路宽、粮多、房多，如果左路军能迅速靠拢过来，红军集中向东北开进，将能打开新的局面。

这时，左路军也已经过了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但是，到阿坝后，张国焘又对北上发生动摇。9 月 2 日，他致电中央，说什么“噶曲河水涨，上下

30 里均无徒涉点”。3 日，他又致电中央，公然反对北上方针，决定南下， 说什么“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说，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也多阻碍，要右路军也南下“回击松潘敌”。

9 月 6 日，周恩来随红 3 军在阿西，得知在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军只有新编第 14 师师长鲁大昌的一部，于是和彭德怀、李富春告知红 1、3 军休整几天，并致电在前面的红 1 军集中在俄界，向罗达侦察。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来周恩来往处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会议分析了南下、北上的利弊。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认为只有北进才有出路。陈昌浩表示南下要再走草地，不好， 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 7 人联名答复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补充粮食后， 改道北进。

1. 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洛甫、博古、毛译东、王稼祥，仍坚持南下。这天，他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由于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电报先到了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手里。叶剑英看后觉得事关重大，借机到毛泽东住地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洛甫、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 3 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 1、红 3 军立即北上，脱离险境。

2. 日清晨，中共中央率红 1、3 军北上。周恩来率领后梯队出发，途中制止了前来追赶的红 4 方面军同志想动武，保护了红 1 方面军干部危秀英等

脱险，然后经阿西于 11 日到达俄界。在阿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陈昌浩、徐向前，令他们率红 4、30 军跟进，并规定以后右路军统归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12 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红 1、3 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并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17 日， 红军攻克甘南门户号称天险的腊子口。27 日，周恩来出席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行进，和当地红军会合。

红军到达甘南，这里人烟稠密，物产丰盛，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面粉、盐、油，这同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几个月不尝油、盐相比较，真是大不相同了。到了哈达铺，休息两天。这里物价便宜。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口号： “大家要食得好。”这个新奇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宰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喜气洋洋，不约而同地说“过新年啊！”

榜罗镇会议后，陕甘支队作好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29 日， 中共中央率红军分三路北上，翻过六盘山，通过回民区，穿过国民党军的两道封锁线，7 日在固原县青石咀消灭来犯的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一部，缴获敌马百余匹。红军从此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10 月 19 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今吴旗）镇。并击溃了尾追而来的敌军骑兵 2000 余人。10 月 22 日， 周恩来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

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至此，红 1 方面军主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十余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短期休整后，10 月底经保安东进，于 11 月初在付泉附近同红 15 军团会合。11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会前，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即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此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大的军事家一直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决胜千里之外， 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红 1 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同红 15 军团会合，敌人感到是很大的威胁。敌“西北剿总”决定以五个师的兵力，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消灭红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10 月底，敌第 57 军四个师沿葫芦河东进， 11 月 1 日占领大白镇，留一个师留守，主力向直罗镇、鄜县（今宫县）前进。

13 日，周恩来出席军委会议。会议决定乘敌第 109 师比较突出，部署歼敌于直罗镇地区。

直罗镇是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部县大道上的一个大集镇，南北是山，中间一条狭长谷地，大部队展开较难。11 月 20 日下午 4 时敌第 109 师进至直罗镇。当夜，红军将其包围。次日拂晓发起进攻，不到两个小时就占领了镇子。敌师长牛元峰率一个多营逃到镇东头一个小寨顽抗。徐海东回忆说：“这时太阳升起了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当走到我们近前时， 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这时，东西两路敌人援军开来。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第 109 师残部和阻击从鄜县西援的敌第 117 师， 主力向西迎击由西向东开来的敌 57 军另外两个师。敌军害怕被歼，23 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歼其一个团，敌军退回太白镇。敌第 117 师也逃回鄜

县。“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向西突围逃跑，我 75 师的战士，随

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一气追了 25 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①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 5300 多人，缴枪 3500 多支， 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① 徐海东：《莫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