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共合作时期在广东

• 1924 年 9 月回国到广州，参加了平定商团暴动的战斗。

·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曾说： “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

·与蒋介石等率黄埔校军东征。鼓励和组织共产党员冲锋陷阵。给学生军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明“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以此为基础组成叶挺独立团。这是第一支由我党掌握的革命武装，曾扬威北伐战争。

·第二次东征中，亲临前线参与决策和指挥。

• “起举国皆兵之风”，这一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是创造性的。

1924 年 9 月初，周恩来回国，到达广州。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有枪就是“王”。

当时的广州，是孙中山的广东政府所在地。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希望。

但是孙中山的力量，也只能统辖广东省的三分之一，即从广州到韶关的广东中部地区。广东东部，有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率军盘据。广东西部，有军阀邓本殷等率军盘据。

1923 年 10 月，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

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 年 1 月 20 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国民党在改组的过程中，左派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右派公开表示反对，有些投机分子则以“左”派的面目出现，暂时混在革命阵营内部。

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几十年，但是他没有革命的军队。辛亥革命胜利了， 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去了胜利果实。他在广东一手提拔陈炯明，但是陈炯明背叛了他，投靠了北洋军阀。现在，他依靠了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等部队， 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来革命的。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来人和中共的建议，于1924 年 1 月 27 日筹办黄埔军官学校，5 月建校完成。苏联派来军事顾问和教

官，共产党派了干部和学员。这年 10 月，苏联运来首批 8000 支有刺刀的俄

式步枪，每枪 200 发子弹，并资助 200 万卢布开办费。

孙中山的革命新面貌，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惊恐。帝国主义加紧从广州内部组织反革命武装，企图颠覆广州政府，于是就有商团之乱。

周恩来到广州的时候，正是商团之乱的时候。

广州商团是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武装组织，有团员七八千人，团长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陈廉伯。8 月 4 日，陈廉伯向挪威商南利银行定购步枪 4850 支、子弹 115 万发，连同短枪共计 9000 余支，并于 13 日成立了“全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为“联防总长”。广州政府颁发给商团的购枪执照是 40 天内运到，但是在颁照后 6 天就到了，数目也不符。这就引起孙中山的怀疑。他命令省长廖仲恺扣留驶入省河的挪威轮船哈佛号， 禁止商团联防总部成立。陈廉伯逃往香港。12 日，商团 2000 余人游行请愿。13 日，广州商人罢市。20 日，廖仲恺布告：“陈廉伯勾结吴佩孚，定于 8

月 14 日起事，自为督军，投降北廷。陈又私运军火，事发避港，煽惑罢市，

奉帅令予以通缉。”商团当即在西关布防戒严，并宣布全省总罢市。28 日， 英国军舰九艘开到广州白鹅潭，炮口对着中国军舰，英国沙面领事向廖仲恺提出警告。29 日，英驻广州总领事向孙中山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9 月 1 日，孙中山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并对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正抗议。

10 月 10 日，广州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双十节集会，到会的有 30 多个团体， 三四万人。周恩来出席了大会。他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说：

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

这个讲话里，兵士作“先驱”，这正是他一贯重视军队的思想，而把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与兵士联系在一起来实现实力，已经闪烁着人民军队的思想。

这一天，商团竟放出步哨，在长堤西壕口一带戒严。当群众大会后举行游行，队伍经过永汉路（今北京路）南出天字码头，转入长堤西壕口向太平路（现人民南路）进发时，商团向群众开枪，当场死 20 余人，受伤和被抓几十人。商团还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发动武装暴动。

这时候，孙中山正在广东北部的韶关准备北伐，知道后立即打电报给胡汉民等，叫他们严办，不得“再事姑息”。他下令从北伐军中抽出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平叛，成立革命委员会，由谭平山、廖仲恺、陈友仁等为全权委员。共产党人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等都参加了军事指挥部的工作。14 日，胡汉民下令解散广州市内一切商团机关。15 日，广州领事团公然叫嚣要派水兵登陆进行武装调停。但是，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下， 很快就击溃了商团军，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参加战斗。

19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周恩来任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 月，周恩来被任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正式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因为校址在距广州 25 公里的珠江之中的黄埔长洲岛上，所以简称黄埔军校。校总理是孙中山，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校本部下设政治部、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有入伍生总队长、教育长、政治教官和军事教官等。这时正办第一期，据 11 月 1

日统计，军校共有 1500 人，其中教员和下级军官 62 人，行政人员 131 人，

学员 950 人，办公室和勤杂人员 120 人，服务人员 237 人。军校学生主要来自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大中学生，有革命的决心。第一期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 39 人。

周恩来是党组织派遣去的，也是应孙中山、廖仲恺的邀请去任职的。在他之前，政治部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但两人都很快离去。第二任是代主任邵元冲。邵元冲 1924 年 11 月随孙中山北上，周恩来接任， 开始了革命军队灵魂的工作——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说过： “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

你资格最老。”①

周恩来以旺盛的革命斗志、炽热的爱国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开创政治工作的局面。他调一些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并对他们说：“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你们看， 蒋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于右任为他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主持编写的‘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 这样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①

在周恩来去之前，黄埔军校虽有政治部，但既“无具体组织”，又“很闲淡”。周恩来去后，将只有两个记录员的政治部扩大，分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成为真正的政治工作机关。为了对学员及官长进行政治教育，他制定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政治训练教授调查表”，对士兵颁布了“革命格言”，进行了“日课问答”。并且“1.发行刊物：当时有壁报、画报⋯⋯ 并组织政治军事月刊社，聂荣臻为政治编辑主任”，“2.编制歌曲⋯⋯3.成立剧社”。他规定工作细则，进行有关调查，出版《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等。对学员的政治教育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们作报告，政治部专设的政治教官大都是共产党人。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创建了中共黄埔党组织和青年团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黄埔共产党方面， 自始至终是周恩来负责领导的。”②他还受校党代表廖仲恺之命，指导全校各级党代表，“指导全校党务”。这是指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事务。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对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进行了改造，如在特别区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吴明为宣传委员、罗振声为组织委员、周逸群为常务委员，这三人都是共产党员。

当时，革命的政治工作十分红火。一进校门，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校歌中高唱：“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全校除一间俱乐部是砖瓦房外，教室、宿舍、厨房、厕所全是草棚， 墙是竹帘、草席，穿的是布袜、草鞋。这里的生活又是活跃的。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革命戏剧。陈赓当时是“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也是有名的演员。后来又组织了“火星社”，团结了进步的学员。进而又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联合广东各军进步的青年军人， 对在军队中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政治部对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领导得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又起了核心作用，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尽管环境艰苦、生活紧张，但始终斗志旺盛，革命的情绪很高。

当时是军校学员的徐向前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①苏联军事顾问

① 毛泽东：《在听取全国工文政治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65 年 2 月 21 日。

① 王逸常：《周恩来与军校政治部》。

② 方鼎英：《几句老实话并答复乔君》，1927 年 6 月。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切列潘诺夫说：“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②

周恩来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每天清晨，他步行到码头坐船到黄埔军校工作，傍晚回广州，晚上到广东区委办公室。桌上放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星期天常到工会、农会作报告。当时黄埔军校的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说：“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随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影响是很大的，使军校成为革命的军校。

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各自在其势力范围内专政，另一方面则存在着谋求统一的民主运动。1923 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4 年 11 月在第四次对时局的宣言中，又重申这项主张。孙中山接受了这个主张，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当直系政权倾复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等先后请孙中山北上讨论时局问题。11 月 13 日，孙中山由广州动身，22 日到上海，12 月 4 日到天津。他在各地受到工人、学生的热烈欢迎。12 月 31 日到北京，之后就患病治疗。在广东东部的陈炯明认为孙中山病情严重，广东政府群龙无首，是一个可乘之机， 于 1925 年 1 月 7 日在汕头下了反攻广州的命令。他外恃段祺瑞政府和闽赣两省北洋军阀的支持，内与广东西部邓本殷、申葆藩等勾结，十分猖獗。

2 月 1 日，孙中山大元帅府发令讨伐陈炯明，这是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共分三路，黄埔军校以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建了两个教导团，参加了右路军。许崇智是东征军总指挥兼右路军指挥，叶剑英是参谋长。那时，军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耳目。

周恩来参加了东征。在中共广东区委内，他此时任常委兼军事部长。2 月 3 日，他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同校长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率黄埔校军出发东征。当时以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名义发出《黄埔军校布告》说：

我军奉命东征，实为讨贼救民； 父老苦秦久矣，不得已而用兵； 所过秋毫无犯，所到鸡犬不惊； 不住民房抢物，买卖尤属公平； 绝不拉夫筹饷，三民主义实行； 我军所到之处，箪食壶浆以迎； 党军讨贼勇敢，与民相见以诚； 望各安居乐业，指望东江安宁。

周恩来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纪律。军行所至，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的“爱民歌”。政治部一再激励官兵为“救国救民”而英勇作战，要“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予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即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三路东征军，左路、中路领导各怀异志，与陈炯明暗中勾结；只有右路

②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军按计划出征，2 月 10 日进抵淡水城郊。淡水易守难攻，地势险要。周恩来和蒋介石、加伦等听了叶剑英的攻城作战计划，确定黄埔校军由平湖、龙岗突击淡水南面；粤军由城西北、东北进击。15 日发起攻击。敌军凭借工事猛烈抵抗。教导 2 团团长王柏龄在紧急关头逃跑了。周恩来领导政治部与各级党代表紧密合作，鼓励校军坚持战斗到底。共产党员彭干臣带领的敢死队（全队百人，十名官员中有八名是共产党员）奋勇爬城，终于攻下淡水城。这一仗，打垮了叶举、熊略、洪兆麟二万多人，俘敌千余人，其中有敌军旅长、团长十多名。淡水一仗，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黄埔学生军打出了威风。几十年后，周恩来还记得这场战斗的艰辛，同叶剑英谈起过。

从单纯军事观点说，当时广州政府拥有 20 万之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以黄埔师生几千人，组成两个团，举兵东征， 却对胜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因为这是新的军队，是有着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 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正如参加这次战斗的一位苏联顾问所说： “军阀队伍里的士兵不肯拼死作战，只想抢劫财物，黄埔军校教导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沾染军阀习气，在组织良好的政治工作的影响下正在成长为真正的革命战士。东征开始前，政治工作人员就准备了 50 万份致士兵的传单，10 万份致农民的传单，5 万份革命歌曲。这些材料在东征中散发。农民们特别是海丰、陆丰两县的农民们高兴地迎接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仔细倾听宣传员的宣讲，自愿协助部队，在很多村子里还成立了欢迎革命士兵的委员会。”“人民的一致支持是国民革命军东征旗开得胜的首要因素”。“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建立了黄埔军校第一、二两团这样新的国民革命军的坚强骨干。”“这些士兵们受到政治工作者（共产党员）和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的革命军官的良好影响，充满了革命精神。他们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目的去战斗的。”①

周恩来 2 月 6 日曾在东莞欢迎东征军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在革命军队中，“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强调“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 另一方面，革命军队如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2 月 27 日，东征军攻克海丰。3 月 6 日，周恩来随军进驻揭阳。3 月 12 日至 22 日期间，东征军攻占潮汕，陈炯明部的林虎率万余人反扑。13 日， 黄埔校军教导第 1 团千余人与林虎军激战，周恩来亲赴前线，激励士气，教

导第 1 团在第 2 团和粤军第 7 旅支援下击破林虎军。15 日，再次击败林虎军的反扑，林虎败逃兴宁。东征军乘胜追击，18 日取五华，20 日克兴宁，22 日收复梅县。至此，取得这次东征的胜利。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5 月中旬，在英帝国主义的收买支持下，广州政府派驻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利用东征军主力远在东江地区的时机，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和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密谋发动武装叛乱，推翻广州政府。广州政府急令东征军主力从前线回广州平定杨、刘叛乱。5 月 21 日，东征军回师，6 月 12 日到达广州郊区向叛军发起进攻。周恩来指示当时留守广州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6 月 15 日，叛军杨、刘两部被

①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迫缴械，广州政府转危为安。

在东征军回师途中的 6 月 2 日，周恩来给黄埔军校的学生军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鲜明他讲了四条：

一、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

二、军队是压迫阶纵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三、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

四、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周恩来讲了自从有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就用军队来压迫人。但是， 组成军队的是劳动人民，是工农。工农受了过甚的压迫，必然会觉悟起来利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工农利用武力推翻了俄皇贵族。中国的被压迫群众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的本身造出的武力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1926 年 7 月，周恩来还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讲了《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他说：

国民革命军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基础上的，是由封建制度下经济不安的社会里出来的，我们要把这些不安的人民收集于革命旗帜之下，不可让他们走入军阀军队之中。

然后，他分析不同情况，讲了政治工作的不同作用：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使革命军队确实有革命观念。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也要因对象不同而有不同使命：对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

关于军队中的政治部，他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以进行政治教育，使军队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在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人，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十分勇敢，而且比士兵更勤苦。

政治工作的近期目的，要使官佐、士兵和一切群众晓得党的主义、理论、政策，行动要按政策办事。

周恩来的这两个讲话，可以说是革命军队创建时期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此外，他还作过《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等，讲到政治工作要使士兵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讲到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另一面，若无人民援助，就不能负重大责任。这些都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的概括。

上面所说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周恩来经孙中山同意后建立起来的。周恩来从黄埔军校选调了徐成章、赵自选、周士弟，从外面调了廖乾吾、曹汝谦，负责具体组织，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当队员。铁甲车队的所有人员的配备、调动，它的工作与活动，都直接请示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决定。后来孙中山去世，周恩来就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组成叶挺独立团。这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军队，在北伐战争中无往不胜，号称“铁军”， 功勋卓著。

曾经参加过“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魏鉴贤，有一段回忆： 铁甲车队共有一百多人，为“三三制”编制，队下辖三个排，排下辖三

个班，驻地在广州市大沙头。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副队长周士弟。所以叫“铁甲车队”，是因为装备了铁甲列车，官兵的装备也较好。它的全部活动受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廖乾吾经常去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廖不会

讲广州话，外出常带我随行，这样我也就有机会常去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住区委二楼办公，房内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条长板凳，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像，报夹夹满了报纸。他待人诚恳，待士兵亲如兄弟的作风，深深地铭记在我心里。

铁甲车队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务是保卫广九铁路广州至石龙段的安全并掩护东征军，打通了广九路，运送兵员、给养、军火。东征军转入进攻淡水、平州之敌时，铁甲车队担负保卫广九铁路安全的任务。

在镇压刘、杨叛乱中，铁甲车队迅速投入战斗。先是掩护广州市内大元帅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渡过珠江，撤往士敏土厂，然后回来保护大元帅府安全。东征军回到广州外围后，铁甲车队就配合入校不久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攻占石牌车站，中午攻占沙河，继而一鼓作气打下观音山，缴获溃逃敌军大批武器弹药，受到广东区委赞扬。

1925 年 7 月 1 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改名国民政府铁甲车队。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独立团实际上由共产党掌握，营建党小组，团设支部，周恩来给予直接指示。①

广州政府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之乱后，革命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固。但是，陈炯明在第一次东征被击溃退到粤闽边界后，从香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府那里得到援助，又从北洋政府段祺瑞那里得到军饷，力量逐渐恢复，开始蠢动。乘黄埔军回师广州，陈炯明于 1925 年 9 月 15 日派部将刘志陆，带兵驱逐驻潮汕的粤军和所派的军政人员，再占东江地区。云南的唐继尧则任命刘震寰为“援桂军总司令”，拟与陈炯明联合进攻广州。广州国民政府 9 月下旬决定再次东征。

10 月 1 日前，陈炯明部占领潮州、汕头、揭阳，并向海丰—河婆—五华一线推进，并制定了进攻广州的计划。针对陈炯明的进攻，国民革命军制订第二次东征计划，调拨兵力，任蒋介石为总指挥。9 月中旬，周恩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第 1 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28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周恩来为第 1 军第 1 师党代表。29 日，他又被任为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

这次东征，关键之战是惠州战役。惠州地处东江水陆交通枢纽，是一座有 1300 多年历史的名城，兵家必争之地。民谣说：“铁链锁孤州，飞鹅水上

游，任君天下乱，此地独无忧。”此时，陈炯明部守惠州的是第 6 军军长杨

坤如，守城部队有 4000 多人。

1. 月 11 日，东征军到达惠州城郊，包围了惠州。总指挥部设在城南的

飞鹅岭。国民政府曾向杨坤如发出劝降电，遭拒绝，遂决定 13 日发起总攻击。

上午 9 时 45 分，战斗打响。东征军炮兵开始轰击北门，敌军炮兵及电台、城

防司令部目标被击中，城墙也被摧毁一部。然而，当天下午 1 时 45 分开始连续五次强攻，都没有成功，东征军伤亡惨重。这时，总指挥部笼罩着一片悲观沮丧情绪。蒋介石认为，第二次东征一开始就损伤过大，太不合算，主张放弃进攻惠州，改道前进。蒋的参谋长胡谦竟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肉击石的。”这种消极情绪受到周恩来的反驳。他说：“攻下惠州，对整个战局， 不仅在事业上，而且在政治上影响甚大，要重视政治。”

周恩来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支持。接着，周恩来亲自到飞鹅岭阵地上视

① 魏鉴贤：《回忆铁甲车队》，《广东党史资料》第 11 辑。

察地形，并和苏联军事顾问罗加觉夫以及其他指挥官一起研究，提出了攻城作战新方案。周恩来说：“瓮中捉鳖，鳖会咬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鳖爬出来，捉鳖较为容易。”指挥部采纳了这个新的攻城方案。

总攻开始，周恩来亲临前线参与指挥作战。当年的政治宣传队工作人员肖隽英回忆说：“周恩来主任在前线，冒着炮火，不怕危险，边鼓动部队作战，边指挥农民协会组织武装，配合军队攻打惠州城。”敌军侧翼有一个机枪阵地极为隐蔽，拼命抵抗，东征军就调山炮轰击，两发炮弹命中目标。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了战地动员，又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当时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玉、王逸常等，遵照周恩来指示， 分别在第 3 师各团率领连党代表，组织敢死队，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

头报名参加。共产党员、第 7 团党代表蒋先云立即组织敢死队，亲自率队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用竹梯强行登城。他左手举着盒子枪，右手挥着指挥刀， 深入重围，指挥战士与顽敌展开肉搏战。他身上多处被刺，流血不止，仍坚持战斗，奋勇当先。陈赓在东征军任连长，身先士卒，攻上城头，左腿受伤， 他把弹片拔出，继续冲杀。

下午 4 时许，东征军 500 名敢死队和机关枪队，十人一队，一手挽梯，一手持枪，在步枪机枪掩护下在北门登城成功。杨坤如大腿受伤，见大势已去，带残部由水东门沿东江上游逃窜。东征军攻破北门后，战斗仍在进行，周恩来带共产党员何友逖和两名护兵由小西门直趋敌军司令部收缴文件、枪支和物资。敢死队将各城门启开，东征部队鱼贯而入。此战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品，是第二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摧毁了陈炯明的主力。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开创了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而且直接参

与了军事决策和指挥作战，从多方面的实践中增长了军事领导的才能。

惠州之战后，周恩来与何应钦率部队从惠州出发，20 日到赤日，22 日克海丰，26 日占河婆，27 日至 30 日同陈炯明的林虎、洪兆麟等部万余人在华阳、河婆一带决战，击败洪兆麟部，歼灭了林虎主力。随后，进驻揭阳、汕头，收复东江各地，一路顺利。11 月，进入福建省追歼陈炯明残部，在永定、平和一带全歼逃敌，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1. 月 21 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

（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 25 县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任地方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周恩来既是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又处理地方行政事务。

这时候，周恩来已经看到了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他说：“扫除反革命刘、杨之役，从东江而来的军队，与农民连成一气，三条铁路的工人，同时罢起工来，与革命军人，好似兄弟互助一样，所以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的势力，打倒刘、杨，也不是军队的能力，也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①东征军军行所至，周恩来以政治工作宣传群众，唤醒群众，组织群众。1926 年二三月间，他主持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会议中曾讨论了《组织人民自卫军之提案》，提出人民自卫军应从工会、农会、学生会中定期征募，从区到县逐级地组织起来，定期训练， 定期退伍，“起举国皆兵之风”。这样的思想，在当时是创造性的。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东征军的胜利，是同东江各地工农的

① 周恩来：《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支持分不开的，他们报敌情，抬担架，搞运输，配合作战。海陆丰等县的农民协会、农民，从各方面策应东征军。共产党员古大存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在五华一带领导农民援助东征军。岭东同志会的同志赴潮汕领导群众迎接东征军入汕头。周恩来说：“西方的社会革命与东方——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同的地方很多，而其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问题。”②当年的广州歌谣说：

国共合作是高招，扶助农工是头功； 革命列车跑得快，工农阶级打先锋； 农民要想办农会，广东有个海陆丰； 当兵要想称好汉，黄埔军校出英雄。

周恩来主政东江时，扶植农民运动，各县农民协会纷纷建立，公开活动。1926 年 1 月 15 日，在汕头市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专门

指导各县农运。到 1927 年 2 月，潮梅所属各县农会会员达 35 万多人。周恩来认为，当时各地的民团，百分之九十九在土豪劣绅手中，他们利用这个武装来压迫农民，抽收苛捐杂税，简直是农村中的军阀，所以就武装上说，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为除暴安良计，为保护交通河道计，政府军队以至省防军必有需于农民武装之相助。为乡村自卫计，为保护工会安全，防止工贼捣乱计，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军之组织也为势所必需。

在第一次东证克服海陆丰后，周恩来就支持彭湃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在 1926 年 2 月召开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上，就曾通过“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议案。后来周恩来还选派黄埔军校毕业生到东江各属县训练农军骨干。例如，派黄埔军校生钟鼓到潮阳，林本、余立寰到普宁， 莫协民、颜永堂到惠来。经过训练后，潮阳成立了百余人的农民自卫军基干大队，普宁成立了二百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基干大队，惠来也成立了几十人的农民自卫军的模范队。这些农民武装后来在反抗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成为广东工农革命军第 3、5、6 团的前身，以及 1929 年 7 月成立的活动于大南山根据地的红 6 军 16 师第 47 团的基础。

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逮捕了

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拘留了国民革命军第 1 军中的共产党员， 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据茅盾回忆：这天早晨，陈延年、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苏联顾问住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和立场。但是，苏联高级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拒绝了这一建议。当天上午，周恩来到广东造币厂（蒋介石发动这一事件的指挥部）， 当面质问蒋介石，并斥责他制造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释放拘留的人员。

此后不久，周恩来离开了广东。

② 周恩来：《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192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