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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章 为坚持团结抗战而斗争
·到达重庆就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领导南方十省及港澳地区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
·同叶挺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传达中央精神，维护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
·赴天目山会见黄绍竑，两人同攀仙人顶。黄绍竑让他看了表明心迹的词作《满江红》。
·在绍兴，给祖先扫墓，续写家谱，为亲人题字，鼓励军民坚定抗战决心。
·到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课，曾为僧人暮前题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为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严厉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并写下 16 字的名句。
·在龙潭虎穴中领导南方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曾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
·直接领导华南敌后艰苦复杂的抗日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七大”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被选为中央“五大书记” 之一。
周恩来撤离武汉后，经长沙、衡阳、桂林到达重庆。12 月 18 日，他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代论，阐明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代论名称是《论今后敌人的动向》。
代论说：
目前战局正处在一期战争已经结束二期战争将要到来之过渡阶段。从战略的意义看来，一期战争的特点，敌人是在企图速战速决，求得聚歼我军， 逼我屈服，我们则在坚持长期抗战，诱敌深入，以图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这一战略任务，在敌人是失败了，在我们是成功了。
二期战争的特点将是什么呢？在敌人方面，将因深入困难，后方威胁， 不得不停止进攻，围攻敌后；在我们方面，则由防御与退却转入正面相持深入敌后发展，以准备反攻。
代论指出这种相持局面的到来是可能的，必须努力争取，在现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和动摇悲观的观念”。
在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新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
周恩来在武汉的时候，一次朱德到武汉，他与朱德去会见蒋介石，谈话中向蒋提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问题。当时蒋介石看到国民党中央军节节败退，国民党地方军队他又不能完全控制得住，又看到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敌后轰轰烈烈地开展游击战争，到处打胜仗，所以听后欣然同意重新训练他的军事将领和干部，同意开办训练班，想利用共产党八路军来帮他训练一批骨干力量，使他们学会八路军的一套游击战术，能在敌后站住脚，加强国民党的统治。这件事，得到主战派陈诚、白崇禧的赞成，但是亲日派何应钦反对。
后来武汉战事紧张，国民党政府忙于搬到重庆，这件事就暂时搁下来了。后来，周恩来、叶剑英又对陈诚、白崇禧做工作，促使他们去推动这件事，所以武汉撤退以后，游击干部训练班就积极筹备起来了，地点设在南岳，由蒋介石任主任（或校长），陈诚、白崇禧为副。他们原来提出请周恩来去主办这个训练班，中共中央因为周恩来要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工作，没有同意，改派叶剑英去。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并带了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去任政治教官、军事教官，随去的还有电台、速记、管理和警卫等人员，共约 20 多人。周恩来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
这个训练班共办了三期，直到 1940 年 3 月，参加受训的国民党军官千余人。周恩来、叶剑英等通过作报告和教学，广交朋友，向学员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激发了学员的爱国热情，使有些学员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数是爱国的，在中共教官讲课和中共工作人员的模范行为影响下，许多人对中共表示钦佩和同情。特别是后来国民党在抗战中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腐败无能，而八路军、新四军则战绩辉煌，不少学员对国民党感到失望，把抗日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学员们毕业后分散在各地， 但不少人总是找机会到重庆拜访训练班的教官，向教官倾吐他们的思想感情，介绍他们部队的情况。南方局干部则适当地进行一些启发教育，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他们表示愿意同老师保持经常联系，南方局干部就同他们约好今后联系的方法；他们有的表示愿意为革命做点事情，南方局干部就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和可能，请他们帮助提供一些东西。例如，当时中共缺少军用地图，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军用地图都没有。南方局干部就通过几个学员的关系，把一些地区的万分之一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搜集到，送回延安去了。
周恩来到重庆后，积极筹组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南方局委员为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3 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南方局， 批准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南方局常委，并指示说江西、上海的工作也由南方局来管。16 日，南方局向中央报告了组织分工的状况。南方局下设统战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军事组等机构。至此，南方局正式组成。
当时，南方局所辖的，有四川（川东、川康）、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党组织。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大都是在抗战开始前后的救亡运动中恢复重建和发展起来的。南方局领导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南方局还领导了华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了广东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南路人民游击队等几支武装部队，开辟了敌后游击根据地。同时，南方局还根据中央指示，逐步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工作，发展了许多农村工作据点，掌握了部分武装，准备对付日军的进一步入侵。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就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敌人。广东、云南、滇桂黔边、粤桂边、闽粤赣边、黔北等地的人民武装进一步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列入了人民解放军的正式编制，参加解放战争。南方局还领导八路军驻重庆、桂林、长沙、韶关、香港、贵阳等地的办事处，
指导他们开展工作。
军事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的参谋业务工作机构，它的工作内容有：军事谈判、军事联络、军事宣传、军事情报、军事交友、开辟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军事谈判都是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以中共代表或第十八集团军领导人的身份进行的，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张冲、徐永昌、刘为章等人谈判。军事联络工作，包括参谋和后勤两项工作。参谋工作主要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情报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分发报馆等，扩大影响；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报日军、伪军情况，并对军事委员会的《敌伪广播》、《敌情通报》等进行研究。后勤工作主要有向国民政府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卫生医疗器材、医药、交通运输车辆、通讯器材等，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上海等地的交通运输网等。军事宣传、军事情报工作，对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防止国民党反共阴谋，作了很多工作。军事交友是军事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叶剑英以他们的崇高声望、同国民党高级军官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及在黄埔军校任教的特殊经历，影响和争取了很多朋友，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这方面特别突出，通过交朋友争取了很多同情者、同盟者， 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部队达 177 万多人，占歼灭敌军总数的 22％。这些部队的领导人，多数都是南方局时候的老朋友。
2 月中旬，周恩来同新四军军长叶挺离开重庆，前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皖南泾县云岭。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新四军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当时，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海南岛外在各省建有 14 块根据地。1937 年 8
月中旬周恩来征得何应钦同意后，于 17 日从南京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央告知准备去鄂豫皖地区的郑位三和去闽西南的方方以及将派去其他地区的人赶快南下。后来这些同志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和根据地，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这月，周恩来又在上海会见了北伐时期的名将叶挺。叶挺这时虽然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仍是心向共产党的。蒋介石曾经想利用他往日在北伐军中的威望，拉拢他担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长，遭到叶挺拒绝。周恩来请叶挺出来改编南方游击队，叶挺同意了。10 月 12 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后叶挺到了延安。中共中央同意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指示他从延安到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当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游击区和新四军工作问题，明确规定了发展方向、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长江局依据这些原则立即着手进行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2 月 23 日长江局第一次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新四军问题。会议同意中央原则决定，认为目前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各地的游击部队应迅速集中，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今天的政治形势转变，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去，作战地区可以浙赣铁路划界，路北为第一战区，路南为第二战区，等。
25 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这标志着新四军的
正式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在 246 长周子昆，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在汉口大和街 26 号挂牌办公。27 日，在与国民党就编制问题谈判达成协议之后，项英电告中共中央：“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1938 年 1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抵达南昌，
月底颁布了新四军战斗序列。新四军下辖 4 个支队，共 9 个团，全军 1 万人，
6000 多支枪。2 月，叶挺下令各地红军游击队分别向皖南岩寺地区或皖中舒城地区集中。4 月 4 日，军部从南昌迁到岩寺；上旬，新四军万余指战员集结于大江南北，胜利地完成了集中的任务。5 月，军部迁到泾县云岭村。
这时，新四军的工作一直受到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关注。如 1938 年 1 月中
旬决定鄂豫边的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队，行动由长江局参谋
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 4 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这月周恩来、叶剑英等向
高敬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的指示，要 4 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2 月 20 日，长江局讨论了新四军 4 支队第 8 团队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5 月，周恩来同来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的工作，并陆续介绍青年和学生赴新四军工作。
在新四军的改编集中过程中，周恩来和长江局一再提出巩固部队和发展部队的任务。项英也十分重视巩固部队。在巩固部队中，周恩来和长江局坚持作好增强项英与叶挺团结的工作，对叶挺主要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对项英则强调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同军长团结共事的问题。6 月 7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叶挺来汉，经费增加，情绪甚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建议组织这一委员会，以项英为主席，叶挺为副。9 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后来，叶挺感到工作受到项英的干扰和压制，感到项英对自己不够信任和尊重。为此，周恩来曾经批评过项英。8 月 28 日，周恩来等收到了叶挺因在工作中同项英不和而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周恩来等立即复电叶挺，表示挽留，说项英将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9 月至 11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期间武汉失陷，工作重点迁到重庆，顾不上派人去新四军。此时，叶挺去了香港。11 月 2 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电告项英， 准备向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当保持我党的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 二、工作关系不好，应当改善。向项英说明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后来，叶挺到了重庆见了周恩来。1939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说：“叶回新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0 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叶正项副，指出“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
周恩来在重庆成立南方局的部署告一段落后，就准备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代表中共中央向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加强新四军领导人的团结，并视察东南一些省的党的工作。
1939 年 2 月 16 日，周恩来同叶挺到达桂林，一起出席了白崇禧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成立周年会。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军训工作的重要性。在桂林他还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曹瑛谈了中共广西地方
党的工作。18 日，同叶挺离开桂林到江西。19 日在吉安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日，秘密会见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对江西地下党的工作作了指示。接着，去江西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23 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 月 23 日到 3 月 14 日，周恩来在云岭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军部各部门座谈会，到附近的机关、医院、教导总部
（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生活、学习、军事训练等情况，还到新村战地服务团座谈。他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对项英没有处理好同叶挺的关系问题有所批评。
周恩来在云岭专门作了我军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体制的讲话，并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讲了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周恩来说：
今天，抗战正向新的阶段过渡，敌方、我方、国际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敌人的政策表明扫荡敌后方是它的中心。不论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军事的行动，都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敌后方，所以四个月来敌人没有进攻与深入内地。
我方的政策已转到要重视敌人后方。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
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国人口最多、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
他说，在这样的形势下和环境中，新四军是有发展前途的。他号召大家“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愈在困难的条件底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愈深入到民众中间，愈能够创造根据地”；“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
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他说：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 有三个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 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敌人封锁严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的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
后来，关于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提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 巩固现在阵地。”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概括成“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 月 14 日，周恩来离开云岭去浙江。他去浙江，用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名义，一路上会见一些主张抗日的开明士绅，18 日到浙江金华。浙江当时是抗日的前方，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地区，已经沦陷于日军。富春江东岸地区和西岸的山区，基本还在国民党军之手。浙江省政府早已退出杭州，迁到金华，但作为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 这时却在浙西山区天目山。黄绍竑对周恩来到达浙江，来电表示欢迎。周恩
来决定去天目山见黄绍竑。
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山西时，就同黄绍竑熟识。那时黄绍竑也在山西， 大家一起为抗御日军侵略而出力，黄绍竑对周恩来深表钦佩。1937 年 11 月， 黄绍竑被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年底，他到武汉时，曾经同周恩来会晤，同周恩来商讨了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求中共派人去帮助他发动人民抗日。以后，中共中央和武汉的长江局就从延安、西安、武汉多次派人去浙江协助黄绍竑。如长江局参谋处张爱萍（化名张舟）到驻金华的第 3 游击支队作政治工作，共产党员王闻识任支队的政训室主任。中共浙江省的党组织帮助黄绍竑制订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在全省各县建立了政治工作队， 许多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进步青年担任了领导骨干，推动了浙江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周恩来 3 月 21 日到了天目山麓的于潛，当时这里是一个县。黄绍竑在这里召开了专署和县政府科长、区县国民抗卫队上尉以上军官谈话会，请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向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敌我态势，鼓励大家要有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22 日，周恩来和黄绍竑同赴天目山黄绍竑住处。
周恩来和黄绍竑，分属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不同的党派，但是抗战的目标是一致的。黄绍竑在国民党内属于桂系。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矛盾错综复杂。他虽然是省府主席，一省之主，但有党的系统的掣肘，特务系统的监视，工作起来很不遂心。在天目山住地，黄绍竑请周恩来看了他写的一首词《满江红》：
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来年守土负寸心，生犹死。
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愿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梓。
周恩来看后，明白这是黄绍竑在表明自己的心迹。词中用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典故，表示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心情。他同黄绍竑商谈了团结抗战的问题，并就共产党参加地方工作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黄绍竑陪周恩来攀登了仙人顶。仙人顶是天目山的顶峰。峰上有块巨石， 拔地兀立，高约十米，上刻“天下奇观”四个大字。山路很陡，步步石级， 两侧是几人抱的参天柳杉。周恩来这时 41 岁，健步而上。峰顶上，山风习习， 百花盛开，眺望远处，层峦叠蟑，那白茫茫的是钱塘江，灰蒙蒙的是杭州城， 亮光光的是西子湖，都隐在一片模糊隐约中，想到现在是在日军铁蹄下，都感慨不已。
问到周恩来的下一步行程，周恩来表示要过富春江去绍兴。富春江，当时是浙江的最前线，有敌军封锁线，想通过是很危险的。但是周恩来想视察一下最前线的情况，看看最前哨的民心士气。于是 26 日至 28 日，周恩来经
过桐庐、富阳、萧山三县，渡过富春江，于 28 日晨到达绍兴。
在绍兴，周恩来出席了绍兴专员公署召开的有各界人士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的欢迎会，在会上讲了来到浙江的感想、国内外形势，回答了各界人士提出的问题。
周恩来在亲属陪同下扫墓，翻阅周氏家谱并续写了自己这一支的人名。这就破除了所谓共产党六亲不认的谣传。
在绍兴，周恩来主要的是鼓励人民坚定抗战的信心，团结起来赶走日本
侵略者。他抄录了沈复生老先生的诗句：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今日兵甲栖越纽，相期铙吹渡钱塘。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他给在发电厂工作的表弟题字是：
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他给在上海沦陷区的表弟题字是：
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敌人，才是真认识。他给当小学教员的表妹题字是：
精研中国文学，发扬民族意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学！ 他给另一个表妹题字是：
毋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此时，他还书写了一幅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他号召：“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 月 1 日，周恩来抵金华。在这里，他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汇报，并向浙江省委委员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 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打击汉奸、亲日派。并说， 同在浙江的国民党其他官员相比，黄绍竑是进步的，我们要积极支持黄绍竑， 也要积极争取黄的力量。共产党员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还是在群众团体中工作，都要埋头苦干，同友党、友军和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争取团结更多的人。
- 月 6 日，周恩来和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等赴江西。上旬，在江西上饶代表陈诚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并向顾祝同交涉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的赖大超等 8 名同志。中旬，到湖南衡山，在这里视察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并向训练班学员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他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略是服从政略的。
他说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历史阶段，日本侵华的军事政策，日本侵华战争之战略方针，日本侵华的新政策。周恩来指出：日本侵华的新政策，即全面侵略，在过去四五个月内正在展开：军事方面，扫荡重于进攻；经济方面， 开发重于封锁；政治方面，利用挑拨兼施；精神方面，怀柔重于残暴。他讲了敌人的国际政策、敌人的新进攻后，还讲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前途，说：敌人企图军事上速战速决，失败了；敌人发展为速和速结，中国拒绝了，不上当；于是敌人展开全面侵略，总的政策仍是一战而胜中国，仍是军事为主， 企图以战争结束战局。
从我们方面来说，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有三个阶段。在抗战到底的国策下， 我们的政策是：持久抗战——时间；全面战争（全民战争）——空间与人民； 争取主动——自力更生，主动外交。在此政策下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消耗战。他说到我国下一阶段抗战的政略与战略重心：一、展开全面战争——动员全体人民，动员前后方，动员全线，使用全力，统一意志，统一力量。二、
重视敌后——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宣传重于作战，民众重于士兵，节约重于生产。
最后，周恩来讲了争取胜利的前途。他说：斗争的重心在敌后，在不让敌人利用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斗争的方面在全面；要争取我们胜利的相持阶段，准备反攻，转弱为强，反守为攻，转败为胜，达到我们政略战略的要求。但这是持久的，长期的。
周恩来动员全体人民抗战，是不分党派、阶层、僧俗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大敌当前之际，中国的各界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奋起救国。周恩来广泛团结各界的爱国、救国人士。例如在衡山期间，他见到了祝圣寺的僧人暮笳，暮笳对周恩来说，自己虽然是出家人，但也是中国人，在中国受日军蹂躏之际，他也是爱国救国的。他请这位军政界名人题个字，周恩来就为他题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 月，周恩来回到了重庆。这时日军正以大量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企图以此来消灭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5 月 31 日，周恩来发表了广播讲话《二期抗战的重心》。他说：
现在二期作战，敌人要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其主动已操在我，只要我们努力，不让敌人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则敌人便无法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而只有继续失败。所以我说，二期作战，争夺的重心在敌后，便是这个道理。
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在华兵力约 36 个师团，百分之八十五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的防卫与“扫荡”上。在敌后，敌人的“扫荡” 与我们的反“扫荡”，几乎到处都有。从华北到华南，每天都在血战。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 20 个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这样，变敌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成功。
周恩来最后说：“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才， 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夺敌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
在战略方针上，周恩来考虑应以游击战争为主；在游击战术原则上，他提出了新的十六字决。
这是他在中共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上讲的。他说，过去所说的十六个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今天看来有些地方已经变化了。因为过去游击战，是在广大地区，敌我兵力相差不大，所以可以大踏步后退； 敌人驻营了，我们扰乱；敌人疲劳了，我们打他。现在情况不同了，敌进我退，敌人马上打进来，这正是他乐意的；敌驻我扰，敌人有碉堡，他不害怕； 敌人退却，有时不能追，因为敌人是机械化部队，他一占第二道防线，把兵力布置好，我们就打不过他。所以，十六字诀今天看来不够了，但不是说根本不适用。他根据江南游击战的经验和华北的作战情况，提出了十六个字作补充：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他说：“这是根据今天的经验增加的新原则。”
1939 年 6 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延安。
1939 年，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年。
这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五中全会虽然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
久抗战的立场，反对现在对日妥协，但是并没有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媾和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战到底”，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回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东北是属于中国的。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是“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
抗战以来，国民党丢城失地，节节败退，且政治腐败，物价飞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民不聊生。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得到老百姓拥护，力量日益壮大。五中全会把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共产党在国内政治影响的扩大、政治地位的提高，认为是对国民党的一种危害，只恐危及国民党对人民的统治。于是，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共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在 4 月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6 月制定了《共产问题处置办法》等。但是，当时毕竟还是国共合作抗日时候，还不能公开反共，因而在制定这些反共文件下达时，国民党中央一再要求其各级组织：“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此团结御侮时期， 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露入异党分子手中， 则不仅易滋误会，甚且发生磨擦。”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反共的行动。1938 年 10 月，国民党顽固派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调集胡宗南等部加地方武装共 30 多万人，包围边区，不断
制造磨擦和军事挑衅事件，到 1939 年 10 月，共达 150 多起。1939 年 6 月 11 日，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屠杀中共方面指战员 400 多人。12 日，国民党第 27 集团军杨森部，包围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涂正坤等 1O 人。
平江惨案后，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会议上，指出在力争时局好转的同时， 应该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并强调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 须作必要的改变。
周恩来回延安，也是为了研究解决各地这类事件的办法。回延安后，他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纪念“七七”两周年的题词：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 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
他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军队制造平江惨案，说：“北事未平南变又起， 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
这时，已临近七七抗战两周年。7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发表时局宣言，周恩来在会上说：这个宣言应该成为动员全国舆论反对日本诱降政策和国民党中投降妥协倾向的有力武器。纲领应该是：坚持抗战到底， 反对投降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战；发动全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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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宣言说：“我们要继续抗战， 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这就把“抗战到底”的“底”字也明确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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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周恩来在会上运用大量材料， 对两年来的抗战和国内外时局作了分析。他指出：在这过渡阶段，正遭遇着新的困难与新的危机。亦即是如何支持持久抗战，如何发动全面战争的新的困难；亦即是敌人诱降，国际妥协派劝降，国内投降妥协分子逼降的新的危机。在这新的困难与危机面前，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
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克服困难的具体紧急任务。关于军事方面，他说：目前二期抗战的战略目的，是要击破敌之扫荡，阻止敌之进攻，而争取真正有利于我之相持阶段到来，准备我之反攻，为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抓紧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与培养新的力量两个中心任务。
对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他指出：“战略的要求是要作到变敌后为前方， 积小胜成大胜。”他还提出了“游击地区必须依照军事，政治，经济，尤其是地域条件重新区分，以便建立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军政权必须统一于该地区主力部队指挥之下”等措施。
这年 8 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中共中央决定他赴苏联医治。他在 9 月
中旬到达莫斯科，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到 12 月下旬出院。出院后，他
向共产国际写了一个长达 5.5 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这个备忘录，
后来周恩来回国后，压缩成 1 万多字，刊在新四军的《抗敌》杂志半月刊第
12 期上，名为《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文章说： “中日战争已经进入快三年了，这是一个长久的战争。中国人民为谋其
民族解放的彻底成功，只有将战争进行到底。⋯⋯中国的广大人民和抗战军队，则正增长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要求，以期达到胜利的出路，⋯⋯
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惧怕中国人民之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宁愿在困难前面投降，去与日寇勾结，⋯⋯所以在目前严重的转变的时机中， 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继续和争取抗战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敌人占领区域中去，在那里， 我们不仅要发展游击战争，并且要破坏日寇“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那种取消边区，消弱八路军、新四军的计策，是与中国人民抗战的利益不相容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忍受的，⋯⋯
只有团结，才能破坏投降分子的阴谋，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
1940 年 2 月，周恩来离莫斯科回国。回国前，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说目前中国抗战正进入艰难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磨擦， 投降与分裂正成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危险。
3 月下旬，周恩来回到延安。
当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病期间，国内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 年 11 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了以军事限并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随之，国民党顽固派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和《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
1939 年 12 月初，在阎锡山命令下，国民党第 6 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 61、19 军等部进攻晋西南的新军决死第 2 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这一突然袭击，使晋西南抗日县政府、团体的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遇害者达 200
多人。决死第 2 纵队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同下自卫反击，向晋西北地区转移。
阎锡山又令第 7 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第 33 军 6 个团及骑兵 8 个团配合陈
长捷围攻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被击退。同月，阎锡山命令第 8 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军进攻晋东南的决死第 1、3 纵队。决死第 3 纵队受到损失，7 个县的抗日政权遭破坏，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 500 多人被杀害，1000 多人被绑架。决死第 1 纵队由于薄一波等应变工作做得充分，阎军的进攻未能得逞。后来，中共史央派代表与阎锡山经过谈判，决定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旧军活动区域。
也在 1939 年 12 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密令，调集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10 日，袭击宁县，杀伤八路军干部战士 300 多人。14 日，占领镇原、庆阳、合水等地，八路军也遭袭击。1940 年初，又以 2 万多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发动进攻。八路军进行反击，肃清了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从 1939
年 11 月到 1940 年 6 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事件 124 起，
其中 64 起是武装进攻，占据构邑（今旬邑）、淳化、镇原等五座县城。
1939 年 11 月下旬，国民党第 97 军军长朱怀冰率部由河南辉县、山西陵
川，进入冀西地区，压迫晋冀豫边区的八路军第 129 师青年纵队、冀西游击
队等。八路军第 129 师师长刘伯承亲自去向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
劝告，鹿钟麟持观望态度，朱怀冰继续进攻。1940 年 1 月中旬，八路军第 385 旅等自卫反击，迫使朱怀冰撤退。1 月下旬，国民党第 39 集团军石友三部向冀南地区八路军挑衅。八路军于 2 月 9 日反击，重创石友三部。2 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又令朱怀冰、石友三部再次进攻，并令在黄河以南的第 41、71 军渡河北进，协同夺取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3、4 月间，八路军击溃这些部队，歼灭顽军一部，之后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协议以临（汾） 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南为国民党军防区，北为八路军防区。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致函阎锡山说：
不幸晋中新旧之争，竟造成骑虎之势。来于远道闻之，已感至痛，归后得悉梗概，深觉此种亲痛仇快之事，必有奸人播弄其间，故欲使先生多年心血所造成之抗战力量归于瓦解而后快意者。诚以八路与新军之合作，曩来在太原与先生计划战地动委会时，即有定议。临汾失守后，八路助新军发展游击，恢复失邑，成绩昭然，而全国亦咸以敌后模范归功先生。乃奸人见忌， 故抨新军于外，以毁先生之长城，来实为我山西之模范抗日阵线痛惜不置。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
1940 年 5 月，周恩来到达重庆。6 月初，见蒋介石。周恩来说，中共是诚意抗战的，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反共、溶共、剿共，这只能帮助敌人，是不利于抗战的。并且指出：有人说中共要进行暴动推翻国民党，全是造谣，中共的发展全是在敌人占领区，是与日军和汪伪争夺群众而得的。
当时的国民党，前方失败，统治区日益缩小，后方则腐败不堪。据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唐纵所记：“抗日三年，有钱者未尝减少，且因物价之上涨而日见感受生活之痛苦，其思想感情，逐渐左倾，加以我政治之无能， 腐化依旧，建树毫无，此在客观环境上，均于共党有利，如再过一年两年， 纵敌军不深入夔门，社会也将有巨大之变动，其可虑者三。”他说的可虑者一是物价高涨，征兵困难，到处隐伏不稳之势，再是担心日军全力西犯，认
为“凡此三危，时机迫切，不可不虑！”①
这时周恩来对时局的估计是：政治形势比以前更坏的可能性增加了，投降与分裂的危机更加严重了，但是条件尚未成熟。蒋介石对国共的破裂尚未下最大的决心，但是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我们的方针，还是争取好转。国民党顽固派还会向中共部队进攻，他也估计到了。9 月 1 日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苏南皖南须准备顽方进攻（估计这次剿共会从江南开刀）。”这年 7 月 1 日至 8 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后，蒋介石指派何
应钦、白崇禧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问题。7 月 16 日，国民党向中共方面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除了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外，在军事方面，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山东省的黄河以北， 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这一地区，八路军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 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按照这一规定，新四军和八路军将撤出很多敌后游击区，并从当时的 50 万人减至 1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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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周恩来带着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在中共中央常委会的讨论中，周恩来主张：我们党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投降，争取好转。现在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坏转，是拖的局面。主张同国民党谈判时在小问题上让点步，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缓和反共的危险。在军队问题上，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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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周恩来飞抵重庆。9 月初，周恩来把中共中央的复案交张冲
转国民党中央。复案中关于军事方面，提出八路军（第 18 集团军）编为三军九个师，新四军为三个师；改组冀、察两省政府，省主席由中共保荐；保障“中国人民之敌后游击权”，“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作战权”等。同时， 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和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和绥远一部；（二）按照第 18 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数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这些意见，被国民党搁置了起来。
10 月中旬，蒋介石密令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监视，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康泽等密商逮捕四川省内全部共产党员的办法。19 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第 18 集团军各部，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这就是所谓“皓电”，是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20 日，周恩来电告叶挺和项英：蒋介石和何应钦逼我新四军渡长江的决定是“决不会取消”的，因此急应抢渡一部，并指出在安徽无为县渡江有危险，“宜在无为以东地区渡江”。24 日，致电毛泽东说：当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建议中央考虑“皓电”原则不能同意，但必须答复。军事上，可将新四军主力北移，以便“集结应战”；或“立即分散”，皖南部队一部分秘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须作应战准备”。毛泽东在次日来电说：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对策是“稳健的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
在这一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同有关各方交换意见，研究办法，在南方局
① 唐纵 1940 年 8 月 14 日日记。
作好应变安排。11 月 1 日，他又致电毛泽东，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表示在有充分保障下部队先从江南移动，“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这实际只“放弃江南，以便集中兵力到江北，布置良好阵势”，必要时应付事变，使我能居主动。
按照周恩来的建议，11 月 9 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电复何应钦、白崇禧，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答应将江南的新四军正规部队移至江北，但须宽限时日。
实际上，据当年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 1940 年
10 月 24 日日记记载，自从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央提示案”，朱德等给予答复后，国民党方面已决心发动战争：“现中央决定，上案势在必行，如共党不遵守时，亦强迫其遵行。”据调查统计局报告，八路军有 31 万人，新四军
有 9.5 万人，山西新军有 6 万人，涉及 10 个省 298 个县，如何解决？办法之一是“对于皓电之执行”。
这期间，国民党在陕北、苏北、皖北、鄂北乃至山西，都在调动大军， 企图发难。12 月 4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密令第 48 军对长江南北两岸新四军联络线及登陆地点严加防堵。这月，国民党泄露皖南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 日军得知后，迅速将长江实行封锁，把大小渡口的船只全部烧毁，在长江中加紧巡逻，舰艇密布，长江岸上岗哨林立。另一方面，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集结了 7 个师的兵力，在安徽的泾县、太平之间布置了袋形阵地；在皖北，由李品仙布防堵截；另外， 由冷欣率部负责封锁新四军到苏南的去路。
周恩来在这时期，为了挽救时局危机，反对投降和内战，一方面主张新四军北移，让出江南；一方面与各方人士交谈呼吁反对发生内战；一方面连续致函张冲转蒋介石，列举最近各地发生的反共事件，并请制止陕北、苏北等各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各种努力，为的是发生反共事变，防止国共分裂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而投降日本，同时，也为万一发生事变在南方局组织上作了预防安排。
12 月 25 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周恩来见蒋介石后，表示新四军部队决定遵令过江到长江以北，希望在江北的部队缓调或者免调，并且请蒋介石在新四军调动前按例发放补充，停止国民党在华中的部队向新四军地区前进，停止全国性的对中共的政治压迫。这次会见，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现得很客气，称周恩来是他的“患难朋友”，并且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会见后，周恩来感到蒋介石的话靠不住，是在吓、压之外，“又加哄之一着”。他致电毛泽东、朱德说： “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性”，“仍以分批走苏南为至要”。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 9000 多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出
发北移，几天后，走到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第三战区顾祝同和第 32
集团军上官云相所部 7 个师 8 万多人的包围袭击，血战七昼夜，除 2000 多人
突围外，其余 6000 多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被扣，随后，项英遇害。“皖南事变”发生了。
1 月 7 日，周恩来接到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途中的告急电后，立即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随后几天，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并在《新华日报》晚会上发表讲话。据当年人士的回忆：
1 月 11 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当晚，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的领导和办事处人员都到虎头岩报社，参加庆祝活动。
正当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时，突然机要科的同志从江岩办事处气喘吁吁跑来，送一份从延安发来的十万火急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脸色刷的变了，双眉紧皱，拿电报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他的表情震动了会场的人，大家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他的脸上，集中在他手拿的电报上。
当即周恩来站在讲台上宣布了“皖南事变”的爆发：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 9000 多人奉命北上，在进入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已经六天了，突不出去，叶挺将军出面谈判，竟被国民党军队扣留。
接着，周恩来愤怒地斥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从近期来的紧张局势，已经看出急变的风云，听到
周恩来宣布“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更加震惊、愤慨。而就在这时电灯熄灭了，人们不免有些紧张，下意识地握紧拳头，准备应付突然袭击。
周恩来依旧稳重地站在那里，他那宏亮的声音在会场中回荡，在人们心中回荡，“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能到来！”
一会儿电灯亮了，周恩来继续讲：“有革命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 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必然被冲破的。”
最后，周恩来坚定地说：“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所吓倒，要坚决反对他们的进攻，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上，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同志，翌日就把他的发言发表出去， 把国民党派重兵包围新四军的消息透露出去。
第二天，即 1 月 12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上述讲话。①
1 月 17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并通缉项英副军长。
这一天，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反动通令，并要新华日报社在报上发表报导和社论，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但是，这个报导和社论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压。周恩来立即为《新华日报》题写了：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他要报馆把题词的手迹，制版刊登在被扣去的报导和社论的空白位置
上，加快把报纸印出来，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新华日报》出版以后，遭到国民党宪兵的没收。据当时南方局特别会计、曾家岩党支部负责人刘昂的回忆：新四军事件以后，一天国民党的宪兵把我们的《新华日报》扣了。总理知道后，就去国民党宪兵连部交涉（这个连部在上清寺和曾家岩之间），我和祝华等同志跟去了。他们不给，总理就打电话给张冲，张冲来先劝总理回去，总理说你不发还，我就不走。张表示一定要送还，随即给了一部分报纸。周总理拿着报纸在上清寺发给了周围的
① 参见吕荣斌：《周恩来在国统区》。
群众。这天《新华日报》的销量，从平时的 1000 份猛增到 5000 份。
1 月 20 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说：据确息，蒋介石 15 日下令对华中以 4 个师扫荡，防止新四军李先念部到平汉路东；以 138、173 师扫荡淮南路以东，防止新四军各部向西；以 189 师扫荡六安和鄂豫皖边；
这一切应在 1 月 25 日前准备完毕。蒋介石的政策“是分区剿共，各个击破”。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建议采取以下办法：一、广大宣传茂林阴谋，编印
各种材料在国内外印发。二、新四军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各部以支队将领名义通电反抗军委会，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项，严惩肇事者。三、八路军将领通电声援新四军。四、延安发广播讲话。五、运用向英、美、苏的外交办法压顽固派。六、鼓励进步派别和分子积极抗议。七、动员中间派别和分子积极反对内战。八、如蒋介石公开全面“剿共”则我们一切有准备实行全面反攻。周恩来等估计：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尚未完结而由局部“剿共” 到全面破裂，我们对策宜采取让步的两面政策，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局部反攻。
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传单经周恩来、叶剑英修改审定后发出。这个传单，驳斥了国民党的诬蔑，澄清了事实真相，在国内外广为散发，影响很大，内容包括：一、关于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三、关于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四、所谓“借端要索”问题。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七、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传单指出：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包围，被聚歼，是国民党的有计划的行动。新四军皖南部队只不过是全军的一部（约十分之一），今天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那末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何以善其后？新四军皖南部队既已因上当而被消灭，难道大江南北留下的新四军们会上当么？没有番号的人民武装就不能抗日么？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 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
1 月 25 日，周恩来把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 12 条办
法交国民党，内容包括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 1 月 17 日反动命令；惩办
祸首何应钦等 3 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等等。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提出了质问。这月底，周恩来致函回到纽约的斯特朗，附去有关材料。斯特朗随即在纽约的报刊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2 月上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希望国共合作，并派居里来华，表示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劝蒋停止国内冲突。
中共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获得全国人民、民主人士和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致信蒋介石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消“剿共”部署。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等准备发起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国民党的军界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示不愿内战； 冯玉祥认为新四军抗战有功。地方实力派山西阎锡山、榆林邓宝珊、绥远博作义、宁夏马鸿逵、云南龙云、广东余汉谋等，都站在中立地位。文化界数
百名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和著名华侨陈嘉庚、司徒美堂等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
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他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将于 2 月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表示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3 月 1 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国民党方面谈判，提出皖南事变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如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等。同时， 也把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告诉了民主人士参政员。
这次参政会，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蒋介石在 3 月 8 日的会上发表演说， 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会上，选举了没有与会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会后，3 月 14 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坐。这次会见气氛比较和缓，蒋介石没有再提要八路军、新四军开往黄河以北的事。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了。
1939 年德国进攻波兰后，英国和法国投入了对德战争，欧洲大战开始。当时，日本政府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但是随着德军的胜利进展，日本也想于中取得利益。
1940 年 6 月 4 日，德国对英法军队的作战中，攻占了敦刻尔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即进攻法国首都巴黎。6 月 14 日，巴黎沦陷。日本即想在东亚的法属印度支那攫取利益。
这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已深深陷入泥淖之中，而从中国来说，处境也很困难。自从广州失陷后，所有出海口全被切断，外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只能依靠西北方的苏联和经南方的滇越公路、滇缅公路运来的西方物资。6 月 16 日，日军大本营派遣直属部队第 5 师一部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并威胁法
国政府。法国在 6 月 20 日答复日本，表示完全封锁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境， 同意日本派出军事专家进行监督视察。29 日，日本的监督团到达河内。9 日， 日军进攻谅山与同登地区，法军投降，日军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地区。
与此同时，日本又对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切断滇缅交通线，并封锁香港与广东边界。英国屈服，同意封闭滇缅路三个月，在香港地区禁止中国方面的军械和汽油等物资的运输。
1941 年 6 月 8 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敌寇两面政策》。文中说：现在德意与英美双方都在争取日本，英国不惜封闭滇缅路，美国不惜承认东亚门罗主义以迁就日本，日军正在集中力量攻我宜昌，我国内的悲观情绪，彷徨心理，一时大盛。“我们当时曾一再指出，新的国际变化就要到来，敌人的困难很大，我们的办法还多，我们不应悲观，而应检讨错误， 克服困难。”“敌人的侵华战争，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灭亡中国的国策，其发展固然是愈陷愈深，愈久愈难结束，但敌人决不会听任自己在战争中淹没， 他必然要采取其他方法，以企图达到其战争的目的的。”他说：“敌人的南进政策，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独霸东亚的国策，其发展固然会走向武力发动与英美造成不可避免的冲突。”
至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周恩来认为，应该“针锋相对”。就是说：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
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敌人要抽身南进，我们便坚持抗战发展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接着，14 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文中说：
“目前帝国主义战争正向着扩大和持久的道路着着迈进。
帝国主义战争自去年法国降德以后，显然已分成两个集团。在三国同盟方面，德国是主角，意大利是配角，日寇则在太平洋上发挥其半独立性的助威作用。在英美集团方面，美国是跟在英国后边，一步一步的进入实际参战。
伴着世界战争的发展，太平洋上的风云也就更加紧张了，但绝对不可忽略的两个条件，他们始终影响着太平洋上风云的变化。一个条件是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已经坚持了四年。另一个条件便是英美作战的重心尚在大西洋不在太平洋。
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
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用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我们当前以及将要来到的更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以准备我们的反攻。”
6 月上旬，周恩来已经从在他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那里，得知德国法西斯即将进攻苏联。他把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迅速地电告了苏联斯大林。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 月 28 日，周恩来写了《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一文，发表在
29 日的《新华日报》上。说：“世界的惊人巨变，已因纳粹德国毫无信义的突向苏联进攻而爆发了。”
“战争的发展方在开始，我们已经说过：‘其战果决不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便见分晓’，但是我们可预言的是时间有利于苏联。”“现在日寇正处在焦急彷徨等待之中。目前最大的可能是北进攻苏，⋯⋯但是北进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和顾虑的，”“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已屹然不动的坚持了四年，现在更不应受这个风浪波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
尽管在德苏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判断日军有北进攻苏的可能，但他经过分析，还是认为日军仍有向北或向南进犯两种可能。他在 5 天后即 7 月 3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分析说：“日本少壮要急于求出路，也有可能实行北进或南进的冒险，不过压迫中国仍是主要的。”“蒋是会投机，压我们北进，但也有顾虑，怕我们北进与苏军配合，先取到武装，如日本南进截断滇缅路， 接济得不到，则更困难内战。”他估计：“今年再要发动反共高潮更困难， 但对我压力绝不会放松。”
七七抗战四周年，中共中央发表纪念宣言指出，日本“反苏之危机固已增长，灭华之方针，则决不放弃，南进以侵略英美荷澳之野心，亦仍然存在”。20 日，周恩来发表了《团结起来打敌人》，说日本不管其是在积极准备北进， 或者南进，或者南北并进，其灭华的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从中国抗战内部来说，也只有团结起来打敌人之一道。中国抗战的对象，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更加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接一起。如此巨大任务，非团结
起全中国人民，全中国军队，不能达到。”
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的领导机构也都在重庆。南方局是中共党的组织， 对外公开办事机构是八路军红岩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社， 这些机构都是特务监视的重点。例如从红岩办事处到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不
足十里的路程中，就布满了特务岗哨，仅军统特务的就有 80 多个。上清寺离
曾家岩 50 号 100 多米远，是进出周公馆的必经之路。这条路很窄，车子进不去，只有步行，这里更是特务们重点监视的地方，路旁一家家茶馆有特务的据点，喝茶、卖茶的不少是化了装的特务，盯着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就在这样的龙潭虎穴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提出要“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他本人就是遵行这样的方针的。例如，他同西康省的刘文辉交上了朋友。刘文辉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被蒋介石支持的刘湘打败，被迫退到西康雅安。1942 年 2 月，周恩来在重庆爱国人士吴晋航家中同刘文辉见面，刘文辉把周恩来看成为良师益友。6 月，周恩来派王少春为中共政治联络员长驻雅安，并且设立了秘密电台，可以同延安联系。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刘文辉通过电台问周恩来自己应如何行动，周恩来答复说：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949 年 12 月解放大军进川西，刘文辉联合邓锡侯、潘文华发出通电， 宣布起义。
即便是特务头子徐恩曾等，周恩来也不放弃与他们交往。这里举一个例子。
当时在周恩来身边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袁超俊，一天夜晚受命带着大叠美元到棉花街秘密交通点接头，临行前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把钱放在密码箱里，身穿西服，脚蹬皮鞋，手提密码箱，很有气派，开着汽车前去。到了这个交通点的楼口，走上楼梯。这时，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国民党军官突然问道：“你找谁？”这一下把袁超俊问住了，心想交通点莫非出了事，一时发愣了一下。就在这时，这个国民党军官突然揪住他的衣服，把他扭住往楼下拽。
袁超俊大声质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袁超俊是小偷。听了这句话，袁超俊放下了心，知道交通点并没有出事。但是，还是被这个国民党军官强拉硬扯到了不远处的警察局。
在警察局里，袁超俊就从他们诬陷为小偷的角度来说明。他指着自己的西装革履来说：“凭我这堂堂的商人，怎么能去当贼？”他昂首挺胸，理直气壮。但是那个国民党军官却说：“看衣服就说不是小偷，没那么容易。前几天我们就抓住一个小偷，穿的也是这么阔气，说不定你是个穷光蛋呢！” 袁超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美钞，在警察局的人员面前晃着说：“看看，大爷有钱。”但是，那个国民党军官还是不肯放过他。
袁超俊知道，今天晚上周恩来在特务头子徐恩曾那里。于是只好亮出徐恩曾的牌子。他装着满不在乎而且很神气地说：“既然你们不相信，那么好吧，就请跟我走一趟吧，咱们到徐恩曾府上说话，在这儿犯不上跟你们磨嘴皮子。到那儿，你们就知道大爷我是谁了。”
这一下倒真是把那个国民党军官等镇住了，但他们还是想弄清真假，就跟着袁超俊去。袁超俊开车把他们拉到徐恩曾家宅的门口，说：“到了，我进去汇报，你们稍候。”周恩来去徐恩曾家，跟着去的卫士是龙飞虎。袁超
俊进去就找到了龙飞虎。
龙飞虎听后，就走了出来，把这些人臭骂一顿。他们见是徐宅出来的人， 一声不响地挨了骂，却老老实实，低着脑袋回去了。①
1941 年 10 月 19 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代论《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预言太平洋战争将要爆发，指出：日本改组内阁后，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估计将有多方面作战的主张，这就是太平洋的新危机，“转变这一局势的关键，是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
这年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周恩来致电在香港工作的张友渔，指出日本与美国有开战的可能，要求他作好准备。
12 月 8 日，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4 日，周恩来所写的《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
“现在战幕已展开了，英美及其属地的军民在日寇突袭之时，便已立即奋起应战。
这正是正义的洪流，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伟大结合的开始。 日寇这次冒险行动，虽是向南，但决非放松中国，亦非忘情北进，而是
由于一方面受其轴心伙伴急如星火的催促，另方面又遇到反侵略国家日益紧密的包围，同时还受到其内部法西斯军人的叫嚣和责难，于是不得不南进， 以牵制美英，以声援纳粹，以打开僵局。
今天的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光明与黑暗的分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民主与极权的斗争，和平与暴力的对抗，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万众一心，胜利是一定属于正义方面的。”
文章预计战争初期会有若干挫败，“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之，才能最后致敌死命”，号召反侵略国家联成一体，共同战胜法西斯。
1942 年 2 月间，周恩来连续致电延安的毛泽东，分析战况，估计时局。他认为：根据太平洋战争情况看，英美一年之内决无反攻可能，日本在南洋用兵极少，毫未影响北进兵力，继续南进和进攻中国的可能也还存在。日本的困难在于，如进攻印度，则兵力太分散，如进攻苏联，则将深陷进去，如进攻中国则难收效。“蒋在此情况下，既不会投降，也不会彻底抗战，既不会与我全面决裂，也不会放弃对我进攻，敌攻苏固要迫我北进，日攻印他也要关门压我，故本年内将为国内政治最困难的一年，但并非最黑暗的一年。”
到了 4 月间，为了提高大后方共产党员对国民党正在煽动新的反共高潮的警惕性，周恩来向中共南方局的全体共产党员作报告，历数了三个月来蒋介石发动的 109 起反动事件。他电告毛泽东，建议把这 109 起反动事件加以编排和广播。这年夏，周恩来“估计蒋目前不敢投降，也不敢放手内战，还是在此二者之间拖延，但对我局部挑衅，政治全面压迫，是不会放松的。” 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如果蒋介石加紧军事反共，就可以给胡宗南以迎头痛击， “只有打得痛，才能使他知难而退”。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
① 参见吕荣斌编著：《周恩来在国统区》。
团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这件事，在国民党中也进行了讨论。6 月上旬，张治中告诉周恩来说，
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经研究过今后怎样对待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一种意见是，中共可以与国民党合并。此时，蒋介石同意周恩来回延安。另一方面，蒋介石密令在西安的胡宗南说：共产国际解散，这对中共是沉重的打击，要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 月 18 日，胡宗南到陕西洛川，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第 38
集团军先迅速攻占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然后协同第 37 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当时因甘肃南部有“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军”等自发组织，武装力量达 5 万多人。胡宗南等令第 38 集团军进行镇压，速战速决，十日内弭平，然后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据蒋介石恃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 6 月 29 日日记载：胡宗南复蒋介石电称，“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 7 月勘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
①这里所说“勘日”，指 28 日。这一日记接着说，在此情况下，周恩来这次回陕北之行，“有决定其命运之严重性”。
这一军情，被周恩来安排在胡宗南身边的地下党员熊向晖得知。熊向晖通过秘密电台迅速报告了延安。延安采取了披露消息的办法，7 月 4 日，朱德用明码电报打给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胡宗南接到电报后，大吃一惊，说：这一手，厉害。
朱德的明码电报发出后，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广为宣传。
对方已经了解自己的动作，这个仗还打不打？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开会。胡宗南认为，蒋介石原定是要“闪击”，是偷袭，现在中共已大加张扬， 如果仍按原计划进行，日军可能乘隙西渡黄河，而且美英苏等盟邦也会责难。国军长期未打胜仗，此时进军陕北，将给中共以口实，美国可能转而支持中共。所以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要参谋长据此向蒋介石发电报。后来，蒋介石复电胡宗南，同意罢兵。
- 月 9 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中途到达西安。10
日，胡宗南设宴招待周恩来。周恩来在酒会上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 看到朱德总司令 7 月 4 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 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 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
①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①
7 月 16 日，周恩来抵达延安。8 月 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欢迎周恩来等的晚会。周恩来在晚会上讲话，说：
“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
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十分重视抗日武装斗争的工作， 除了大力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外，还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具体领导了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导建立和发展了华南各抗日纵队，建立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在南方局的会议上，批驳了在敌人后方独立开展游击战争会影响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在广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作法。在广州沦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在海南岛，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将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在东江，以国民党认可的方式建立了曾生、王作尧两支游击队。在珠江三角洲，将吴勤建立的游击队改造成为人民抗日武装。到 1941 年，东江游击队发展到 1000 多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琼崖独立总
队发展到 4000 人，建立了根据地；珠江游击队也建立了游击基地。
1942 年 1 月与 12 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先后成立了广东军政委员会、中共广东省临委，以林平为主任、书记。当时林平还兼东江游击队政委，他请示与广东国民党当局谈判应本着什么原则？周恩来电示：政治独立，不混编，国民党不派政工人员、不调训部队，我专在游击区打敌人。周恩来告诉他：你们在任何时候都需准备好对付顽方及日寇两方面的可能进攻形势，目前国共两党的关系稍趋缓和，但是国民党并未放弃局部进攻的政策。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周恩来不断对华南的武装斗争有所指示。如 1943 年春，周恩来电示林平：在当前的严重局势下，不宜召集负责同志开大会。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应付险恶环境。国民党对我虽趋向于政治解决，“但对东江则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略。
1943 年 7 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对于华南的武装抗日斗争，仍不断地以中央或以个人名义，去电指导。1944 年 1 月，他去电指示：“凡你们游击所到及其周围地区，你们均可自派干部，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1944 年 7 月 25 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电：
“敌军打通粤汉路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① 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第 31 页。
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将来此项武装在名义上不一定与东江支队联系，与（国民党）余汉谋部也应避免磨擦， 以便自己发展。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
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惟临委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
你处仍应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1944 年 8 月上旬，日军攻占湖南衡阳后，发动了进攻广西桂林、柳州的战争，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李济深在广西集合一些人，搞了几千武装队伍。周恩来曾指示林平，如果他们有诚意，可以按照他们需要派干部帮助其发展游击战争。并指出：目前战局重心在桂，但西江北已成敌人进出之路，西江南路最为空虚，敌占地区也较东江为广，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络，为此应从东江纵队抽出得力干部向西江发展抗日武装，推广游击区域；中路游击，应采取分散发展；北路游击，应仍依山地发展；对外号召组织依各地情况自定适当的名称，如抗日游击队或解放军均可，不必强求一致。
这一年，在东江、珠江三角洲和琼崖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发展的同时，广东的潮汕、粤中和南路（雷州半岛）等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逐步开展。6 月，在雷州半岛成立了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11 月，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亦称中区纵队，主要在粤中地区）。1945 年 1 月，成立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同月，在各地普遍建立游击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亦称南路纵队）。
到了 1945 年，因形势发展，日军放弃了桂林、柳州等地，抽兵北调，周恩来特地致电林平说：尽管日军在华南放弃了桂、柳，但是粤汉铁路沿线恐怕仍会是敌军进退要道，沿海诸港口除非盟军登陆日也不易退出，所以广西东南和广东西江的半沦陷区，还有一个短时期可以谋发展，应予发展人民武装，实行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即有地方政权，只要抗日民主实力自大， 自会有人承认，处今之世仍拘拘于合法非法，必搞不出任何局面”。
总计华南的抗日游击武装，从广州失陷到 1945 年 8 月将近 7 年的艰苦斗
争中，在广东 70 多个县中浴血奋战，先后抗击和牵制日伪军 15 万多人，对
日伪军作战 3 千多次，歼灭日伪军 2 万多人，自身从几百人发展到近 3 万人， 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还有数以千计的民兵。到 1945 年 8 月，根据地和游击区的面积有 8.7 万平方公里，人口
1000 多万。
1944 年 2 月 9 日，美国白宫给蒋介石一封信，表示总统罗斯福愿意看到派一个美方观察组去中国的共产党地区，以增加有关华北、东北的日军情报来源。蒋介石表面上当然不好反对，但实际上只允许美方观察组去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6 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 蒋介石勉强同意了美国派观察组去延安。
7 月 22 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杨尚昆等在延安机场迎来了美国观察组的首批成员。27 日，周恩来同观察组的谢伟思谈话，就美军在太平洋的进展和美国未来对日的战略以及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8 日，
谢伟思访问周恩来，谈到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的可能性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向着积极合作方向发展这种扩大，不过恐怕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会反对。
美军观察组的一切活动，是在美军在华最高领导人史迪威的支持下进行的。当时，面临中美对日的最后决战，美军预计将在中国沿海登陆，而中国的沿海地区基本上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部队的地区，因此必须与中共进行协商。
9 月，周恩来致史迪威将军说帖。其中说道：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节节胜利，太平洋战争着着前进，惟我中国正面
战场却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敌后战场（华北、华中和华南）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敌后解放区现已拥有被解放的人口约 9000 万，占沦陷区人口（2 亿余） 43％。敌后解放区的面积约 83.7 万余平方公里，占敌后总面积（126。3 万余平方公里）66％。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 53 万，游击队和民兵约 220 万。
敌后我军所抗击的敌人，在 1944 年 3 月河南战役以前，为日军侵华全数
（34 个半师团，约 56 万人）的 64.5％，为伪军全数（约 78 万人）的 95％。⋯⋯经常被我围绕或袭击的 10 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约有 38 个，为敌占大城市（45 个）的 85％；经常被我逼近活动或破坏的铁路线为 9600 公里，为敌占铁路线（约 1 万公里）的 96％，被我完全控制的海岸线约 800 公里，经常有我活
动的海岸线约 6500 公里。”
说帖指出：“如再加以近代的装备和补充，不仅可以牵制今日敌人之进攻，而且可以配合明日盟国之反攻。”表示希望得到军人、物资的接济，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给和援助，“至少应援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后来，史迪威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 被蒋介石所排斥。在中国沿海登陆之事，也因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日本迅速投降，所以没有实现。不过在日本投降之前，此事始终在周恩来的考虑之中，他曾多次以中央或个人名义致电林平，分析英美矛盾，认为英国对港九不会放手，美国的兵力却易比英国先在广东登陆，国民党方面不会放松广东，必有布置，“务使你们在盟军登陆的配合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要“进退有据”。又说：国民党为配合盟军在华南登陆，已成立东南行辕，在顾祝同指挥下等待时机，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兵力较薄，我华南抗日武装可以此为主要发展方向。并指示：中央决定将临委和军政委合并，改为广东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
举行。在 23 日的开幕典礼上，周恩来发表了演说：
我们党现在有了 121 万多党员，⋯⋯我们党现在领导了中国解放区的 91 万多正规部队，220 乡万民兵，近千万的人民自卫军⋯⋯我们党现在在敌后建立了 18 个解放区，连陕甘宁边区共 19 个，解放了 9550 多万人口，组织人
民选举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共 915 县。
同志们！我们的面前困难还多，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革命完全胜利的路程还长，但我们一定要把它走完。
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消灭日本侵略者！
抗日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在中共七大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一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