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此时的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军委负责人。

·关于夺取上海依靠什么力量？怎样武装？什么时候起义？他与陈独秀有不同看法。

·提出起义的军事工作纲领性计划，核心是建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

·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作为起义总指挥没有执行陈独秀的错误命令，从而取得了胜利。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少有的城市暴动成功的范例。

• “四一二”政变后，曾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未被采纳。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为他所言中。

1926 年 12 月，周恩来离开广东，秘密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这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已经占领汉口，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基本上已经被北伐军消灭。北伐军的主力部队转向东南战场，指向另一个直系军阀孙传芳。11 月 4 日，国民革命军第 4 军攻占九江。8 日，占领南昌。孙传芳军队退出江西。

在孙传芳军队退出江西之前，上海和浙江的局势已经在发生变化。1926 年 10 月 24 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南市、闸北、沪西三处同时举行，但是由于装备不足，被孙传芳军队镇压了下去。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因而升任第 9 师师长。11 月 14 日，苏浙皖三省的士绅在上海成立联合会，分派代表到粤、奉、直、鲁各地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军事行动。李宝章对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孙传芳下令，对一切新组织起来的团体一律封禁，12 月 8 日封闭了上海总工会。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得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惶惶不安。1926 年 9 月，就发生了英国军舰炮击四川万县，毁民房千余家，死伤千余人的事件。1927 年元旦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英军在租界边沿布防，保持战时状态。1 月 3 日，英租界当局调大批水兵登陆，用刺刀冲击街头讲演的宣传员。5 日，汉口市民与英捕房巡捕发生冲突，数万市民举行反英示威大游行，政府接受人民要求，接管了租界。接着，江西九江又发生英国水兵枪伤中国工人和英舰开枪挑衅的事件，九江英租界也被中国政府收回。这是中国政府打破不平等条约的行动，大快人心。

英帝国主义虽然被迫放弃了汉口、九江的租界，但是决不愿意放弃上海的租界，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应付事变。上海和长江一带聚集了外国兵舰 63 艘，其中美国 21 艘、英同 18 艘、日本 17 艘、法国 7 艘。英国还调

动威海卫第 2 舰队和鱼雷艇共 27 艘开到上海印长江中下游一带。

孙传芳军队在浙江与北伐军作战，被北伐军打败。1927 年 2 月 17 日， 北伐军占领浙江省会杭州。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后，曾同张作霖、张宗昌在天津举行会议，就地盘分配和进兵计划达成协议，同意张宗昌和李景林的军队

（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北洋军阀头子张宗昌 2 月 24 日谐同孙传芳到上海，

命令鲁军第 8 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军到上海接替防务。

由于以上情况，率领北伐军入浙江的将领何应钦、白崇禧等，害怕触犯帝国主义，不敢从沪杭线进攻上海，进军遽然停顿。

上海工人阶级把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取上海的任务担当了起来。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工人实行总罢工。这时仍为上海防守司令的李宝章， 组织了大刀队搜捕和屠杀工人、学生。罢工人数由 10 万人发展到 20 万人， 进而发展成为起义。工人群众在杨树浦召开了动员大会，随即进攻闸北警察所夺取枪支。反动军队进行镇压，起义遭到失败。

周恩来曾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起义”，“许多地方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开了枪，工人遭到了逮捕”。他说：“应当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他也说到了对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的教训。他认为： “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从中央的指导方针来说，“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的立场”。这是针对陈独秀一贯的右倾思想而说的。当时，陈独秀领导着中国共产党，正实行着一条右倾的错误路线。

1927 年 2 月，周恩来往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23 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的决定有：“停止今天的暴动”。也就是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也就是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其中包括“组织特别军委”。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组成。周恩来是特别军委的领导人。

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于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是积极的。但是，对于夺取上海依靠什么力量？怎样武装？什么时候起义？陈独秀与周恩来等是有不同看法的。

陈独秀认为，“我意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到上海区委领导发出的指示中，就是：“武装暴动是以广大的民众的热情跑到街市，随时随地夺取武装，以打倒敌人的势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义。”周恩来是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在广东领导过军队，指挥过战争，深深体

会到自己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北洋军阀的部队是在瓦解之中，这些队伍是很不巩固的，我们可以做宣传工作，可以分化他们，甚至把这些部队拉过来。“但是，既要举行武装起义，而工人又武装得不充分，那末，尽管部队同我们取得了联系，尽管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宣传，情况还是不妙的。”“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①

他在特委会议上提出，要有“自己的准备”，要组织纠察队、自卫团， “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②他的主张得到瞿秋白等人的支持。瞿秋白认为发动武装起义，“要有作战计划，

① 周恩来：《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1927 年 3 月 3 日。

② 1927 年 2 月 26 日，特委会议记录。

有主力军之训练”。③瞿秋白提出一方面重在夺取武装，别方面的目的在建立政权，方针有二：“一、准备群众的武装示威及群众的夺取武装示威”；“二、准备主力军之造成方法及其布置（如‘自卫团’及海军取得方法）”④。后来， 陈独秀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核心是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克敌制胜。

周恩来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纠察队——“目标五千，先组三千”。到3 月 11 日，组成了常备军一团，后备三团。最后总数超过两千人。自卫团—

—用手枪，“目标五百”。3 月 4 日发展到 800 人。据 3 月 11 日报告，“自卫团可扩充到一千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党，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特别队——开始人数很少，到 3 月 6 日已增加到 900 多人。

有了队伍，要加强训练。周恩来制订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特别军委对各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实行统一编制和组织，整个上海的工人纠察队成为一支有统一领导、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

当时的军委秘密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那里有三栋楼房，周恩来住在第三栋的楼上。楼下住着孙津川（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总指挥）夫妇和孙的母亲。周恩来“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市、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周恩来非常机敏灵活，为工人们所敬佩。他除了住在辣斐坊以外，有时也去孙津川的家乡开会和部署工作。孙津川的家乡在上海郊区江湾徐家宅，离江湾火车站不远。那里是我们党当时设的一个据点，十分隐蔽。”①据当年周恩来从北伐军浙江前线调来担任纠察队指挥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说：周恩来“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个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并亲自作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

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之一。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是周恩来亲自抓、亲自领导的。当时有十几支枪。周恩来主要是抓扩充队伍，同时增加武器。晚上，在印书馆的铸造部翻砂车间，利用那里的噪音练习实弹射击，周恩来教大家使用武器。有一次，在练习中有一人手枪走火，打伤了另一个人。大家没有经验，感到很紧张，周恩来马上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稳定了大家，然后有秩序地离开现场。

据参加武装起义的孙长胜说：第三次武装起义是有计划、有准备的。1927 年 3 月 8 日，组织上派人来找我，要训练工人纠察队，让我担任临时教官。

我 1925 年参加党，以前被拉夫在学兵连当过三年兵。联系的同志说，要准备

第三次武装起义。当场把徐航安介绍给我，说徐 1926 年到苏联学习过，懂一点军事。四天后，来通知喊我去上课，地点在培开尔路仁寿里西壁过街楼上。楼上有八个人，一个小姑娘送来一只方盒子，打开一看，里边有一支白朗宁

③ 1927 年 2 月 24 日，特委会议记录。

④ 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

① 徐梅坤：《回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一些情况》。

手枪，三发子弹。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礼拜的课，然后去侦察地形，第一，香烟桥警察局，第二，天水路五区第三警察署，把来去路搞清了。最后一个据点是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里边驻有毕庶澄的一个骑兵连，把敌军的兵力、枪支等了解清楚。准备工作做得很细致。两天后，3 月 21 日中午，总工会紧急通知：上海工人总罢工。沪东纠察队集中在王德英家里。当时区委书记张叔平调到浦东去了，新调来张永和作区委书记。人到齐后，徐航安说，我们的枪已领来，按名单发，没有发到枪的不要急，马上有枪发给你们。王德英从皮箱里拿出十几支枪和一百发子弹，然后发袖章，徐航安是总指挥，我是副总指挥，其他是纠察队员。广场上有几万工人群众，我们把工会负责人请来，让他们保护工人群众安全，工人队伍与纠察队保持一定距离，以免流弹伤人。

当时参加过起义的商务印书馆工人任其祥讲过一件事：二次武装起义后，资产阶级非常害怕，闸北商会会长发起组织保卫团。周恩来得到消息以后，召集商务印书馆纠察队干部开会，要纠察队员打进保卫团去，掌握枪支。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反对参加保卫团。我说：“保卫团是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我们参加保卫团去保卫资本家吗？”周恩来听了哈哈一笑说： “我们现在缺少什么？”我说：“现在缺少枪啊！”他说：“你们参加保卫团，一人有一支枪，还有好多子弹，领了武器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武装吗？” 这样一讲我们的脑筋开通了，有三十多人参加了保卫团，对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了作用。

什么时候举行武装起义？

陈独秀感到我们力量薄弱，不要发动太早，提出两个标准：一、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二、北伐军到达上海南边的松江县后仍旧前进，或者在到达龙华后。

周恩来不同意这两个标准，认为根据江浙战场的形势分析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 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最后确定： “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路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这时的上海，已经战云密布，帝国主义也已动作起来。3 月 3 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兵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底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交界处挖掘战壕，并在原已有铁丝网、铁栅的要道口加堆沙包，一到晚上 9 时就关闭铁栅。3 月 5 日，美国水兵千余人登陆在南京路、北京路、静安寺路一带示威游行。北洋军阀的直鲁军由褚玉璞守南京，毕庶澄守上海。3 月 12 日，沪宁路工人在真如、南翔之间拆毁路轨，使直鲁军的运输受很大影响。18 日，又拆毁了无锡的一段路轨，使直鲁军的铁甲车受阻。但是，毕庶澄倚持有租界为屏障以及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对于上海这个军火、军饷主要来源的城市， 拼死不肯放弃。北伐军由浙江北上，占领了江苏的宜兴、吴江后，于 20 日占领松江继续向前，逼近龙华。但是，这是蒋介石、何应钦统率的军队，始终顾虑进攻上海会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因而采取迂回作战的战略，不敢正面直入进攻上海。20 日傍晚，上海总工会派人去与北伐军联系， 蒋介石却命令白崇禧停止前进，这既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的恐惧，也是图谋让北洋军与工人纠察队互相厮杀，两败俱伤。

3 月 21 日中午 12 时，上海总工会颁布总同盟罢工令，80 万工人实行罢

工。中共中央为这次武装起义制定的策略是：“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

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他们以 3000 名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起义队伍，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同驻在上海的北洋军阀直鲁军毕庶澄部和其他军警约 5000 多人激战。全体工人罢工到了街市的中心，向预定地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群众，一小时内也齐到了华界。武装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警署各兵营与军队驻地行动。武装在前，广大群众在后。巷战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的口号声，响遍上海市。铁路被截断，电话局被占领，电报局被占领，电灯断电，自来水断水。徒手无武器的群众也逐渐用夺得的武器武装起来。警察纷纷脱下黑色的制服逃散，大小警署的门前抛出枪械，悬挂白旗。在敌人营垒的周围，住户市民借出木板、砖头、布袋，构筑起障碍物。小饭店和烧饼店的伙计们赶做馒头食品，由佩带红袖章的输送队送到前线。佩戴红十字袖章的济难队员，往来前方和后方，扛抬伤员。

周恩来与特委研究决定，将上海划分为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分别安排得力者担任负责人，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大致仅仅一个小时，武装纠察队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就占领了各警察局。如孙长胜说：武装起义一开始，我们先到香烟桥警察局，那里已被另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缴了枪。我们过香烟桥，路上遇到六个警察的巡逻队，我们进行包围，警察投降。姜维新说：起义开始后，南市警察局附近已经集合了许多人。我向警察局后门扔了一个手榴弹，前门也响起了盒子枪，但局里没有声音，我们冲了进去，发现警察已经都逃走了，枪扔的满地。接着，工人纠察队进攻高昌庙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我们找到一辆卡车，把机枪架在上面，开始进攻，敌人不敢开枪，逃跑了。杨福林说：暴动时我们先打虹镇警察局，打下来得了 9 支枪。后来一直打到宝山路，把保卫团的枪也拿下来了。到宝山路打四区警察局打不进，我们就到附近楼房的晒台上用手榴弹往里扔，这一下警察都逃出来了。这时，从吴淞那边坐火车来了一团兵，要到上海来镇压工人。我们把宝山路桥的铁道搞掉一截，使火车倒在了那个地方。我们只有四十多人，分三个地点与敌军打。他们不知我们有多少人。从下午 3 点打起，打到第二天上午 9 点钟，敌人就吹号投降了。在浦东，工人纠察队只有十多支枪，去攻打警察局，一面开枪，一面把爆竹放在火油箱里放， 声音像打机关枪，警察马上竖起白旗投降了。泸东、沪西也都很快取得胜利， 结束战斗。最后，战斗集中在闸北。

原来的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坤、陆震负责；“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下午 1 时南市工人纠察队和起义工人进攻警察署和淞沪警察厅，很快取得了胜利，接着攻占了高昌庙兵工厂，占领了南火车站，战斗胜利结束。

闸北是北洋军阀部队集中的地区，毕庶澄的司令部也设在闸北。在闸北， 工人纠察队攻占了五区警察局，周恩来到后就将指挥部设在这里。

起义武装在闸北进攻的主要目标有六处：北火车站、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五区总署、广东路公署、中华新路警署分所， 后来又增加天通庵车站。敌军有大炮、机枪，而且还有白俄兵坐铁甲车射击。炮火密集，巷战普遍。到下午 4 时，已占领各警署与湖州会馆，于是集中力

量攻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车站。周恩来与赵世炎在现场亲自指挥。在攻打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时候，纠察队长徐辉祖负伤，有几个纠察队员被敌军打死，这引起了纠察队员们的极大气愤，准备与敌人硬拼。周恩来马上对大家说：不要硬拼，硬拼会使我们牺牲更多的人。他派纠察队员上到商务印书馆的四楼窗口，监视俱乐部内的敌人，还派队员到周围的老百姓家围困和监视敌人，终于使得敌人被围一天一夜始终没有能够冲出来。

北站方面，敌人在晚间纵火攻纠察队，火势渐炽，烧毁民房几百间，难民纷纷向纠察队的防线内逃来。周恩来看到老百姓东奔西逃，一方面要商务印书馆的消防队来救火，一方面派人保护老百姓撤退。附近的居民对敌军义愤填膺，青壮年自愿加入作战，老人妇女从屋中取出木板等物为纠察队布置障碍物。火势熄灭后，敌人不敢进攻，与纠察队双方枪战。“周恩来同志是啥地方危险往啥地方跑，在枪林弹雨中指挥。”

正在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候，陈独秀发生了动摇。据当时同陈独秀在一起的郑超麟说：

暴动是中午开始的。下午和当夜打得很激烈。我们坐了汽车到闸北去看了一下，黄昏就回来了。这日夜里，我来往于中央宣传部和施高塔路恒丰里之间，那时陈独秀住在中央宣传部，恒丰里则是区委一个机关，传递前方战斗消息的。我们整夜听着闸北传来的疏疏密密的枪声，有几个时候枪声密得同爆竹一般，恒丰里把重要的消息派人送宣传部，陈独秀有时也有指示。我也传递过几次字条。深夜三点钟左右，陈独秀曾写字条叫人送到闸北去，主张把我们的武装撤退到大场方向去，以避免牺牲。可是前方没有执行。

在战争中，战斗到最激烈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这时往往谁能再坚持一下，谁就能取得胜利。尽管陈独秀这时是中央最高领导，但是命令是错误的，有战斗经验的周恩来以及赵世炎，没有执行错误的命令，终于转变了战局。

“前方没有执行”的结果怎样呢？郑超麟说：

我们站稳了阵地，北兵渐渐失败了。次日，下午我又到闸北去看。东方图书馆内北兵尚未曾投降，铁门锁闭着，十几个兵都在楼上，看见有人到铁门口来，就开枪。围攻者都埋伏在墙角，或对面商务印书馆工厂里。人家警告我，不要从图书馆前面经过。我绕道至图书馆背后，一个暴动指挥机关， 在那里看见赵世炎和周恩来。

到了暴动的第二天天明，敌人已经十分困乏，工人纠察队则仍旧从各方面进攻。到中午，天通庵车站的敌军表示愿意投降，纠察队俘虏了三百多人； 有的敌军逃散到广东街，也被纠察队缴械。下午 4 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敌人有些改穿了便衣逃走，被纠察队生擒，其余敌人表示愿意投降，这个苦攻一昼夜的据点终于解决此后，全部武装集中力量进攻据守北站的敌人。据守这里的是毕庶澄的军队主力。这天上午，北站敌人又用火攻，延烧民房， 这时自来水已断，无法救火，纠察队的防线曾经后退，但始终不撤，敌军也不敢进攻。等到起义工人全部武装集中到这里后，发起猛攻，大约一个多小时，敌军力不能支，白俄兵逃进了租界，毕庶澄残部失败溃逃，恰好国民革命军第 1 师师长薛岳率领部队来到，将溃兵全部俘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样，北伐军不折一兵不费一弹进入了上海。由于这是工人起义，群众参加很多，帝国主义也不敢贸然行动， 他们准备好的“机动措施”也不敢采用。北伐军进入上海以后，从 22 日到

24 日，北洋军阀部队（直鲁军）就放弃了苏州、无锡、镇江、南京各地。整个沪宁线地域归属北伐军。直鲁军上海失守后，毕庶澄逃回北方，后来张宗昌将毕庶澄处死了。

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国的城市武装起义第一次取得了成功。

在这次起义中，已经采取了正确的俘虏政策。起义工人谢庆斋回忆说： “俘虏政策问题，是很成功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我们俘虏的敌兵有二三十人关在东方图书馆。我们并不虐待他们，群众慰劳工人纠察队的食品，分配时照样给他们一份，使他们很受感动。‘四一二’敌人包围了东方图书馆， 我们的同志不会开机关枪，俘虏中的老兵就自告奋勇说我来打。听朱英如说， 这俘虏政策也是总理建议的。”

参加这次起义的工人杨福林也说：“在宝山路上，从头天下午三点钟打起，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敌人吹号投降了。我们把俘虏带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里，周总理亲自跟他们讲话，他说：你们只要把武器丢下来，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

这种对俘虏宽大处理的政策，后来一直沿续到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起义取得了胜利，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则在磨刀霍霍，准备屠杀起义工人。

帝国主义一直在注意物色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他们看到北洋军阀大势已去，于是“随时准备与任何表现出有能力代表中国履行其所负义务的政府建立关系并进行谈判。”①他们注意到蒋介石正在“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蒋介石在南昌时，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就到南昌同蒋介石密谈，答应用巨额款项支持蒋介石，交换条件是反共和镇压工人运动。虞洽卿是同英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之后，买办豪绅的代表、政学系政客黄郛等和亲美派官僚王正廷等都到南昌见蒋介石，密谋破坏革命。1927 年 3 月 6 日，蒋介石指使党羽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6 日又强行解散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

这些情况，在上海的中共特别委员会是有所闻的，特委和中共上海区委也开会讨论过。例如在 3 月 30 日的特委会议上，周恩来就说过：“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预备”，“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对党部将来是挑拨错处，我的推测是如此”。“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4 月 6 日，赵世炎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说：“现在上海犹处危险时期，不仅是关系上海革命，也为中国工人胜利与失败的关键。”罗亦农接着说：“上海为一切反革命势力集中的所在。”“蒋介石为一切右派反动派的集中点。”“上海的帝国主义对蒋非常赞同，天天造谣促蒋压迫民众，天天帮助蒋介石。” 这时，外边已有传言说蒋介石将要对工人纠察队不利。可是 4 月 5 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言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人与工人纠察队”等，都是“谣言”，“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使很多人思想上失去了警惕。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终于丧失了起义胜利的果实。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英美等帝国主义依凭自己增强了的武装力量，借口

① 《美国对华关系文件集》，1926 年第 1 卷，第 855 页。

“保护”侨民而炮轰南京城，中国军民死伤很多。这是“南京事件”。蒋介石不是向帝国主义抗议，而是派人向他们疏通。他在上海对外国记者声明事件不会扩大，向帝国主义保证“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上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蒋表示，只要能把工人打下去，可以“认捐五百万”，“借款可另案办理”。“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纠集流氓打手，供袭击工人纠察队之用。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汪寿华被杜月笙骗到住地，

开枪打死。周恩来被北代军第 26 军第 2 师师长斯烈骗到师部，遭到扣留，周恩来严正抗议，军党代表赵舒去后，周恩来才被放出来。这时，事变已经发生了。大批武装流氓冒充工人，臂戴白底黑工字袖章，从租界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袭击工人纠察队，跟在后边的国民党军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双方”枪支。几千名工人纠察队全被解除武装， 工人死伤三百多人。13 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罢工抗议，六万多群众示威游行，走到宝山路，遭到反动军队机枪扫射。同一天，南市的游行工人也遭到反动军队枪击。接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捕杀。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三天中，被杀害 300 多人，被捕 500 多人，5000 多人下落不明。

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事变发生前后，派李立三、陈延年、魏金斯基到上海，加上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别委员会。周恩来在特委会议上提出了意见，其中指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暴动后中央与区委组特委， 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大家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电文给中央。

周恩来在电文中说：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当乘它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电文从军事上分析了蒋介石目前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其中第 1、21 师的领导人薛岳、严重被蒋赶走；第 2 师常败，在昆山； 第 3、14 师在南昌。所以，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的兵力大于蒋介石。他写道：“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是一个既有军事分析、又有政治见地的电文，可惜这个意见到武汉后， 没有力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采纳。后来，大革命失败的结果为周恩来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