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把黄河文化传播各地

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人口就由黄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扩散，重点是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扩散。我国人口地区分布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

两宋时期，北民的进一步南迁，南方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北方，对朝廷的财政收入起着重要作用，表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最终完成。

滔滔黄河给流域内的居民带来繁荣富庶的同时，也给百姓带来过无数次的灾难。但是，黄河的泛滥也推进了另一壮观的现象，那就是人口大迁徙。

黄河流域的人口两次大迁徙，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融合，同时也使我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经济进一步协调发展。

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是走西口。

走西口的现象大约是从明代中期开始，规模最大时是出现于明末清初，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这个时期走西口的人口数量最大，前后经历了大约300年。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陕西、河北也有一些居民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在当时，山西人很贫穷，其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恶劣。

清朝时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

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

“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

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然不够糊口。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300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100多次，平均3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

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与其眼睁睁挨饿坐以待毙，不如走出去，也许能闯出一条活路来。于是便有了山西人走西口。

山西人不去其他地方，而是选择走西口，有其历史原因。当时，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促进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

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票号的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西口特指山西右玉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杀虎口，明朝时称“杀胡口”，清代改名为“杀虎口“并沿用至今。因为杀虎口位于长城的另一要塞张家口以西，所以就有了“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的说法。

山西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流民到内蒙古河套一带谋生，大都走杀虎口这条路径，方位是由东往西，这也是杀虎口成为“西口”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西口”亦有广义的理解，它泛指通往塞外草原的长城诸关卡要隘，此种观点似乎更为民间所认同。

西口还有旱西口、水西口之分。杀虎口等长城关隘是旱西口，而地处晋陕内蒙古交汇处的山西河曲，是走西口的水路码头，故称水西口，河曲至今仍保留着“西口古渡”这一历史遗迹。

走西口的路上充满了血泪与艰辛。山西人在民歌里凄惨地唱到：“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

这无疑是当年走西口人们的哀怨心声。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更有留在家乡的父母妻儿，难免心中充满悲伤。

当时，因走西口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就达20万之多。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难史，也走出了一批历经磨炼而精明强干的晋商来。

如乔家大院的主人，在鼎盛时期一度垄断了包头的一切贸易经营活动。而乔家由寒酸贫困通往大财大富的发展道路，就是由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

心酸的闯荡过程，生死贫富不同的结局，写就了黄河人放下一切走西口的历史，也写下了黄河儿女对命运不屈不挠的勇敢抗争。

另一次规划庞大的人口大迁徙，便是闯关东。

关东是指以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故名。

清代前期东北三省是设禁的，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和陕西人为多，又以山东人为最。

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规模之大，举世震惊。

“闯关东”被世人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是“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闯关东”浪潮持续了数百年，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安土重迁”是我国农民的特性，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东人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有两点。

一是人口压力。山东地少人稠，人满为患，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

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缘由是天灾人祸。铜瓦厢以上的河道因溯源冲刷，河床下降。在黄河改道初期，黄河决溢多发生在山东境内。

据统计，山东在清代268年历史中，曾出现旱灾233次，涝灾245次，黄河、运河洪灾127次，潮灾45次。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这种灾害的多发性和严重性令人震惊。

而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对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且关东、山东比邻，或徒步，或泛海，均极便利，“闯关东”自然是山东流民的首选。

1860年，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到关东。他们通过海路、陆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关东，垦荒种地。

据资料记载，当时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流民大量流向关东，推动了关东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把先进的黄河文化带到了关东。

早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禹贡》一书第六卷就有评论说：

盖拓殖东北者，日用所需时感不足，为供应彼等各种需要，遂有汉人商店出现。此类商店多系国内有巩固基础营业之分支，多取杂货店形式。

贩卖品以强烈之酒居多，粗劣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收发书信。后又设总行于各交通便利之地，用以统辖各支店，都市随之而兴矣。

而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

“东三省，钱没腰”，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使人相信关东有着无限的谋生机遇。只要有“闯”的精神，不愁没有碗饭吃。

“闯关东”之风由来已久，这种“由来已久”，使“闯关东”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

流民如潮水般涌向关东，无论他们务农、务工经商，还是伐木筑路，都为关东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东地广人稀，“闯关东”浪潮不仅使关东地区“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与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肥沃的黑土地得到开发，耕地面积处于不断增长之中。

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反过来成为吸引流民的条件，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闯关东”浪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这样，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新型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

欣逢盛世，走西口、闯关东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走西口、闯关东的文化内涵却传承了下来，那就是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是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旁注]

西口　即杀虎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晋北与内蒙古的边缘，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地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经由此地；且杀虎口东依塘子山，西傍大堡山，在两山夹峙之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1500米宽的河谷开阔地。

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关于票号的产生，说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是在清代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的要求，运现已不适应货币交割需要。

长城　我国古代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长城建筑于春秋战国时代，现存的长城遗迹主要是明长城，总长为8800多千米。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奇迹，被列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乔家大院　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又名“在中堂”，是清代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并集中体现了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

《禹贡》　是《尚书》中的一篇，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就以《禹贡》名篇。是撰著人士设想在当时诸侯称雄的局面统一之后所提出的治理国家的方案。《禹贡》全书分5部分，共1100多字，以自然地理实体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并对各区作以简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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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了。

“闯关东”持久而普遍，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

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山东人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