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南泛入淮后屡经治理

纵观黄河的历史，对黄河泛滥的治理，历朝历代都不及元、明、清三代的治理力度。但是当时对治理黄河没有一个正确的方针，黄河依旧泛滥，给在流域生活的百姓造成了无比的灾难。

到了元代，黄河在桥梁建设方面建树甚少。在明清时期，修缮和模仿成为主流，桥梁技术、结构和材料也没有多少创新。

1128年冬，金兵南下，南宋边防告急。同年11月，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南堤御敌，黄河从此南泛入淮，决口处大致在卫州，决水东流至梁山泊之南，主流大致沿菏水故道入泗，当时称为新河。

金末元初的近百年间，黄河呈自然的漫流状态，没有固定的流路。1234年，黄河由河南省的杞县分为三支，以入涡一支为主流，三流并行约60余年。

到了1297年，黄河主流北移，北支成为主流，由徐州入泗、入淮，由济宁、鱼台等地入运河、入淮。主流北移后，1297年至1320年间，黄河自颍、涡北移，全由归德、徐州一线入泗、入淮。

1320年至1342年间，开封至归德段黄河也北移至豫北、鲁西南。1343年至1349年黄河连决白茅堤，水灾遍及豫东、鲁西南、皖北，洪水夺大清河入海。

1351年，贾鲁挽河回复故道，黄河流经今封丘西南，东经长垣南15千米，东明南15千米，转东南经曹县西之白茅、黄陵冈、商丘北15千米，再东经单县南、夏邑北，再东经砀山南之韩家道口，又东经萧县、徐州北，至邳州循泗入淮。

1297至1397年的百年间，以荥泽为顶点，黄河向东成扇形泛滥，主流自南向北摆约50年。此后自北向南摆也是50年。最北流路在今黄河一带，最南流路夺颍入淮。

明清时期，美洲的农作物，如番薯、玉米、烟草等，在黄河流域迅速传播、种植和推广，丰富了黄河流域农作物的种类，改变了黄河流域人民的饮食结构。

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直至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也就是现在河南兰考东坝头附近，决口改道，这一时期治河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确保漕运的通畅。

1391年黄河南决，主流夺颍入淮。百余年间，有时分流入涡，有时走贾鲁故道，决溢地点多在开封以上。1496至1566年，人们在北岸修筑太行堤，南岸大堤也得以加固，开封附近不再决溢，决溢地点下移至兰阳、考城、曹县一带。先是黄河南移入涡、入淮，后来又渐渐北移，至徐州入运。

1558年黄河在曹县大决，水分10余支，自徐州至鱼台散漫入鲁南运道及各个湖泊，运道大淤，黄淮合流段的淤积日益严重，下游河道不断淤高。同时，河口迅速延伸。

到了元代，人们治理黄河的技术较前代有所不同，元代贾鲁治理黄河时采取的是“疏、塞并举”的方针，即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

贾鲁挽河使其向南流，大致上是循1194年“灌封丘而东”的旧道，而把白茅，即黄陵冈附近至归德府哈只口90余千米作为施工的重点，使黄河合于归德故道，由徐州入泗，至清口会淮而东入于海。

在“疏”这一方面，贾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堙塞北河后不久，从1354年至1356年，连续5次河决入单州、济州、东平、东阿，向北突入清河。当时贾鲁如保留北河，以收分杀水势之效，这几次河决还是可以避免的。

贾鲁的同伴欧阳玄所写的《至正河防记》，详细而全面地叙述了筑堤、修埽、开渠等方法，这一著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本系统的水利工程著作。

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朝廷更为重视治河，治河机构逐渐完备。明代治河，以工部为主管，总理河道直接负责，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可以直接指挥军队。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潘季驯四任总河，前后十余年间，在领导治理黄河的实践中，创立了“塞旁决以挽正流”，“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

潘季驯进一步发挥了张戎所提出的水流快自能刮除淤积的见解，强调合流以增强冲刷力量，从而达到“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目的。

潘季驯的办法主要是筑堤。堤分缕堤、月堤、遥堤、格堤四种。缕堤近河，用以约束水流，意在束水攻沙；缕堤以内又筑月堤，作为前卫，以免水流直冲缕堤，起保护缕堤的作用；缕堤之外，另筑遥堤，作为第二道防线；遥堤和缕堤之间又筑格堤，即横堤，万一缕堤发生事故，横流遇格而止，防止水流顺遥堤而下，另成河道。

潘季驯还在沿河低洼的地方，建造减水石坝，相当于现在的溢洪堰，使洪水涨到一定的高度时，通过减水坝适当宣泄到分洪区，以杀水势。潘季驯还制定了缜密的防堤制度和修守方法。

潘季驯所创造的这一套“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方法，合乎当时的实际需要，也合乎科学原理，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黄河上最为著名的浮桥，是公元前257年，秦国为出征河东，在山西永济用竹索和木船建造的蒲津浮桥。该桥为“曲浮桥”，历尽沧桑，经过多次修固，一直沿用近千年之久。

在724年，唐玄宗决定将此桥“以铁代竹”，两岸各铸4个几十吨重的铁牛锚住铁链，每牛有一铁人作驱策模样，以锚定约360米跨度的浮桥。

明穆宗隆庆年间，因黄河改道，西边的铁牛沉入河底，东边的铁牛也于清末被淤埋失踪。当这一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珍贵文物经探测开挖出土。有关专家研究认为，蒲津浮桥的建桥技术和冶炼艺术，是我国乃至世界古代桥梁史上的一大奇迹。

浮桥具有架设简便、成桥迅速的优点，使之普遍被用于军事。千百年来，黄河及其支流上建过的浮桥难计其数。

明朝洪武初年，在今兰州西北建成了镇远黄河浮桥。这座浮桥一直是镇守河西走廊、连通西凉的重要枢纽。由此可见，黄河浮桥在历代政治、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清代，朝廷也毫不松懈对黄河的治理工作。清代设有河道总督一职，河道总督的权限很大，直接受命于朝廷。

清代靳辅治河十余年，大体上沿袭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遗策，而比潘季驯有所发展。如潘季驯认为黄河入海口因潮汐往来，“无可浚之理”，靳辅在他的治河第一疏中却说：“治水者必先从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胀”。

靳辅在黄淮入海水道的清江浦、云梯关之间挑“川字河”，以浚淤筑堤。并在云梯关外筑束水堤，堤土也是从河里挑出的，把浚口、筑堤二者统一起来。

靳辅还把施工范围，扩展到潘季驯所没有达到的黄河中游河南境内，在考城、仪封及封丘县荆隆口筑堤，其治河的成效远过于潘季驯。

当时协助靳辅治河的陈潢，在实践中认识到在黄河下游束水攻沙只是治标，提出了必须从上游设法阻止泥沙的下行，但他的这一卓越见解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重视。

古代人民治理黄河虽然有许多创造，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对下游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在当时治河经验的成熟和效果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旁注]

留守　隋代以后驻守京师、陪都和军事重镇，综理军、政、民、财的高级官员。古代帝王出巡或亲征时，以大臣辅太子或亲王留守京师，或称留守，或称留台，或为居守，无固定名称。隋炀帝杨广时，始于重要军事地点置留守，留守遂成为官名。

明成祖（1360年～1424年），即朱棣，明代第三代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应天，时事征伐，并受封为燕王，夺位登基。1405年派遣郑和下西洋。他保卫并扩大疆土；疏通大运河；营建并迁都北京；组织学者编撰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堪称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

漕运　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是古代历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

贾鲁（1297年～1353年），少年时聪明好学，胸怀大志，长成之后，谋略过人，两次中举。后被起用为太医院都事。先后任宋史局官、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中书省检校官、监察御史、都事、山北道廉坊副使、工部郎中等。曾受命主持山东、河南等处行部水监。

工部　古代中央官署名，为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六部之一，长官为工部尚书，曾称冬官、大司空等。汉代有民曹，西晋以后置田曹掌屯田，又有起部掌工程，水部掌航政及水利。隋代始设立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清代工部是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

潘季驯（1521年～1595年），明代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世界水利泰斗。他一生中，4次治河，历时近10年，一次又一次的治黄实践，使他从一个对黄河和河工技术一无所知的人，逐步磨练成一位治河专家，被比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

唐玄宗（685年～762年），即李隆基，也称唐明皇。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母窦德妃。712年至756年在位。即位前期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之世。在位后期怠慢朝政，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侫臣，导致了安史之乱，为唐朝中衰埋下伏笔。

明穆宗（1537年～1572年），即朱载垕，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第三子。登基后内忧外患，他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朱载垕在位6年，病崩，终年36岁。

西凉　古代凉州的别称。十六国时在凉州有西凉政权，为李暠所建。盛时有今甘肃西部酒泉、敦煌一带，西抵新疆葱岭。历三主，共22年。405年，改元建初，遣使奉表于晋，并迁都酒泉，与北凉长期争战。因其统治地区古为凉州，故国号为“凉”，又位于凉州西部，故名“西凉”。

河道总督　古代官名，清代俗称“河台”。清代设置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京杭大运河及永定河堤防、疏浚等事。治所在山东济宁，首任河督杨方兴。1677年，总河衙门由山东济宁迁至江苏清江浦。明初黄河为患较轻，朝廷以管理漕运的都督兼管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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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后，数股漫流，其中一支出东明北经濮阳、范县，至张秋穿运入大清河，于利津牡蛎嘴入海，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黄河河道。

黄河决口经过了约20年的漫流期，清朝廷才劝谕各州县自筹经费，在新河两岸顺河修堤，以防漫淹。1875年，正式开始修官堤，历时10年，新河堤防才陆续建立起来。

纵观治理黄河的历史，所谓治河只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但是，悠久的治河历史，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是见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份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