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乳交融军民情

冀东地区，物产丰富，是华北通往伪满洲国的咽喉要道，平津的门户， 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所以日军极为重视。自 1935 年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来，他们就施行所谓户口调查等一套办法，限制、打击抗日活动，搜查抓捕共产党员，统治得极为严密。七七事变后，这个地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由经济上的反抗剥削压迫，转为抗日武装斗争。工人和农民都在酝酿罢工、武装暴动，并且有一部分党领导下的武装已与都山、青龙等地区抗日义勇军取得了联系，这都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开创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8 年 6 月初，根据上级指示，研究了冀东情况后，决定以 5 个团的兵力组成邓（华）宋（时轮）支队，支援开滦五矿工人的政治性罢工和武装斗争。邓、宋支队组成后，李钟奇同志任参谋长。对这次任务，从领导干部到每个战士，都认为是最大的光荣。当时，一方面部队调动要送还借用的家俱，打扫房屋，拾掇院落，向老乡道歉致谢；一方面群众在非常艰苦的景况下，除了协助部队做好兵员补充工作外，还给部队杀猪、杀鸡、送军鞋、做军袜。

这样你送我还，人人喜悦，到处是一片欢乐和依依不舍之情，忙了 3 天，在群众、首长和战友的叮咛声、锣鼓喧闹声中大队出发了。

7 月初，部队快到延庆黄花坪附近，天气闷热，烈日当头，晒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四海镇是个不大的小镇甸。坂垣师团的一部分日军和伪军驻在这里，给我军设下了一道阻击线，经过半夜紧张的准备工作，拂晓前开始向敌固守的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不到两个钟头，100 多人全部被歼。战斗结束后，邓宋首先召集团以上干部研究了敌情，指出：从今天敌人顽抗据守的情况来看，他们是不会甘心这次失败的。敌人可能由顺义、怀柔方向来增援四海。我们必须迅速撤离这一地区。第二天拂晓时，侦察连派人回来报告说： “坂垣师团的一个中队的 100 多名日军，由怀柔出发去增援四海之敌，其

先头已进至距沙峪镇以东 20 余里渤海所地区”。首长带领大家分析，虽然敌人是手下败将，但为了减少在东进路上的麻烦，决定给敌人一个下马威，部署了作战方案，首先跑步抢占了沙峪附近的有利地形，进入伏击地区隐蔽待敌。天气晴朗，太阳毒辣辣的晒得人冒油，没有一丝风，快 11 点钟的时候， 敌人进入了伏击圈，随着两声枪响，一阵激战，日本兵死伤大半，剩下的像钻在风箱中的老鼠，乱窜乱跳，真是刀光血影。到了下午 2 点多，枪声稀少了，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李参谋长跪起来看敌人的情况，刚把身子探出庄稼裸子，被趴在坑里的一个日本伤兵打了一枪，打中了参谋长身后的总支书记， 从他头部穿过，又打中了参谋长的后背，都倒下了，总支书记当场牺牲，参谋长直到晚上才苏醒过来。同志们告诉他：“战斗已经结束，我们全歼了顽敌，现在部队决定继续前进，用担架把你抬走”。参谋长听了，很高兴，还没等说出话，就又晕了过去。为了能按时赶到开滦，支援工人罢工运动，主力部队先行了，留下一个警卫排掩护参谋长在后边慢行。

雾蒙蒙的夜里，担架随着老乡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颠簸着，过河的时候怕水湿了担架，举到头顶，上举时，老乡终因太累，摔倒了，担架也翻了， 参谋长“哎哟”一声，把老乡心痛的赶快问候，就在这时一个战士跑来说： “敌人的搜索部队已经上来了，请参谋长赶快转移，我们 4 个人在这里掩护。”警卫员一听，马上叫老乡抬起担架来就走。担架穿过荆棵，隐蔽在一个小山坡的背凹里。这时只听得远处一阵阵激烈的枪声，人喊马嘶。过了一会儿，山坡前的小路上有手电的亮光，警卫员和老乡趴在担架的旁边，隔着荆棵子看见两三个手电的光亮乱晃。敌人吆喝着：“都半夜了，咱们还上哪儿搜去？”“混蛋！你知道个屁！咱们要捉住这个挂花的大八路，别说半夜， 搜到明天午夜也得搜！”这群敌人在一阵吆喝声中走过去了，又一帮敌人吆喝着过来了，这拨敌人比刚过去的那拨搜索得细致，越来越近了，剩下不到100 米的距离了，大家已准备好了与敌人死拼。正在危急的时候，从东北方

传来了枪声，原来是 33 团的肖团长来接应参谋长了，真是有惊无险啊。

担架抬着参谋长大约走了几十天，终于来到冀东。留下的同志告诉参谋长，五矿工人暴动的机密被泄露了，已经提前 5 天于 5 月 10 日暴动了。主力已经转移，由于参谋长的伤势太重，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差，地方党委决定通过内线关系，送参谋长到林西矿医院孙大夫家里医治。

孙大夫是林西矿医院的名医。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对抗日救国很积极， 是党的同情者，交通员把参谋长送到他家后，他夫妇俩照顾得非常周到。按照组织上规定的关系，参谋长假称小学教员，是他们的表弟，不小心被流弹所伤。孙大夫很热情，但话不多，可是每说一句都有份量，他连夜给参谋长

做手术，做完手术，他擦着汗说：“李同志，你放心吧！朋友把你介绍到我家里来，这是对我的信任。我虽然不是武人，但我也有一颗中国人的良心。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的伤早早治好的！”听着这朴实的话语，参谋长非常感动，也放心地在此养伤了。在这样的医疗护理条件下，参谋长的伤势好转了，体力也迅速恢复了。

孙大夫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特别是在这白色恐怖时代，从参谋长到他家养伤以后，他比往常更是早上班，晚下班，不让外人看出一点可疑的形迹。给参谋长作手术、换药，多是在半夜。唉！这可真是辛苦他们了。每次换药， 孙大夫看完伤口后，总是说：“李同志呀！我治病时疼不疼呀？你可真是条铁汉子呀，我换药时看你连眉头都不皱一皱。好了，快好了，再有两三个星期就好⋯⋯”由于他的医术高明，加上参谋长年轻力壮，伤口也就愈合得快了。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七八天过去了。一天傍晚，孙大夫和他爱人进来要给参谋长换药。突然听到大门口有人吆喝了一声：“有人吗？出来！”孙大夫马上出去了，就听有人问孙大夫：“你们家几口人？”“夫妻俩，还有一个亲戚。”“我们是查户口的。”说着，人就往屋里走来，孙太太忙迎了出去，一掀门帘，那人正好看见参谋长，“他是谁？”“我表弟。”孙太太说。“你表弟来干什么的？”“来这看看病。”孙大夫就把那套编好的假话，说了一遍。这家伙问了半天没问出什么漏洞，就自己没趣的走了。孙大夫夫妇俩送走那家伙后，赶快过来安慰参谋长，让参谋长放心，没什么可怕的，查不出什么的⋯⋯ 。夫妇俩为了让参谋长养好伤，整天操劳，担惊受怕的， 遇到事了，没有一点的退缩，反而劝参谋长不要有思想负担，真是让参谋长感动，内心不安，也深深感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的深情厚意，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

从这次查户口后，不到五六天，就又来查一次，还特别盘问了参谋长一遍，看来，敌人是注意上参谋长了。怎么办呢？本来离开部队已经半个多月了，参谋长就有些着急，想念部队和同志们，这一来，情绪就更加不稳定了， 上次查户口的人来过以后，就想给孙大夫说说返回部队，但每次见到他们夫妇那么热情，打针换药、端水端饭，就使参谋长不忍心说出这话来让他们不安。可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坏了。又过几天，天已黑了，孙大夫才回来，精神显得紧张，特别的疲惫，往常他回来后，总是先到参谋长住的屋来看看，说会儿话，然后才去吃饭。可今天他回来后，看着参谋长，心事重重的，老觉着有啥话要说，问他，他又说没什么，在屋里来回的走，坐都坐不住，催他去吃饭，又说等会，不着急，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一看孙大夫惴惴不安的样子，参谋长心中就猜出了七八分，就问：“孙大夫，您对我这么好，要是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就不应该有什么事瞒我，什么话、什么事都应该告诉我， 你今天这么心神不宁的，无论有什么事，应该说出来，大家商量着办”。孙大夫见参谋长这么诚恳，叹了一声说；“小李，不要紧，等你病好了以后， 再告诉你。”参谋长说：“孙大夫，我感觉着我的伤已经好了，我想回去⋯⋯ ”孙大夫见参谋长提出来要走了，这才把日本宪兵队传讯他的事告诉了参谋长。原来敌人早就怀疑了，来查问过两次，都因为孙大夫是名医， 为人处事一向忠厚谨慎，敌人没有贸然行动。今天宪兵队传讯他时，虽然没有用刑，但也是气势汹汹。孙大夫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作为中国人， 他也是拥护抗日，仇恨侵略者的，但在敌占区又没有办法，想让参谋长彻底

在他家养好伤，又怕敌人突然下毒手，心中十分矛盾。参谋长安慰了一会儿孙大夫，又分析了眼前的情况，既然如此，后天也刚好是“交通”来的日子， 伤也基本上好了，不如趁早离开。孙大夫夫妇同意了参谋长的意见。

临走那一天，孙大夫夫妇给参谋长带了许多东西，有一部分备用的药品， 还有些吃的用的等，千叮咛，万嘱咐的，把参谋长送到门口，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趁着天色昏黄，参谋长回到了部队，每当闲暇时他摸到伤疤，他就会怀念孙大夫夫妇，感受到我军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鱼水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