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华侨救护队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一声炮响，20 万缅甸华侨的抗日情绪沸腾起来了。在仰光华人区街口的两座中文报栏周围，每晚都是人山人海，群情激愤，水泄不通，常是深夜方散。各种抗日救国活动十分活跃。在缅甸华侨抗日救国筹赈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充分的酝酿筹划，缅甸华侨救护队于 1938

年 1 月在仰光成立，不少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奔赴抗日前线。

根据祖国抗日形势的要求，救护队进行了战地救护培训，历时 100 天，培训班开设简易生理解剖、初级医药等科目，重点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这些战场救护技术，还讲授部分抢救化学战创伤等常识，课程安排非常紧张，队员部能扎实地掌握教学内容。因为是抗日救国救护队，所以除紧张训练学习外，也常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宣传，募捐和其它救亡活动，每天特别紧张劳累，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结业时，队员们个个像小老虎似的，能跑、能搬、能吃苦耐劳，为回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救护队就要出发了，旅缅各界侨联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送会，印共总书记辛格光临致辞；筹赈会主席林克逊讲了话。大意是：一向来宾表示衷心谢意；二是白布救护队归国后隶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指挥：三是救护队回国后全部医药，生活费用，仍由筹赈会供给；最后勉励全体队员奔赴抗日前线，救死扶伤，英勇战斗，为祖国立功，为 20 万旅缅侨胞争光。队员代表也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表示要在战场上立功，以答谢海外父老兄弟的无限关怀。会后，举行了盛大宴会，各地侨领也不远千里赶来饯行，以壮声威。许多救护队员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旅缅侨胞的深情厚意，永远是救护队员们献身祖国的巨大动力。

侨领王相尧先生，他和廖仲恺先生是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里的至交密友，他特地给廖承志介绍，请予关照回国参战的救护队。

1938 年 8 月 15 日，仰光市夜雨晨晴，天气格外爽朗，救护队在锣鼓齐鸣，鞭炮震天，掌声如雨中出发了。各侨领、学校、社团、商会、同乡会等送行代表，排成熙攘浩荡的长蛇阵，延续到轮船码头，汽笛长鸣了，岸边、船上的人们，彼此频频挥手，惜别之情依依。这热烈的气氛，这深厚的情谊，给队员们增添了反击强敌保卫祖国的无穷力量和勇气。再见吧，亲人们，华侨青年，决不辜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在沿途中，又受到了各地侨胞的热烈欢迎。各处的炎黄子孙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气势磅薄，使队员们再次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但到了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英国总督借口社会治安问题，不准当地侨胞举行欢迎会，也不允许救护队整队集体登岸，受人统治，任人摆布，愤怒之甚。到了香港，这里的情景与英属殖民地新加坡迥然不同了，刚抛锚停泊，欢迎的代表就拥上甲板，队员们列队下船，码头上新闻记者竟相拍照，港九各界同胞夹道欢呼，队员们眼睛湿润了，深感这里毕竟不是异国他乡了，香港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这里的居民是同祖同宗的骨肉同胞。在中国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见到了廖承志先生，他看了王相尧的信后说：“一定尽力而为”。

华侨救护队从缅甸出发时，就明确宣布其目的地是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市。然而，由于队长借口需要时间与国内联系和要在此地采办大量药材，迟迟不肯启程北上，直拖延至武汉失守，长沙大火，救护队仍滞留港九。队员们心急如焚，再也按捺不住了，纷纷要求立即启程共赴国难；否则，将队伍拉回缅甸算总帐去。队长无奈，才率队乘船赴广州。广州这座南方名城气氛紧张，满目凄凉，高楼大厦，多数被敌机炸成一片瓦砾。在全队人马和大批药品器材到达广州后，由于队长和广东省主席余汉谋的勾搭拉拢和乡土关系，加之队长原籍为广东台山人，地方观念极其浓厚，被高官厚禄所诱惑，竟然不顾中国红十字总会和缅甸筹赈会的决定，蓄意在穗盘桓，旷日持久，以达到留粤不走的企图，失掉了全部药品器材公私财物和为国效力的时间，队长的所作所为，大失众望。面对武汉失守，广东沦陷，和难民们一起逃走到香港的队员们悲愤交加，纷纷要求给路费、发护照，或就地解散各奔东西，或集体重返缅甸。队长无言答对，只劝静候待命。全队处在混乱、焦虑、愤怒中；队员们商定，应去红十字会驻港办事处反映一下情况，问问该怎么办？

中国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设在东亚银行四楼上，接待队员们的是伍连德先生，他耐心听完队员们倾诉这段坎坷的经历后，深表同情，备加安慰，并且说：“上午已将队长找来了，告诉他广东惠阳前线我方与日寇激战，伤员

甚多，中共香港办事处提出派人紧急救援。可是队长却说什么目前全队思想混乱，药品器材又全部抛弃了，实在难以开往前线。”队员们听后，觉得同胞们在沙场上流血牺牲，自己怎能在后方逍遥自在呢？要求立即奔赴前线。听到此消息的队员都愿意参加，于是过海乘车赶往深圳。没想到队长带着药品器材也随后赶到了。

在深圳，曾生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救护队，他简要介绍前线的战斗情况，提出伤兵的救治和安置的具体要求，大家都异口同声郑重承诺了。

救护队按照原来组建的 3 个分队开展工作，第一分队沿着广九铁路北上，一昼夜在铁路两侧就发现百余名轻重伤员，轻者经包扎处理后指定方位自行转移，中等伤员急救后派人处理，尚有十几名重彩号则动员或雇请农民用棕床、门板、藤椅等抬到深圳大饭店——这里是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的第一个战地医院。按照医院的要求，救护队对 50 多名轻、重伤员精心治疗和护理，并负责照管他们饮食起居。全队各尽所能，分工合作，昼夜奋战，真是既紧张又有秩序，伤员们高兴极了。日寇的便衣侦察、汉奸到处探风问讯，加上海上若干艘汽艇的窥视，很快摸清深圳除伤病号外我方并无战斗部队，鬼子便兵分两路向深圳合击。我军获得情报后便通知立即转移。救护队连夜将全部伤员转移到山界前，由驻港办事处组织东华医院转运去香港继续治疗。完成伤病员疏散任务后，救护队也后撤过界河，在英界上水镇边一座空庙里，以草铺地和衣暂息。日寇入侵深圳后，奸淫烧杀，洗劫一空，经一周才撤走，救护队第一分队首先重返深圳。敌军的血腥罪行，惨不忍睹，令人发指。队员们用整天时间，忍饥忍渴，来往奔波，才将数十具腐烂尸体和许多死亡动物，——抬到野外掩埋处理，并对所有饮用水井进行检查消毒，有些队员因劳累过渡和被腐尸污染中毒而病倒了。

在深圳打扫战场之后，当天全体队员就由英界上水镇迁回深圳大饭店中。战斗过后，队员们回顾从第一次到香港，队长借故迟迟不肯动身，误了北上时机开始，继而滞留广州想升官发财，违背上级要救护队北上抗日指示，使公私财物丢弃一光，险些作俘虏，到江门后他又擅离职守，弃队回家，引来数人冒名塞进救护队等等。全体队员昼夜辩论，对队长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批评。大家对其人其事，倍感失望，导致全体闽籍队员由副队长带领去香港，救护队从此正式分裂了。后来副队长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那里知道另一部分队员也从南头回来后，便领队友们来探望，彼此都介绍了办事处已批准救护队北上抗日救护伤员，大家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兴高采烈地在香港渡过 1939 年元旦。

1939 年 1 月 3 日，救护队从红十字会香港办事处领了北上的路费和介绍

信，由香港乘船赴广东汕头市。在汕头一小客栈休息 3 天，便整装徒步北上

了，走了一会休息时，看到从汕头方向开来 3 辆大汽车，是广东省卫生厅运医药品赴粤北韶关的，经恳切请求，押车人员同意队员们搭车。为防避敌机空袭，汽车夜行昼息，公路崎岖，颠簸难走，达五昼夜，才到韶关城，谢绝省卫生厅的热情挽留，到了车站，很不容易等到一列北上的闷罐车，队员们上了车，车里空空如也。1 月份的湖广，昼夜蒙蒙细雨，运行中的车上更是寒气逼人，这些来自热带的华侨青年既无棉衣又无被褥，沿途车站什么吃的也没有，冻得队员们相互缩成一团，尝到了饥寒交迫的苦头。车开得很慢，却逢站必停，本来只几小时的路，却行驶了两天两夜，到了衡阳，有三位体弱的队员，因冷饿时间过久，竟然站不住走不动了，同伴们连背带架地互相

帮助才出了站，进了一家饭馆，10 个人要了 10 个菜，狼吞虎咽，吃了个干干净净。就这样，队员们能赶上坐车的，就坐车，赶不上车时就步行，有饭就狼吃一顿，没饭就忍着饿着，克服一切困难向北前进。

1938 年秋长沙大火之后，红十字总会迁到祁阳远郊。救护队员们冒雨在

湘桂公路上步行约 10 公里。抵达目的地时已是黄昏，机关都已下班了，好容易找到总会办公室，适遇总干事林克胜先生尚在屋。他是世界著名生理学家，美国檀香山的华侨。领队将香港办事处的介绍信面呈给他。据翻译说，他早收到香港的电报，了解救护队的概况。对救护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接着叫总务部连夜送来了内衣、制服、大衣、棉被褥，拿热菜热饭招待大家，令队员们极为感动。第二天，又发给救护队每人全套红十字会服装和生活费50 元，并通知待命休息，春节过后再分配工作。领队下午把廖承志同志的信交给林总干事，向他表明想到延安去的心愿，他让大家等待机会。

春节后，红十字总会办公室写信介绍救护队去祁阳 137 伤兵医院卫训班学习。

到 1940 年底，红十字会第 54 救护队，除 23 名队员外，都先后参加了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