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回国考察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他曾经倾其家产为华侨和祖国办学。兴学之初，正值同盟会革命党人反清浪潮风起云涌，他深感“富国必先启智”， 毅然将新加坡的产业交给才去新加坡不久的敬贤经营，而自己回福建集美办学，随后又在新加坡创办华侨中学，接着又派敬贤回乡办女子学校，不久自己又回国操办厦门大学，他是厦门大学的“校祖”。抗战爆发后，在南洋， 陈嘉庚等爱国华侨领袖联络各界人士，在马来亚各地组织华侨救国救亡的联合组织，激发了广大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激情，增强了中国的抗战力量。

1940 年 3 月 26 日，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到达重庆。欢迎会异常隆重，记者如潮，各界知名人士蜂涌而至。陈嘉庚在人们的簇拥下，缓缓步入大堂。他扫视了一眼会场，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他说：“我离开祖国已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的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赤子心，这

颗心与祖国同在。”他脱下礼帽，向全体到会者鞠了一躬，继续说：“我对全国人民的抗战表示敬意，更对牺牲的抗战将士表示敬意。我要尽可能地走到抗战的每一处地方，带去我们海外侨胞的敬意，若八路军所在地延安能够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最后，陈嘉庚情绪激动，调高了嗓门继续说道：“大家拿出有用的金钱，帮助抗战，以精诚团结的精神，战胜日本人！”当晚，陈嘉庚一行住进了嘉陵招待所。陈嘉庚这次组团回国除了慰劳祖国抗战的将士和人民之外，他还带着在国外听到国内的两大问题来进行实地考察：一是重庆政府当局各路要员生活奢华、贪污腐败现象；二是国共双方常有磨擦，而责任据说在共产党一方。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在海外宣传发动侨胞支援抗战的大事。事实真相如何，他要亲自看个究竟。

陈嘉庚当时是南洋华侨巨富之一，资产最多时达 1200 万元，但绝大多数资产都被用来办教育了。抗战爆发后，他对祖国抗战的贡献，更誉满海内外， 不仅颇受各界爱国人士敬仰，连蒋介石对这位年已 67 岁的爱国老人也格外垂青。陈嘉庚来到重庆之前，蒋介石责成有关部门作了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的准备，重庆当局拨出 8 万元巨款做招待费，大小官员也想在各类宴会上大显

身手。但是，陈嘉庚知道这一准备的情况后，于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 3 月

27 日，在重庆各报都刊载了他的一则标题为《辞谢无谓应酬》的启事：“敬启者，余今日到达重庆，闻政府筹备巨款，准备招待慰问团，余实感谢。然慰问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况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以免浪费资财，耗费时间，妨碍工作，影响民风。今后如遇无谓应酬，慰劳团当即辞谢，恳望政府及社会原谅。陈嘉庚。”

3 月 28 日，蒋介石在重庆励志社 3 楼非常友善地接见了陈嘉庚，陪同接见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布雷、吴铁城、朱家骅和监察委员邵力子等。陈嘉庚刚到重庆因有约法三章公布于众，所以蒋介石宴会显得比较冷清。在宴会上，只有四五种菜，陈嘉庚对此较满意。不日，白崇禧亦举行招待会。这位有“小诸葛”之誉的人物，在陈嘉庚勉为其难的笑脸后面，洞察了陈嘉庚的心中忧虑，故恳辞恳句，试探问道：“先生心中有虑，但说无妨。”陈嘉庚看了白崇禧一眼，问道：“白将军知我心中有事？”白崇禧说：“我猜测错了。”“没错，”陈嘉庚说，“人说白将军乃儒将，赛过孔明先生，果然如此。”“陈先生过奖了。”陈嘉庚说：“我虽在海外多年，国内形势不可不察，风闻国共两党不和。如果真这样，日寇横行，黎民百姓惨遭屠杀， 那将国无宁日，无国无家。”白崇禧一听，在心中计谋了一下。心想：在陈先生面前做个好人，何乐不为？就说：“先生忧虑极是。国共两党不和，已非朝夕之日。”“果真有此事？”陈嘉庚面色顿露不悦。“是有此事。”白崇禧说。陈嘉庚叹息一声说：“实乃国家不幸。此种情况，无异于自杀矣！” 白崇禧说：“先生不必忧伤，我白某不才，但能纵观天下大势。国共两党， 与我交谊皆深，我愿行调解，一致抗日。”陈嘉庚慢悠悠地说：“若将军能从中说合，一致对外，实国家民族无穷之福也。”白崇禧在陈嘉庚面前巧言利嘴，得到的也只有陈先生随身带的一贴虎头牌膏药。白崇禧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又来宴请。朱自然不能与白相匹。但朱又不能违背上头旨意。明知陈嘉庚不愿意踏党派之争的混水，仍要硬着头皮恳请。遭到拒绝。中共驻重庆的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也来到嘉陵宾馆陈嘉庚的寓室。他们 3 人对这位爱国老人也是很崇敬的，为陈嘉庚和慰劳团带来一份薄礼：3

件延安产的羊皮大衣。陈嘉庚感觉到中共的诚意，欣然接受。在双方促膝交谈中，当陈嘉庚听到叶剑英等人表示赞成设法调解国共纠纷时，他说：“余到此地后，获悉两党恶感严重，心中焦灼莫可言喻。今闻诸群诚意，实我民族无穷之幸福。”隔了几天，陈嘉庚又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参加了茶话会。不久，毛泽东自延安来电报邀请他访问延安。

陈嘉庚一行在重庆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倾听军政要人谈政情、战况， 会见各界人士，参加集会发表演说等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广泛接触与现场视察。重庆的各种情形，当局要员挥金如土的作风，渐渐地使陈嘉庚大失所望。有人告诉陈嘉庚，重庆嘉陵村是政府要员居住较集中的地方，有许多新建的漂亮楼房，其中嘉陵宾馆宏伟新颖，就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经营的。陈老开始不相信。心想他所侨居的新加坡英政府，为防止官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 规定公务人员不能私设营业，不得买卖土地等，违者一律开革科罚。堂堂行政院长怎会开起宾馆来呢？凑巧，蒋介石设公宴招待陈嘉庚和慰劳人员，就在嘉陵宾馆举行。陈嘉庚在孔祥熙亲自陪同下仔细观察了这里的设施并与孔祥熙交谈之后，生气地向孔祥熙问道：“在国内，服官人员可以私设营业？” 孔没有料到他会有此一问，一时无言可答。几十天的重庆生活，虽给陈嘉庚内心深处罩上了层层伤感与忧虑，对孔祥熙私营嘉陵宾馆这件事，内心平静不下来，但为了维护抗战大局，他没有公开谴责什么人。仅是在私下对友人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十几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5 月 1 日，南洋华侨归国慰劳考察团由重庆分几路赴各地慰劳考察。陈嘉庚等人由成都取道赴西安、延安等地考察。蒋介石知道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后，大为震动，决定亲自出面阻挠，以防陈嘉庚被“赤化”。5 月 5 日，蒋介石在成都蒋的官邸设午宴招待陈，并让宋美龄出席作陪。宴毕，蒋、陈在客厅叙谈时，蒋忽然间：“嘉庚兄要从成都到哪里？”陈说：“要到兰州、西安，如果有车也要去延安看看。”蒋说：“共产党不认祖国，最无民族思想，一向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只知抢夺地盘，笼络人心，先生何苦去那个地方。抗战以来，我宽恕他们，但他们制造磨擦，争夺地盘，破坏抗战⋯⋯”陈嘉庚待他把话说完，慢慢地说道：“余代表华侨回国慰问考察， 怎可察一隅而不窥全豹？延安也是中国的土地呀！凡交通未受阻的重要区域，都要亲自前往，以便返回南洋后能向华侨敬告真实情况。” 5 月 31

日下午 5 时，陈嘉庚到达延安，不知怎的，竟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激情。延安绝对没有重庆的繁华。甚至可以说大自然也并不厚爱他们，可谓满目黄土， 偶尔一棵绿树，在苍凉的黄土高坡上，也像是一个艰难跋涉的旅人。可是， 她有一种群情激荡，奋发向上的蓬勃生机。当时有 5000 余名群众集合欢迎。陈嘉庚到延安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同他就国共两党团结问题进行十分诚恳的畅谈。为使他更广泛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延安的真实情况，边区政府安排了非党人士、开明士绅、南洋华侨学生、商人和农民与他座谈。陈嘉庚从这些人士中获悉，对私人商业政府不抽营业税；政府没有没收农民的土地；政府官员无薪俸，实行供给制，农民的生活甚至比机关的普通干部还好； 边区政府组成人员实行“三三制”，县长、乡长一概由人民选举；各级干部贪污 50 元以上者革职，贪污 500 元以上者枪毙，绝不袒护⋯⋯以及延安官兵

一致等种种情形都是在重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两党行为的鲜明对比。因此，6 月 7 日晚他在延安各界欢送大会上兴奋地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立场坚定， 态度诚恳，对延安地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兴奋。” 6 月 8 日陈嘉庚离开延安后，又去了许多地方考察。6 月 20 日在洛阳发表谈话说：“无论从正面、侧面考察，中共均在诚意实行三民主义”。

7 月 17 日，陈嘉庚重返重庆。 24 日晚应国民政府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他在重庆留法、比、瑞同学会礼堂以《南北观感》为题发表演讲， 能容几百人的礼堂挤满了听众，其中新闻记者不少。在热烈的掌声中，陈嘉庚开始演讲。他简略地叙述了往西北各地的经过后，话锋一转，就畅谈起延安的情况来，从路线、方针、政策谈到延安的社会现象，与会者感到十分新鲜。会后，重庆 11 家报纸，有 5 家发了《西北观感》的摘要，有 5 家哑口无声，中共的《新华日报》先发消息，并以大量版面报道《西北观感》的详细内容。这把蒋介石触怒了。7 月 28 日、29 日蒋介石在连续召见和宴请陈嘉庚时，威逼试探对国民党的意见，陈嘉庚还是和颜悦色地解释说：“蒋委员长勿生气，华侨心里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待胜利后解决为好。” “国内国民党之事，实在无以为答。”陈嘉庚离开重庆到西南考察时，朱家骅代表蒋介石送行。后来他还到福建家乡考察。

陈嘉庚对毛泽东很崇敬。他身居海外，忧国忧民，国内精英，已不知在他的脑海中思考了多少遍。尽管还没有把毛泽东摆到蒋介石同等位置上，但他始终认为毛泽东是个人物。延安之行后，他更加清醒地明晰地认识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不仅仅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是有雄才大略的济世人才， 甚至有了假以时日，也无法匹敌的想法。

1940 年 12 月 9 日陈嘉庚离开祖国。12 月 15 日在缅甸仰光向华侨作了 3 个小时的报告。他用极其乐观的语气向与会华侨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